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兴国，山东省作家协会成员，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散文百家》《当代小说》等文学刊物。
　　每次回老家，经常会看到鼻梁上架着老花镜弓着腰的母亲，一个人在廊檐下忙活，故乡的大日头明晃晃地照着母亲，母亲就像一棵缓缓行走的老枣树。我问，我爹呢？“老枣树”抬头看见我，瞬间如同遇到春风一样绽放出新芽，暗淡的眼睛里忽然一下子有了光，回答我说，你爹在牛棚里瞎拾掇呢。于是我便再到牛棚去，和父亲打一声招呼。我身后的母亲也便照例开心地去准备足以让我大快朵颐的粗陋的饭食。母亲口中所说的牛棚，是我家老院的东厢房，也是我结婚的新房。
　　老家有东西相连的两个院子，东边正房是四间土坯房，始建于1974年，和我妹妹同岁。西边是八间砖瓦到顶前出廊檐的房子，建于1996年，和我儿子同龄。再往西，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柏油路，路西，是一条引黄渠，每到灌溉农田的春秋时节，黄河水沟满壕平地一路奔流北去。
　　1995年春末的一天，父亲在村里找了几个庄乡爷们儿，把老院里外收拾了一下，把堆放杂物的东厢房腾出来给我做了新房。那时候，牛还住在一进院门的敞棚下呢。一家人收拾了一天，最后，还有一堆稻谷没有地方搁置，我们家的老邻居——五爷爷，狠嘬了两口纸烟，手用力地在大腿上一拍，说，反正两个孩子在学校有公家房子，回家来也就住一晚两晚的，干脆用稻谷搭个炕吧。于是，大家伙七手八脚地用砖块把稻谷齐齐整整地围在墙角，上面铺上木板。所以，我人生中第一次最具有仪式感的夜晚，竟然是在一堆支棱着耳朵的稻谷上度过的。我也没有想到，一年后，随着新房的落成，父亲把这两间房子粉刷一新，当做了牛棚。看来，在父亲眼里，牛和我也差不了多少。在农村，牛除了不会说话之外，吃的差一点，其他的真的跟家里的一口人差不多。
　　自打村子里的地，在2010年被一家汽车配件厂圈占了以后，父亲像一棵被人从田地里连根拔起的庄稼一样，一夜之间便枯萎了很多。有时，在劳工市场等一上午，没有找到活儿，下午回家来，大部分时间就在牛棚里默默地拾掇。
　　地没了，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有牛的牛棚，是一个没有了粮食的囤，空旷而寂寞。只有厚厚的土墙，还固执地丝丝缕缕地散发着耕牛身上那独有的气味，在空气中轻轻地飘荡，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有一头牛存在过。地没了，和地相关的农具也闲置下来。父亲在牛棚的墙壁上钉了一排木楔，不管是耕耘用的铁犁木耙，还是刨土除草用的锄镰锨镐，该挂的挂，该摆的摆，父亲都齐齐整整地布置妥当。青石牛槽靠在墙根下，正中央则被一架焊制的抽水机占据。父亲能整个上午整个下午地待在牛棚里。我走进来和他打招呼，父亲有时正在擦拭农具，有时满头大汗地挪动石槽。我想帮帮忙，父亲摆摆手说，你别插手了，回屋吧，省得弄一身土。我便心安理得地从牛棚里退出来。我倒不怕厚厚的尘土，我实在受不了那股难闻的气味。那气味中混着牛粪味儿和牛身上的腥气，还有在时光中慢慢霉变的牛棚味道。我不理解，在这个臭气熏天、犄角旮旯儿都布满蜘蛛网老鼠洞的牛棚里，父亲咋会乐此不疲呢？
　　有一天，我看见父亲坐在倒扣在墙根的青石牛槽上擦拭一把铁锨，身旁同样是大青石材质的碌碡，扮演着一个小桌子的角色，在它竖起的平顶上，摆着钢丝球、小刀子、砂纸、抹布，还有黄油。父亲眯着眼，仔细地用小刀子把铁锨头缝隙里的木刺剔除出来，再慢慢用钢丝球打磨干净表面上的锈迹，实在弄不干净的地方，就用砂纸磨一磨，最后，用抹布蘸了黄油，擦拭一遍。父亲完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后，站起来，两只手握着木柄，摆弄端详好一会儿，才轻轻地放在木架上摆好，再去擦拭另一件。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具，在父亲眼里，如同稀世珍品一般。阳光在牛棚门口斜斜地切出一道光阴的线来，那道线缓缓地迈着步子，坚定且冷漠地踏过父亲的身体。
　　不单单是父亲，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庄乡爷们儿，对农具、牲畜的喜爱是具有共性的。谁的铁锨用着顺手，谁调教的牲口听话，是他们冬日里，在北墙根儿下抄着手蹲在柴草上晒老爷儿（故乡的方言，称太阳为老爷儿，称月亮为老母儿）的时候，不变的话题。栓在不远处的木桩上的牲口，披着一身脏兮兮的长毛，或卧或立，傻呆呆地看着广袤的原野。我知道，它是在盼着春风再次吹来。春风吹来后，它也就不用再吃干巴巴的麦糠，就可以享用鲜嫩多汁的青草了。
　　二
　　牛大约是这世界上最苦的生灵吧？在我儿时和牛相处的日子里，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不止一次地浮现出来。我曾就这个困扰着我的问题询问过五爷爷，五爷爷用粗糙的手摩挲了一下我还留着木梳背头的小脑袋，说，这就是牛的命啊，吃的是最孬的，干的是最累的，一步走慢了，还挨打。我听五爷爷这样说着，大睁着清澈的眼睛，看着身边的牛，牛也大睁着清澈的眼睛，蠕动着厚厚的两片嘴唇看着我，偶尔扇动一下耳朵，驱赶走那纠缠不休的牛虻。
　　它为什么不跑呢？我问。
　　往哪儿跑呢？傻小子。五爷爷反问我。
　　我挠挠头，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那时，我到过最远的地方，是村北面的砖窑厂，那里有一根很高很高的粗烟囱，那还是我跟着五爷爷割草时发现的，烟囱后面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再去看牛，牛还是蠕动着厚厚的嘴唇，傻呆呆地看着我。后来，五爷爷去世的时候，看着他老人家那空空荡荡的眼睛，我突然不由得想起了牛。
　　依照五爷爷的说法，牛之所以来到人间，是被骗了。五爷爷说，牛原是天上的神灵，因为人在世间活得太苦了，所以玉皇大帝想派它下凡来帮人们一把，牛神不同意，于是玉帝就哄骗牛神说，去吧，让你天天吃炸（铡）的，没事扛着一根弯弯棍儿。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五爷爷说，傻小子，炸的不是香喷喷的油条课子，是铡的草啊，那弯弯棍儿，可不是老太爷的拐棍，是拉犁拉车的牛梭头（学名：牛轭）。五爷爷说着，豁着牙呵呵地笑起来，半寸长的花白胡子抖动着，像一片冬日里被野火烧过的枯草断茎。
　　自打听五爷爷说过牛的出身后，我特意观察过它，而牛好像喝过孟婆汤，对过往的事情一概都忘却了，瞪着两只大眼睛，扑扇着耳朵，甩动着尾巴，扛着牛梭头干活，木然且又漠然。即便是被父亲用鞭子，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在屁股上打起一道肿痕，也只不过往前紧赶两步，而后，扑哒扑哒，又是那不紧不慢的节奏。与牛的沉静相反的，却是父亲的眉头，整天阴沉着拧成一个疙瘩。不光父亲，村子里的庄乡爷们儿，除了爱说笑的五爷爷外，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刻的。而父亲对我的态度，那更是吹胡子瞪眼。至今，我的小腿上还留着一道疤痕，那是父亲用鞭子打的。直到多年之后，我考學、成家、添子、为父之后，那道冰冷的伤痕才在我心里变得温暖，而后渐渐滚烫起来。 　　那是一个仲夏的午后，12岁的我和父亲在玉米田里耘地。那时节的玉米，正铆足了劲儿长着个子，一天一个模样，眼瞅着地长。田垄里的杂草也疯狂地蔓延着，和玉米抢夺着阳光、水分和土壤里的养料。父亲和母亲拼了命地抡着锄头早出晚归，还是没能阻止杂草的攻势，于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让我牵着牛，套上耘锄，清除每一个种地农民的“不共戴天之敌”。在农民眼中，庄稼就是他们的命。我牵着牛，牛低着头，嘴上带着铁丝弯制的笼嘴，一步一踱地扛着牛梭头，拉着耘锄，在玉米田里走着。大片的庄稼地，像一片无垠的海，我、牛和父亲，像一条缓缓滑行的小船。可我却没有畅游的舒爽，有的是内心的憋屈和郁闷。父亲那铁青的脸，牛身上的腥臊气味，齐腰高的玉米棵挥动着巴掌宽的叶子，像小细锯条一样在裸露的胳膊上留下一道道红色的划痕，痛且刺痒。而这一切和“小船”在地头哪里调头，又是大巫见小巫了。
　　慢着点，慢着点。父亲高声喊着，顺手把耘锄齐腰横搬起来。我则一手牵着牛缰绳，一手提起拉耘锄的牛套绳，小心翼翼地吆喝着，想让牛调头走进另一道田垄里。牛四只碗大的蹄子支撑着庞大的身躯，在一棵棵玉米中间挪动着，我在父亲用眼神和声音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中，战战兢兢地配合着父亲的指令，驱赶着牛完成任务，可一不留神，咔嚓一声，我竟然踩倒了一棵玉米。
　　你眼瞎了吗？你看你这无精打采的样子，你说你干啥中用？
　　父亲像一颗被瞬间点燃的炮仗，不，应该是一头被激怒的雄狮，一把扔掉手里的耘锄，挥动着鞭子朝着我冲过来，那牛筋编制的鞭子，重重地打在我的腿上。霎时间，一阵钻心的疼痛感瞬间把我击倒在地，疼痛像一只巨大的魔爪，把我紧紧攥住，一大团硬硬的东西卡在我的喉咙里，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一刻，天地都在我眼中扭曲旋转起来，我脑袋里飞着千万只牛虻。至于以后，那道伤痕如何结痂留疤，我都记不清了，我只清楚地记得父亲暴怒的样子和那撕心裂肺的疼痛。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被这道疤痕搅起的一个巨大漩涡包围着。村庄、土地、庄稼，还有无休止的劳累，混沌成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在我的眉间拧成一个疙瘩。五爷爷关于牛的那段话，反反复复地在我脑际回响：吃的是最孬的，干的是最累的，一步走慢了，还挨打。于是，每当我看到牛瞪着傻呆呆的眼睛，我就用我的拳头去打它，然而，牛依然那样看着我，间或眨一下眼睛。
　　后来，五爷爷对我说，玉米这庄稼看着高大，其实很娇嫩，只要一断，这一季就算完了，只能点种上黄豆补起那块土地来，不至于荒废。所以，损坏一棵庄稼，比割庄稼人身上的一块肉都疼。
　　而后，五爷爷又接着说，小儿啦，好好上紧地念书，学成了考上公家人端上铁饭碗，旱涝保收，可别在庄稼地里受这份罪了，庄稼地里不养人啊——
　　那一声长长的叹息，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还有力地激荡着我的胸膛。
　　三
　　我從来没有想过，帮助我离开这——五爷爷口中不养人的——庄稼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竟会是牛，是那头个子高大壮硕的大黄牛。
　　因为踩断了玉米，我挨了父亲一鞭子，那道伤痕一直留在我的小腿上，也烙印在我心里。每每看到那道龇牙咧嘴的伤痕，我心里隐隐地弥散开一股仇恨，有对土地的，也有对父亲的，还有连对什么我也不知道的。假期里，有时候我牵着牛在渠边啃草的时候，看着引黄渠里的流水，我很想投身到里面去，随着河水一路北去，寻找我梦寐以求的奇迹。可那些美好的想法，到现在也只是想法罢了。有一次，大根子叔——五爷爷的大儿子，骑着锃光瓦亮的二八凤凰平把自行车，一路金光闪闪地飞驰而来。他嘴里叼着过滤嘴烟卷，停下来，可并不下自行车，而是像一只大公鸡一样，单腿支在地上，说，老侄子，甭上学了，跟着我干建筑去吧，吃香的喝辣的，小工一天四块五，搂墙角的大老师儿，一天八块，咋样？我说，我回家问问我娘。大根子叔把烟屁股往地上一吐，嘲讽我说，大小伙儿了都，还听你娘的，没出息。说完，大根子叔脚尖一蹬地，又金光闪闪地飞走了。
　　父母对我的期望，和五爷爷一样，是上学、考学。在我拿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喝醉了，五爷爷也喝醉了。五爷爷是给我送学费来的，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十五瓦灯泡昏黄的光里，就着母亲一盘大葱炒鸡蛋和一盘咸菜，喝得慷慨激昂、壮怀激烈。五爷爷说，咱这庄稼人，一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的命啊，要想从泥里拔出腿来，两条路，一条是上学，一条是参军当兵。父亲说，这小子，就是太贪玩了，要不然，能考得更好。我是打算好了，就算这次考不上，我也让他复课，只要人家公家让他考，供到八十，累断脖子，我也供他。父亲说完，端起酒杯，朝着五爷爷一比量，说，五叔，你对我、对孩子，这心意，我实实落落地揣在肚子里，干了。说完，父亲一仰脖，把酒一饮而尽。这时，我看见父亲眼中有晶莹的光。在父亲身边，有一叠大大小小的钞票，包在一块塑料布里，那是五爷爷从墙洞里掏出来的。
　　1992年，我上师范的学费，是860块钱。
　　为了这860块钱，父亲把家里水泥柜里攒了三年的粮食卖了，又遍庄合里地上门借，再加上五爷爷送来的，还差一少半，万般无奈，父亲只好把眼睛盯在了那头大黄牛身上。
　　大黄在我家已经待了四年多了，从刚来时一米多高的小牛犊，长成了身材魁梧的大牛。身大力不亏。过去，那陷在泥坑里的地排车，小毛驴子撂着蹶子，被父亲打得嗷嗷叫，也拉不动。可现在，大黄这家伙，闷声闷气地连吭一声都不用，就拽了出来，跟没那回事儿一样。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脸上也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在乡下，家里能养一头腱子牛，是件很了不起、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在那个还是农业文明的年月，农活一律靠人力和畜力，一到农忙，街坊邻里就断不了请父亲和大黄去帮忙。一天劳累后，喝了酒的父亲醉醺醺地牵着大黄回家来，那场景，惬意而又温馨。不管是春耕还是秋收，父亲和大黄形影不离。在牛棚——曾经我的新房的墙角，有一堆干沙土，那是父亲为大黄准备的清爽“床单”，每天下午从地里回来，第一件事便是给大黄卧倒的地方铺上一层沙土。第二件事是准备草料，春、夏、秋三季是细细铡了的青草，冬季干草吃完以后，父亲给大黄准备的是麦糠，每次都要撒上一瓢麦麸和清水，拌匀后，才给大黄吃。过去在妻子放化妆品的窗台上，还有一个小木刷子，那是父亲专门为大黄准备的“粉饼”，每天早上，都要给大黄仔细地打扮打扮。 　　可学费这个泥坑，真的把父亲困住了。
　　父亲连续几天牵着大黄去赶集，在集市上转悠了半天，散集后再牵着回来。母亲急切地问咋回事，父亲焦躁地回答说，价钱不合适。就在我入学前的那天早上，父亲在铡好的青草里拌了两大瓢麦麸，眼瞅着大黄吃得干干净净后，又照例把大黄精心打扮好，这才牵着大黄出门去集市。和往常不一样，原本中午过后就回来的父亲，傍晚时候才回来，背着手，手里拿着牛缰绳，缰绳后面，没有了大黄，而是一团空荡荡的空气，口袋里多了一叠钞票。
　　父亲回家后，一声不吭地把牛棚打扫干净后，又撒上一层干爽的沙土。没有了大黄的牛棚，是那样大、那样空。
　　后来母亲说，父亲午后回来，没有回家，在地头拔了一下午杂草。再后来，父亲又喂养过几头牛，虽然父亲依然疼爱它们，可都没有大黄那样强健有力，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父亲就会拿大黄和它们比较一下，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轻叹一口气。
　　四
　　顺利踏入师范的校园后，离家远了，我回家的次数也少了。那时，身处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的我，除了回家拿生活费，也实在不愿意回到那个到处弥漫着土腥味儿的地方。每每回家来，我都故意带一两本书，装模作样地翻看几下，要么说有作业，要么说准备考试。父亲见状，也便不再嘁我下地干农活，只是嘱咐我说，有空去你五爷爷家坐坐说说话，隔三差五地，你五爷爷就问你有没有回来，个子长了没有，模样白了没有？
　　新房建成之前，我家和五爷爷家是对门的邻居，从小到大，可以说我有一半的时间是泡在那个土坯房的小院里的。而随着新房的建成，父亲又开了一个面朝西的栅栏门，为了和五爷爷家来去方便，老院的大门留了两年。突然有一天夜里，村里丢了头牛，父亲担心自家牛的安全，当天就把老院朝东的院门用砖结结实实地砌起来。打那起，再去五爷爷家就要绕一个弯儿。
　　打小，我跟在五爷爷屁股后面，学到了很多关于人生的哲理。“有吃饽饽就肉的，就有嫌糠不够的”，这告诉我，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钱，就叫有本事，没有，就没本事”，这让我明白，物质是一切的基础。“人勤地不懒”，则教会我，做一个农民，是要具备一定品质的。勤劳，能吃苦，是对农民的赞美和肯定，而懒惰则需要资本，比如说上班吃工资，除非爹娘给他打下铁桶一般的“江山”，否则，又穷又懒，便会成为庄乡爷们儿嘲笑的对象，因为他“没本事”，有“糠”吃就不错了。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每次嘲笑我懒，总是拿我给牛割草说事儿。我辩解说，我小的时候，才多大点儿啊，就背着包袱去割草。母亲于是又把嘴一撇，拖着长音说，哎呀，俺那天啊，可别说你割的那点儿草了，兴许够你吃的吧。在母亲口中，像我这样懒得像钉子一样的货色，是“吃屎也赶不上热”的人。上世纪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的孩子，周末或是放学后，都会拿起镰刀背起包袱，到田野里去割草喂牲口。不知怎的，看到現在的孩子，衣着光鲜、脑满肠肥地被关在各式各样的辅导班里，我倒是有些感谢那段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这样的“懒”人，在五爷爷眼中，是好孩子，是个有出息的大学“苗子”。五爷爷说，小儿来，长大开车不？我说，开。五爷爷问，开车拉着我不？我说，拉。五爷爷便十分感慨地说，看，这孩子仁义，长大了，肯定上大学有本事。那时的五爷爷是什么模样，我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说年轻时的五爷爷壮得跟一头牛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可我最后一次见他，却只看到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
　　那是大前年冬季的一天。此前，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五爷爷恐怕不行了，兴许熬不过这一冬，你有时间回家来看看他吧。那天我刚拐进胡同口，一股霉变的味道便把我包围了，胡同两侧的墙根下，一米多高的枯草在风里瑟瑟发抖。农业机械的普及把村子里的牲畜几乎全撵走了，杂草也便没人稀罕，到处肆意疯长。五爷爷家还是那个土坯房的小院，畏畏缩缩地栖身在高大的小二层身影下。还没进院，里面传出狗的吼叫，我迟疑了一下，大根子叔从屋里出来，见到是我，慌忙一边骂狗，一边和我打招呼，伸手把我手里的礼物接过去。我走进屋里，还是那铺土炕，一铺破旧的铺盖上躺着一个老人——我的五爷爷。屋里有些黑，我只看见被子包裹着一个瘦小的人。五爷爷努力地转动了一下头，用很缓慢的声音低低地问，谁呀？大根子叔大声地回答说，国子来看你啦。然后转头对我说，耳朵不好使，听不见了。可能是五爷爷听见了我们的话，从被子里缓缓探出一只手来，好像要抓什么东西。我这时才看见，就在他枕头边上，有一个瓷碗，碗里放着半块苹果和一小块饼干。
　　五爷爷伸出手，是要拿东西吃吗？或者是要拿给我吃呢？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可是一只神奇的手，要么变出一只蚂蚱，要么藏着几颗红枣。那曾是饱满有力的手，纵横扭曲着蚯蚓一样的青筋，遍布着钢锉一样的老茧，那青石块刻成的肩头像牛扛起牛梭头一样，使过各式各样的农具。他总是那样疼爱我，把最好的留给我，最累的自己扛起来。而今，五爷爷这手却枯萎成一节节瘦瘦的竹子，长长的指甲，如一片单薄的竹叶。我深刻地感知到书本上那干巴巴的词语——风烛残年，此刻在我面前是那样的悲凉。我的五爷爷，像一棵庄稼，拼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承接阳光，去吸吮雨水，去掘取土地的滋养，把精心打造的果实呈献出来，在秋风里耗尽了最后一丝绿色，无奈地倒下。一个人，一个庄稼人，在这块方圆几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和这土地上的亿万个生灵一样，默默无闻地由生到死，土里来土里去。我想，他们也应该有过喜怒哀乐，有过爱恨情仇吧？只不过，那些相比困苦而言，都成了生命的细枝末节，他们首要的事情，是要活下去。然而我想，他们能不能更好地活下去呢？至少，在生命的尽头，不是这低矮狭窄的土坯房中的昏暗凄凉。难不成，真的如五爷爷所说：这人啊，千万不能和命扛。
　　我坐了一会儿，心里五味杂陈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听大根子叔前前后后地讲述了一些给五爷爷治病花钱的事儿，我就告辞离开了。拐出胡同口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头看了看那个土坯房的小院，忽然想起五爷爷关于牛的论述，吃的是最孬的，干的是最累的，一步步慢了，还挨打。
　　几天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五爷爷走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回来送送他。当时我正在外地学习，身不由己，只好作罢。一转眼，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只怕他老人家坟头上的草长得很高了吧。我劝自己说，这样也好，五爷爷相比生前的辛劳，这也算用另一种存活方式享清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