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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威权政治体系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征，但其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现代社会环境与人的深刻变化，使得威权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凸显。构建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合法性基础，成为威权政治体系不得不面对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威权主义合法性危机现代
作者简介：宗世昌，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一、关于威权政治体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既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南韩、新加波）和地区（台湾、香港）相继进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人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称为威权主义。一般认为，“威权主义是一种处于极权与民主之间的过渡阶段的政治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1）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或少数精英集团，多以强制性与操纵性的方式进行统治管理，反对派受到严格的压制；（2）其合法性主要来源是体系内政治强人的个人权威以及一套意识形态的叙事，社会成员对其政治认同较低；（3）具有较为开放的民间经济自由，社会也有一定的自主性，个人可以相对自主地安排私人活动。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态,，威权政治体系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要考察威权政治体系的处境与发展趋势必须结合现代社会的背景分析。
二、合法性：一个威权政治体系绕不过去的问题
政治体系的确立、运转、维持，功能发挥，需要一套组织化的暴力系统来作为后盾保障，同时还需要其对民众的功利诉求有所承诺与兑现。相对于“社会彻底政治化、国家吞噬个人”的极权体系而言，威权政治体系无疑具有更大的进步性和善性，但与民主宪政国家相比，它还缺乏可以作为政治体系牢固根基的现代程序权威及其具体的制度安排。权威不足使得威权政治体系往往处于一种非稳态的状态，而为维护自身的稳定存续，它对暴力使用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但此两者都有其内在缺陷与效力局限。
就暴力而言，它本身的强力性以及暴力施受主体间的不对称性，使得它在现实使用中容易异化为专断、野蛮的压制工具。“通常情况下，它凭借政治制度与机构，对个体的心理与生理进行强制性的约束；而在极端情况下，它甚至动用国家与战争机器，对个体的肉身进行强制性的剥夺。”而且暴力本身亦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限，一旦理应作为统治基础而“引而不发”的潜存在的暴力成为一种经常的施政逻辑与管理手段，被常态化、扩大化地使用，就会陷入“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暴力失效境地，同时，它还会在社会中激起反暴力反体制的不满情绪与对抗行动，从而出现暴力悖论：作为政治体系支持系统的暴力，沦为侵蚀摧毁政治体系的内生因素。
就对民众物质需求的满足而言，它需要有持续良好的经济绩效表现，但经济发展受内在客观的运行机理与外在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使得经济的实际表现并不总是如人所愿。而且，不管经济发展的如何，其成果的分配总是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矛盾背景下进行，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上总是存在一部分经济失落的公民，而当这个分配是在一种封闭、失衡的政治结构下进行，则会使得结果更令人难以接受。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体系支持系统的暴力威胁与功利兑现都并非是足够有效和完备自足的。不但如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即使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亦要接受面对来自公众（尤其是利益权利受损者）的合法性质询：暴力行使的合理依据如何，经济分配的原则是否正义？因此之故，威权政治体系的存续与稳态的实现，需要有价值根基的确立与稳固，而这就要“合法性”的出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三、现代政治背景下威权政治体系合法性危机的凸显
合法性指的是社会民众对政治体系一种自愿地认同、支持，历史上人们会根据某些神圣信仰、历史传统、道德准则、正义理念来作为认同基础与依据。但由于现代社会环境与人的重大变化，现代政治认同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威权政治体系以个人权威与意识形态叙事为主要支撑的合法性基础所面对的多方面的冲击与解构，也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在现代社会，人们基本的温饱生存问题普遍已得到解决，诸如尊严、自由、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层次需要逐渐显现活跃起来，并越来越强烈要求得到满足
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界面是，公民们不再停留于对个人具体利益的简单满足，而是开始提出一系列抽象诉求，如要求更为开放的表达空间，自由结社，选举政治代表，政府信息的公开，尊重人权等。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更为迫切地要求保障产权，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社会规则的公平化。公民们的此类需求是不能通过简单的让利与空泛的道德说辞加以舒解的，它需要威权政治体系在基础制度层面做出回应性的调整。
（二）教育普及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信息社会到来所引致的知识资源的易得性，大大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知识素养与独立分析思考问题的理性能力
更为深层的影响是，它促进了公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张扬，提升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与政治行动势能，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被动接受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及其合法性自证，而是更倾向对政治现实进行自主判断、提出质疑乃至施加影响。而随着经济生活状况的改善，人的社会性得以进一步舒展释放并向着政治性这一纵深层面推进，公民的意义世界不再局限于生存领域与私人世界，而是扩展到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此时，威权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叙事对象不再是一大批沉默的自在者，而是众多的异常活跃的有所主张的自为者。
（三）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跨国性人际互动的频繁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过去因空间阻隔而只能作为“存在着的无”的别国政治变为一个重要的“他者”，使其得以进入到异国的政治现实与思维空间中，成为影响一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外生变量。由此，区域化的民主浪潮也成为政治世界中的一种重要景象而为人所认识。威权体系的公民们也越来越习惯于将本国政治体系与别的政治体系进行对比考量，以成熟发达的政治他者作为重要的价值标杆去省视批判本国的政治状况，并将其所积淀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作为资源来展开政治叙事和话语批判。而发达民主宪政国家的示范效应更是激发着威权国家公民的政治想象、政治期待，然而这必然会加剧政治想象、政治期待与政治现实的张力关系，从而使得威权政治体系所面对的变革呼声愈加强烈，对公民作出合法性的交代成为它们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四）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个体化的社会，“世界、人生的意义等终极关怀问题，不再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加以处理，亦不再作为社会构建自身的基础，而是变成个人的自我选择与决断的问题，从而退守到私人领域。”
存在的意义问题成为需要个人独自去面对承受的命题，人们普遍不再从领袖所承诺的道德世界或某些集体化的意识信仰结构中找寻意义的归属。而且，意义的确证与落实也主要依系于个人在其生活世界的一系列生命活动、选择及其结果，而不再是“国家、民族、主权、阶级”等宏大叙事。这种意义来源与指向的变化，使得威权体系与个人的精神关系产生深刻的疏离，不自觉地造成了一种对政治意识形态中政治神话、政治美学的整体性的解构后果，威权政治体系因此日益失去对社会成员进行情感召唤、心理动员的魅力。
（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以合法化为核心诉求的意识形态的实施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为营造利于统治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威权统治当局往往会实施一系列的信息管制来遮蔽相当部分的历史真相与社会事实，而且还会通过垄断话语权、阐释权有意识地强势地引导、干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的形成。但现代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的简捷化、快速化、自由化、社交化、自媒体化的技术特征，使得遮蔽信息的难度骤增而效果骤减，同时为独立人士异见分子等亚政治群体进行观点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有效增大其言论的辐射范围与影响力，而普通民众则能接触到更为新鲜真实全面的社会政治信息与更为多元的政治观点与理念。这必然会引发社会政治心理的变化，削弱威权意识形态的合法化效应，进一步加重其合法性危机。
四、结语
威权政治体系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在现代性的政治语境下这个问题还会被进一步凸显。也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韩国与台湾地区、拉美的智利和墨西哥）发生了政治转型，开始了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因此，借鉴其成功转型的相关经验，以切实的改革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心理与政治诉求的变化，构建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合法性基础，应当成为那些正在处于威权化状态的国家的学习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陈茂来．威权主义与东亚现代化．山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
[2]李义天．政治暴力与政治哲学．北京：中国图书评论．2010(11)．
[3][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陈赟．世俗化与现时代的精神生活．天津社会科学．2007（5）．
关键词威权主义合法性危机现代
作者简介：宗世昌，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一、关于威权政治体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既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南韩、新加波）和地区（台湾、香港）相继进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人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称为威权主义。一般认为，“威权主义是一种处于极权与民主之间的过渡阶段的政治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1）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或少数精英集团，多以强制性与操纵性的方式进行统治管理，反对派受到严格的压制；（2）其合法性主要来源是体系内政治强人的个人权威以及一套意识形态的叙事，社会成员对其政治认同较低；（3）具有较为开放的民间经济自由，社会也有一定的自主性，个人可以相对自主地安排私人活动。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态,，威权政治体系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要考察威权政治体系的处境与发展趋势必须结合现代社会的背景分析。
二、合法性：一个威权政治体系绕不过去的问题
政治体系的确立、运转、维持，功能发挥，需要一套组织化的暴力系统来作为后盾保障，同时还需要其对民众的功利诉求有所承诺与兑现。相对于“社会彻底政治化、国家吞噬个人”的极权体系而言，威权政治体系无疑具有更大的进步性和善性，但与民主宪政国家相比，它还缺乏可以作为政治体系牢固根基的现代程序权威及其具体的制度安排。权威不足使得威权政治体系往往处于一种非稳态的状态，而为维护自身的稳定存续，它对暴力使用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但此两者都有其内在缺陷与效力局限。
就暴力而言，它本身的强力性以及暴力施受主体间的不对称性，使得它在现实使用中容易异化为专断、野蛮的压制工具。“通常情况下，它凭借政治制度与机构，对个体的心理与生理进行强制性的约束；而在极端情况下，它甚至动用国家与战争机器，对个体的肉身进行强制性的剥夺。”而且暴力本身亦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限，一旦理应作为统治基础而“引而不发”的潜存在的暴力成为一种经常的施政逻辑与管理手段，被常态化、扩大化地使用，就会陷入“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暴力失效境地，同时，它还会在社会中激起反暴力反体制的不满情绪与对抗行动，从而出现暴力悖论：作为政治体系支持系统的暴力，沦为侵蚀摧毁政治体系的内生因素。
就对民众物质需求的满足而言，它需要有持续良好的经济绩效表现，但经济发展受内在客观的运行机理与外在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使得经济的实际表现并不总是如人所愿。而且，不管经济发展的如何，其成果的分配总是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矛盾背景下进行，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上总是存在一部分经济失落的公民，而当这个分配是在一种封闭、失衡的政治结构下进行，则会使得结果更令人难以接受。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体系支持系统的暴力威胁与功利兑现都并非是足够有效和完备自足的。不但如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即使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亦要接受面对来自公众（尤其是利益权利受损者）的合法性质询：暴力行使的合理依据如何，经济分配的原则是否正义？因此之故，威权政治体系的存续与稳态的实现，需要有价值根基的确立与稳固，而这就要“合法性”的出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三、现代政治背景下威权政治体系合法性危机的凸显
合法性指的是社会民众对政治体系一种自愿地认同、支持，历史上人们会根据某些神圣信仰、历史传统、道德准则、正义理念来作为认同基础与依据。但由于现代社会环境与人的重大变化，现代政治认同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威权政治体系以个人权威与意识形态叙事为主要支撑的合法性基础所面对的多方面的冲击与解构，也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在现代社会，人们基本的温饱生存问题普遍已得到解决，诸如尊严、自由、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高层次需要逐渐显现活跃起来，并越来越强烈要求得到满足
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界面是，公民们不再停留于对个人具体利益的简单满足，而是开始提出一系列抽象诉求，如要求更为开放的表达空间，自由结社，选举政治代表，政府信息的公开，尊重人权等。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更为迫切地要求保障产权，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社会规则的公平化。公民们的此类需求是不能通过简单的让利与空泛的道德说辞加以舒解的，它需要威权政治体系在基础制度层面做出回应性的调整。
（二）教育普及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信息社会到来所引致的知识资源的易得性，大大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知识素养与独立分析思考问题的理性能力
更为深层的影响是，它促进了公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张扬，提升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与政治行动势能，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被动接受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及其合法性自证，而是更倾向对政治现实进行自主判断、提出质疑乃至施加影响。而随着经济生活状况的改善，人的社会性得以进一步舒展释放并向着政治性这一纵深层面推进，公民的意义世界不再局限于生存领域与私人世界，而是扩展到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此时，威权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叙事对象不再是一大批沉默的自在者，而是众多的异常活跃的有所主张的自为者。
（三）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跨国性人际互动的频繁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过去因空间阻隔而只能作为“存在着的无”的别国政治变为一个重要的“他者”，使其得以进入到异国的政治现实与思维空间中，成为影响一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外生变量。由此，区域化的民主浪潮也成为政治世界中的一种重要景象而为人所认识。威权体系的公民们也越来越习惯于将本国政治体系与别的政治体系进行对比考量，以成熟发达的政治他者作为重要的价值标杆去省视批判本国的政治状况，并将其所积淀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作为资源来展开政治叙事和话语批判。而发达民主宪政国家的示范效应更是激发着威权国家公民的政治想象、政治期待，然而这必然会加剧政治想象、政治期待与政治现实的张力关系，从而使得威权政治体系所面对的变革呼声愈加强烈，对公民作出合法性的交代成为它们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四）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个体化的社会，“世界、人生的意义等终极关怀问题，不再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加以处理，亦不再作为社会构建自身的基础，而是变成个人的自我选择与决断的问题，从而退守到私人领域。”
存在的意义问题成为需要个人独自去面对承受的命题，人们普遍不再从领袖所承诺的道德世界或某些集体化的意识信仰结构中找寻意义的归属。而且，意义的确证与落实也主要依系于个人在其生活世界的一系列生命活动、选择及其结果，而不再是“国家、民族、主权、阶级”等宏大叙事。这种意义来源与指向的变化，使得威权体系与个人的精神关系产生深刻的疏离，不自觉地造成了一种对政治意识形态中政治神话、政治美学的整体性的解构后果，威权政治体系因此日益失去对社会成员进行情感召唤、心理动员的魅力。
（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以合法化为核心诉求的意识形态的实施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为营造利于统治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威权统治当局往往会实施一系列的信息管制来遮蔽相当部分的历史真相与社会事实，而且还会通过垄断话语权、阐释权有意识地强势地引导、干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的形成。但现代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的简捷化、快速化、自由化、社交化、自媒体化的技术特征，使得遮蔽信息的难度骤增而效果骤减，同时为独立人士异见分子等亚政治群体进行观点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有效增大其言论的辐射范围与影响力，而普通民众则能接触到更为新鲜真实全面的社会政治信息与更为多元的政治观点与理念。这必然会引发社会政治心理的变化，削弱威权意识形态的合法化效应，进一步加重其合法性危机。
四、结语
威权政治体系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在现代性的政治语境下这个问题还会被进一步凸显。也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韩国与台湾地区、拉美的智利和墨西哥）发生了政治转型，开始了所谓的民主化浪潮。因此，借鉴其成功转型的相关经验，以切实的改革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心理与政治诉求的变化，构建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合法性基础，应当成为那些正在处于威权化状态的国家的学习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陈茂来．威权主义与东亚现代化．山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
[2]李义天．政治暴力与政治哲学．北京：中国图书评论．2010(11)．
[3][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陈赟．世俗化与现时代的精神生活．天津社会科学．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