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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与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唤、生存性教育形态与发展性教育形态、人本主义的教改倾向与技术主义教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抗争，造成了当前教育的困境甚至是某种危机。而要突破这一困境，走出这一危机首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教”的问题，其次要重构教育一学习的动力与实施系统，才能使教育逐步从困境中突围，从危机中重生。
当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不在于教育受重视程度的高低，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试教育却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在于围绕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等基本问题间的争论日趋激烈，共识空间日渐狭小。此等“乱相”，成因何在?如此困境，如何突围?
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与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唤之间的冲突与抗衡
以“为什么教”为标准，教育存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教育具有十分深厚的社会本位主义传统。
1 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与自然经济、聚族而居这一基本生存方式相适应，中国传统教育具有十分鲜明的人伦色彩，以人伦关系为中心，在人伦关系中展开并最终指向建立在君臣、父子等五伦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主张，无不指向家国，指向天下。
2 以国家为中心的近现代教育传统。与传统社会的“田园牧歌”不同，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始终笼罩在中国社会之上，救亡图存、富国强种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任务。正因如此，近代教育一开始就确立了“教育救国”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赶英超美的时代焦虑使得国家和集体而非个人成为政府及社会的关注中心。不管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还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主题，选拔人才、造就人才的教育任务都将教育立足于国家，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目的展开其实施过程。
但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日渐深入，不管是综合国力，还是社会形态、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对个体影响最大的生存方式更是发生了跨形态的巨大变化。不仅聚族而居的传统生存方式日薄西山，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单位式生存也成昨日黄花。城市化、市场化、个体化生存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存方式。家庭仅作为生活单位而不再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功能，单位也为多元化市场主体所代替，每个人都必须以一已之力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直面人生。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战争以及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危机水平逐渐下降。相反，个体本身如何面对与适应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一大命题下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建立、实践与生存能力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与教育不得不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远没有结束，强国之梦仍旧萦绕于心，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仍以巨大的惯性占据着教育实践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生存方式的改变把个体推向前台，直接参与到生存竞争之中，以人为本、尊重个性、教育民主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不断酝酿、升腾，并逐渐从某种先锋意识扩散为一种迫切的时代呼声。
正是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围绕着“为什么教”的争论、冲突、抗衡日趋激烈。
不同教育诉求下的教育形态之争
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应，教育也有着生存性教育、发展性教育与享受性教育的形态差异。
1 从总体而言，我国教育仍旧处于生存性教育的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人均GDP却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个社会呈倒“丁”字型结构，中下阶层仍旧占据多数。教育仍旧与生存高度相关，而教育资源的相对紧缺，高学历与高收入的紧密挂钩，使得参与考试、选拔跨人大学之门成为改善生存环境、谋求人生幸福的捷径。
从整个社会而言，高考也是利益多元化背景下解决各种矛盾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要求，高度统一的高考组织形式，利于人才选拔成本的控制。其二，符合公平原则，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会受到区别对待。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我国基础教育正是以高考为核心，以各类考试为主体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高效的以考促学的学习系统，实现了文化知识最大限度的普及与推广。
而对于学校而言，虽然一方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教育任务，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每个学生的人生未来。在当前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命运的大背景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也不得不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到应试教育的洪流之中。
正是家庭、社会、学校、个人等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应试教育才逐渐生根、发芽，盘根错节长成参天树木。
2 新兴阶层的诉求，国家发展的需要，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转型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阶层逐渐形成、壮大。相对广大中下阶层而言，他们已经摆脱了生存困扰，生活形态逐渐向发展与享受型过度。这一生活形态的改变必然带来教育诉求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当下的生存性教育形态，更不满于应试教育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希望得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形态。
就整个国家而言，一方面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发展需要，使得以效率著称的高考仍成为当下人才选拔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际竞争的白热化、深入化、整体化，使得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国民素质的整体升成为国家不得不面对并着手解决的现实性问题。
新兴阶层的诉求，国家发展的全新需要。教育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先进教育理论的传播，使得教育转型成为必然趋势。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与教育转型开始的标志。
但正如当下中国各项体制改革的复杂与艰辛，教育的转型又何尝容易，何尝能一蹴而就?生存与发展，现实与未来，人才与国民素质，各种因素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看似矛盾，却又相互依存。应试还是素质?就当下而言确实难作定夺，难舍其一，不要素质教育没有未来，抛弃应试教育却失去现在。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无奈与尴尬。
人本主义的教改倾向与技术主义的教学传统之间的冲突与龃龉
与以新课标的提出与实施为标志的本轮教改开始时的万众期待相比。现在更多的似乎是质疑与徘徊，甚至出现教改失败论的不谐之音。反差为何如此之大，教改又“错”在何处?
当我们透过初始时热闹的浮华与结束时诘责的尘嚣，会发现所谓的教改 失败，错不在教改本身，而在于“淮南则橘，淮北则枳”的无奈与辛酸。
1 回应时代呼声，新教改具有十分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正如前文所述，以生存方式的跨形态变革为背景，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日渐成为时代呼声。新课标、新教改积极回应了这一时代呼声。不论是教学目标的设置、师生关系的定位，还是教学方式的设计都有着十分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实施过程中的建构主义倾向更是有着杜威民主教育、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理论背景。
2 接受、实施教改的学校教学体系有着深厚的技术主义教学传统。这一传统产生于“一纲一本”的教育模式，对于学校、教师而言，为什么教、教什么无须考虑，怎样落实“纲”，如何教好“本”才是重心所在。与此同时，源于前苏联的师生系统地传授与学习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长期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结构稳定、环节清晰，对于教师而言，真正需要思考、选择的是领会新教材环节的教学方式、方法、媒体等教学技术的运用。正是这一教学工作的简单化使得教学呈现出明显的技术主义倾向——关注方法、关注技术，甚至视技术为本质，而忽视“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更为本质的问题。
此次教改恰恰要解决的正是“为什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并在这一基础上对原有教学方式做了几于颠覆式的变革，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自主、合作、探究。正是二者之间的这一巨大反差，使得教师群体对教改的态度经历了耳目一新——热闹开场——深度不适——质疑反感——复旧回归的戏剧性变化。
正是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与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唤、生存性教育形态与发展性教育形态、人本主义的教改倾向与技术主义教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抗衡，造成了当前教育的困境甚至是某种危机。如何突破这一困境，走出这一危机是当前必须面对、考虑并着手解决的问题。
脱离工具化的教育窠臼。建构以人为本的教育体系
1 社会本位主义的工具化倾向。社会功能学派教育家凯兴斯泰曾指出：“我十分明确地把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当作国民学校的教育目标，并且是国民教育的根本目标。”同一学派的诺笃尔普更是直言：“个人不具有任行价值。个人不过是教育的原料。
2 工具化教育倾向的危害。在社会本位的教育体系中。选拔与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法则，有用成为能否为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教育本身也沦落为政治或经济的附庸。这一工具化的教育体系在造成大量失败者的同时，最终必将伤害到集体与社会本身。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个人的发展是集体发展的前提，集体发展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发展开始的。”丽当大部分个体的发展以失败告终的时候，整个社会能走多远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科举考试步人八股时代完全沦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后，中国传统社会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3 人的发展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虽然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概括，但也深刻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社会，而是人本身才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与目的，更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所在。
4 以人为本，实现教育本质的回归，才能真正不负时代重托。在特殊历史时期(如抗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选择的。但当社会发展相对稳定后，教育应当回归其应有本位。而以人为本也并非对国家的否认，恰恰相反，它是强国之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没有民强的国富只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只有建立在民强基础上的国富才能真正恒长久远。
而在生存方式日益城市化、市场化的当下，以人为本的教育才能肩负起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社会竞争、实现人生幸福的动力与能力的神圣使命。
正是基于对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以及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深刻认识，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才坚定地坚持以人为本，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
走出功利化的教育迷途，建构以兴趣为引导的学习系统
以高考为核心的应试教育虽然就目前而言仍有着一定的相对合理性、必然性，但其体现出来的功利化倾向对学生及整个社会、国家发展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目标的功利化。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年轻父母最为看重的是子女能够拥有权势和名利，这一比例高达39.3％。在上海市的一项关于“你希望孩子将来做什么”的调查中，近三分之一的家长选择了公务员，只有1.1％的家长选择了工人。升学率仍旧是学校最为看重的指标之一，甚至出现为提高升学率劝退差生的情形。
其次是过程的功利化。学习的主要活动不是观察、质疑、探究，而是反复操练，由此导致的学习负担过重问题虽然提出许多年，但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考试过程中舞弊盛行更是教育中的痼疾之一。近年来高考舞弊更是出现组织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与舞弊相比，更为可怕的是家长、教师、学生对舞弊的认同及无耻化趋势。
教育的这一功利化倾向，在严重侵蚀学习兴趣导致厌学盛行的同时，也对学生的品德构建形成了摧毁性的打击。钱学森之问、“诺贝尔”焦虑、学术腐败的形成不仅仅在于投入不足与监管不力，更在于功利化对学习目的、动力系统、品行操守的严重扭曲。没有对知识与真理本身的孜孜以求，没有坐得十年冷板凳的艰辛付出，要想在世界科学尖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而视舞弊为当然且没有丝毫羞耻感的人，要想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洁身自好几于天方夜谭。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走出功利主义的教育迷途，重构动力系统。尊重学生个性，呵护源于天性的好奇心、求知欲，使兴趣及对知识、真理本身的追求而非功利成为学习的动力源泉，在此基础上启发人性自觉，培养责任感、使命感与自律意识，为人格健全打下坚实的品性基础。同时，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化，进一步降低考试压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评价体系，为兴趣、好奇、求知、个性留下广阔的实现空间。
纠正技术主义的教学偏向，建构人本与技术和谐统一的有机课堂
技术主义教学偏向虽然能较好地完成知识传授型的教学任务，但它造成的双向窄化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教师教学视野的窄化。在这一教学偏向中，教师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过程的推进、教学方法的使用和教学任务的完成，而较少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更遑论对学生的主动参与及主体性的尊重与实现。也较少关注课本知识以外的广阔空间。
二是学生学习视野的窄化。学生基本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主要关注的是教师所授知识的接收与巩固，没有机会也不太愿意完成习题操练以外的学习任务。
正因如此，对于新教改，学校教学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不适，尤其是没有明确文本材料，以自主学习、探索、体验为主的综合活动课，许多教师更是一筹莫展，最终是弃之厥如，而这恰恰是本次教改的重点与亮点之一。
当然，我们并不苛求学校教学系统本身。这由一纲一本时代留下的技术主义偏向的更改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面对新的教育形势，我们必须主动进行自我调整，走出自我窄化，走出教学任务完成者的角色定位，主动投人到教育全过程之中——从以人为本的教育本位出发，从教育目的、教学目标的认定到教学模式的自我选择，从教学过程的实施到教学成果的评估，做全方位的教育工作者。
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教学技术的重要性。正如海涅克所认为的，技术主义，其根源不在于使用了媒体，而在于是否把学生当人看。因此，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关键在于更新教育理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教学过程，以有利于主动学习为标准选择教学方式方法。而具有互动特点的现代多媒体技术的推广，也为人本与技术的协调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
梁启超先生说：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教育只有以人为本，才能走出困境，化危为机，真正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振兴国运，造福万民。
(作者单位：广州深圳宝安区观澜街道大水坑小学)
当前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不在于教育受重视程度的高低，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试教育却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在于围绕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等基本问题间的争论日趋激烈，共识空间日渐狭小。此等“乱相”，成因何在?如此困境，如何突围?
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与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唤之间的冲突与抗衡
以“为什么教”为标准，教育存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教育具有十分深厚的社会本位主义传统。
1 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与自然经济、聚族而居这一基本生存方式相适应，中国传统教育具有十分鲜明的人伦色彩，以人伦关系为中心，在人伦关系中展开并最终指向建立在君臣、父子等五伦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主张，无不指向家国，指向天下。
2 以国家为中心的近现代教育传统。与传统社会的“田园牧歌”不同，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始终笼罩在中国社会之上，救亡图存、富国强种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任务。正因如此，近代教育一开始就确立了“教育救国”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赶英超美的时代焦虑使得国家和集体而非个人成为政府及社会的关注中心。不管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还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主题，选拔人才、造就人才的教育任务都将教育立足于国家，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目的展开其实施过程。
但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日渐深入，不管是综合国力，还是社会形态、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对个体影响最大的生存方式更是发生了跨形态的巨大变化。不仅聚族而居的传统生存方式日薄西山，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单位式生存也成昨日黄花。城市化、市场化、个体化生存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存方式。家庭仅作为生活单位而不再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功能，单位也为多元化市场主体所代替，每个人都必须以一已之力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直面人生。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战争以及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危机水平逐渐下降。相反，个体本身如何面对与适应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一大命题下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建立、实践与生存能力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与教育不得不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远没有结束，强国之梦仍旧萦绕于心，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仍以巨大的惯性占据着教育实践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生存方式的改变把个体推向前台，直接参与到生存竞争之中，以人为本、尊重个性、教育民主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不断酝酿、升腾，并逐渐从某种先锋意识扩散为一种迫切的时代呼声。
正是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围绕着“为什么教”的争论、冲突、抗衡日趋激烈。
不同教育诉求下的教育形态之争
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应，教育也有着生存性教育、发展性教育与享受性教育的形态差异。
1 从总体而言，我国教育仍旧处于生存性教育的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人均GDP却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个社会呈倒“丁”字型结构，中下阶层仍旧占据多数。教育仍旧与生存高度相关，而教育资源的相对紧缺，高学历与高收入的紧密挂钩，使得参与考试、选拔跨人大学之门成为改善生存环境、谋求人生幸福的捷径。
从整个社会而言，高考也是利益多元化背景下解决各种矛盾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要求，高度统一的高考组织形式，利于人才选拔成本的控制。其二，符合公平原则，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会受到区别对待。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我国基础教育正是以高考为核心，以各类考试为主体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高效的以考促学的学习系统，实现了文化知识最大限度的普及与推广。
而对于学校而言，虽然一方面承担着国家赋予的教育任务，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每个学生的人生未来。在当前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命运的大背景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也不得不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到应试教育的洪流之中。
正是家庭、社会、学校、个人等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应试教育才逐渐生根、发芽，盘根错节长成参天树木。
2 新兴阶层的诉求，国家发展的需要，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转型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阶层逐渐形成、壮大。相对广大中下阶层而言，他们已经摆脱了生存困扰，生活形态逐渐向发展与享受型过度。这一生活形态的改变必然带来教育诉求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当下的生存性教育形态，更不满于应试教育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希望得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形态。
就整个国家而言，一方面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发展需要，使得以效率著称的高考仍成为当下人才选拔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国际竞争的白热化、深入化、整体化，使得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国民素质的整体升成为国家不得不面对并着手解决的现实性问题。
新兴阶层的诉求，国家发展的全新需要。教育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先进教育理论的传播，使得教育转型成为必然趋势。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与教育转型开始的标志。
但正如当下中国各项体制改革的复杂与艰辛，教育的转型又何尝容易，何尝能一蹴而就?生存与发展，现实与未来，人才与国民素质，各种因素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看似矛盾，却又相互依存。应试还是素质?就当下而言确实难作定夺，难舍其一，不要素质教育没有未来，抛弃应试教育却失去现在。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无奈与尴尬。
人本主义的教改倾向与技术主义的教学传统之间的冲突与龃龉
与以新课标的提出与实施为标志的本轮教改开始时的万众期待相比。现在更多的似乎是质疑与徘徊，甚至出现教改失败论的不谐之音。反差为何如此之大，教改又“错”在何处?
当我们透过初始时热闹的浮华与结束时诘责的尘嚣，会发现所谓的教改 失败，错不在教改本身，而在于“淮南则橘，淮北则枳”的无奈与辛酸。
1 回应时代呼声，新教改具有十分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正如前文所述，以生存方式的跨形态变革为背景，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日渐成为时代呼声。新课标、新教改积极回应了这一时代呼声。不论是教学目标的设置、师生关系的定位，还是教学方式的设计都有着十分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实施过程中的建构主义倾向更是有着杜威民主教育、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理论背景。
2 接受、实施教改的学校教学体系有着深厚的技术主义教学传统。这一传统产生于“一纲一本”的教育模式，对于学校、教师而言，为什么教、教什么无须考虑，怎样落实“纲”，如何教好“本”才是重心所在。与此同时，源于前苏联的师生系统地传授与学习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长期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结构稳定、环节清晰，对于教师而言，真正需要思考、选择的是领会新教材环节的教学方式、方法、媒体等教学技术的运用。正是这一教学工作的简单化使得教学呈现出明显的技术主义倾向——关注方法、关注技术，甚至视技术为本质，而忽视“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更为本质的问题。
此次教改恰恰要解决的正是“为什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并在这一基础上对原有教学方式做了几于颠覆式的变革，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自主、合作、探究。正是二者之间的这一巨大反差，使得教师群体对教改的态度经历了耳目一新——热闹开场——深度不适——质疑反感——复旧回归的戏剧性变化。
正是社会本位主义的教育传统与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唤、生存性教育形态与发展性教育形态、人本主义的教改倾向与技术主义教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抗衡，造成了当前教育的困境甚至是某种危机。如何突破这一困境，走出这一危机是当前必须面对、考虑并着手解决的问题。
脱离工具化的教育窠臼。建构以人为本的教育体系
1 社会本位主义的工具化倾向。社会功能学派教育家凯兴斯泰曾指出：“我十分明确地把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当作国民学校的教育目标，并且是国民教育的根本目标。”同一学派的诺笃尔普更是直言：“个人不具有任行价值。个人不过是教育的原料。
2 工具化教育倾向的危害。在社会本位的教育体系中。选拔与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法则，有用成为能否为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教育本身也沦落为政治或经济的附庸。这一工具化的教育体系在造成大量失败者的同时，最终必将伤害到集体与社会本身。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个人的发展是集体发展的前提，集体发展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发展开始的。”丽当大部分个体的发展以失败告终的时候，整个社会能走多远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科举考试步人八股时代完全沦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后，中国传统社会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3 人的发展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虽然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概括，但也深刻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社会，而是人本身才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与目的，更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所在。
4 以人为本，实现教育本质的回归，才能真正不负时代重托。在特殊历史时期(如抗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选择的。但当社会发展相对稳定后，教育应当回归其应有本位。而以人为本也并非对国家的否认，恰恰相反，它是强国之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没有民强的国富只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只有建立在民强基础上的国富才能真正恒长久远。
而在生存方式日益城市化、市场化的当下，以人为本的教育才能肩负起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社会竞争、实现人生幸福的动力与能力的神圣使命。
正是基于对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以及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深刻认识，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才坚定地坚持以人为本，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
走出功利化的教育迷途，建构以兴趣为引导的学习系统
以高考为核心的应试教育虽然就目前而言仍有着一定的相对合理性、必然性，但其体现出来的功利化倾向对学生及整个社会、国家发展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目标的功利化。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年轻父母最为看重的是子女能够拥有权势和名利，这一比例高达39.3％。在上海市的一项关于“你希望孩子将来做什么”的调查中，近三分之一的家长选择了公务员，只有1.1％的家长选择了工人。升学率仍旧是学校最为看重的指标之一，甚至出现为提高升学率劝退差生的情形。
其次是过程的功利化。学习的主要活动不是观察、质疑、探究，而是反复操练，由此导致的学习负担过重问题虽然提出许多年，但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考试过程中舞弊盛行更是教育中的痼疾之一。近年来高考舞弊更是出现组织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与舞弊相比，更为可怕的是家长、教师、学生对舞弊的认同及无耻化趋势。
教育的这一功利化倾向，在严重侵蚀学习兴趣导致厌学盛行的同时，也对学生的品德构建形成了摧毁性的打击。钱学森之问、“诺贝尔”焦虑、学术腐败的形成不仅仅在于投入不足与监管不力，更在于功利化对学习目的、动力系统、品行操守的严重扭曲。没有对知识与真理本身的孜孜以求，没有坐得十年冷板凳的艰辛付出，要想在世界科学尖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而视舞弊为当然且没有丝毫羞耻感的人，要想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洁身自好几于天方夜谭。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走出功利主义的教育迷途，重构动力系统。尊重学生个性，呵护源于天性的好奇心、求知欲，使兴趣及对知识、真理本身的追求而非功利成为学习的动力源泉，在此基础上启发人性自觉，培养责任感、使命感与自律意识，为人格健全打下坚实的品性基础。同时，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化，进一步降低考试压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评价体系，为兴趣、好奇、求知、个性留下广阔的实现空间。
纠正技术主义的教学偏向，建构人本与技术和谐统一的有机课堂
技术主义教学偏向虽然能较好地完成知识传授型的教学任务，但它造成的双向窄化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教师教学视野的窄化。在这一教学偏向中，教师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过程的推进、教学方法的使用和教学任务的完成，而较少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更遑论对学生的主动参与及主体性的尊重与实现。也较少关注课本知识以外的广阔空间。
二是学生学习视野的窄化。学生基本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主要关注的是教师所授知识的接收与巩固，没有机会也不太愿意完成习题操练以外的学习任务。
正因如此，对于新教改，学校教学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不适，尤其是没有明确文本材料，以自主学习、探索、体验为主的综合活动课，许多教师更是一筹莫展，最终是弃之厥如，而这恰恰是本次教改的重点与亮点之一。
当然，我们并不苛求学校教学系统本身。这由一纲一本时代留下的技术主义偏向的更改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面对新的教育形势，我们必须主动进行自我调整，走出自我窄化，走出教学任务完成者的角色定位，主动投人到教育全过程之中——从以人为本的教育本位出发，从教育目的、教学目标的认定到教学模式的自我选择，从教学过程的实施到教学成果的评估，做全方位的教育工作者。
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教学技术的重要性。正如海涅克所认为的，技术主义，其根源不在于使用了媒体，而在于是否把学生当人看。因此，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关键在于更新教育理念，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教学过程，以有利于主动学习为标准选择教学方式方法。而具有互动特点的现代多媒体技术的推广，也为人本与技术的协调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
梁启超先生说：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教育只有以人为本，才能走出困境，化危为机，真正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振兴国运，造福万民。
(作者单位：广州深圳宝安区观澜街道大水坑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