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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室有电影院那么大，800多名交易员坐在其中忙碌。我走进门，他们齐刷刷地回头看着我。这时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女性也没有。”那是1979年的伦敦金融城，当时英国四大银行之一米兰银行的交易室(现已并入汇丰控股)。
王丽丽回忆着自己最早结缘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伦敦金融城，她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外汇交易员之一。而那时，即便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员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身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分管的业务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场部。这个部门有100多人，其业务却涉及工商银行近一半的资产，而且“内资银行，无论规模大小。交易员出身的总行级领导，大概只有我一个”，王丽丽言下不无自豪。
虽然她已不再直接从事交易，但我们仍不难感觉出那种出色交易员特有的敏锐思维。王丽丽说：“我会经常去交易室，观察交易员在电脑上一步一步地操作，发现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也会时常提醒交易员，要真正出类拔萃，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路透或彭博终端的大屏幕。还要关注国外网站上的最新消息。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关注美国国会在讨论什么，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出台什么法案，等等。英国《金融时报》的市场版是一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她左手边的一张桌子上，赫然摊着一摞打开的“淡三文鱼色”的印刷品，正是号称国际银行家们每日必读的《金融时报》——“除了在英国留学时负担起来实在有些困难，这是30年来我几乎每天，必读的”。
自2001年从中国银行加盟中国工商银行任副行长以来，用王丽丽自己的说法，她的成就主要是“带了一支队伍，做了一点贡献，干了一些事情，学了一些知识”。
当时，工商银行国际业务很少，国际结算量才1 600多亿美元左右。现在则是7700亿，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时。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寥寥无几，而王丽丽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将交易室迁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伦敦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资金融机构首次在境外设立银行。此外，他们还建起了外派国际人才库，加大培训力度，为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储备更多人才。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工商银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银行。
弄潮伦敦金融城
“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数学系统设计，痴迷于那种纯粹的智力挑战所带来的乐趣。”王丽丽这样描述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王丽丽被分配到财政部。端起了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但她却不满意，“居然”径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换到当时的财政部国外业务局——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从事国际业务。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辈”，据王丽丽回忆。人事部的领导看着她“直发愣”——言及此，一阵爽朗的大笑。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获得了批准，而且一下子就将她分到外汇交易室，从事外汇账目管理工作。
她后来才知道，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调动背后，经过了一番对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现的周密审查。因为在当时，外汇交易室是个“核心”部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可以直通总理、副总理，而外汇账目也属于国家核心机密。
王丽丽的工作从做账开始，起初还觉得“挺有意思”，经常要接触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之类当时还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词。但没过多久，起初的新鲜感与挑战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例行公事。王丽丽并不讳言当时曾经有过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赖”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领导“说”的“糗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甚至一度考虑跳槽到外国文学出版社。但机遇再度垂青王丽丽。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向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这样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有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这样，王丽丽挥别了自己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一劳埃德银行、国民西敏寺(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同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业务，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同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业务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业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听起来像玩笑。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态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般人短，离婚率比一般人高，因为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兴奋，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有时差，同家人的沟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外汇交易员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时，他们会聚在金融城的几间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让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为了交流信息。当时，中资机构的外事纪律还颇为僵化，不允许中方工作人员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但王丽丽还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丽丽同男性交易员们一起挤在长凳上，觥筹交错间，交换着诸如“近期美元走势如何”之类的话题。这么做其实颇有风险，“如果被领导抓住，我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王丽丽笑着回忆道。但不去与同行沟通、交流信息，“根本没办法开展业务”，因此，这样的风险也是不得不去承担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成绩，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做了16年交易员，因为熟谙业务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领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领导的翻译或秘书。
“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是这些出访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证外汇储备不低于100亿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今天，我们已习惯了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
无心插柳的仕途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迁都不是自己刻意经营的。最‘拽’的一次，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时，我居然去找常务副行长，说我不想干，不想去19楼(中行总行领导层办公的楼层)。”
拥有英国伯明翰大学MBA学位的王丽丽，在描述自己的领导经历时，给出的答案却同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确，同她那份让人艳羡的简历形成反差的是，王丽丽看上去是那种对经营仕途不萦于心的人，否则，她应该不会有那种清 澈的、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种洒脱：爽朗的风度。这一点与她所讲述的个人职业发展历程也颇为契合。
从英国回国后不久，一天领导找到王丽丽，慰勉有加地说：“小王啊，以后可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呀!”其时，年轻的王丽丽显然还没学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升职的前兆，既没有试着多探些领导的口风。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表示，肯定会把工作做好。
不久，王丽丽成为中国银行“文革”后首批提拔到副处级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丽丽看来，经营仕途经济总需要动些专业之外的心思，如果自己能把握住，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动得多了，结果偏离得太远。她表示宁愿做一个“专业干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在专业方面不断提升，超越自己，而其他的事则顺其自然。
国外金融界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交易员要改变职业轨迹。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需要克服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人际能力，或日沟通能力，因为交易员的工作更多是和数字打交道，缺乏处理“人”的问题的历练。
对这种成见，王丽丽不以为然。在王丽丽看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底线还是“做人”，“(有效地行使领导力)其实不在于你是否辩才无碍、长袖善舞。原则只有一条，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人嘛，要学会‘舍得’，该吃亏时就得吃亏，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丽丽认为，做领导，首先自己的业务要强、要精，这是基础。达到一定层次后，还要有战略思维。“在中国银行，我做过外汇基金部主任，做过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做过风险管理部老总：在工商银行，我分管公司业务部达6年之久，此外，资产负债、法律事务、改革方案，我都做过。好像银行业务我基本上都有所涉猎。而且。我在若干国际组织长期任职，懂得在大背景下进行宏观战略思考。你说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
在事业与家庭问游刃有余
“我们自己驾车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上你感觉蓝天、白云离你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云朵。你能亲眼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飞奔——真的是在‘飞’，轻灵得像飞禽。我们走过唐古拉山口，走过雅鲁藏布江，感受青藏高原上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体验藏民的生活。”
王丽丽讲述着自己的西藏之旅，颇为感性。“生活是自己创造的，怎能不兼顾?”王丽丽反问道。“但肯定会有所牺牲。”
王丽丽并不讳言曾有过的“焦头烂额”。结束在伦敦的任期回到中国银行总部，本想休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却立即被行长委以领导全行信贷改革的重任，其后的三五年间。王丽丽几乎每天“干得昏天黑地，不到晚上10点不下班”。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王丽丽还在办公室加班批贷款。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也在加班，离开办公室时。特地叫人给王丽丽送来一块点心，“当时我太饿了，感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吃完后还要继续加班”。
还有一次，王丽丽的先生在英国学习，留下她独自一人照料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天，王丽丽让儿子放学后在某地铁站等着她去接，可那天因为工作太过繁忙，直到晚上10点，王丽丽才如梦初醒地记起儿子还在等着她。当时正下着雪。
“为了事业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但没必要到这种程度。虽然我是这么过来的，但其实并不赞成女性专业人士要这样做。”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个小插曲时。王丽丽的神情和言语间还带着些愧疚。
现在，虽然还是几乎每天加班。周末也经常要出差，但王丽丽表示，加班时间不会那么久了，尽量和家人共进晚餐，周末如果不出差，“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活动”。
王丽丽回忆着自己最早结缘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伦敦金融城，她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外汇交易员之一。而那时，即便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员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身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分管的业务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场部。这个部门有100多人，其业务却涉及工商银行近一半的资产，而且“内资银行，无论规模大小。交易员出身的总行级领导，大概只有我一个”，王丽丽言下不无自豪。
虽然她已不再直接从事交易，但我们仍不难感觉出那种出色交易员特有的敏锐思维。王丽丽说：“我会经常去交易室，观察交易员在电脑上一步一步地操作，发现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也会时常提醒交易员，要真正出类拔萃，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路透或彭博终端的大屏幕。还要关注国外网站上的最新消息。关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关注美国国会在讨论什么，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出台什么法案，等等。英国《金融时报》的市场版是一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她左手边的一张桌子上，赫然摊着一摞打开的“淡三文鱼色”的印刷品，正是号称国际银行家们每日必读的《金融时报》——“除了在英国留学时负担起来实在有些困难，这是30年来我几乎每天，必读的”。
自2001年从中国银行加盟中国工商银行任副行长以来，用王丽丽自己的说法，她的成就主要是“带了一支队伍，做了一点贡献，干了一些事情，学了一些知识”。
当时，工商银行国际业务很少，国际结算量才1 600多亿美元左右。现在则是7700亿，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时。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寥寥无几，而王丽丽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将交易室迁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伦敦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资金融机构首次在境外设立银行。此外，他们还建起了外派国际人才库，加大培训力度，为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储备更多人才。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工商银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银行。
弄潮伦敦金融城
“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痴迷于数学系统设计，痴迷于那种纯粹的智力挑战所带来的乐趣。”王丽丽这样描述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后，王丽丽被分配到财政部。端起了当时人人艳羡的“铁饭碗”。但她却不满意，“居然”径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换到当时的财政部国外业务局——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从事国际业务。大概从未见过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辈”，据王丽丽回忆。人事部的领导看着她“直发愣”——言及此，一阵爽朗的大笑。不过。不知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获得了批准，而且一下子就将她分到外汇交易室，从事外汇账目管理工作。
她后来才知道，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调动背后，经过了一番对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现的周密审查。因为在当时，外汇交易室是个“核心”部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可以直通总理、副总理，而外汇账目也属于国家核心机密。
王丽丽的工作从做账开始，起初还觉得“挺有意思”，经常要接触诸如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之类当时还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词。但没过多久，起初的新鲜感与挑战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例行公事。王丽丽并不讳言当时曾经有过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赖”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领导“说”的“糗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她甚至一度考虑跳槽到外国文学出版社。但机遇再度垂青王丽丽。
1979年，中国银行自建国以来首次通过考试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年轻员工赴国外学习。一向争强好胜的王丽丽也报名参加选拔，“一共考了5门，我的成绩全行总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没出过国，连飞机都还没坐过，有这样一个机会出去看看应该也挺有意思。至于别的理想，等回来再说!”就这样，王丽丽挥别了自己的文学梦。来到伦敦金融城，到当时的英国四大银行一劳埃德银行、国民西敏寺(现并入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巴克莱和米兰银行学习。一位英国同行曾问过她想做什么业务，她随口说“期权”。英国同行不禁莫名惊诧：“中国的银行有这项业务吗?”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同国际同业间的差距，王丽丽至今记忆犹新。
女性交易员在当时是“性别少数派”，身为“少数派”的一员。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个听起来像玩笑。但却颇为真实地描述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生存状态的说法是，交易员的寿命比一般人短，离婚率比一般人高，因为交易员用脑过度，容易兴奋，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一天24小时交易，交易员的作息时间同圈外人也有时差，同家人的沟通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外汇交易员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时，他们会聚在金融城的几间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让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为了交流信息。当时，中资机构的外事纪律还颇为僵化，不允许中方工作人员涉足酒吧之类的地方。但王丽丽还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丽丽同男性交易员们一起挤在长凳上，觥筹交错间，交换着诸如“近期美元走势如何”之类的话题。这么做其实颇有风险，“如果被领导抓住，我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王丽丽笑着回忆道。但不去与同行沟通、交流信息，“根本没办法开展业务”，因此，这样的风险也是不得不去承担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成绩，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做了16年交易员，因为熟谙业务且精通英语。其间王丽丽得到诸多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学习机会。除了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王丽丽还有机会陪同总行领导出访世界各地，以致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领导的翻译或秘书。
“到国际资本市场借钱”是这些出访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证外汇储备不低于100亿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今天，我们已习惯了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
无心插柳的仕途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迁都不是自己刻意经营的。最‘拽’的一次，被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时，我居然去找常务副行长，说我不想干，不想去19楼(中行总行领导层办公的楼层)。”
拥有英国伯明翰大学MBA学位的王丽丽，在描述自己的领导经历时，给出的答案却同正统的商学院教育大相径庭。的确，同她那份让人艳羡的简历形成反差的是，王丽丽看上去是那种对经营仕途不萦于心的人，否则，她应该不会有那种清 澈的、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种洒脱：爽朗的风度。这一点与她所讲述的个人职业发展历程也颇为契合。
从英国回国后不久，一天领导找到王丽丽，慰勉有加地说：“小王啊，以后可要承担更多的重任呀!”其时，年轻的王丽丽显然还没学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升职的前兆，既没有试着多探些领导的口风。也没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表示，肯定会把工作做好。
不久，王丽丽成为中国银行“文革”后首批提拔到副处级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丽丽看来，经营仕途经济总需要动些专业之外的心思，如果自己能把握住，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动得多了，结果偏离得太远。她表示宁愿做一个“专业干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在专业方面不断提升，超越自己，而其他的事则顺其自然。
国外金融界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交易员要改变职业轨迹。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需要克服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人际能力，或日沟通能力，因为交易员的工作更多是和数字打交道，缺乏处理“人”的问题的历练。
对这种成见，王丽丽不以为然。在王丽丽看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底线还是“做人”，“(有效地行使领导力)其实不在于你是否辩才无碍、长袖善舞。原则只有一条，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人嘛，要学会‘舍得’，该吃亏时就得吃亏，没什么大不了的。”
王丽丽认为，做领导，首先自己的业务要强、要精，这是基础。达到一定层次后，还要有战略思维。“在中国银行，我做过外汇基金部主任，做过信贷管理部负责人。做过风险管理部老总：在工商银行，我分管公司业务部达6年之久，此外，资产负债、法律事务、改革方案，我都做过。好像银行业务我基本上都有所涉猎。而且。我在若干国际组织长期任职，懂得在大背景下进行宏观战略思考。你说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没有。”
在事业与家庭问游刃有余
“我们自己驾车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上你感觉蓝天、白云离你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云朵。你能亲眼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飞奔——真的是在‘飞’，轻灵得像飞禽。我们走过唐古拉山口，走过雅鲁藏布江，感受青藏高原上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体验藏民的生活。”
王丽丽讲述着自己的西藏之旅，颇为感性。“生活是自己创造的，怎能不兼顾?”王丽丽反问道。“但肯定会有所牺牲。”
王丽丽并不讳言曾有过的“焦头烂额”。结束在伦敦的任期回到中国银行总部，本想休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却立即被行长委以领导全行信贷改革的重任，其后的三五年间。王丽丽几乎每天“干得昏天黑地，不到晚上10点不下班”。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王丽丽还在办公室加班批贷款。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也在加班，离开办公室时。特地叫人给王丽丽送来一块点心，“当时我太饿了，感觉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吃完后还要继续加班”。
还有一次，王丽丽的先生在英国学习，留下她独自一人照料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一天，王丽丽让儿子放学后在某地铁站等着她去接，可那天因为工作太过繁忙，直到晚上10点，王丽丽才如梦初醒地记起儿子还在等着她。当时正下着雪。
“为了事业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但没必要到这种程度。虽然我是这么过来的，但其实并不赞成女性专业人士要这样做。”虽然时隔多年，谈起这个小插曲时。王丽丽的神情和言语间还带着些愧疚。
现在，虽然还是几乎每天加班。周末也经常要出差，但王丽丽表示，加班时间不会那么久了，尽量和家人共进晚餐，周末如果不出差，“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