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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听闻天祥谈电影而不痴迷者。
现任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的闻天祥，为了选片，每年跑遍各大国际影展，单一年度看片量就高达五百余部，非常人可望其项背。这些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受了他的感召而成为忠实影迷，乃至步入电影圈工作。
早慧的他，自高中时代开始写影评，年纪轻轻，文章即散见各大报章杂志。1993年年初，应《电影欣赏》杂志主编之邀，为文点评1992年台湾电影，自此开启每年对台片进行年度检讨的功课。《过影：1992~2011台湾电影总论》集结过去二十年来的评论，俨然是对近代台湾电影做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总体检。
据闻天祥观察，1990年代，尽管台湾电影商业不振，在电影美学上却迭有建树，在海外大放异彩，“一方面继承了台湾新电影的理想性或表现手法的延续，但内在主题的关注上却有一些差别，无论是蔡明亮都会而疏离的题裁、李安带有通俗剧精神的类型走向、或是张作骥那种表面上写实却又带点魔幻的创意，都有一些新的开展。”到了1990年代末期，隐忧浮现。台湾电影产业长久以来未能升级，加入WTO后，市场更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大举开放，导致全面崩盘失守。
2001年，全年度总计只有十部台湾电影进入院线，且没有一部票房超过百万。2004年，青春喜剧《17岁的天空》异军突起；以“九二一地震”重建为背景的纪录片《生命》更因高度煽情性与亲和力，引爆话题，跃居台片年度票房冠军。直至2008年，魏德圣的《海角七号》终于统合了上述两项元素，以草根性和本土性为情感号召，同时吸纳年轻化、类型化的影像语汇，在台湾创下超过5亿的惊人票房。自此，台湾电影好似回春，一片荣景，然而这一路走来，究竟有几多风雨？闻天祥在《过影》一书中，以雅洁精炼之笔，仔细爬梳这二十年的台湾电影走向，是为一册注记，亦是一番提醒。
一个小影迷的诞生
闻天祥自幼住在台北郊区，地处边陲，交通不便，要上戏院，非得搭车不可，因此看电影虽是普遍性的娱乐，但总得由大人陪同，说来仍是件特别的事。从前看电影不清场、不对号，观众多习惯在电影进行到中场时进戏院，在一片阒黑之中，倏忽窥见一段正行进中的故事，小小脑袋瓜不免开始运转：“前面演什么？为什么会演到这个样子？”闻天祥说，这样的经验使然，促使他必须很投入地看电影。
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回看完电影，大人问他好不好看，他总发自内心地说：“好看。”
说起幼年的观影经验，闻天祥印象极深刻的是《蛇王子》。那时他就读幼儿园，在板桥夜市一家专门演邵氏电影的戏院看了这片。《蛇王子》情节有些类似《美女与野兽》，是出爱情悲剧，内容大致讲述的是：美女下嫁给蛇，村民为抢救美女而灌醉蛇族，并大肆屠杀，蛇王子力战而亡，美女最终选择殉情。“我觉得那个结局好惊人！可歌可泣的一部片！带点奇情、文艺、武侠、神怪，全都混在一块儿。”诸如人变为蛇这类奇幻场景，对于幼年的闻天祥来说，大大拓展了电影的想象面。
“《蛇王子》对我后来看电影和看人的某些方式，其实有很根深蒂固的影响，但那时候当然不自觉。像是那么多类型的奇观，小时候觉得好好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复合类型的文本。此外，对所谓异类的宽容看待，以及多数表现出的强势与不仁义，我对这种观念的伸张是很有感受的。”长大以后，他才意识到，这类对于仁义的主张，早在他幼年观看《蛇王子》时便埋入胸口。
1982年，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袂执导的《光阴的故事》，为“台湾新电影”揭开序场。出生于1969年的闻天祥彼时正值国小升国中阶段，升学压力澎湃而来，为挤入高中窄门，只得埋首苦读，1982至1983年间，长达一年他竟一部片都没能沾上。且1980年代初期台湾一度风行社会写实片，诸如《女王蜂》、《黑市夫人》等女性复仇电影，家人自是不会允许孩子去看这类型影片。直到有一回，身为班长的他奉命去帮同学买测验卷，不用留校课后辅导，他就溜去看电影，依稀记得看了《小爸爸的天空》，“然后我又重回电影院的怀抱！”说起这段，闻天祥笑得乐不可支，跟电影的重逢，或许是他青春期最难忘的恋曲。
尽管国中阶段升学压力大，但家人念在他已用功如此，也就不拦阻他在课后往电影院跑。“我在国中时候看到了张毅的《玉卿嫂》，那对我影响非常大，是我到十四、五岁左右，看过的最美的电影。因为也开始读些文学，所以有一点互动。”
高中时代，影评人生涯的开端
16岁时，闻天祥考取建中，母亲为他订了《世界电影》杂志。当时除了电影，他还沉迷西洋音乐，每周Billboard排行榜一公告，就迫不及待要去查看榜单，所以最初打算订阅的其实是《余光音乐杂志》。没想到，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见到有人在清理家中杂物，将很早期的《世界电影》扔了出来，他随手捡起来读，很是喜欢，就在最后一刻决定改订《世界电影》。
那是当年台湾唯一的电影杂志，曾风靡一时的《剧场》、《影响》等前卫杂志早已成为绝响，仅《世界电影》屹立不摇。其中有一读者影评单元，广邀读者来稿，一天，闻天祥在看了《英雄本色》后，大为兴奋，回家后立即振笔疾书，将观影心得寄了去，且顺利被刊登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便开始尽量写，愈写愈长，甚至占据别人的篇幅。”
渐渐有了信心和胆识，闻天祥也开始向一些报纸副刊投稿。1990年，闻天祥时值大三，影评首度刊载于报纸影剧版的影评专栏，这也意味着，他正式符合那个年代所定义的影评人资格了。
还记得那是一个台风天的午后，台风已过境，闲来无事，他去戏院看了《麻雀变凤凰》，深觉这部片值得探讨，便在稿纸上一字一句写下评论，随后将稿子装入信封，投递至报社。该片一开始并未受到太多讨论，后来却非常卖座。上映一周后，他的影评出现在《中时晚报》上。于该平台上持续发表三、四个月后，他得到报社主编接见，邀约他长期供稿，一见面，才知道他仍在学中，甚为诧异，“可能跟我写文章的笔调有关系，比较老气。国中国文老师每次都开玩笑说：‘你这小老头儿。’”闻天祥笑言，他从国中起就常代表班上参加作文比赛，屡次夺魁，唯有一次拿到了第二名，被他视为“非常羞耻”的事情。后来有一回，从小害羞成性的他竟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意外地，又拿到了第一名。 多年后，闻天祥成了知名影评人、策展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说，并于大专院校和民间讲堂开班授课，无数次见到他，谈起电影时总是神采奕奕，语调轻快而欢愉，透露着对电影永恒不灭的热爱。听着听着，总要被感染，与之一同遁入电影的广袤世界，体验其精妙与美好。
驳杂的观影经验成为很好的触发
过去，要看到经典电影不若当今方便。1987年，继订阅电影杂志后，母亲又在他的央求下，让他报名由黄建业、焦雄屏主持的“电影剧场”放映会。观影地点在一间市区的小公寓里，桌上摆了一台28吋的电视机，学员就在两旁盯着小小的屏幕看，放映片目包括布纽尔《青楼怨妇》、维斯康堤《魂断威尼斯》、费里尼《八又二分之一》、布列松《温柔女子》等经典名片。
影像的震撼力从窄小的屏幕穿射而出，诱发他更强烈的好奇，遂开始找志文出版社的一系列电影书来看，由刘森尧编著的《导演与电影》算是他的入门书；此外，亦开始研读布纽尔、维斯康堤等导演专著。
“我记得我那时候背李幼新（编注：知名影评人，现长期担任《破》周报以及《世界电影月刊》的专栏影评作家，因为家里养了一对心爱的鹦鹉及鹌鹑，于2006年改名为“李幼鹦鹉鹌鹑”）的《坎城威尼斯影展》的详细程度，是远超过三民主义的！”读书读得倦腻了，他就把电影书拿出来翻，“有些电影根本看不到，一边看剧照，一边看描述，真是望梅止渴！”不知不觉中，这些电影知识渗透至他的记忆仓储中，经年累月，竟丝毫未曾毁弃，提到哪一年的得奖影片，他都能即刻应答。
“那种驳杂的经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触发，因为你是主动的。那时候开始看金马影展，会看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片，对我来讲，每部都是震撼。”高中时代，闻天祥一年的看片量甚至爆冲至两百部。每天放学，他会先到戏院看场电影，再坐车回家。当年因崇拜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为了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还整天泡在图书馆，翻找相关资料，就为从那些断简残篇中串起她的生平。他把稿子投至《建中青年》，确认刊登后，还得自行提供剧照。为搜罗剧照，养成了他每月固定至光华商场报到的习惯，戮力搜藏《世界电影》旧刊，反复阅读。
“那时候满街都是MTV，MTV是我的学校。有些很特别的MTV，拥有各式各样电影史上的珍品。我觉得我还满幸运的，一方面有电影书可看，另外一方面，要印证书上所讲的东西，只要走到MTV或是看金马影展。”闻天祥彻底成了电影的信徒，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就读后，更创立电影社，筹办校内影展，制作特刊，对于观影的认真态度不言而喻。
毕业后，闻天祥对于台湾电影有更多关注，先后在辅大策划了王童、陈坤厚、宋存寿等导演专题。宋存寿应邀到校座谈当天，播映的是林青霞的银幕处女作《窗外》，该片因版权纠纷未曾公开放映，故在校内引发空前回响。据闻天祥描述，生性害羞的宋存寿当天非常激动，大家涌上找他签名时，只见他的手微微颤抖。
“那时候我们还在学校成立院线研究室，在一个小房间内争辩至半夜，选出自己的年度最佳。我们选了杨贵媚作为年度最佳演员，还自行打印奖状，护贝后寄给她。后来有一次我遇到她，她说：‘你知道吗？那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奖耶！’我们没有想过那一张纸对她有这么大的鼓舞作用。”辅大电影社创社十周年纪念时，杨贵媚也去了，还向闻天祥埋怨道：“你们都没有颁奖典礼！”
在台湾电影不景气的年代，闻天祥尽可能从校内做起，将电影及影人带入校园，慢慢培植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观众。
影评是一种讨论电影的文学
当年，继在《中时晚报》写影评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媒体找上门，包括《自由时报》、《联合报》、《民生报》、《联合晚报》、《工商时报》等，闻天祥自言，他有幸躬逢其盛，在台湾影评写作黄金年代末梢获得青睐，“为什么影评会在1980年代特别兴盛？我觉得跟解严前后的气氛有关系；另外，很多新的方法被引进，像焦雄屏、刘森尧、张昌彦这些去国外学电影的人，提出类型批评方法、作者论、意识形态等新观点，我都是看他们的影评长大的。”
论及影评人，最初影响了闻天祥的首推刘森尧，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应属黄建业和李幼新，“黄建业会比较全盘式去看待，把电影视为一种人文的产物，融合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文笔优雅大器。至于李幼新，他的一篇影评至少会出现十部电影，就会觉得我必须要看完另外十部片才能看懂这篇影评，所以对我而言永远是一种激励和挑战。”这也是为何他在前作《影迷藏宝图》中将此书题献给他们。
“对我来讲，其实影评就是用看似客观的理论证明你的主观是正确的。你为什么会喜欢看一个人的评论？所谓透彻的分析，应该是见你所不能见，到最后，可能是因为欣赏他看人看事物的方法，或是他切入作品的角度能够说服你，而喜欢上此人的评论。”他进一步阐释，“对我来讲，影评是文学，它是一种由电影作为基础，或者说是讨论电影的文学。影评写得好不好跟电影好不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其实还是看其文笔。”
闻天祥认为，影评最基本的功能是服务读者，提供电影的来龙去脉以及个人评价，但更深一层来看，影评应当是“一种观念的提醒、一种辩证、一种启发”。而他确实也以其自身的影评作为试炼，充分发挥了此一功能。
现任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的闻天祥，为了选片，每年跑遍各大国际影展，单一年度看片量就高达五百余部，非常人可望其项背。这些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受了他的感召而成为忠实影迷，乃至步入电影圈工作。
早慧的他，自高中时代开始写影评，年纪轻轻，文章即散见各大报章杂志。1993年年初，应《电影欣赏》杂志主编之邀，为文点评1992年台湾电影，自此开启每年对台片进行年度检讨的功课。《过影：1992~2011台湾电影总论》集结过去二十年来的评论，俨然是对近代台湾电影做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总体检。
据闻天祥观察，1990年代，尽管台湾电影商业不振，在电影美学上却迭有建树，在海外大放异彩，“一方面继承了台湾新电影的理想性或表现手法的延续，但内在主题的关注上却有一些差别，无论是蔡明亮都会而疏离的题裁、李安带有通俗剧精神的类型走向、或是张作骥那种表面上写实却又带点魔幻的创意，都有一些新的开展。”到了1990年代末期，隐忧浮现。台湾电影产业长久以来未能升级，加入WTO后，市场更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大举开放，导致全面崩盘失守。
2001年，全年度总计只有十部台湾电影进入院线，且没有一部票房超过百万。2004年，青春喜剧《17岁的天空》异军突起；以“九二一地震”重建为背景的纪录片《生命》更因高度煽情性与亲和力，引爆话题，跃居台片年度票房冠军。直至2008年，魏德圣的《海角七号》终于统合了上述两项元素，以草根性和本土性为情感号召，同时吸纳年轻化、类型化的影像语汇，在台湾创下超过5亿的惊人票房。自此，台湾电影好似回春，一片荣景，然而这一路走来，究竟有几多风雨？闻天祥在《过影》一书中，以雅洁精炼之笔，仔细爬梳这二十年的台湾电影走向，是为一册注记，亦是一番提醒。
一个小影迷的诞生
闻天祥自幼住在台北郊区，地处边陲，交通不便，要上戏院，非得搭车不可，因此看电影虽是普遍性的娱乐，但总得由大人陪同，说来仍是件特别的事。从前看电影不清场、不对号，观众多习惯在电影进行到中场时进戏院，在一片阒黑之中，倏忽窥见一段正行进中的故事，小小脑袋瓜不免开始运转：“前面演什么？为什么会演到这个样子？”闻天祥说，这样的经验使然，促使他必须很投入地看电影。
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回看完电影，大人问他好不好看，他总发自内心地说：“好看。”
说起幼年的观影经验，闻天祥印象极深刻的是《蛇王子》。那时他就读幼儿园，在板桥夜市一家专门演邵氏电影的戏院看了这片。《蛇王子》情节有些类似《美女与野兽》，是出爱情悲剧，内容大致讲述的是：美女下嫁给蛇，村民为抢救美女而灌醉蛇族，并大肆屠杀，蛇王子力战而亡，美女最终选择殉情。“我觉得那个结局好惊人！可歌可泣的一部片！带点奇情、文艺、武侠、神怪，全都混在一块儿。”诸如人变为蛇这类奇幻场景，对于幼年的闻天祥来说，大大拓展了电影的想象面。
“《蛇王子》对我后来看电影和看人的某些方式，其实有很根深蒂固的影响，但那时候当然不自觉。像是那么多类型的奇观，小时候觉得好好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复合类型的文本。此外，对所谓异类的宽容看待，以及多数表现出的强势与不仁义，我对这种观念的伸张是很有感受的。”长大以后，他才意识到，这类对于仁义的主张，早在他幼年观看《蛇王子》时便埋入胸口。
1982年，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袂执导的《光阴的故事》，为“台湾新电影”揭开序场。出生于1969年的闻天祥彼时正值国小升国中阶段，升学压力澎湃而来，为挤入高中窄门，只得埋首苦读，1982至1983年间，长达一年他竟一部片都没能沾上。且1980年代初期台湾一度风行社会写实片，诸如《女王蜂》、《黑市夫人》等女性复仇电影，家人自是不会允许孩子去看这类型影片。直到有一回，身为班长的他奉命去帮同学买测验卷，不用留校课后辅导，他就溜去看电影，依稀记得看了《小爸爸的天空》，“然后我又重回电影院的怀抱！”说起这段，闻天祥笑得乐不可支，跟电影的重逢，或许是他青春期最难忘的恋曲。
尽管国中阶段升学压力大，但家人念在他已用功如此，也就不拦阻他在课后往电影院跑。“我在国中时候看到了张毅的《玉卿嫂》，那对我影响非常大，是我到十四、五岁左右，看过的最美的电影。因为也开始读些文学，所以有一点互动。”
高中时代，影评人生涯的开端
16岁时，闻天祥考取建中，母亲为他订了《世界电影》杂志。当时除了电影，他还沉迷西洋音乐，每周Billboard排行榜一公告，就迫不及待要去查看榜单，所以最初打算订阅的其实是《余光音乐杂志》。没想到，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见到有人在清理家中杂物，将很早期的《世界电影》扔了出来，他随手捡起来读，很是喜欢，就在最后一刻决定改订《世界电影》。
那是当年台湾唯一的电影杂志，曾风靡一时的《剧场》、《影响》等前卫杂志早已成为绝响，仅《世界电影》屹立不摇。其中有一读者影评单元，广邀读者来稿，一天，闻天祥在看了《英雄本色》后，大为兴奋，回家后立即振笔疾书，将观影心得寄了去，且顺利被刊登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便开始尽量写，愈写愈长，甚至占据别人的篇幅。”
渐渐有了信心和胆识，闻天祥也开始向一些报纸副刊投稿。1990年，闻天祥时值大三，影评首度刊载于报纸影剧版的影评专栏，这也意味着，他正式符合那个年代所定义的影评人资格了。
还记得那是一个台风天的午后，台风已过境，闲来无事，他去戏院看了《麻雀变凤凰》，深觉这部片值得探讨，便在稿纸上一字一句写下评论，随后将稿子装入信封，投递至报社。该片一开始并未受到太多讨论，后来却非常卖座。上映一周后，他的影评出现在《中时晚报》上。于该平台上持续发表三、四个月后，他得到报社主编接见，邀约他长期供稿，一见面，才知道他仍在学中，甚为诧异，“可能跟我写文章的笔调有关系，比较老气。国中国文老师每次都开玩笑说：‘你这小老头儿。’”闻天祥笑言，他从国中起就常代表班上参加作文比赛，屡次夺魁，唯有一次拿到了第二名，被他视为“非常羞耻”的事情。后来有一回，从小害羞成性的他竟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意外地，又拿到了第一名。 多年后，闻天祥成了知名影评人、策展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说，并于大专院校和民间讲堂开班授课，无数次见到他，谈起电影时总是神采奕奕，语调轻快而欢愉，透露着对电影永恒不灭的热爱。听着听着，总要被感染，与之一同遁入电影的广袤世界，体验其精妙与美好。
驳杂的观影经验成为很好的触发
过去，要看到经典电影不若当今方便。1987年，继订阅电影杂志后，母亲又在他的央求下，让他报名由黄建业、焦雄屏主持的“电影剧场”放映会。观影地点在一间市区的小公寓里，桌上摆了一台28吋的电视机，学员就在两旁盯着小小的屏幕看，放映片目包括布纽尔《青楼怨妇》、维斯康堤《魂断威尼斯》、费里尼《八又二分之一》、布列松《温柔女子》等经典名片。
影像的震撼力从窄小的屏幕穿射而出，诱发他更强烈的好奇，遂开始找志文出版社的一系列电影书来看，由刘森尧编著的《导演与电影》算是他的入门书；此外，亦开始研读布纽尔、维斯康堤等导演专著。
“我记得我那时候背李幼新（编注：知名影评人，现长期担任《破》周报以及《世界电影月刊》的专栏影评作家，因为家里养了一对心爱的鹦鹉及鹌鹑，于2006年改名为“李幼鹦鹉鹌鹑”）的《坎城威尼斯影展》的详细程度，是远超过三民主义的！”读书读得倦腻了，他就把电影书拿出来翻，“有些电影根本看不到，一边看剧照，一边看描述，真是望梅止渴！”不知不觉中，这些电影知识渗透至他的记忆仓储中，经年累月，竟丝毫未曾毁弃，提到哪一年的得奖影片，他都能即刻应答。
“那种驳杂的经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触发，因为你是主动的。那时候开始看金马影展，会看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片，对我来讲，每部都是震撼。”高中时代，闻天祥一年的看片量甚至爆冲至两百部。每天放学，他会先到戏院看场电影，再坐车回家。当年因崇拜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为了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还整天泡在图书馆，翻找相关资料，就为从那些断简残篇中串起她的生平。他把稿子投至《建中青年》，确认刊登后，还得自行提供剧照。为搜罗剧照，养成了他每月固定至光华商场报到的习惯，戮力搜藏《世界电影》旧刊，反复阅读。
“那时候满街都是MTV，MTV是我的学校。有些很特别的MTV，拥有各式各样电影史上的珍品。我觉得我还满幸运的，一方面有电影书可看，另外一方面，要印证书上所讲的东西，只要走到MTV或是看金马影展。”闻天祥彻底成了电影的信徒，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就读后，更创立电影社，筹办校内影展，制作特刊，对于观影的认真态度不言而喻。
毕业后，闻天祥对于台湾电影有更多关注，先后在辅大策划了王童、陈坤厚、宋存寿等导演专题。宋存寿应邀到校座谈当天，播映的是林青霞的银幕处女作《窗外》，该片因版权纠纷未曾公开放映，故在校内引发空前回响。据闻天祥描述，生性害羞的宋存寿当天非常激动，大家涌上找他签名时，只见他的手微微颤抖。
“那时候我们还在学校成立院线研究室，在一个小房间内争辩至半夜，选出自己的年度最佳。我们选了杨贵媚作为年度最佳演员，还自行打印奖状，护贝后寄给她。后来有一次我遇到她，她说：‘你知道吗？那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奖耶！’我们没有想过那一张纸对她有这么大的鼓舞作用。”辅大电影社创社十周年纪念时，杨贵媚也去了，还向闻天祥埋怨道：“你们都没有颁奖典礼！”
在台湾电影不景气的年代，闻天祥尽可能从校内做起，将电影及影人带入校园，慢慢培植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观众。
影评是一种讨论电影的文学
当年，继在《中时晚报》写影评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媒体找上门，包括《自由时报》、《联合报》、《民生报》、《联合晚报》、《工商时报》等，闻天祥自言，他有幸躬逢其盛，在台湾影评写作黄金年代末梢获得青睐，“为什么影评会在1980年代特别兴盛？我觉得跟解严前后的气氛有关系；另外，很多新的方法被引进，像焦雄屏、刘森尧、张昌彦这些去国外学电影的人，提出类型批评方法、作者论、意识形态等新观点，我都是看他们的影评长大的。”
论及影评人，最初影响了闻天祥的首推刘森尧，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应属黄建业和李幼新，“黄建业会比较全盘式去看待，把电影视为一种人文的产物，融合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文笔优雅大器。至于李幼新，他的一篇影评至少会出现十部电影，就会觉得我必须要看完另外十部片才能看懂这篇影评，所以对我而言永远是一种激励和挑战。”这也是为何他在前作《影迷藏宝图》中将此书题献给他们。
“对我来讲，其实影评就是用看似客观的理论证明你的主观是正确的。你为什么会喜欢看一个人的评论？所谓透彻的分析，应该是见你所不能见，到最后，可能是因为欣赏他看人看事物的方法，或是他切入作品的角度能够说服你，而喜欢上此人的评论。”他进一步阐释，“对我来讲，影评是文学，它是一种由电影作为基础，或者说是讨论电影的文学。影评写得好不好跟电影好不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其实还是看其文笔。”
闻天祥认为，影评最基本的功能是服务读者，提供电影的来龙去脉以及个人评价，但更深一层来看，影评应当是“一种观念的提醒、一种辩证、一种启发”。而他确实也以其自身的影评作为试炼，充分发挥了此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