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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音器里的音乐响起，广西田东县平略村岜皓小学操场上的小孩急忙跑回教室，这所被群山环绕的小学，立马从课间的喧闹变成安静。
三年级一班下午的第一节课开始了。这堂课与以往不同，投影仪早早打开了，白炽灯上挂了收音用的麦克风，课桌被拼成了几组，同学们围坐在周围，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
屏幕的那头是深圳一间小学，同样的也是九、十岁的三年级小朋友，教室里干净明亮。
这堂课讲的是郑渊洁的一篇童话故事——《地球上还剩一个鸡蛋》。
“鸡可能是人吃的最多的家禽。鸡家族不甘心自己在地球上的作为食物任人宰割的地位，于是‘鸡王’想出办法，颁布‘圣旨’让所有的母鸡停止下蛋。人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发现地球上的鸡将吃一只少一只，最终灭绝。终于，鸡的地位提升，甚至取代了狗和猫，成为了人类的宠物。在圣旨颁布前，鸡家族里只有一只母鸡生出了一个蛋，她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鸡蛋的母亲。”
“广西的小同学们，你们认为故事到这里是否可以圆满结束了吗？”深圳的卢老师的问题穿越群山来到这间教室。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鸡家族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鸡王哀叹。”
深圳的老师在PPT上写出了故事的结尾，让同学们来推测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个故事又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课程模式在城市里已经很常见，但对岜皓小学的同学们来说还非常陌生。
平略村是广西的全国一类贫困村，贫困户有354户1594人，占全村人口近50%。但这里的小学的硬件条件已经与屏幕另一端的城市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学校在两年前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学楼，教室里有新的课桌椅，有专门的阅读室，甚至有电脑和投影仪。
贫困村里的小学生并没有刻板印象中的封闭。在山间的闲暇时刻，他们大多会使用长辈的手机。比起这堂课里的郑渊洁关于鸡的童话寓言，男生们对另一款风靡全国的“吃鸡”游戏（《绝地求生》）更为熟悉。女生们知道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偶像、知道最热门的电视剧，有些高年级的学生也会看抖音、快手里的搞笑视频，也会模仿里面的段落。互联网的触角早已深入群山。
“这些东西到底给他们会带来什么影响？父母都不在家，怎么来鉴别这些东西的好坏？”从城市里来岜皓小学支教的三年级班主任禹利华有她的担忧。在这所小学里，留守儿童占了大半，80%的家庭父母有一方外出打工，父母全部外出打工的接近一半。
父母的缺位，让老师成了乡间孩子们的直接“看门人”。禹利华记得刚来到学校时的样子。七八个学生都是光着脚到处乱跑，上着课可能学生就直接跑出去了。“刚来的时候他们行为习惯都不太好，见到老师不会主动问好，午餐打饭的时候都没有人说谢谢。”禹利华回忆。行为习惯的引导是她的第一课。她让班上的同学自己制定班规，让同学自己内部监督，营造出集体氛围，用集体荣誉感来纠正以往的坏习惯。
行为习惯很快得到了修正，但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落在乡村对待教育的观念。禹利华几乎做完了所有学生的家访，班里的学生阿光是她尤其关注的一个。阿光内向，平时总驼着背，但成绩不错。禹利华一次段考后去他家里家访，问阿光的母亲平时他在家里表现怎么样。
“还行吧。”阿光母亲告诉老师。
“那你知道他平时在学校学习怎么样吗？”
“不知道。”
“他上次段考，就是期中考试考了九十多分，你知道吗？”
“不知道。”
禹利華有些诧异，在以往的经验里，对于成绩家长比老师在意得多。这样的例子在当地并不少见，读书的意义在这里有时会变得模糊，这个时候，村里的封闭才渐渐显现出来。
“有的家长对学生上学的态度是：去了吗？去了就行了。”禹利华坦言面临这种状况也很着急，想能够找到家长当面沟通，强调上学的意义，虽然这种沟通有时候往往没有什么结果。有的家长也觉得，读完书出来打工也不错。小孩许多场景需要家长在场的时候，他们大多都外出了，还有一些家里只剩下做饭的老长辈。也有极少数的学生，独自一人生活。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把学习变成内在动力。” 禹利华说。
对于这些还在纯真年代的小朋友而言，“改变命运”这件事情的压力有些为时过早。老师们也不认为读书、要去城市才是“应该要过的生活”，没有人界定生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他们会告诉学生，要去争取选择的权利。
有同学课下问她，他们村里有人在外面读了很好的大学，但现在还是回来种地了。
“这就是他的选择，他可以去社会上，他可以去大城市工作，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
“有。”
“他可不可以回来种地？可以，那他至少有选择的权利。”
岜皓小学一入夜几乎就没有声音。晚餐的烟火气散去，白天壮美的山群在夜里连绵成一道道比夜空更深色的屏障。此时已经没有车开往村外了。
这里的学生多半没有出过县城。禹利华希望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不仅仅只是游戏或者电视剧。她教这里的学生数学，在她的课上，她会把数字配上图片，这些图片可能是宏伟的图书馆，她会告诉学生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图书馆；也可能是漂亮的大学，有中国的，也有全世界的。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有无数多种不同于这里的生活。
王婷是岜皓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在平时她会在投影上播放一些自己以前读大学时旅行拍摄的风景照，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影视片段，希望这些孩子能看得更远。王婷起初担心这些已经熟练使用手机的学生对这些东西会没有兴趣，但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还是让她欣慰。在这些播放的片段里，学生们经常会“哇”的一声表达惊叹，课后常常也有学生问她，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她给这些同学播放过日剧《女王的教室》其中一个片段，片中天海佑希饰演的老师回答学生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说：“读书，不是非做不可的事，而是想要去做的事。今后你们会碰到很多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不能理解的事情，也会碰到很多你们觉得美好的开心的不可思议的事物，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自然想了解更多，学习更多，连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都不想了解，还能做什么呢？不论如何学习，只要人活着，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人，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那都是骗人的。进了好大学也好，好公司也好，如果有活到老学到老的想法，那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失去好奇心的那一瞬间，人就死了。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出色的人。”
医生在平略村为村民进行B超检测
很难说这些片段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老师们的积极引导慢慢显露出成效。最近的作文课题是《我的理想》。设计师、宇航员、美食家，画家，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开始在岜皓小学的同学心里生长。而在刚来岜皓小学的时候，老师问起他们以后想做什么，答案大多模糊或沉默。
现在，岜皓小学的学生和外部世界的连接有了新的渠道，王婷带着学生们一起上了一堂来自深圳的崭新课程。在她看来，“三村晖线上教育智慧平台”这种让学生自己预测、推理、想象的思维教育模式，会让乡村的教学有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学生在这些课堂里可以学到更多思辨的内容。同时，课程里的远程同步互动让这里的学生和另外一群同龄人有了“面对面”学习的机会。这种遥远的连接对大山里的同学们来说尤为珍贵。
幸运的是，这样的课程今后将通过中国平安“三村晖线上教育智慧平台”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所有的“双师课堂”直播之后也都会作为录播课程，通过“三村晖线上教育智慧平台”共享给114所平安希望小学和平安智慧小学。
王婷和禹利华都是从城市里来岜皓小学支教的老师，支教时间有限，谈起将会到来的离别时刻，除了感伤，她们都有共同的期待——“十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希望他们是可以有选择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同时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下午，猛烈的阳光慢慢散去，岜皓小学下课了。这一天放学后的操场并没有往日的喧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成几列，站在用课桌摆成的临时“门诊”旁，等待抽血、验光。这是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系统性的体检。
医生用棉签仔细给小孩子的手指消毒，采血针扎进稚嫩的皮肤，血液迅速流进检验容器，一下子样本采集就完成了。二年级的小陈起初用另一只手捂住了嘴，抽血似乎没有想象中疼，立马又和背后的同学嬉笑起来。学校里突然来了那么多“白大褂”和从没见过的机器设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好奇。
同学们并不知道这“第一次体检”对他们的意义。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显示，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5%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中国贫困儿童地区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高达54%；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比城市儿童高出约九9倍。
在这些医院体检未覆盖的偏远地区，儿童定期体检还远未成为常识，这些数字中的风险，在这些贫困地区依然存在。
更大规模的体检在小学几公里外的村公部。一辆具备全面体检能力的移动健康检测车停在村公部前的广场，准备给全村人做免费的身体检查。这辆可以提供B超、X光、肿瘤筛查等项目的大型检测车开进平略村并不容易，唯一一条通往村里的公路就修建在大山的悬崖边，只有供小车进出的一个车道。除了这些设备，随车来的还有武汉的医生，他们大多是知名医院的主任大夫。
这已经是这辆检测车第二次开进平略村，一个月前他们已经给这里的村民做过一次体检。这次再度进村，除了给上次没来得及进行体检的村民补上之外，还带来了已经得出结果的体检报告。初步的报告显示这里的村民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在上个月已经接受体检的村民里，约有20%的比例患病，也检查出两例肝癌。
整个平略村里只有一间简易的卫生所，韦明生是平略村两千多常住人口里唯一的村医。1992年卫校毕业后，韦明生一直留在村里给村民们看病，现在他的手机里存着村里几乎所有常住村民的电话，哪一家人身体有什么毛病他都一清二楚。
在刚刚当医生的时候，医疗条件比现在还要差，村里通讯、交通不便，对于一些住得比较远的村民，韦明生要背着药包翻过几座山才能到患者家里。由于缺乏人手，给孕妇接生他也做过。韦明生记得最凶险的一次，有天夜里村里有个产妇快生了突然头晕抽筋，他立马从家里赶过去。到了产妇家里，他发现这是典型的“妊高症”，以当时条件，完全接生不了，产妇有生命危险。韦明生立马打电话给120，山路阻隔，急救车到村里很慢，他就抬着产妇往山路上走，希望能争取时间。好在走到半路，急救车及时赶到。
“如果当时早一点发现这个（病），送到乡里的医院，就不会这么惊心动魄了。”韦明生说。
村里的卫生条件在2003年有了改善。村公部边上的一间房子被改成了全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卫生所，配置了简单的设备，医保体系也开始覆盖这里。韦明生从这时开始不再做接生类的工作，除了平时在卫生所里给村民看病打预防针，他更多的是给这里的村民做一些简单的体检。但全职的村医依然只有他一个人，这给他也带来很多压力，虽然每个季度他都要去给村民做检查，但检查项目依然有限，很多病症仍无法及时发现。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村民们很少到乡镇医院去做更详细的全面检查。韦明生说，害怕自己被检查出得病的保守村民在这个村里占了多数。不久前，韦明生自己的小叔因为心力衰竭去世。小叔早早就离开了村子在外打工，有病从来也不去看醫生，随便拿一点药就吃。直到今年有一天打工发现咳嗽，实在没有力气了，才回到县里面做了一次检查。不幸的是，韦明生的小叔从县医院确诊到去世只有二十几天。 平安的智慧检测车的到来为当地的医疗环境分担了许多压力，村民们大多在平安志愿者的劝说下免费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更重要的是，平安还带来了知名医生和专家，在给村民们分析体检报告的同时，也不断地给他们普及体检和健康的知识。
韦明生所在的卫生所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一个自动售贩机式的智能药柜被摆放在门前，简单操作就可以自助拿到需要的药品。韦明生也开始熟悉远程视讯平台，这个集血糖仪、血压计、尿常规、12导心电图、血氧、心率/ 脉搏、体温计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可以解决基础的体检需求，遇到更困难的病症，远程平台也可以和省、市、县级医院进行远程会诊、转诊。
平略村岜皓小学挂牌“平安智慧小学”
韦明生有三个小孩都在念书，有两个已经读了大学，经济压力不小。除了做村医的，他早晚也还要和妻子务农补贴家用。不少同龄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收入比留在平略村里当村医的他显然要高。韦明生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但他说现在对出去打工“已经不向往了”。
“都做了二十几年了，最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韦明生说。
与预期不同，这次带队体检的中国平安（武汉）健康监测中心首席医疗官金朝林发现这个贫困地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营养不良或者消化系统疾病，反而高血压的发病率相当高。初步分析原因，可能和这里缺水的环境有关。平略村里没有自来水，村民们靠政府补助建造的水塔储存雨水以供日常使用。即使这样，水依然不够用。许多村民养成了不常喝水的习惯，这些习惯体现在体检报告里则更为直观，村民的血常规血液都比较浓，肾脏也比一般人提前萎缩。
生活中缺水可以靠水塔储存勉强捱过去，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农耕无法正常进行。更大的制约还有土地，这里的石缝地，只要一下雨，为数不多的耕地里的养分、肥料就都会被冲走。
“靠天吃饭”，当地人这样形容这里的处境。
坡教村离平略村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但由于山路险阻，开车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村下辖的一些屯有的地势陡峭，有的甚至没有通往村部的公路。全村只有一个村部有通讯基站，除村部所在的屯之外的其他地方与外界几乎信息隔绝。
坡教村有近50户村民种植耐旱的甘蔗，一年一收。但土地贫瘠的现况限制了发展，有的村民需要在47块石缝地才能拼出一亩正常的耕地，很难实现批量的种植规模。村里922人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259人，大部分贫困户的劳动人口选择出省打工。
4月，中国平安开始了在坡教村的“三村工程”计划的“村官”工程。针对坡教村特殊的情况，平安选择了一种崭新的“田东模式”进行精准扶贫。平安银行选择了当地最大的南华糖业放款，协议里包括了必须从坡教村的贫困户的甘蔗进行包销。对贫困户方面，协议里要求企业在种植前期为他们提供包括种子在内的生产原料，在后期收购时再予以扣除。在种植的初创阶段，村民不会有太多支出。
解决了销路问题之后，平安对增产的问题也做了解决方案。他们发现，以往一直使用的是传统的药肥，加上本身土地贫瘠，甘蔗的产量很低。在新的扶贫模式下，平安为他们升级了化肥，持续改善当地的土壤状况。
与以往的产业扶贫模式不同，平安在坡教村的的“田东模式”从以往的银行对企业的简单二元关系转化为银行、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三方互动。帮扶也不再是以往简单的让利，而是在协议里就确定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与持续性是否真正能帮到贫困户脱贫。
从大的层面来讲，“田东模式”注重的是通过核心企业带动贫困村的整体产业良性发展；聚焦到个人，“田东模式”更希望看到村民在观念上的更新。
来宾正大现代农业公司的劳力雇佣是“田东模式”下的另一个项目。平安要求正大雇佣来自坡教村的贫困人口，公司提供的薪水与沿海地区差异不大，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家乡近。坡教村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做的大多是流水线的电子装配，而通过“田东模式”聘去正大公司的村民，从事的是和原来村里务农相近的工作（养猪、育肥），但使用的是公司里成熟科学的方法和最新的技术。平安希望通过这个模式，提升村民对于农业的专业化程度。短期内正大公司的雇工可以解决最直接的贫困户收入问题；长远看来，村民们可以从现代企业中学到新的养殖种植技术、模式以及方法，以后回到村里面有可能反哺当地的相关产业。
“田东模式”同时将村民尝试新技术的试错成本降到了最低。“在学习技能的过程中，村民没有承担这个经营的风险，因为他是以打工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对于他们意识和思想的改变，我相信一定是彻底的。”“三村工程”的工作人员说，“利息的优惠减免不是唯一的重点，对整个贫困地区和产业更深层次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样长期的全局计划，平安对“三村工程”的审核非常严格。贫困户的认定，会以政府的函件作为备案；每个时间节点的工作完成了多少，村民收入提高了多少都会被量化记录，具体到受惠的每一个人。
“三村工程”的队伍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活力。团队里有在农村长大的90后，大学学的是农村金融，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现在也有机会把所学回馈给故乡；也有在海外留学的，在总行做金融业务，现在可以通过“三村工程”把这些国外经验带到中国广大的乡村大地。“三村工程”的工作人员说：“年輕一代参与进来，让他们影响到身边的人，会让人觉得这个扶贫的东西不是写在文件上的，不是写在口号上的，不是写在网络上的，而是真正的就在我们自己身边发生。”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有机会改变另一群人的生活。
全程考察“三村工程”样板村的中国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在手记里写道：这一路我看到我们的扶贫干部们在实践中增加了对国情、民情、社情的感性认识，磨砺了意志品格，为自己的人生增加了一段厚实阅历；也听到村民们声声淳朴的问候，在孩子们眼里看到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到建设美好乡村、助力贫攻坚任重道远，只有虚功实做、难功长做，才能把三村落到实处，这也需要每一位平安人切实了解农村现状，紧紧围绕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去群策群力，奉献智慧和汗水；更需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三村工程，加强资源统筹，凝聚工作合力，进一步把扶贫举措谋实想细。
“三村工程”的“村官”、“村医”、“村教”在田东县已经有了落地的成果，“靠天吃饭”的说法已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下一步，中国平安会将这个模板推向全国。就像岜皓小学的老师们对学生的期待——
“十年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呢？”
田东县五月的阳光炽烈，贫瘠的土地被晒得更加干涸。群山依旧，不时有风吹来，龟裂的土地上已经开始冒出绿意。
三年级一班下午的第一节课开始了。这堂课与以往不同，投影仪早早打开了，白炽灯上挂了收音用的麦克风，课桌被拼成了几组，同学们围坐在周围，眼睛直勾勾盯着屏幕。
屏幕的那头是深圳一间小学，同样的也是九、十岁的三年级小朋友，教室里干净明亮。
这堂课讲的是郑渊洁的一篇童话故事——《地球上还剩一个鸡蛋》。
“鸡可能是人吃的最多的家禽。鸡家族不甘心自己在地球上的作为食物任人宰割的地位，于是‘鸡王’想出办法，颁布‘圣旨’让所有的母鸡停止下蛋。人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发现地球上的鸡将吃一只少一只，最终灭绝。终于，鸡的地位提升，甚至取代了狗和猫，成为了人类的宠物。在圣旨颁布前，鸡家族里只有一只母鸡生出了一个蛋，她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鸡蛋的母亲。”
“广西的小同学们，你们认为故事到这里是否可以圆满结束了吗？”深圳的卢老师的问题穿越群山来到这间教室。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鸡家族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鸡王哀叹。”
深圳的老师在PPT上写出了故事的结尾，让同学们来推测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个故事又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课程模式在城市里已经很常见，但对岜皓小学的同学们来说还非常陌生。
选择的权利
平略村是广西的全国一类贫困村，贫困户有354户1594人，占全村人口近50%。但这里的小学的硬件条件已经与屏幕另一端的城市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学校在两年前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学楼，教室里有新的课桌椅，有专门的阅读室，甚至有电脑和投影仪。
贫困村里的小学生并没有刻板印象中的封闭。在山间的闲暇时刻，他们大多会使用长辈的手机。比起这堂课里的郑渊洁关于鸡的童话寓言，男生们对另一款风靡全国的“吃鸡”游戏（《绝地求生》）更为熟悉。女生们知道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偶像、知道最热门的电视剧，有些高年级的学生也会看抖音、快手里的搞笑视频，也会模仿里面的段落。互联网的触角早已深入群山。
“这些东西到底给他们会带来什么影响？父母都不在家，怎么来鉴别这些东西的好坏？”从城市里来岜皓小学支教的三年级班主任禹利华有她的担忧。在这所小学里，留守儿童占了大半，80%的家庭父母有一方外出打工，父母全部外出打工的接近一半。
父母的缺位，让老师成了乡间孩子们的直接“看门人”。禹利华记得刚来到学校时的样子。七八个学生都是光着脚到处乱跑，上着课可能学生就直接跑出去了。“刚来的时候他们行为习惯都不太好，见到老师不会主动问好，午餐打饭的时候都没有人说谢谢。”禹利华回忆。行为习惯的引导是她的第一课。她让班上的同学自己制定班规，让同学自己内部监督，营造出集体氛围，用集体荣誉感来纠正以往的坏习惯。
行为习惯很快得到了修正，但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落在乡村对待教育的观念。禹利华几乎做完了所有学生的家访，班里的学生阿光是她尤其关注的一个。阿光内向，平时总驼着背，但成绩不错。禹利华一次段考后去他家里家访，问阿光的母亲平时他在家里表现怎么样。
“还行吧。”阿光母亲告诉老师。
“那你知道他平时在学校学习怎么样吗？”
“不知道。”
“他上次段考，就是期中考试考了九十多分，你知道吗？”
“不知道。”
禹利華有些诧异，在以往的经验里，对于成绩家长比老师在意得多。这样的例子在当地并不少见，读书的意义在这里有时会变得模糊，这个时候，村里的封闭才渐渐显现出来。
“有的家长对学生上学的态度是：去了吗？去了就行了。”禹利华坦言面临这种状况也很着急，想能够找到家长当面沟通，强调上学的意义，虽然这种沟通有时候往往没有什么结果。有的家长也觉得，读完书出来打工也不错。小孩许多场景需要家长在场的时候，他们大多都外出了，还有一些家里只剩下做饭的老长辈。也有极少数的学生，独自一人生活。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把学习变成内在动力。” 禹利华说。
对于这些还在纯真年代的小朋友而言，“改变命运”这件事情的压力有些为时过早。老师们也不认为读书、要去城市才是“应该要过的生活”，没有人界定生活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他们会告诉学生，要去争取选择的权利。
有同学课下问她，他们村里有人在外面读了很好的大学，但现在还是回来种地了。
“这就是他的选择，他可以去社会上，他可以去大城市工作，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
“有。”
“他可不可以回来种地？可以，那他至少有选择的权利。”
岜皓小学一入夜几乎就没有声音。晚餐的烟火气散去，白天壮美的山群在夜里连绵成一道道比夜空更深色的屏障。此时已经没有车开往村外了。
这里的学生多半没有出过县城。禹利华希望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不仅仅只是游戏或者电视剧。她教这里的学生数学，在她的课上，她会把数字配上图片，这些图片可能是宏伟的图书馆，她会告诉学生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图书馆；也可能是漂亮的大学，有中国的，也有全世界的。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有无数多种不同于这里的生活。
王婷是岜皓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在平时她会在投影上播放一些自己以前读大学时旅行拍摄的风景照，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影视片段，希望这些孩子能看得更远。王婷起初担心这些已经熟练使用手机的学生对这些东西会没有兴趣，但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还是让她欣慰。在这些播放的片段里，学生们经常会“哇”的一声表达惊叹，课后常常也有学生问她，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她给这些同学播放过日剧《女王的教室》其中一个片段，片中天海佑希饰演的老师回答学生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说：“读书，不是非做不可的事，而是想要去做的事。今后你们会碰到很多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不能理解的事情，也会碰到很多你们觉得美好的开心的不可思议的事物，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自然想了解更多，学习更多，连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都不想了解，还能做什么呢？不论如何学习，只要人活着，就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人，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那都是骗人的。进了好大学也好，好公司也好，如果有活到老学到老的想法，那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失去好奇心的那一瞬间，人就死了。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成为出色的人。”
很难说这些片段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老师们的积极引导慢慢显露出成效。最近的作文课题是《我的理想》。设计师、宇航员、美食家，画家，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开始在岜皓小学的同学心里生长。而在刚来岜皓小学的时候，老师问起他们以后想做什么，答案大多模糊或沉默。
现在，岜皓小学的学生和外部世界的连接有了新的渠道，王婷带着学生们一起上了一堂来自深圳的崭新课程。在她看来，“三村晖线上教育智慧平台”这种让学生自己预测、推理、想象的思维教育模式，会让乡村的教学有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学生在这些课堂里可以学到更多思辨的内容。同时，课程里的远程同步互动让这里的学生和另外一群同龄人有了“面对面”学习的机会。这种遥远的连接对大山里的同学们来说尤为珍贵。
幸运的是，这样的课程今后将通过中国平安“三村晖线上教育智慧平台”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所有的“双师课堂”直播之后也都会作为录播课程，通过“三村晖线上教育智慧平台”共享给114所平安希望小学和平安智慧小学。
王婷和禹利华都是从城市里来岜皓小学支教的老师，支教时间有限，谈起将会到来的离别时刻，除了感伤，她们都有共同的期待——“十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希望他们是可以有选择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同时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最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
下午，猛烈的阳光慢慢散去，岜皓小学下课了。这一天放学后的操场并没有往日的喧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排成几列，站在用课桌摆成的临时“门诊”旁，等待抽血、验光。这是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系统性的体检。
医生用棉签仔细给小孩子的手指消毒，采血针扎进稚嫩的皮肤，血液迅速流进检验容器，一下子样本采集就完成了。二年级的小陈起初用另一只手捂住了嘴，抽血似乎没有想象中疼，立马又和背后的同学嬉笑起来。学校里突然来了那么多“白大褂”和从没见过的机器设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好奇。
同学们并不知道这“第一次体检”对他们的意义。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显示，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5%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中国贫困儿童地区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高达54%；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比城市儿童高出约九9倍。
在这些医院体检未覆盖的偏远地区，儿童定期体检还远未成为常识，这些数字中的风险，在这些贫困地区依然存在。
更大规模的体检在小学几公里外的村公部。一辆具备全面体检能力的移动健康检测车停在村公部前的广场，准备给全村人做免费的身体检查。这辆可以提供B超、X光、肿瘤筛查等项目的大型检测车开进平略村并不容易，唯一一条通往村里的公路就修建在大山的悬崖边，只有供小车进出的一个车道。除了这些设备，随车来的还有武汉的医生，他们大多是知名医院的主任大夫。
这已经是这辆检测车第二次开进平略村，一个月前他们已经给这里的村民做过一次体检。这次再度进村，除了给上次没来得及进行体检的村民补上之外，还带来了已经得出结果的体检报告。初步的报告显示这里的村民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在上个月已经接受体检的村民里，约有20%的比例患病，也检查出两例肝癌。
整个平略村里只有一间简易的卫生所，韦明生是平略村两千多常住人口里唯一的村医。1992年卫校毕业后，韦明生一直留在村里给村民们看病，现在他的手机里存着村里几乎所有常住村民的电话，哪一家人身体有什么毛病他都一清二楚。
在刚刚当医生的时候，医疗条件比现在还要差，村里通讯、交通不便，对于一些住得比较远的村民，韦明生要背着药包翻过几座山才能到患者家里。由于缺乏人手，给孕妇接生他也做过。韦明生记得最凶险的一次，有天夜里村里有个产妇快生了突然头晕抽筋，他立马从家里赶过去。到了产妇家里，他发现这是典型的“妊高症”，以当时条件，完全接生不了，产妇有生命危险。韦明生立马打电话给120，山路阻隔，急救车到村里很慢，他就抬着产妇往山路上走，希望能争取时间。好在走到半路，急救车及时赶到。
“如果当时早一点发现这个（病），送到乡里的医院，就不会这么惊心动魄了。”韦明生说。
村里的卫生条件在2003年有了改善。村公部边上的一间房子被改成了全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卫生所，配置了简单的设备，医保体系也开始覆盖这里。韦明生从这时开始不再做接生类的工作，除了平时在卫生所里给村民看病打预防针，他更多的是给这里的村民做一些简单的体检。但全职的村医依然只有他一个人，这给他也带来很多压力，虽然每个季度他都要去给村民做检查，但检查项目依然有限，很多病症仍无法及时发现。受经济条件的制约，村民们很少到乡镇医院去做更详细的全面检查。韦明生说，害怕自己被检查出得病的保守村民在这个村里占了多数。不久前，韦明生自己的小叔因为心力衰竭去世。小叔早早就离开了村子在外打工，有病从来也不去看醫生，随便拿一点药就吃。直到今年有一天打工发现咳嗽，实在没有力气了，才回到县里面做了一次检查。不幸的是，韦明生的小叔从县医院确诊到去世只有二十几天。 平安的智慧检测车的到来为当地的医疗环境分担了许多压力，村民们大多在平安志愿者的劝说下免费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更重要的是，平安还带来了知名医生和专家，在给村民们分析体检报告的同时，也不断地给他们普及体检和健康的知识。
韦明生所在的卫生所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一个自动售贩机式的智能药柜被摆放在门前，简单操作就可以自助拿到需要的药品。韦明生也开始熟悉远程视讯平台，这个集血糖仪、血压计、尿常规、12导心电图、血氧、心率/ 脉搏、体温计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可以解决基础的体检需求，遇到更困难的病症，远程平台也可以和省、市、县级医院进行远程会诊、转诊。
韦明生有三个小孩都在念书，有两个已经读了大学，经济压力不小。除了做村医的，他早晚也还要和妻子务农补贴家用。不少同龄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收入比留在平略村里当村医的他显然要高。韦明生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但他说现在对出去打工“已经不向往了”。
“都做了二十几年了，最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韦明生说。
“靠天吃饭”
与预期不同，这次带队体检的中国平安（武汉）健康监测中心首席医疗官金朝林发现这个贫困地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营养不良或者消化系统疾病，反而高血压的发病率相当高。初步分析原因，可能和这里缺水的环境有关。平略村里没有自来水，村民们靠政府补助建造的水塔储存雨水以供日常使用。即使这样，水依然不够用。许多村民养成了不常喝水的习惯，这些习惯体现在体检报告里则更为直观，村民的血常规血液都比较浓，肾脏也比一般人提前萎缩。
生活中缺水可以靠水塔储存勉强捱过去，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农耕无法正常进行。更大的制约还有土地，这里的石缝地，只要一下雨，为数不多的耕地里的养分、肥料就都会被冲走。
“靠天吃饭”，当地人这样形容这里的处境。
坡教村离平略村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但由于山路险阻，开车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村下辖的一些屯有的地势陡峭，有的甚至没有通往村部的公路。全村只有一个村部有通讯基站，除村部所在的屯之外的其他地方与外界几乎信息隔绝。
坡教村有近50户村民种植耐旱的甘蔗，一年一收。但土地贫瘠的现况限制了发展，有的村民需要在47块石缝地才能拼出一亩正常的耕地，很难实现批量的种植规模。村里922人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259人，大部分贫困户的劳动人口选择出省打工。
4月，中国平安开始了在坡教村的“三村工程”计划的“村官”工程。针对坡教村特殊的情况，平安选择了一种崭新的“田东模式”进行精准扶贫。平安银行选择了当地最大的南华糖业放款，协议里包括了必须从坡教村的贫困户的甘蔗进行包销。对贫困户方面，协议里要求企业在种植前期为他们提供包括种子在内的生产原料，在后期收购时再予以扣除。在种植的初创阶段，村民不会有太多支出。
解决了销路问题之后，平安对增产的问题也做了解决方案。他们发现，以往一直使用的是传统的药肥，加上本身土地贫瘠，甘蔗的产量很低。在新的扶贫模式下，平安为他们升级了化肥，持续改善当地的土壤状况。
与以往的产业扶贫模式不同，平安在坡教村的的“田东模式”从以往的银行对企业的简单二元关系转化为银行、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三方互动。帮扶也不再是以往简单的让利，而是在协议里就确定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与持续性是否真正能帮到贫困户脱贫。
从大的层面来讲，“田东模式”注重的是通过核心企业带动贫困村的整体产业良性发展；聚焦到个人，“田东模式”更希望看到村民在观念上的更新。
来宾正大现代农业公司的劳力雇佣是“田东模式”下的另一个项目。平安要求正大雇佣来自坡教村的贫困人口，公司提供的薪水与沿海地区差异不大，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家乡近。坡教村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做的大多是流水线的电子装配，而通过“田东模式”聘去正大公司的村民，从事的是和原来村里务农相近的工作（养猪、育肥），但使用的是公司里成熟科学的方法和最新的技术。平安希望通过这个模式，提升村民对于农业的专业化程度。短期内正大公司的雇工可以解决最直接的贫困户收入问题；长远看来，村民们可以从现代企业中学到新的养殖种植技术、模式以及方法，以后回到村里面有可能反哺当地的相关产业。
“田东模式”同时将村民尝试新技术的试错成本降到了最低。“在学习技能的过程中，村民没有承担这个经营的风险，因为他是以打工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对于他们意识和思想的改变，我相信一定是彻底的。”“三村工程”的工作人员说，“利息的优惠减免不是唯一的重点，对整个贫困地区和产业更深层次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样长期的全局计划，平安对“三村工程”的审核非常严格。贫困户的认定，会以政府的函件作为备案；每个时间节点的工作完成了多少，村民收入提高了多少都会被量化记录，具体到受惠的每一个人。
“三村工程”的队伍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活力。团队里有在农村长大的90后，大学学的是农村金融，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现在也有机会把所学回馈给故乡；也有在海外留学的，在总行做金融业务，现在可以通过“三村工程”把这些国外经验带到中国广大的乡村大地。“三村工程”的工作人员说：“年輕一代参与进来，让他们影响到身边的人，会让人觉得这个扶贫的东西不是写在文件上的，不是写在口号上的，不是写在网络上的，而是真正的就在我们自己身边发生。”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有机会改变另一群人的生活。
全程考察“三村工程”样板村的中国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在手记里写道：这一路我看到我们的扶贫干部们在实践中增加了对国情、民情、社情的感性认识，磨砺了意志品格，为自己的人生增加了一段厚实阅历；也听到村民们声声淳朴的问候，在孩子们眼里看到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到建设美好乡村、助力贫攻坚任重道远，只有虚功实做、难功长做，才能把三村落到实处，这也需要每一位平安人切实了解农村现状，紧紧围绕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去群策群力，奉献智慧和汗水；更需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三村工程，加强资源统筹，凝聚工作合力，进一步把扶贫举措谋实想细。
“三村工程”的“村官”、“村医”、“村教”在田东县已经有了落地的成果，“靠天吃饭”的说法已开始有松动的迹象。下一步，中国平安会将这个模板推向全国。就像岜皓小学的老师们对学生的期待——
“十年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呢？”
田东县五月的阳光炽烈，贫瘠的土地被晒得更加干涸。群山依旧，不时有风吹来，龟裂的土地上已经开始冒出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