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讨论2016年-2020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这五年将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并在2020年-2024年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即人均收入超过1.3万美元）的关键时期。
　　巧合的是，印度也有“十二五”计划（2012年-2016年），但莫迪总理撤销了计划委员会，并以政府智库“印度改革全国学会”（NITI）取而代之。该学会不同于计划委员会，它吸收了地区政府成员，从而可得到印度各邦对发展问题的反馈。在中国，各省市则在隶属国务院的国家发改委统筹下，根据国家五年规划指标来制定各自的五年规划。
　　马来西亚也将颁布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16年-2020年），其目标是2020年前成为发达国家。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中国增速稍微放缓都将影响商品价格和全球贸易，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商品生产者带来巨大影响。
　　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规划者会把GDP目标定在每年6%-7%左右，而不是“十二五”期间所达到的平均8%。如果这样的话，在中国“十三五”规划期间，印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超过中国，虽然其目前规模仍然较小。
　　三个国家面临三个共同的政策挑战。首先是迅速的城市化，这是双刃剑。亚洲超过5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城市中心要么成为创新智能城市，要么成为污染、拥堵、能源和资源浪费的贫民窟。
　　其次是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服务业创造了一半的增加值，并且也是就业岗位增速最快的行业。如何提高服务业就业质量将是重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三个国家都将创新作为增长引擎。麦肯锡刚刚发表了关于中国创新的颇具启发性的报告，指出在四个创新领域中，中国在客户中心和效率驱动创新两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型创新方面仍有很大短板，特别是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广义的创新对中国GDP增长可贡献2个-3个百分点，占GDP总增长的35%-50%。
　　印度的NITI采用的方式和以往不同，过去主要发展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而现在NITI认识到能让印度经济腾飞的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未来十年里，为了创造1.15亿份非农业工作，NITI准备大力发展创业和创新，因为规划者无法替印度决定哪个行业才是赢家。NITI的专家组制定了AIM金字塔模型（Atal 创新任务），并制定了短期、中期、长期框架来激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以实现更快速的发展。
　　金字塔的顶端是短期见效的措施，比如创意和初创企业等的有奖竞赛;鼓励公司利用大学进行研发，改善企业孵化器，培养全国的创业创新运动。作为中期规划，未来5年-7年，计划利用数字平台鼓励创新，改革教育系统，鼓励创新，提高工人技能，改善经商环境，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长期的目标则是改变轻视企业家精神的世代文化，让它成为政府经济和社会计划的一部分，培养政府和企业家协同合作的文化，包括将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包容方案相结合。
　　印度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它认识到公务员和学者不具备商业经营的一手经验，因此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面临的共同挑战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不掌握城市人口在高度聚居情况下所获得的创新和企业家的知识和技能。很多时候，城乡差别决定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你无法想象一个米农能在一夜之间成立互联网公司。因此，将农耕文化改变成创新和企业家文化是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变革，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
　　即使是城市，创新和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虽然香港没有五年规划的传统，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必须学会在中国五年规划的框架下发展。特别行政区政府知道，香港的未来取决于科技领域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成立提议已久的创新科学署。简单说，计划不实施就是一纸空文。
　　20世纪，发展的思路是硬件投资，但21世纪则取决于软件，因为软件就是人的素质。换言之，过去是投资实物，但新经济则是投资于人。如果家庭要成功，是在房子还是在孩子身上投资？
　　所以，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要在下一代人身上加大投入。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