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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获得初步发展。西汉时期，在原有西行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经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通青海或河西的官道，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东汉以后。随着行政中心南移、沿线人口减少和自然环境的劣化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北线逐渐衰落，而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的南线秦州路逐渐成为西行主干道。至唐代、北宋，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南线更加繁荣。但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的影响，唐代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与南线个别路段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秦州路趋于衰落，逐渐被由关中西入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取代。
关键词：丝绸之路；甘肃东段；形成；演变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3－0126－06
引言
陆上丝绸之路分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指古代从中原、关中西行，穿越甘肃、青海和新疆戈壁与沙漠通向域外的国际通道，在中国境内主要有两条：一条沿泾水西行，经平凉、同原、兰州、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陇右北道；另一条沿汧水西行，逾陇山经甘肃东部、青海入西域的陇右南道。关于沙漠丝绸之路的研究最早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以后逐渐趋于平静。学术界在政治军事、历史地理、丝路交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百戏、丝路人物、丝路考古等多个角度展开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研究的地域看，对河西、西域和青海地区的关注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硕，而对甘肃东段的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很少。因此，有关丝绸之路甘肃东段形成、演变与具体走向等诸多问题仍需学界继续深入探索。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就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形成与演变问题进行探讨。
一、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孕育与诞生
甘肃中东部地貌为甘肃黄土高原和西秦岭山地，处于中原农业文化和西北牧业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其“南通巴焚，北控朝那”，“东走宝凤，西入甘凉”，自古为东西和南北交往的咽喉要径。
马家窑文化时期(距今5000—4000年)，自东向西延伸的海贝之路和自西向东延伸的玉石之路在甘肃汇合，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500—3500年)黄河农业文化和西北草原文化在甘肃地区接触、交融。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与北方草原、中亚和西亚地区都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春秋战国时期，甘肃东部一带养马业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促使了丝绸之路的形成。在公元前1900－前500年期间的1000余年中，由河西走廊经甘肃中、东部和青海东部、内蒙古中东部至辽宁西部，原始农业经济依次被半农半牧经济或畜牧经济取代。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使甘青地区的古代部族的流动性日趋增加，与欧亚草原的联系日益加强，并使其最终成为草原之路南道的一部分。因此，由原始农业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型，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条件。而大规模的畜牧经济的形成，必须以马的驯化、马具的发明与使用为前提。
甘肃境内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车马饰和马具，其种类和数量要超过中原和东部其他地区，说明在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养马业十分兴盛。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甘肃东部一带养马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丝绸之路甘肃东段的形成。而以铁器等为代表的丝路文物的出现成为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的重要标志。甘肃是我国早期冶铁业的重要地区之一，距今3095至2630年的甘肃永昌县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中，就有铁雷、铁犁等农具出土，与中亚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千年左右)开始的年代相当。在甘肃东部还陆续发现了一些春秋早期的铁兵器，如灵台县春秋早期墓铜柄铁剑、环县包金双兽首柄铁剑、礼县圆顶山先秦墓葬铜柄铁剑和甘谷毛家坪春秋早期秦墓铁镰等。甘肃铁器发现地点呈现出西早东晚的特点，证明可能存在着一条起自中亚、经河西走廊至甘肃中东部的冶铁技术的传播路线。通过这条路线，阿尔泰地区的黄金、中亚特有形制的青铜四轮马车、玻璃技术传人甘肃东部，中原的丝绸也由此传人中亚等地。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禹贡》曲折反映了由青海东南经甘肃东南入关中的交通路线走向：“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西倾山在今青海东南；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为渭河源头；朱圉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太华即今陕西华山，在渭河下游南岸。这些山处于由从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的渭河上游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线上及其附近，所以更早引起古人的关注并闻名于世。《尚书·禹贡》又云：“织皮昆仑、析支、搜渠，西戎即叙”。析支又叫赐支河，指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黄河由南折东流的一段，秦献公用兵渭河上游时，无弋爰剑曾孙忍的叔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搜渠为山名，在今兰州以西。昆仑山、析支、搜渠地区的织皮，大约就是由青海经甘肃东部的渭河上游到达关中、中原的。
二、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初步发展
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得到初步发展。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张川县木河乡桃园村抢救性发掘了3座战国晚期西戎墓葬，出土金、银、铜、陶、骨、玛瑙、玻璃、锡质等文物2200余件，马器占绝大多数。随葬品中包含有北方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铜鼎、铜壶、铜茧形壶以及茧形壶底部的大篆铭文“鞅”应属于秦文化的因素；2号墓中发现的子母口双耳罐、铲足鬲及单耳夹砂罐是西戎文化的因素；虎形和大角羊形的车饰件应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玻璃杯和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传统当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说明战国后期，当地已与河西地区、西方和北方草原地区都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20世纪40－90年代，相继在甘肃临夏、灵台、礼县、西和、天水出土了一批中亚希腊化国家巴克特利亚打造的希腊铭文铜、铅饼，铅饼共计282枚、铜饼一枚，此外，陕西西安和扶风、安徽、湖南等省亦有数枚铜饼出土。这些希腊铭文铜、铅饼打造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至前1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国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希腊铭文铜、铅饼的大量出土，为甘肃东部与中亚密切的商业往来提供重要的文物证据。临夏与青海河湟地区相邻，历史上一直为由陇右西出河湟的必经之地，因此，临夏乃至甘肃东南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希腊铭文铜、铅饼，可能是由北方草原之路经河湟地区流入的。《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代羌中指祁连山以南，金城以西，婼羌以东地区；天水、陇西指今甘肃黄河以东、陇山以西地区。结合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希腊铭文 铜、铅饼分析，“羌中之利”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畜牧产品，还包括国际贸易，即陇东南经青海与西域等地的商贸往来。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赶跑大月氏人占据河两走廊，并控制长城以北地区，中国内地和西域的联系主要通过甘肃东部和青海河湟地区进行，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与堂邑父“俱出陇西郡，径匈奴”，被匈奴抓获，十一年后返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陇西郡相当于今甘肃黄河以东和陇山以西的绝大部分地方，为秦、西汉初年西北大郡；南山一般指祁连山，也有人认为广义上南山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包括西域、河西走廊、陇右及长安之南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秦岭，狭义上指西域诸国以南的山脉。张骞返回的路线选择表明，由河湟地区经甘肃东南人关中的路线是畅通的，这正好说明陇右南道的运营情况。陇右南道东段南线沿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且有稳定的政治和强大的军事保障，而北线所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且受到匈奴的干扰和控制，这可能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丝绸之路陇右南道较为畅通的原因所在。
三、两汉至魏晋时期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变迁
西汉武帝时期，经营河西与西域成为中央政府战略重点。官方在开通沿泾水西行，经平凉、固原、兰州、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驿路的同时，还沿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畜牧民族迁徙通道，开通了一条溯汧水西北行，逾陇山，经今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后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便捷通道，因为该线在经张川、清水、天水、甘谷、武山、陇西、渭源、临洮、临夏通青海的陇右南道东段南线以北，因此，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有功。……讨速濮……过焉支山千余里。”速濮为匈奴人部落，活动于今甘肃永登北、宁夏黄河以西；焉支山在河西走廊今山丹县境内。霍去病此次出兵，走的也应该是由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渡黄河入河西走廊的路线。
对于陇右南道北支形成的时间、地位及走向，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鲜肖威认为东段南线沿汧河至陇县，翻越陇山后，经秦安、通渭、陇西、渭源越鸟鼠山至临洮；90年代初，杨建新、卢苇先生将其称为丝绸之路东段陇右段第二条线，其走向是由陇关或大震关翻越陇山后，向西北经略阳(治今秦安东北)、平襄占城(治今通渭)至金城(治今兰州西固)，90年代末，陈守忠先生认为该道是一条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开辟的丝绸之路捷径，其向西至平襄后，分为两路：一路经襄武至狄道(治今临洮)，为主道；另一路由平襄古城经今定西巉口、榆中至兰州，为支线。从张川马家塬战国晚期西戎墓看，陇右南道北支开辟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晚期。陈守忠所谓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应该指官道开辟的时间，不能代表实际开通时间。关于该道的走向，笔者认同杨建新、卢苇先生的观点。原因有四点：一是该道经过的陇县(治今张川县)东汉时曾一度为凉州刺史治，河西汉简中有由河西东通凉州刺史治的记录；二是平襄在西汉和东汉初年曾分别为天水郡郡治和汉阳郡治，为区域政治中心；三是通渭至清水驿一段至今有古道遗迹，其所经巉口处于汉代官方驿道上；四是西汉确定天水郡范围(陇山以西、渭河以北和黄河以东)时，除了考虑自然条件相同外，还可能考虑了西行通道的完整性。因此，由陇关翻越陇山后，向西北经略阳(治今秦安陇城)、平襄古城至金城渡河入河西的道路(包括通渭经定西巉口、榆中至兰州一段)应该为西汉由陇右西入河西的主干道，并非支道。东汉魏晋时期，陇右南道南支取代北支逐渐成为西行的主干道。从东汉至西晋，陇右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西行路线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汉之际隗嚣与川蜀的公孙述勾结，以冀、上邦为中心割据陇右，与东汉对抗。东汉平陇右后，中央政府认识到冀(甘谷西)、上邦(今天水市)南控川蜀的重要作用，将汉阳郡郡治从平襄迁至冀县，将渭河南岸原属陇西郡的上邦和嘉陵江上游的西县(治今西和长道镇附近)划入汉阳郡，将原属益州的武都郡划入凉州，通过犬牙交错的形式达到控制川蜀的目的。汉阳郡郡治从平襄迁至冀县后，西行路线至今秦安后可能折向西南，沿渭河经今甘谷、武山至陇西。东汉时，河湟羌人不断叛乱，亦需要通过陇右南道东段南线运兵。以上原因促使南线重要性不断上升。三国至西晋初年，蜀国与魏、西晋在上邦一带不断交战，上邦战略地位上升。西晋时，又将陇右政治中心从冀县迁移至上邦。区域政治中心由冀县东移至上邦，可能使西行路线改由今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西人河湟或由陇西经定西、榆中、兰州通河西。西晋至十六国后秦时期，随着北线所经地区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畜牧经济比重的日益增加，陇县、成纪、平襄等县相继废止，意味着十六国以后，陇右南道北线地位进一步下降，南线地位日益加强。陇右南道北线地位的衰落，除政治中心迁移、人口减少等因素外，还与沿线生态环境的劣化不无关系。如相传为教民结网渔猎的伏羲氏出生的成纪水(今治平河)，北魏时东流出破石峡后逐渐断流，至成纪县故城以东时，已经完全断流了；流经曾为西汉天水郡、东汉初汉阳郡郡治的平襄县的温谷水(今散渡河)至北魏时期已经成为一条“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的季节性河流。干旱缺水可能是导致这些古城废弃的根本原因，而古城的兴废也必然会引起交通路线的变化。
四、十六国北朝时期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变迁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河西道战乱不宁，丝绸之路陇右北道地位下降，而青海道所经地区相对稳定，所以，丝绸之路陇右南道趋于兴盛。从东晋十六国至唐代贞观年间，在今青海绝大部分、甘南、川西北和新疆东南部，兴起了一个由鲜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吐谷浑政权鼓励商业贸易，不仅与其西邻高昌、于田、龟兹等有密切往来，还与其东邻——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前秦、西秦及南北朝诸政权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经青海、甘肃东南的丝绸之路陇右南道成为西方与中原联系的要道。这时，东来西往者大多从此道经过。如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后秦国都长安(今西安西北)出发，经乞伏乾归所据苑川郡西城(今甘肃榆中一带)，然后过南凉国都至张掖镇。南凉起初建都于西平(今西宁)，后迁于乐都。当时南凉范围相当于今武威地区和青海东南部。法显就是沿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经兰州过黄河至西宁，然后西北行，由扁都口过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的。北魏洛阳崇立寺僧宋云曾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与惠生前往天竺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大致经陕西、陇东、河州、青海东南、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北、葱岭、阿富汗至巴基斯坦北。由西向东者，有乾陀罗僧闍那崛多，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至于阗，然后经鄯善人青海，再经鄯州(治今乐都)东 去长安。青海出土的这一时期文物，如湟中出土的胡僧骑马铁俑，胡僧深目、高鼻、大眼，身披袈裟、颈戴佛珠、双手合十，端坐马上，有浓郁的犍陀罗风格。这件稀世珍品，是乾陀罗僧闍那崛多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西域僧人东来弘法的形象写照。1985—1988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都兰县发现吐谷浑贵族墓葬，墓葬中出土众多的丝织品，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西方织锦中粟特锦最引人注目，其中一件钵罗斯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仅有的一件八世纪波斯文字锦。此外还有波斯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铜香水瓶等出土。李并成先生认为，该发现表明途经青海东部，连接中原、西域、中亚、西亚的交通通道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联系西宁、临夏、陇西、天水、清水等地出土的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457-483年)、东罗马福卡斯金币(602—610年)，我们认为，5至7世纪，由西域经青海和甘肃东部通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东段南道曾比较兴盛。
五、唐宋时期陇右南道甘肃段的繁荣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秦州路不仅是西入河西通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亦为唐蕃古道所经，交通盛极一时。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西征，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西行去天竺取经，贞观八年(634年)唐朝征讨吐谷浑，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和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王玄策经吐蕃出使天竺，僧侣玄太、玄照、道玄、道方、道生、道宣经吐蕃至天竺取经，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出使吐蕃等等，他们都经过陇右南道东段。文人学士西出陇右者大多从此道经过，如岑参赴安西，王维赴张掖，高适赴武威，杜甫赴秦州，而走北道者仅颜真卿一人。岑参《呈宇文判官》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至陇山头”描述了陇右南道的繁忙景象。该道上的秦州(治今天水市)处于西北通安西、北庭，西通河、鄯，西南通洮、岷、松州的交通枢纽上，使臣驿骑繁忙，驿馆规模宏大壮丽。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就是对当时秦州城交通盛况的形象捕写。陇右北道从长安至凉州1800里，南道全长2000余里，较北道迂回，但陇右南道所经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经济富庶，所以后勤补给便利；北道虽然便捷，但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且唐政府在南自秦州、渭州(治今陇西)，西至狄道(治今临洮)，北至会州(治今靖远)，东至原州(治今宁夏固原)的幅员千里的地方建立养马基地，以致北道所经地区人口稀少，补给困难，所以行人稀少。唐代安史之乱后，陇有地区被吐蕃占领，丝绸之路陇右南道衰落。自唐末、五代至宋初，河西往长安朝贡，往返均取灵州道。唐代，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北线与南线的走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出使吐蕃时，“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坠，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过石堡城。”成纪原在静宁县，开元二十二年迁至今天水秦安县叶堡；武川即秦安郭嘉川；广武梁在今庄浪河入黄河处附近；龙支在青海民和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石堡城在今湟源县大、小方台城。刘元鼎当年应该是沿着北线，即经张家川、秦安、通渭、定西、榆中、兰州(渡黄河)至青海的，不过由于成纪县由静宁南迁至秦安，秦安至通渭段绕开静宁治平，改由陇城、叶堡、郭嘉川至通渭。隋唐以来，由于袍罕、乐都以西被吐蕃所陷；同时，由于祁连山扁都口一带山势险峻，气候多变，行旅困难，因而临夏－扁都口－张掖线逐渐被临洮－辛店－阿干镇－河口－永登－乌稍岭－古浪线代替。
宋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因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而受阻后，东段南道成为宋朝与西域沟通最重要的通道，冉度趋于繁荣。宋初，在河湟地区形成以唃厮啰为首的地方政权，宋人称为青唐羌，因此，又将经过甘肃东部及青海河湟地区的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称为青唐道。陈守忠先生将其划分为三段，东段为传统的关陇道，中段为汉代的湟中道，青唐城(今西宁)以西为西海道。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遣使入贡后，此后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于阗、龟兹、高昌、回纥商人和东罗马帝国(拂棘)使臣多走青唐道。青唐道东段的秦州路，为宋政府指定的惟一的朝贡路线，秦州城(天水)为惟一的检验关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庚辰条，庆历三年(1043年)，宋王朝诏令：“秦州至今嘉勒斯赍及外国进奉人约定人数令赴阙，其所带方物以本城传送之，勿令自雇庸人。”这道诏书明确指令河湟吐蕃和西域各国贡使团必须在秦州城接受检验，约定赴京人数，所带贡品由秦州城负责派差役转运，番使团不得擅自雇佣人手。西域各国及河西部落供奉使团往往由商团兼充，故而朝贡频繁，人数众多。如于阗自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以后，几乎每年三番五次地遣使入贡，每次使者多达七八十人，而朝廷则给与丰厚的回报。秦州城守臣奉命代表朝廷回赐，“引伴出番界”，以减轻朝廷压力。不仅西域商供取秦州路，河西商供亦取秦州路。据《宋会要》蕃夷四之八记载：“天禧元年……四月，秦州曹玮请自今甘州进奉，止于秦州……不烦朝廷遣使伴送。从之。……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令甘州回纥进奉，自今并于秦州出入。”据统计，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以前50年内，甘州回纥入贡11次，平均每四年半一次；自大中祥符三年迄天圣六年(1028年)的29年间，甘州回纥人贡次数达17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两次还多，甚至有一年之内入贡三次的。因此，秦州城一时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六、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甘肃段的演变
北宋时期，在陇右南道东段北线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出经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称为中线。至元朝初年，经会宁、定西至兰州的中线已经取代了南线秦州路，成为中原通往兰州的重要驿路。清代，中线更是经常使用。据统计，清代西行陇右的13篇游记中，有12篇记述泾州－平凉－会宁－安定－金县至兰州这条路，记述秦州路的只有一篇。清代，兰州至西安的道路上共设驿站13个，起点自兰州城内的兰泉驿，向东依次经过金县定远驿、清水驿至巩昌府所辖安定县秤钩驿、严守驿、西巩驿，会宁县保宁驿、华亭县瓦亭驿、平凉县高平驿、镇远县白水驿，经泾州安定驿，最后在甘肃省向东入陕西。至此，秦州路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参考文献：
[1]王辉，发现西戎——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J]，中同文化遗产，2007(6)：66—78.
[2]康柳硕，甘肃出土的丝路外国钱币述略[J]，陇右文博，1996(1)：145-149.
[3]司马迁，史记·卷129[J]，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88-97.
[B]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14—21.
[7]杨建新，卢苇，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121.
[8]陈守忠，从丝路遗存的货币看古代东西方商业交往及对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的影响[M]／／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58-74.
[9]杨守敬，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0]章巽，法显传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道宣，续高僧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芈之一，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34-239.
关键词：丝绸之路；甘肃东段；形成；演变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3－0126－06
引言
陆上丝绸之路分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指古代从中原、关中西行，穿越甘肃、青海和新疆戈壁与沙漠通向域外的国际通道，在中国境内主要有两条：一条沿泾水西行，经平凉、同原、兰州、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陇右北道；另一条沿汧水西行，逾陇山经甘肃东部、青海入西域的陇右南道。关于沙漠丝绸之路的研究最早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以后逐渐趋于平静。学术界在政治军事、历史地理、丝路交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百戏、丝路人物、丝路考古等多个角度展开了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研究的地域看，对河西、西域和青海地区的关注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硕，而对甘肃东段的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很少。因此，有关丝绸之路甘肃东段形成、演变与具体走向等诸多问题仍需学界继续深入探索。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就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形成与演变问题进行探讨。
一、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孕育与诞生
甘肃中东部地貌为甘肃黄土高原和西秦岭山地，处于中原农业文化和西北牧业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其“南通巴焚，北控朝那”，“东走宝凤，西入甘凉”，自古为东西和南北交往的咽喉要径。
马家窑文化时期(距今5000—4000年)，自东向西延伸的海贝之路和自西向东延伸的玉石之路在甘肃汇合，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500—3500年)黄河农业文化和西北草原文化在甘肃地区接触、交融。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与北方草原、中亚和西亚地区都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春秋战国时期，甘肃东部一带养马业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促使了丝绸之路的形成。在公元前1900－前500年期间的1000余年中，由河西走廊经甘肃中、东部和青海东部、内蒙古中东部至辽宁西部，原始农业经济依次被半农半牧经济或畜牧经济取代。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使甘青地区的古代部族的流动性日趋增加，与欧亚草原的联系日益加强，并使其最终成为草原之路南道的一部分。因此，由原始农业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型，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条件。而大规模的畜牧经济的形成，必须以马的驯化、马具的发明与使用为前提。
甘肃境内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车马饰和马具，其种类和数量要超过中原和东部其他地区，说明在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养马业十分兴盛。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甘肃东部一带养马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丝绸之路甘肃东段的形成。而以铁器等为代表的丝路文物的出现成为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的重要标志。甘肃是我国早期冶铁业的重要地区之一，距今3095至2630年的甘肃永昌县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中，就有铁雷、铁犁等农具出土，与中亚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千年左右)开始的年代相当。在甘肃东部还陆续发现了一些春秋早期的铁兵器，如灵台县春秋早期墓铜柄铁剑、环县包金双兽首柄铁剑、礼县圆顶山先秦墓葬铜柄铁剑和甘谷毛家坪春秋早期秦墓铁镰等。甘肃铁器发现地点呈现出西早东晚的特点，证明可能存在着一条起自中亚、经河西走廊至甘肃中东部的冶铁技术的传播路线。通过这条路线，阿尔泰地区的黄金、中亚特有形制的青铜四轮马车、玻璃技术传人甘肃东部，中原的丝绸也由此传人中亚等地。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禹贡》曲折反映了由青海东南经甘肃东南入关中的交通路线走向：“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西倾山在今青海东南；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为渭河源头；朱圉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太华即今陕西华山，在渭河下游南岸。这些山处于由从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的渭河上游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线上及其附近，所以更早引起古人的关注并闻名于世。《尚书·禹贡》又云：“织皮昆仑、析支、搜渠，西戎即叙”。析支又叫赐支河，指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黄河由南折东流的一段，秦献公用兵渭河上游时，无弋爰剑曾孙忍的叔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搜渠为山名，在今兰州以西。昆仑山、析支、搜渠地区的织皮，大约就是由青海经甘肃东部的渭河上游到达关中、中原的。
二、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初步发展
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得到初步发展。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张川县木河乡桃园村抢救性发掘了3座战国晚期西戎墓葬，出土金、银、铜、陶、骨、玛瑙、玻璃、锡质等文物2200余件，马器占绝大多数。随葬品中包含有北方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铜鼎、铜壶、铜茧形壶以及茧形壶底部的大篆铭文“鞅”应属于秦文化的因素；2号墓中发现的子母口双耳罐、铲足鬲及单耳夹砂罐是西戎文化的因素；虎形和大角羊形的车饰件应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玻璃杯和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传统当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说明战国后期，当地已与河西地区、西方和北方草原地区都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20世纪40－90年代，相继在甘肃临夏、灵台、礼县、西和、天水出土了一批中亚希腊化国家巴克特利亚打造的希腊铭文铜、铅饼，铅饼共计282枚、铜饼一枚，此外，陕西西安和扶风、安徽、湖南等省亦有数枚铜饼出土。这些希腊铭文铜、铅饼打造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至前1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国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希腊铭文铜、铅饼的大量出土，为甘肃东部与中亚密切的商业往来提供重要的文物证据。临夏与青海河湟地区相邻，历史上一直为由陇右西出河湟的必经之地，因此，临夏乃至甘肃东南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希腊铭文铜、铅饼，可能是由北方草原之路经河湟地区流入的。《史记·货殖列传》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代羌中指祁连山以南，金城以西，婼羌以东地区；天水、陇西指今甘肃黄河以东、陇山以西地区。结合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希腊铭文 铜、铅饼分析，“羌中之利”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畜牧产品，还包括国际贸易，即陇东南经青海与西域等地的商贸往来。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赶跑大月氏人占据河两走廊，并控制长城以北地区，中国内地和西域的联系主要通过甘肃东部和青海河湟地区进行，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与堂邑父“俱出陇西郡，径匈奴”，被匈奴抓获，十一年后返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陇西郡相当于今甘肃黄河以东和陇山以西的绝大部分地方，为秦、西汉初年西北大郡；南山一般指祁连山，也有人认为广义上南山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包括西域、河西走廊、陇右及长安之南的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秦岭，狭义上指西域诸国以南的山脉。张骞返回的路线选择表明，由河湟地区经甘肃东南人关中的路线是畅通的，这正好说明陇右南道的运营情况。陇右南道东段南线沿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且有稳定的政治和强大的军事保障，而北线所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且受到匈奴的干扰和控制，这可能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丝绸之路陇右南道较为畅通的原因所在。
三、两汉至魏晋时期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变迁
西汉武帝时期，经营河西与西域成为中央政府战略重点。官方在开通沿泾水西行，经平凉、固原、兰州、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驿路的同时，还沿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畜牧民族迁徙通道，开通了一条溯汧水西北行，逾陇山，经今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后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便捷通道，因为该线在经张川、清水、天水、甘谷、武山、陇西、渭源、临洮、临夏通青海的陇右南道东段南线以北，因此，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有功。……讨速濮……过焉支山千余里。”速濮为匈奴人部落，活动于今甘肃永登北、宁夏黄河以西；焉支山在河西走廊今山丹县境内。霍去病此次出兵，走的也应该是由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渡黄河入河西走廊的路线。
对于陇右南道北支形成的时间、地位及走向，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鲜肖威认为东段南线沿汧河至陇县，翻越陇山后，经秦安、通渭、陇西、渭源越鸟鼠山至临洮；90年代初，杨建新、卢苇先生将其称为丝绸之路东段陇右段第二条线，其走向是由陇关或大震关翻越陇山后，向西北经略阳(治今秦安东北)、平襄占城(治今通渭)至金城(治今兰州西固)，90年代末，陈守忠先生认为该道是一条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开辟的丝绸之路捷径，其向西至平襄后，分为两路：一路经襄武至狄道(治今临洮)，为主道；另一路由平襄古城经今定西巉口、榆中至兰州，为支线。从张川马家塬战国晚期西戎墓看，陇右南道北支开辟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晚期。陈守忠所谓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应该指官道开辟的时间，不能代表实际开通时间。关于该道的走向，笔者认同杨建新、卢苇先生的观点。原因有四点：一是该道经过的陇县(治今张川县)东汉时曾一度为凉州刺史治，河西汉简中有由河西东通凉州刺史治的记录；二是平襄在西汉和东汉初年曾分别为天水郡郡治和汉阳郡治，为区域政治中心；三是通渭至清水驿一段至今有古道遗迹，其所经巉口处于汉代官方驿道上；四是西汉确定天水郡范围(陇山以西、渭河以北和黄河以东)时，除了考虑自然条件相同外，还可能考虑了西行通道的完整性。因此，由陇关翻越陇山后，向西北经略阳(治今秦安陇城)、平襄古城至金城渡河入河西的道路(包括通渭经定西巉口、榆中至兰州一段)应该为西汉由陇右西入河西的主干道，并非支道。东汉魏晋时期，陇右南道南支取代北支逐渐成为西行的主干道。从东汉至西晋，陇右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西行路线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汉之际隗嚣与川蜀的公孙述勾结，以冀、上邦为中心割据陇右，与东汉对抗。东汉平陇右后，中央政府认识到冀(甘谷西)、上邦(今天水市)南控川蜀的重要作用，将汉阳郡郡治从平襄迁至冀县，将渭河南岸原属陇西郡的上邦和嘉陵江上游的西县(治今西和长道镇附近)划入汉阳郡，将原属益州的武都郡划入凉州，通过犬牙交错的形式达到控制川蜀的目的。汉阳郡郡治从平襄迁至冀县后，西行路线至今秦安后可能折向西南，沿渭河经今甘谷、武山至陇西。东汉时，河湟羌人不断叛乱，亦需要通过陇右南道东段南线运兵。以上原因促使南线重要性不断上升。三国至西晋初年，蜀国与魏、西晋在上邦一带不断交战，上邦战略地位上升。西晋时，又将陇右政治中心从冀县迁移至上邦。区域政治中心由冀县东移至上邦，可能使西行路线改由今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西人河湟或由陇西经定西、榆中、兰州通河西。西晋至十六国后秦时期，随着北线所经地区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畜牧经济比重的日益增加，陇县、成纪、平襄等县相继废止，意味着十六国以后，陇右南道北线地位进一步下降，南线地位日益加强。陇右南道北线地位的衰落，除政治中心迁移、人口减少等因素外，还与沿线生态环境的劣化不无关系。如相传为教民结网渔猎的伏羲氏出生的成纪水(今治平河)，北魏时东流出破石峡后逐渐断流，至成纪县故城以东时，已经完全断流了；流经曾为西汉天水郡、东汉初汉阳郡郡治的平襄县的温谷水(今散渡河)至北魏时期已经成为一条“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的季节性河流。干旱缺水可能是导致这些古城废弃的根本原因，而古城的兴废也必然会引起交通路线的变化。
四、十六国北朝时期陇右南道甘肃段的变迁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河西道战乱不宁，丝绸之路陇右北道地位下降，而青海道所经地区相对稳定，所以，丝绸之路陇右南道趋于兴盛。从东晋十六国至唐代贞观年间，在今青海绝大部分、甘南、川西北和新疆东南部，兴起了一个由鲜卑族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吐谷浑政权鼓励商业贸易，不仅与其西邻高昌、于田、龟兹等有密切往来，还与其东邻——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前秦、西秦及南北朝诸政权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经青海、甘肃东南的丝绸之路陇右南道成为西方与中原联系的要道。这时，东来西往者大多从此道经过。如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高僧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后秦国都长安(今西安西北)出发，经乞伏乾归所据苑川郡西城(今甘肃榆中一带)，然后过南凉国都至张掖镇。南凉起初建都于西平(今西宁)，后迁于乐都。当时南凉范围相当于今武威地区和青海东南部。法显就是沿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经兰州过黄河至西宁，然后西北行，由扁都口过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的。北魏洛阳崇立寺僧宋云曾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与惠生前往天竺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大致经陕西、陇东、河州、青海东南、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北、葱岭、阿富汗至巴基斯坦北。由西向东者，有乾陀罗僧闍那崛多，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至于阗，然后经鄯善人青海，再经鄯州(治今乐都)东 去长安。青海出土的这一时期文物，如湟中出土的胡僧骑马铁俑，胡僧深目、高鼻、大眼，身披袈裟、颈戴佛珠、双手合十，端坐马上，有浓郁的犍陀罗风格。这件稀世珍品，是乾陀罗僧闍那崛多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西域僧人东来弘法的形象写照。1985—1988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都兰县发现吐谷浑贵族墓葬，墓葬中出土众多的丝织品，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织造。西方织锦中粟特锦最引人注目，其中一件钵罗斯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仅有的一件八世纪波斯文字锦。此外还有波斯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铜香水瓶等出土。李并成先生认为，该发现表明途经青海东部，连接中原、西域、中亚、西亚的交通通道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联系西宁、临夏、陇西、天水、清水等地出土的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457-483年)、东罗马福卡斯金币(602—610年)，我们认为，5至7世纪，由西域经青海和甘肃东部通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东段南道曾比较兴盛。
五、唐宋时期陇右南道甘肃段的繁荣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陇右南道东段秦州路不仅是西入河西通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亦为唐蕃古道所经，交通盛极一时。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西征，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西行去天竺取经，贞观八年(634年)唐朝征讨吐谷浑，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和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王玄策经吐蕃出使天竺，僧侣玄太、玄照、道玄、道方、道生、道宣经吐蕃至天竺取经，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出使吐蕃等等，他们都经过陇右南道东段。文人学士西出陇右者大多从此道经过，如岑参赴安西，王维赴张掖，高适赴武威，杜甫赴秦州，而走北道者仅颜真卿一人。岑参《呈宇文判官》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至陇山头”描述了陇右南道的繁忙景象。该道上的秦州(治今天水市)处于西北通安西、北庭，西通河、鄯，西南通洮、岷、松州的交通枢纽上，使臣驿骑繁忙，驿馆规模宏大壮丽。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就是对当时秦州城交通盛况的形象捕写。陇右北道从长安至凉州1800里，南道全长2000余里，较北道迂回，但陇右南道所经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经济富庶，所以后勤补给便利；北道虽然便捷，但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且唐政府在南自秦州、渭州(治今陇西)，西至狄道(治今临洮)，北至会州(治今靖远)，东至原州(治今宁夏固原)的幅员千里的地方建立养马基地，以致北道所经地区人口稀少，补给困难，所以行人稀少。唐代安史之乱后，陇有地区被吐蕃占领，丝绸之路陇右南道衰落。自唐末、五代至宋初，河西往长安朝贡，往返均取灵州道。唐代，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北线与南线的走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出使吐蕃时，“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坠，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耆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过石堡城。”成纪原在静宁县，开元二十二年迁至今天水秦安县叶堡；武川即秦安郭嘉川；广武梁在今庄浪河入黄河处附近；龙支在青海民和隆治沟与湟水交汇处；石堡城在今湟源县大、小方台城。刘元鼎当年应该是沿着北线，即经张家川、秦安、通渭、定西、榆中、兰州(渡黄河)至青海的，不过由于成纪县由静宁南迁至秦安，秦安至通渭段绕开静宁治平，改由陇城、叶堡、郭嘉川至通渭。隋唐以来，由于袍罕、乐都以西被吐蕃所陷；同时，由于祁连山扁都口一带山势险峻，气候多变，行旅困难，因而临夏－扁都口－张掖线逐渐被临洮－辛店－阿干镇－河口－永登－乌稍岭－古浪线代替。
宋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因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而受阻后，东段南道成为宋朝与西域沟通最重要的通道，冉度趋于繁荣。宋初，在河湟地区形成以唃厮啰为首的地方政权，宋人称为青唐羌，因此，又将经过甘肃东部及青海河湟地区的丝绸之路东段南道称为青唐道。陈守忠先生将其划分为三段，东段为传统的关陇道，中段为汉代的湟中道，青唐城(今西宁)以西为西海道。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遣使入贡后，此后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于阗、龟兹、高昌、回纥商人和东罗马帝国(拂棘)使臣多走青唐道。青唐道东段的秦州路，为宋政府指定的惟一的朝贡路线，秦州城(天水)为惟一的检验关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庚辰条，庆历三年(1043年)，宋王朝诏令：“秦州至今嘉勒斯赍及外国进奉人约定人数令赴阙，其所带方物以本城传送之，勿令自雇庸人。”这道诏书明确指令河湟吐蕃和西域各国贡使团必须在秦州城接受检验，约定赴京人数，所带贡品由秦州城负责派差役转运，番使团不得擅自雇佣人手。西域各国及河西部落供奉使团往往由商团兼充，故而朝贡频繁，人数众多。如于阗自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以后，几乎每年三番五次地遣使入贡，每次使者多达七八十人，而朝廷则给与丰厚的回报。秦州城守臣奉命代表朝廷回赐，“引伴出番界”，以减轻朝廷压力。不仅西域商供取秦州路，河西商供亦取秦州路。据《宋会要》蕃夷四之八记载：“天禧元年……四月，秦州曹玮请自今甘州进奉，止于秦州……不烦朝廷遣使伴送。从之。……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令甘州回纥进奉，自今并于秦州出入。”据统计，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以前50年内，甘州回纥入贡11次，平均每四年半一次；自大中祥符三年迄天圣六年(1028年)的29年间，甘州回纥人贡次数达17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两次还多，甚至有一年之内入贡三次的。因此，秦州城一时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六、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甘肃段的演变
北宋时期，在陇右南道东段北线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出经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称为中线。至元朝初年，经会宁、定西至兰州的中线已经取代了南线秦州路，成为中原通往兰州的重要驿路。清代，中线更是经常使用。据统计，清代西行陇右的13篇游记中，有12篇记述泾州－平凉－会宁－安定－金县至兰州这条路，记述秦州路的只有一篇。清代，兰州至西安的道路上共设驿站13个，起点自兰州城内的兰泉驿，向东依次经过金县定远驿、清水驿至巩昌府所辖安定县秤钩驿、严守驿、西巩驿，会宁县保宁驿、华亭县瓦亭驿、平凉县高平驿、镇远县白水驿，经泾州安定驿，最后在甘肃省向东入陕西。至此，秦州路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参考文献：
[1]王辉，发现西戎——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J]，中同文化遗产，2007(6)：66—78.
[2]康柳硕，甘肃出土的丝路外国钱币述略[J]，陇右文博，1996(1)：145-149.
[3]司马迁，史记·卷129[J]，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88-97.
[B]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14—21.
[7]杨建新，卢苇，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121.
[8]陈守忠，从丝路遗存的货币看古代东西方商业交往及对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的影响[M]／／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58-74.
[9]杨守敬，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0]章巽，法显传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道宣，续高僧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芈之一，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34-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