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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回首八年抗战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七十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屠城南京，华中特大城市—武汉成为抗战初期领导全民抗战的中心。从保卫大武汉的壮怀激情，到波澜壮阔的武汉会战的烽火硝烟，再到武汉沦陷后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这方热土上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故事。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笔者从武汉博物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山舰博物馆等馆藏文物中，撷取一些有特色的武汉抗战时期的文物资料，以飨读者，借以警醒世人—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1937年汉口女孩卢维瑛写给西蒙雷克女士的信（见图1），纸质。信封为白色，长9.4厘米，宽16.6厘米。有孙中山图像的25分邮票上盖“汉口”邮戳。信笺2张，尺寸一致，长21厘米，宽26.8厘米。该信件是汉口圣罗以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卢维瑛1937年10月5日写给美国友人西蒙雷克女士的，寄出时间为同年10月14日，主要内容是为中国抗战募捐。信件用英文书写，全文翻译如下：亲爱的西蒙雷克女士，您好。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今年13岁，中文名叫卢维瑛。希望您能收到我的这封信。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战争，空袭中已有800多人失去了生命。母亲从碎石堆里用手挖出了她们死去的孩子，如果您在场一定会为之伤心不已。学校里虽然都是些孩子们，尽管我们年幼，但我们尽力帮助红十字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我们给您写信，并将红十字会劝捐信一并寄给您，希望您能将它带到您所属的教会。您的中国朋友卢维英。后面落款的“卢维瑛”为中文。信件用钢笔书写，字迹清秀整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痛恨，以及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中国抗战给予同情与支持，渗透着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的善良之心。卢维瑛就读的圣罗以女子师范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1912年9月。1937年8月20日，日军首次空袭武汉，其后多次轰炸武汉，给武汉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据《武汉市志·大事记》载，卢维瑛信中提到的日机空袭武汉死伤800多人的事件，即是1937年9月24日的那次日机大轰炸，武汉人民除了死伤800多人外，还被毁民宅200余栋。这封信属首次公开，是日寇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之一。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队旗（见图2），布质，灰色，竖条。长80厘米，宽42厘米。正面印有白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随着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中心。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厅，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下设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抗宣二队成立后，与其他演剧队、宣传队一道进行了包括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的短期培训。在抗敌宣传队分赴各战区之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为14个分队制订了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出发前，政治部三厅给各分队颁发了队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抗宣二队在队长何惧的带领下，高举队旗奔赴湖南平江，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进行抗战宣传。在国民党军队里、战区、前线机智勇敢地展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宣传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这面队旗跟随抗宣二队经历了武汉抗战血与火的洗礼，后由队长何惧完好保存至今。1984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派人专程到北京向何惧老人征集到这面队旗。该队旗于2002年由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今天，作为抗战历史的见证，这面队旗已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证章（见图3），圆形，铜质，有锈迹。直径4厘米。正面沿边一圈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黑色美术字，体现了演剧队浓郁的文化艺术特色。中间位置是一个硕大的阿拉伯数字“2”，数字为红色，在一圈黑体字的衬托下十分醒目，代表着第二演剧队的队号。证章反面下方刻有“012”的队员编号，上面的别针完好，用于别在队员胸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的危急时刻，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主要军事机关则移至武汉，拉开了武汉保卫战的序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后，郭沫若出任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抗战宣传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在武昌昙华林组建成立，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共10个队，每队建制为28人。大多数演剧队都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是一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由郭沫若、田汉等主持训练1个月后分派到各战区抗日前线。抗敌演剧二队前身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四队，队长郑君里，成员有左翼剧盟成员瞿白音、沙蒙、吕复等，主要活跃在江西、湖南等地抗战前线，演剧宣传，慰问官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中山军舰无线电处”木刻印章（见图4），木质。长70厘米，宽35厘米。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它是以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代名舰，曾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事件”“中山舰事件”等。1938年10月，该舰在武汉会战中于长江金口水域被日机炸沉，舰长萨师俊等25名官兵壮烈牺牲。1996年11月，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随之出水包括舰载设施、武器装备、铭牌标志和生活用品在内的各类文物5000余件，在中山舰无线电报房与舰尾楼之间发现的中山舰电报稿纸、“中山军舰无线电处”木刻印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文物。中山舰与外部保持通讯联络主要依靠发电报，而“中山军舰无线电处”则具体负责将各种信息、指令编成电报码发送外部，同时将接收的电报译出报告舰长。由于年代久远，从目前已破译的“中山军舰无线电处”发出的352份中山舰电报稿内容来看，绝大部分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7月期间，中山舰遵照国民政府海务部“近来外侮日亟，江海防备日益重要”令，加强日常巡防及对外国军舰的调查等，其中针对日舰活动记载较详细，61份调查报告中就有19份与日本海军舰队在华活动有关。不少文字记载和调查报告所涉及的外籍舰船除英法美外舰只外，更多的是日本旗舰川内号、巡洋舰龙田号、长良号、神通号及驱逐舰汕风号等，可见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早已处心积虑。中山舰巡视江面，密切注意日本侵华动向，频繁发送电报，及时向国民政府当局报告，同时做好抗战准备，最后为保卫大武汉喋血长江，壮烈殉国。 1938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印章（见图5），水晶质。长5.6厘米，宽1.4厘米。印面为正方形，刻“钱之光”三字。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二度合作，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1月下旬，钱之光带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来到武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同时兼任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每月到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军需署凭钱之光的水晶印章盖章后方准领取枪支、弹药、服装、药品、医疗器械、军事通讯器材等物资。每次领到物资后，钱之光便组织工作人员，将物资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地，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前线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武汉抗战时期，钱之光的印章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各项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见证了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不平凡的战斗历程。1984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北京访问钱之光老人时，经本人同意，由其夫人刘昂捐赠给纪念馆作为馆藏文物。2000年，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钱之光水晶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0年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章（见图6），铜质，圆形。直径4厘米。纪念章上面有穿孔钮，用于穿系佩戴。正面镌刻“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等文字，正中小圆圈内刻一繁体“学”字。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3月赴北平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为时人传诵，但晚节不保。1937年抗战爆发后，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但对抗日一直怀有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在日本当局的政治诱降下，汪最终走上了大汉奸的不归路。1940年3月30日，汪伪傀儡政权在南京成立。4月17日，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身份来到武汉，视察汉口，同汉口日军特务部协商伪湖北省政府、武汉特别市政府并入汪伪政权事宜。当天晚上，汪发表广播讲话，鼓动武汉市民与汪伪政权协作，“共同排除和平之障碍”。18日，伪汉口市政府举行拥汪大会，汪在会上鼓吹中日双方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建立“亲善关系”。这件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章，即是武汉地区伪政权为迎接汪精卫而铸造的，亦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视察武汉这段历史的见证之物。
1940年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题字铜镇纸（见图7），铜质，长方形。长15厘米，宽3厘米，厚1厘米。上部圆圈内为篆书“周年纪念”，中下部分两行竖行刻写“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题”等文字。张仁蠡是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最小的儿子，他在1935年就出任过汉奸傀儡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长，开始了臭名昭著的汉奸生涯。武汉沦陷后，在其兄张燕卿的推荐下，张仁蠡于1939年4月20日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一职，在市内遍设吸售所，贩卖鸦片，毒害人民。在中小学中，张积极推广奴化教育，规定日语为必读课。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张要求人民勒紧裤带，为日本的“圣战”作最大的牺牲。暗中则巧取豪夺，搜刮所得，秘密带往北平，在西城贵人关一带大量购置房产。新中国成立后，张仁蠡于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在北京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可耻的一生。张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师从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学习，诗文俱佳，还写得一手米南宫体的好字。可惜为人品性低劣，无丝毫文人节操。这件铜镇纸上的文字刻于1940年4月20日，正好是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可见张之用心，是为纪念就任伪市长而题，其汉奸本性已经到了顽固不化、根深蒂固的地步。
1940年汉口市市民陈年的安居证（见图8），纸质。长11.7厘米，宽16.5厘米。封面自右而左印有“汉口海军特务部”“安居证”“姓名陈年、男、年龄廿八岁”等字样，下方盖“汉口海军特务部之印”。证件内页有编号“一八一号”和原籍、住址、职业、性别、姓名、年龄等身份信息，空白处所贴持证人登记照片上盖“汉口海军特务部”钢印和“汉口海军特务部之印”，在编号和照片角上还盖有颁发责任人私印。内页左边印有注意事项。1938年武汉沦陷后，进入武汉地区的日本海军成立了汉口临时海军特务部，部址设在汉口原中央银行，翌年3月10日改名为汉口海军特务部。当时，占领武汉的日本陆军也成立了汉口陆军特务部，部址设在汉口金城银行原址，与海军特务部分界管辖，陆军特务部控制着界限路到硚口的旧英租界和汉口华界区，海军特务部则管辖汉口旧俄、德、法、日等租界地区。日军在难民区四周布满铁丝网，设置哨卡，所有进出的难民必须手持日军特务部派发的安居证，并做到三个动作：举起安居证、脱帽、向值岗的日本宪兵鞠躬，否则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以游击队嫌疑的罪名处死。日军颁发安居证，是为了辨明居民身份，加强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罪恶目的。
1940年汉口陆海军特务部签发给周金媛的通行许可证（见图9），纸质。长37.8厘米，宽52厘米。通行许可证是日军占领武汉期间，强加给武汉市民的一种证明文件，是日军加强沦陷区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产物。内页右边框内印有“通行许可证”“陆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写真摄影可否”等文字，和此证编号“62446”、通行区域“汉口、武昌、汉阳”、签发责任人和以日文写成的注意事项。本证使用时限采用日本昭和天皇纪年，为“自昭和15年6月12日至昭和15年12月11日”，昭和15年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缝印有“期限满了后速予返纳”的提示。左边框内分上下两排，填写的是21岁的持证人周金媛的黑白登记照片和个人身份信息，主要有氏名、性别、职业、国籍、目的、年龄和住所等，照片上盖有“汉口海军特务部”钢印。根据右边框内所盖各种印鉴来看，此证应该是驻汉口的日本海军、陆军特务部共同签发。日军占领武汉后，将三镇划分为若干安全区、难民区、军事区等，以防共为名在街头设置哨卡，鱼肉百姓。武汉市民持通行许可证通过哨卡时必须接受喷洒消毒药水，并向日本宪兵点头哈腰，脱帽三鞠躬，否则会受到三块砖的体罚：一块砖垫在膝盖跪下，一块砖用双手高举，一块砖顶在头上。著名汉剧演员黄鸣震通过哨卡时，因为没有向日军鞠躬，也不接受喷洒消毒药水，结果被活活摔死。 1941年汉口市市民陈年的市民证（见图10），纸质。长12厘米，宽18厘米。该市民证由伪汉口市政府颁发，颁发时间为1941年1月4日。封面右边印有“汉口市市民证”和“申请书丁局署第特1号”等文字，“汉口市市民证”上加盖朱文篆书“武汉特别市市民证发行处印”，封底黑框内印制的是共8条的使用本证注意事项。内页为彩色底纹，中部印有椭圆形图案，圆圈内有茂树、亭阁。右边有持证人陈年的姓名、别号、年龄、住址、职业等身份信息及发证日期、证件编号，盖有伪“汉口市警察局长章”和经手人私印，并贴有持证人陈年的免冠黑白登记照片1张，照片上盖有钢印。左边记录了防疫注射的时间和种类，有“种痘”“防疫注射”两栏及种痘、防疫注射时间。1940年9月，汪伪政权对伪武汉市政府进行改组，“遵照中央规定，恢复民国十八年（1929年）之行政区域，将原辖之武昌、汉阳两地区，划交湖北省政府接管，同时改称汉口市政府，仍直辖于行政院”。伪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市。市民证由伪警局统一发放，于1940年9月1日成立市民证发给处，先前在武昌、汉阳、汉口、水上设有四个分处办理发行事宜，武昌、汉阳划归伪省府管辖后，汉口、水上两区市民证仍由汉口市警局市民证发行处发放，武昌、汉阳两区改发县民证。市民证每年更换一次，需交有保人盖章的申请书两张，还须到指定的照相馆拍照登记照片，手续费日金二角。
武汉沦陷时期“汉口大赛湖畔”日军军邮明信片（见图11、图12），彩色，纸质。长9.1厘米，宽14.1厘米。明信片正面的彩色画面，取景于武汉市黄陂区的大赛湖畔（今汉口后湖）。根据明信片右下方所印之“濑野觉藏氏笔”字样，应为日人濑野觉藏所绘。画面上，一位身穿蓝衫、脚穿布鞋的光头中国剃头匠人侧身而立，正在用剃刀给一个日军修面。一旁的小凳上，坐着一个手托腮帮、正在等候理发的日军军官。湖光山色，风光旖旎，“皇军”气度悠闲，一点也看不到战火硝烟、生灵涂炭的战争场景，从中可见日本侵略者为粉饰太平而煞费苦心。明信片反面印有该明信片发行单位“军事邮便”“陆军恤兵部发行”及印制单位“东京小林又七”等文字。背面蓝色字迹为钢笔手书，是一名侵华日军写给妹妹照子的一封简短家书。武汉于1938年12月25日沦陷，大赛湖所在的黄陂地区则在24日就被日军占领，根据家书最后落款日期“九月十五”来看，这张明信片应该是在武汉沦陷时期的某年9月从汉口寄往日本，是一件研究沦陷区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从画面来看，中国剃头匠给“皇军”修面的战战兢兢，与日军占领者闭目养神的悠闲神态形成明显反差，体现了亡国奴的悲惨命运。
1937年汉口女孩卢维瑛写给西蒙雷克女士的信（见图1），纸质。信封为白色，长9.4厘米，宽16.6厘米。有孙中山图像的25分邮票上盖“汉口”邮戳。信笺2张，尺寸一致，长21厘米，宽26.8厘米。该信件是汉口圣罗以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卢维瑛1937年10月5日写给美国友人西蒙雷克女士的，寄出时间为同年10月14日，主要内容是为中国抗战募捐。信件用英文书写，全文翻译如下：亲爱的西蒙雷克女士，您好。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今年13岁，中文名叫卢维瑛。希望您能收到我的这封信。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战争，空袭中已有800多人失去了生命。母亲从碎石堆里用手挖出了她们死去的孩子，如果您在场一定会为之伤心不已。学校里虽然都是些孩子们，尽管我们年幼，但我们尽力帮助红十字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我们给您写信，并将红十字会劝捐信一并寄给您，希望您能将它带到您所属的教会。您的中国朋友卢维英。后面落款的“卢维瑛”为中文。信件用钢笔书写，字迹清秀整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痛恨，以及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中国抗战给予同情与支持，渗透着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的善良之心。卢维瑛就读的圣罗以女子师范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1912年9月。1937年8月20日，日军首次空袭武汉，其后多次轰炸武汉，给武汉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据《武汉市志·大事记》载，卢维瑛信中提到的日机空袭武汉死伤800多人的事件，即是1937年9月24日的那次日机大轰炸，武汉人民除了死伤800多人外，还被毁民宅200余栋。这封信属首次公开，是日寇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之一。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队旗（见图2），布质，灰色，竖条。长80厘米，宽42厘米。正面印有白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随着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中心。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厅，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下设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抗宣二队成立后，与其他演剧队、宣传队一道进行了包括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的短期培训。在抗敌宣传队分赴各战区之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为14个分队制订了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出发前，政治部三厅给各分队颁发了队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抗宣二队在队长何惧的带领下，高举队旗奔赴湖南平江，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进行抗战宣传。在国民党军队里、战区、前线机智勇敢地展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宣传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这面队旗跟随抗宣二队经历了武汉抗战血与火的洗礼，后由队长何惧完好保存至今。1984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派人专程到北京向何惧老人征集到这面队旗。该队旗于2002年由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今天，作为抗战历史的见证，这面队旗已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证章（见图3），圆形，铜质，有锈迹。直径4厘米。正面沿边一圈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黑色美术字，体现了演剧队浓郁的文化艺术特色。中间位置是一个硕大的阿拉伯数字“2”，数字为红色，在一圈黑体字的衬托下十分醒目，代表着第二演剧队的队号。证章反面下方刻有“012”的队员编号，上面的别针完好，用于别在队员胸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的危急时刻，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主要军事机关则移至武汉，拉开了武汉保卫战的序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后，郭沫若出任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抗战宣传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在武昌昙华林组建成立，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共10个队，每队建制为28人。大多数演剧队都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是一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由郭沫若、田汉等主持训练1个月后分派到各战区抗日前线。抗敌演剧二队前身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四队，队长郑君里，成员有左翼剧盟成员瞿白音、沙蒙、吕复等，主要活跃在江西、湖南等地抗战前线，演剧宣传，慰问官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中山军舰无线电处”木刻印章（见图4），木质。长70厘米，宽35厘米。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它是以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代名舰，曾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事件”“中山舰事件”等。1938年10月，该舰在武汉会战中于长江金口水域被日机炸沉，舰长萨师俊等25名官兵壮烈牺牲。1996年11月，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随之出水包括舰载设施、武器装备、铭牌标志和生活用品在内的各类文物5000余件，在中山舰无线电报房与舰尾楼之间发现的中山舰电报稿纸、“中山军舰无线电处”木刻印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文物。中山舰与外部保持通讯联络主要依靠发电报，而“中山军舰无线电处”则具体负责将各种信息、指令编成电报码发送外部，同时将接收的电报译出报告舰长。由于年代久远，从目前已破译的“中山军舰无线电处”发出的352份中山舰电报稿内容来看，绝大部分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7月期间，中山舰遵照国民政府海务部“近来外侮日亟，江海防备日益重要”令，加强日常巡防及对外国军舰的调查等，其中针对日舰活动记载较详细，61份调查报告中就有19份与日本海军舰队在华活动有关。不少文字记载和调查报告所涉及的外籍舰船除英法美外舰只外，更多的是日本旗舰川内号、巡洋舰龙田号、长良号、神通号及驱逐舰汕风号等，可见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早已处心积虑。中山舰巡视江面，密切注意日本侵华动向，频繁发送电报，及时向国民政府当局报告，同时做好抗战准备，最后为保卫大武汉喋血长江，壮烈殉国。 1938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印章（见图5），水晶质。长5.6厘米，宽1.4厘米。印面为正方形，刻“钱之光”三字。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二度合作，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1月下旬，钱之光带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来到武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同时兼任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每月到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军需署凭钱之光的水晶印章盖章后方准领取枪支、弹药、服装、药品、医疗器械、军事通讯器材等物资。每次领到物资后，钱之光便组织工作人员，将物资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地，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前线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武汉抗战时期，钱之光的印章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各项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见证了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不平凡的战斗历程。1984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北京访问钱之光老人时，经本人同意，由其夫人刘昂捐赠给纪念馆作为馆藏文物。2000年，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钱之光水晶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0年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章（见图6），铜质，圆形。直径4厘米。纪念章上面有穿孔钮，用于穿系佩戴。正面镌刻“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等文字，正中小圆圈内刻一繁体“学”字。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3月赴北平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为时人传诵，但晚节不保。1937年抗战爆发后，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但对抗日一直怀有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在日本当局的政治诱降下，汪最终走上了大汉奸的不归路。1940年3月30日，汪伪傀儡政权在南京成立。4月17日，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身份来到武汉，视察汉口，同汉口日军特务部协商伪湖北省政府、武汉特别市政府并入汪伪政权事宜。当天晚上，汪发表广播讲话，鼓动武汉市民与汪伪政权协作，“共同排除和平之障碍”。18日，伪汉口市政府举行拥汪大会，汪在会上鼓吹中日双方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建立“亲善关系”。这件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章，即是武汉地区伪政权为迎接汪精卫而铸造的，亦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视察武汉这段历史的见证之物。
1940年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题字铜镇纸（见图7），铜质，长方形。长15厘米，宽3厘米，厚1厘米。上部圆圈内为篆书“周年纪念”，中下部分两行竖行刻写“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题”等文字。张仁蠡是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最小的儿子，他在1935年就出任过汉奸傀儡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长，开始了臭名昭著的汉奸生涯。武汉沦陷后，在其兄张燕卿的推荐下，张仁蠡于1939年4月20日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一职，在市内遍设吸售所，贩卖鸦片，毒害人民。在中小学中，张积极推广奴化教育，规定日语为必读课。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张要求人民勒紧裤带，为日本的“圣战”作最大的牺牲。暗中则巧取豪夺，搜刮所得，秘密带往北平，在西城贵人关一带大量购置房产。新中国成立后，张仁蠡于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在北京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可耻的一生。张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师从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学习，诗文俱佳，还写得一手米南宫体的好字。可惜为人品性低劣，无丝毫文人节操。这件铜镇纸上的文字刻于1940年4月20日，正好是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可见张之用心，是为纪念就任伪市长而题，其汉奸本性已经到了顽固不化、根深蒂固的地步。
1940年汉口市市民陈年的安居证（见图8），纸质。长11.7厘米，宽16.5厘米。封面自右而左印有“汉口海军特务部”“安居证”“姓名陈年、男、年龄廿八岁”等字样，下方盖“汉口海军特务部之印”。证件内页有编号“一八一号”和原籍、住址、职业、性别、姓名、年龄等身份信息，空白处所贴持证人登记照片上盖“汉口海军特务部”钢印和“汉口海军特务部之印”，在编号和照片角上还盖有颁发责任人私印。内页左边印有注意事项。1938年武汉沦陷后，进入武汉地区的日本海军成立了汉口临时海军特务部，部址设在汉口原中央银行，翌年3月10日改名为汉口海军特务部。当时，占领武汉的日本陆军也成立了汉口陆军特务部，部址设在汉口金城银行原址，与海军特务部分界管辖，陆军特务部控制着界限路到硚口的旧英租界和汉口华界区，海军特务部则管辖汉口旧俄、德、法、日等租界地区。日军在难民区四周布满铁丝网，设置哨卡，所有进出的难民必须手持日军特务部派发的安居证，并做到三个动作：举起安居证、脱帽、向值岗的日本宪兵鞠躬，否则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以游击队嫌疑的罪名处死。日军颁发安居证，是为了辨明居民身份，加强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罪恶目的。
1940年汉口陆海军特务部签发给周金媛的通行许可证（见图9），纸质。长37.8厘米，宽52厘米。通行许可证是日军占领武汉期间，强加给武汉市民的一种证明文件，是日军加强沦陷区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产物。内页右边框内印有“通行许可证”“陆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写真摄影可否”等文字，和此证编号“62446”、通行区域“汉口、武昌、汉阳”、签发责任人和以日文写成的注意事项。本证使用时限采用日本昭和天皇纪年，为“自昭和15年6月12日至昭和15年12月11日”，昭和15年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缝印有“期限满了后速予返纳”的提示。左边框内分上下两排，填写的是21岁的持证人周金媛的黑白登记照片和个人身份信息，主要有氏名、性别、职业、国籍、目的、年龄和住所等，照片上盖有“汉口海军特务部”钢印。根据右边框内所盖各种印鉴来看，此证应该是驻汉口的日本海军、陆军特务部共同签发。日军占领武汉后，将三镇划分为若干安全区、难民区、军事区等，以防共为名在街头设置哨卡，鱼肉百姓。武汉市民持通行许可证通过哨卡时必须接受喷洒消毒药水，并向日本宪兵点头哈腰，脱帽三鞠躬，否则会受到三块砖的体罚：一块砖垫在膝盖跪下，一块砖用双手高举，一块砖顶在头上。著名汉剧演员黄鸣震通过哨卡时，因为没有向日军鞠躬，也不接受喷洒消毒药水，结果被活活摔死。 1941年汉口市市民陈年的市民证（见图10），纸质。长12厘米，宽18厘米。该市民证由伪汉口市政府颁发，颁发时间为1941年1月4日。封面右边印有“汉口市市民证”和“申请书丁局署第特1号”等文字，“汉口市市民证”上加盖朱文篆书“武汉特别市市民证发行处印”，封底黑框内印制的是共8条的使用本证注意事项。内页为彩色底纹，中部印有椭圆形图案，圆圈内有茂树、亭阁。右边有持证人陈年的姓名、别号、年龄、住址、职业等身份信息及发证日期、证件编号，盖有伪“汉口市警察局长章”和经手人私印，并贴有持证人陈年的免冠黑白登记照片1张，照片上盖有钢印。左边记录了防疫注射的时间和种类，有“种痘”“防疫注射”两栏及种痘、防疫注射时间。1940年9月，汪伪政权对伪武汉市政府进行改组，“遵照中央规定，恢复民国十八年（1929年）之行政区域，将原辖之武昌、汉阳两地区，划交湖北省政府接管，同时改称汉口市政府，仍直辖于行政院”。伪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市。市民证由伪警局统一发放，于1940年9月1日成立市民证发给处，先前在武昌、汉阳、汉口、水上设有四个分处办理发行事宜，武昌、汉阳划归伪省府管辖后，汉口、水上两区市民证仍由汉口市警局市民证发行处发放，武昌、汉阳两区改发县民证。市民证每年更换一次，需交有保人盖章的申请书两张，还须到指定的照相馆拍照登记照片，手续费日金二角。
武汉沦陷时期“汉口大赛湖畔”日军军邮明信片（见图11、图12），彩色，纸质。长9.1厘米，宽14.1厘米。明信片正面的彩色画面，取景于武汉市黄陂区的大赛湖畔（今汉口后湖）。根据明信片右下方所印之“濑野觉藏氏笔”字样，应为日人濑野觉藏所绘。画面上，一位身穿蓝衫、脚穿布鞋的光头中国剃头匠人侧身而立，正在用剃刀给一个日军修面。一旁的小凳上，坐着一个手托腮帮、正在等候理发的日军军官。湖光山色，风光旖旎，“皇军”气度悠闲，一点也看不到战火硝烟、生灵涂炭的战争场景，从中可见日本侵略者为粉饰太平而煞费苦心。明信片反面印有该明信片发行单位“军事邮便”“陆军恤兵部发行”及印制单位“东京小林又七”等文字。背面蓝色字迹为钢笔手书，是一名侵华日军写给妹妹照子的一封简短家书。武汉于1938年12月25日沦陷，大赛湖所在的黄陂地区则在24日就被日军占领，根据家书最后落款日期“九月十五”来看，这张明信片应该是在武汉沦陷时期的某年9月从汉口寄往日本，是一件研究沦陷区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从画面来看，中国剃头匠给“皇军”修面的战战兢兢，与日军占领者闭目养神的悠闲神态形成明显反差，体现了亡国奴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