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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站在历史与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加强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为探究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解答具有时代性的社会文化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2019年6月8日上午在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清华大学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鹏程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夏莹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冯鹏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张曙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出席会议，并围绕“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境遇”“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主题和矛盾”“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旨归以及文化自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一、 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境遇
时代是思想之母。把握时代，才能把握真理;立足时代，才能发时代强音。对我国文化问题的探索，不是一个自我逻辑演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回应重大时代命题、解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艾四林教授指出，就世界而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旧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建立的，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深入，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东方对西方的模仿、学习、跟随到实现赶超，当今世界亟待建立一个多元的、更为平等的世界格局。从文化上讲，大变局时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步消弭和世界文化的多中心主义逐步形成的时代。在世界文化多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一定要立足大变局的时代语境，遵循大变局的文化演进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融合发展是当代我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三种文化同时并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中，促进三种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是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的关键。
针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问题，冯鹏志教授从全球观的生成角度提出，全球观是在不断生成的历史建构中产生的。古人的全球观就是宇宙观，即把万物纳入自己的想象之中，以个人身体来定位地球的位置。中世纪后，由于航海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用自己有机的身体触及更为广泛的地球，所以此时与人有关的许多原生性的文化观念如民主、文明等带有特定历史阶段性的内容就产生了。以往的世界秩序是在工业化时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秩序，而当代世界处于一个承袭工业化而来的电子全球化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孕育着一个超越以往基于技术水平和国家力量的更为深层的国际秩序。建立当代的国际秩序，需要摒弃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眼光，以新的全球视野来重新观察和审视当今世界。
丰子义教授提出，探究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要将其纳入世界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全局中进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起点、背景、所处地位、推进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逻辑。从纵向上看，发展中国家存在历时发展和共时发展相交织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既要完成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又要进行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特殊阶段，原本历时性的发展变成了现在共时性的发展的特殊境遇。从横向上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如何合理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西方来说，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基本上是本土文化自身变革的问题，所以西方国家的文化矛盾是本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却是内外冲突的交织，其文化问题的解决就变得更为复杂。
二、 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视角
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思考，需要运用全方位的研究视角来考察当代社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现象。在纵向上，要深入挖掘文化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在横向上，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在对国际、国内两个场域的文化问题的互动分析中透视文化谜题。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对我国文化研究视角的影响问题，夏莹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文化哲学的研究一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有些学者甚至完全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然而，从法兰克福学派创始者霍克海默提出对批判的界定，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霍耐特提出“承认理论”，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融合程度逐渐加深的趋势。面对资本主义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表现出“和解的姿态”，这种“和解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文化矛盾持否定的态度。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正视我国的文化矛盾，需要在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如果继续一味地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脚步，我们将很难走出一条真正有价值的道路。因此，我们不仅要立足中国看待世界，更要从世界发展中回到对中国问题的审视，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话语，形成自己的批判角度，开创符合自身语境的研究路径。
对于如何进行文化矛盾解析的问题，冯鹏志教授认为，对文化矛盾的分析应采取主题与现象相照应、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有机融合的分析模式。他提出，我们不仅要在结构意义上考察文化的历史渊源、构成要素，还要在观念、制度、器物层面研究我国当代文化矛盾对人们切身生活的具体影响。简言之，就是要摒弃仅仅通过矛盾的概念罗列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简单分析方式，而要更加注重呈现主题的丰富性、深入性和生动性。
对于如何进行文化观念批判的问题，冯鹏志教授提出，对旧世界经济秩序背后的文化观念分析，要坚持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相结合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哲学考辨。西方国家强大的软实力体现为在稳健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建构了庞大的哲学话语、文化话语和理论话语，而且这一话语体系又成为其再生土壤，即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带”，使得其他外来话语很难进入其核心，表现出典型的霸权主义色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有预见性、针对性的话语建构，我们要在理念和现实双重层面上，用我国的话语将西方话语的霸权性展示出来。 张曙光教授认为，理性和非理性是具有抽象性和涵盖性的概念，用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视角可以很好地概括当代中国的文化矛盾。目前，在理性上我们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成果，在我国的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来自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马克斯·韦伯主张对人的市场行为既给予支持又给予规范，我国一直忽视文化对经济的推动、引导作用，缺乏对当代中国人市场行为既支持又规范的力量。文化和信仰是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形成不同于社会科学维度的人文价值来支持和规范当今人的社会行为，特别是规范人的市场行为。
三、 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学理考察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系列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深度的文化观念问题和一系列的文化矛盾。
邹广文教授指出，我国当代的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滞后不相匹配。二是我国的文化创新力还不强。三是我国的文化价值诉求依旧比较混乱，一方面，我国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念与国家的现实图景还存在一定距离;另一方面，我国在文化价值诉求的呈现上仍然比较模糊，特别是在中国大众文化实践中，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依旧缺少价值导向。四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足。
张文喜教授在文化的个性化趋势层面上对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做了总结：一是“无文文化”与“有文文化”的矛盾，虽然文化主要以文字形式展现，但“无文文化”更侧重生存意义，存在更广泛;二是文化研究中外行与内行的矛盾，外行与内行生存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逐渐失去对思想大家的崇敬感;三是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矛盾，将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到中国人的生存范式的高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丰子义教授重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矛盾。他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国家，我国的文化矛盾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矛盾具有一定的共性。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存在循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纠结，二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自主发展和被动发展的矛盾，三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滞后和文化激进并存的矛盾，四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资源和文化能源失衡的问题。
四、 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旨归及走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深沉的价值底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文化繁荣支撑着国家、民族的强盛，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李鹏程研究员认为，我国的文化仍处于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如从身份文化转向契约文化，从熟人文化转向公共文化，从传统的利益关系文化转向现代的利益关系文化，从封闭性、一元性的文化转向开放式、多元性的文化。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要积极倡导文化的多样性，致力于不同文化间的平衡和发展，不仅要反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更要反对文化自卑，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同时，文化研究要正视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性实践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矛盾，并在现代性语境下努力回应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诉求。
艾四林教授站在我国文化哲学话语建构的高度指出，当代中国学者不仅要树立世界眼光，更要有家国情怀，这一家国情怀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文化自大，而是在学术研究中，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坚定的中国立场讲述中国价值，以强烈的担当精神、时代观照和问题意识对重大现实问题给予回应，为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的文化哲学话语体系作出更多有益探索。
对于我国文化的走向问题，邹广文教授指出，我们在文化的前行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指向性意义的概念，也是对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前瞻性判断。我们需要以“执中”“贵和”的原则来转化和解决中西文化的矛盾、古今文化的矛盾，以中性智慧引导树立文化自信，考察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发展才会是良性的、健康的。树立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为了建设文化中国，通过构建文化中国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生成，激发文化创新活力，进而在公民素质层面构筑全民族的文化信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牟世晶）
一、 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境遇
时代是思想之母。把握时代，才能把握真理;立足时代，才能发时代强音。对我国文化问题的探索，不是一个自我逻辑演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回应重大时代命题、解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艾四林教授指出，就世界而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旧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建立的，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深入，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东方对西方的模仿、学习、跟随到实现赶超，当今世界亟待建立一个多元的、更为平等的世界格局。从文化上讲，大变局时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步消弭和世界文化的多中心主义逐步形成的时代。在世界文化多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一定要立足大变局的时代语境，遵循大变局的文化演进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融合发展是当代我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三种文化同时并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中，促进三种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是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的关键。
针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问题，冯鹏志教授从全球观的生成角度提出，全球观是在不断生成的历史建构中产生的。古人的全球观就是宇宙观，即把万物纳入自己的想象之中，以个人身体来定位地球的位置。中世纪后，由于航海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用自己有机的身体触及更为广泛的地球，所以此时与人有关的许多原生性的文化观念如民主、文明等带有特定历史阶段性的内容就产生了。以往的世界秩序是在工业化时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秩序，而当代世界处于一个承袭工业化而来的电子全球化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孕育着一个超越以往基于技术水平和国家力量的更为深层的国际秩序。建立当代的国际秩序，需要摒弃过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眼光，以新的全球视野来重新观察和审视当今世界。
丰子义教授提出，探究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要将其纳入世界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全局中进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起点、背景、所处地位、推进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逻辑。从纵向上看，发展中国家存在历时发展和共时发展相交织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既要完成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换又要进行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特殊阶段，原本历时性的发展变成了现在共时性的发展的特殊境遇。从横向上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如何合理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西方来说，文化传播的现代性基本上是本土文化自身变革的问题，所以西方国家的文化矛盾是本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却是内外冲突的交织，其文化问题的解决就变得更为复杂。
二、 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视角
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思考，需要运用全方位的研究视角来考察当代社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现象。在纵向上，要深入挖掘文化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在横向上，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在对国际、国内两个场域的文化问题的互动分析中透视文化谜题。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对我国文化研究视角的影响问题，夏莹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文化哲学的研究一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有些学者甚至完全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然而，从法兰克福学派创始者霍克海默提出对批判的界定，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霍耐特提出“承认理论”，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融合程度逐渐加深的趋势。面对资本主义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表现出“和解的姿态”，这种“和解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文化矛盾持否定的态度。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正视我国的文化矛盾，需要在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如果继续一味地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脚步，我们将很难走出一条真正有价值的道路。因此，我们不仅要立足中国看待世界，更要从世界发展中回到对中国问题的审视，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话语，形成自己的批判角度，开创符合自身语境的研究路径。
对于如何进行文化矛盾解析的问题，冯鹏志教授认为，对文化矛盾的分析应采取主题与现象相照应、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有机融合的分析模式。他提出，我们不仅要在结构意义上考察文化的历史渊源、构成要素，还要在观念、制度、器物层面研究我国当代文化矛盾对人们切身生活的具体影响。简言之，就是要摒弃仅仅通过矛盾的概念罗列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简单分析方式，而要更加注重呈现主题的丰富性、深入性和生动性。
对于如何进行文化观念批判的问题，冯鹏志教授提出，对旧世界经济秩序背后的文化观念分析，要坚持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相结合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哲学考辨。西方国家强大的软实力体现为在稳健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建构了庞大的哲学话语、文化话语和理论话语，而且这一话语体系又成为其再生土壤，即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带”，使得其他外来话语很难进入其核心，表现出典型的霸权主义色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有预见性、针对性的话语建构，我们要在理念和现实双重层面上，用我国的话语将西方话语的霸权性展示出来。 张曙光教授认为，理性和非理性是具有抽象性和涵盖性的概念，用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视角可以很好地概括当代中国的文化矛盾。目前，在理性上我们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成果，在我国的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来自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马克斯·韦伯主张对人的市场行为既给予支持又给予规范，我国一直忽视文化对经济的推动、引导作用，缺乏对当代中国人市场行为既支持又规范的力量。文化和信仰是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形成不同于社会科学维度的人文价值来支持和规范当今人的社会行为，特别是规范人的市场行为。
三、 当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学理考察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系列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深度的文化观念问题和一系列的文化矛盾。
邹广文教授指出，我国当代的文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滞后不相匹配。二是我国的文化创新力还不强。三是我国的文化价值诉求依旧比较混乱，一方面，我国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念与国家的现实图景还存在一定距离;另一方面，我国在文化价值诉求的呈现上仍然比较模糊，特别是在中国大众文化实践中，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依旧缺少价值导向。四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足。
张文喜教授在文化的个性化趋势层面上对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做了总结：一是“无文文化”与“有文文化”的矛盾，虽然文化主要以文字形式展现，但“无文文化”更侧重生存意义，存在更广泛;二是文化研究中外行与内行的矛盾，外行与内行生存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逐渐失去对思想大家的崇敬感;三是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矛盾，将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到中国人的生存范式的高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丰子义教授重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矛盾。他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国家，我国的文化矛盾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矛盾具有一定的共性。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存在循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纠结，二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自主发展和被动发展的矛盾，三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滞后和文化激进并存的矛盾，四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文化资源和文化能源失衡的问题。
四、 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旨归及走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深沉的价值底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文化繁荣支撑着国家、民族的强盛，没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李鹏程研究员认为，我国的文化仍处于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如从身份文化转向契约文化，从熟人文化转向公共文化，从传统的利益关系文化转向现代的利益关系文化，从封闭性、一元性的文化转向开放式、多元性的文化。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要积极倡导文化的多样性，致力于不同文化间的平衡和发展，不仅要反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更要反对文化自卑，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同时，文化研究要正视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性实践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矛盾，并在现代性语境下努力回应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诉求。
艾四林教授站在我国文化哲学话语建构的高度指出，当代中国学者不仅要树立世界眼光，更要有家国情怀，这一家国情怀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文化自大，而是在学术研究中，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坚定的中国立场讲述中国价值，以强烈的担当精神、时代观照和问题意识对重大现实问题给予回应，为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的文化哲学话语体系作出更多有益探索。
对于我国文化的走向问题，邹广文教授指出，我们在文化的前行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指向性意义的概念，也是对中国文化走向的一个前瞻性判断。我们需要以“执中”“贵和”的原则来转化和解决中西文化的矛盾、古今文化的矛盾，以中性智慧引导树立文化自信，考察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发展才会是良性的、健康的。树立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为了建设文化中国，通过构建文化中国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生成，激发文化创新活力，进而在公民素质层面构筑全民族的文化信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牟世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