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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人心。
这是荣昌县综合调处室出现的感人一幕：在梁远平法官的鼓励下，芳芳终于叫出了18年来第一声“妈”。
18年前，由于父母离异，芳芳被判给了父亲，从此她就没有喊过一声妈。2008年7月，芳芳考上大学后，向母亲要钱，母亲没给。一怒之下，芳芳一纸诉状将母亲告上法庭。
在梁远平的调解下，芳芳才发现自己误解了母亲。为了给她挣学费，母亲白天做家政，晚上捡破烂，省吃俭用还落下一身的病痛。
了解真相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妈，我错怪你了！”“只要你愿意叫我妈，我累死累活也要供你读书！”
像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荣昌县综合调处室上演。
“案结”为何“事难了”
说起当初建立综合调处室的动因，荣昌县法院院长王小林讲了这样一件事。
2008年的一天，75岁的喻权柏拄着拐杖找到他，要求给他“平反”。听完他的一番诉说后，王小林陷入深思。
原来，喻权柏是荣昌县清升镇村民，1958年1月被荣昌县法院以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监外执行。背上罪名的喻权柏，一直找不到对象。从1982年开始，不服该判决的喻权柏开始踏上漫漫上访路。这期间，各级政府多次给予调解，仍没能阻止他上访的步伐。
为什么一个原本没有错的判决却让当事人持续上访近30年，各级部门也分别给予积极调解，却不能令当事人满意？
与此同时，一份统计分析报告显示：荣昌县法院2007年民事再审案件9件，2008年增至16件，同比增长近78%。法院受理案件数也居高不下，法官年人均受案高达116.27件，案多人少矛盾凸显，维稳形势严峻。
为什么司法力度不断加大，而民事案件和再审案件却呈上升趋势，“案结”而“事难了”？
拥有博士学位的王小林对这类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案结了，只是走完了法律程序，但并不表示所有纠纷都解决了，诸如情感、道德方面的冲突，尚未外化的不满等，便成为法律的盲区。面对盲区，当事人往往不知道去哪里反映诉求，就如病急乱投医般四处“求诊”，给自己也给相关部门平添许多烦恼。
如何才能案结事也结？
从“单打独斗”到“综合调处”
针对喻权柏上访案，王小林决定创新思路，既要解开他的“法结”，又要解开他的“心结”。
一方面，王小林细心给老人讲法律知识，讲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主动协调相关部门，为老人争取一定的生活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多部门联合办案，让老人悬着的心踏实了：“我服从法院当初的判决，今后再也不上访了。”
受此启发，建立综合调处室的想法在王小林的脑海中成形，“纠纷的解决不能只依靠党政干部讲政策，也不能只靠民间组织讲感情，也绝对不能只依靠法院讲法律，而是需要搭建一个新平台”。
这一创新思路得到荣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荣昌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英军说：“综合调处，就是把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人民调解三方面的调解力量整合到一起。把调处室设在法院，有其独到之处，这样就把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端口前移了。”
2008年8月，荣昌县综合调处室应运而生。如今，荣昌县已建立县级综合调处室一个，镇（街）综合联调站21个，村（社区）调解室150个，在全县形成了纠纷综合调处三级网络。
“以前是各部门‘单打独斗’，但治标不治本，现在是‘综合调处’，‘情、理、法’交融，刚性法律手段解‘法结’，柔性情理手段解‘心结’。”王小林一语中的。
坚冰在这里融化
“在这里，任何纠纷不需要审查就可以直接立案，不收取任何费用。”荣昌县法院民一庭庭长钟家玉说，“综合调处室就是要让群众打开‘心结’，让坚冰融化。”
这一点，铜鼓镇村民唐国财和其他116名村民感受至深。
2010年春節前夕，铜鼓镇镇政府机关大院里，气氛异常紧张。
117名村民围拢在一起，要求镇领导出面同公路承建单位协商，拿回属于他们修建扶贫公路的辛苦钱。
镇领导面露难色，他们心里清楚，由于公路承建单位欠债太多，已被多家法院查封账户，修路专用的扶贫资金也在其中，民工们的工钱无法兑付。
如果告知实情，一场群体性事件就要爆发。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荣昌县综合调处室。
接到电话后，综合调处室负责人梁远平立即赶到现场。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她对村民们说：“这笔钱是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定想办法给大家讨回来，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在劝说走村民后，梁远平深知处理这件纠纷案的难度，“要从银行拿到这笔钱，必须有正式的司法文书，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没法办到”。
在向法院领导请示并获得同意后，综合调处室、立案庭、民三庭、执行局等部门全都行动起来，协助梁远平办理此事。
仅仅过了七天，117名村民足额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如果单纯去法院起诉，按程序最快也需要两个月。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钱，让我们过了一个闹热年！”村民唐国财感激地说。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然而，综合调处室却让很多破裂的亲情重新融合，让亲人感受到法律的人性关怀。
2010年5月28日下午快下班时，综合调处室走来一位老人，还没开口便泣不成声。调处人员蔡雪梅忙倒上一杯热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止住了老人的哭声。
老人姓何，家住荣隆镇河坝村，年已八旬，和老伴一共养育了四女三儿。老何因身体不适，病倒了。在送父亲就医的问题上，子女们意见不统一。大儿子何强家经济不宽裕，想让父亲在家吃药，而另外两个儿子没同他商量，就把父亲送去医院住院。为这事，何强赌气不去看父亲。
送走老人后，蔡雪梅多次拨打何强的电话，均被对方挂断。
第二天一早，蔡雪梅在村社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何强。经过一番劝说，何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着蔡雪梅的面，父子俩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截至2011年4月底，荣昌县综合调处室共收案1836件，结案1835件，结案率99.9%，其中91.5%达成调解协议，未引发一起涉法涉诉信访事件；解决涉案标的额2134.537万元，结案标的1725.32万元，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32.1万元。县综合调处室指导镇（街）、村（社区）两级化解纠纷5143起。
这是荣昌县综合调处室出现的感人一幕：在梁远平法官的鼓励下，芳芳终于叫出了18年来第一声“妈”。
18年前，由于父母离异，芳芳被判给了父亲，从此她就没有喊过一声妈。2008年7月，芳芳考上大学后，向母亲要钱，母亲没给。一怒之下，芳芳一纸诉状将母亲告上法庭。
在梁远平的调解下，芳芳才发现自己误解了母亲。为了给她挣学费，母亲白天做家政，晚上捡破烂，省吃俭用还落下一身的病痛。
了解真相后，母女俩抱头痛哭。“妈，我错怪你了！”“只要你愿意叫我妈，我累死累活也要供你读书！”
像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荣昌县综合调处室上演。
“案结”为何“事难了”
说起当初建立综合调处室的动因，荣昌县法院院长王小林讲了这样一件事。
2008年的一天，75岁的喻权柏拄着拐杖找到他，要求给他“平反”。听完他的一番诉说后，王小林陷入深思。
原来，喻权柏是荣昌县清升镇村民，1958年1月被荣昌县法院以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监外执行。背上罪名的喻权柏，一直找不到对象。从1982年开始，不服该判决的喻权柏开始踏上漫漫上访路。这期间，各级政府多次给予调解，仍没能阻止他上访的步伐。
为什么一个原本没有错的判决却让当事人持续上访近30年，各级部门也分别给予积极调解，却不能令当事人满意？
与此同时，一份统计分析报告显示：荣昌县法院2007年民事再审案件9件，2008年增至16件，同比增长近78%。法院受理案件数也居高不下，法官年人均受案高达116.27件，案多人少矛盾凸显，维稳形势严峻。
为什么司法力度不断加大，而民事案件和再审案件却呈上升趋势，“案结”而“事难了”？
拥有博士学位的王小林对这类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案结了，只是走完了法律程序，但并不表示所有纠纷都解决了，诸如情感、道德方面的冲突，尚未外化的不满等，便成为法律的盲区。面对盲区，当事人往往不知道去哪里反映诉求，就如病急乱投医般四处“求诊”，给自己也给相关部门平添许多烦恼。
如何才能案结事也结？
从“单打独斗”到“综合调处”
针对喻权柏上访案，王小林决定创新思路，既要解开他的“法结”，又要解开他的“心结”。
一方面，王小林细心给老人讲法律知识，讲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主动协调相关部门，为老人争取一定的生活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多部门联合办案，让老人悬着的心踏实了：“我服从法院当初的判决，今后再也不上访了。”
受此启发，建立综合调处室的想法在王小林的脑海中成形，“纠纷的解决不能只依靠党政干部讲政策，也不能只靠民间组织讲感情，也绝对不能只依靠法院讲法律，而是需要搭建一个新平台”。
这一创新思路得到荣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荣昌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英军说：“综合调处，就是把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人民调解三方面的调解力量整合到一起。把调处室设在法院，有其独到之处，这样就把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的端口前移了。”
2008年8月，荣昌县综合调处室应运而生。如今，荣昌县已建立县级综合调处室一个，镇（街）综合联调站21个，村（社区）调解室150个，在全县形成了纠纷综合调处三级网络。
“以前是各部门‘单打独斗’，但治标不治本，现在是‘综合调处’，‘情、理、法’交融，刚性法律手段解‘法结’，柔性情理手段解‘心结’。”王小林一语中的。
坚冰在这里融化
“在这里，任何纠纷不需要审查就可以直接立案，不收取任何费用。”荣昌县法院民一庭庭长钟家玉说，“综合调处室就是要让群众打开‘心结’，让坚冰融化。”
这一点，铜鼓镇村民唐国财和其他116名村民感受至深。
2010年春節前夕，铜鼓镇镇政府机关大院里，气氛异常紧张。
117名村民围拢在一起，要求镇领导出面同公路承建单位协商，拿回属于他们修建扶贫公路的辛苦钱。
镇领导面露难色，他们心里清楚，由于公路承建单位欠债太多，已被多家法院查封账户，修路专用的扶贫资金也在其中，民工们的工钱无法兑付。
如果告知实情，一场群体性事件就要爆发。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荣昌县综合调处室。
接到电话后，综合调处室负责人梁远平立即赶到现场。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她对村民们说：“这笔钱是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定想办法给大家讨回来，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在劝说走村民后，梁远平深知处理这件纠纷案的难度，“要从银行拿到这笔钱，必须有正式的司法文书，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没法办到”。
在向法院领导请示并获得同意后，综合调处室、立案庭、民三庭、执行局等部门全都行动起来，协助梁远平办理此事。
仅仅过了七天，117名村民足额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如果单纯去法院起诉，按程序最快也需要两个月。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钱，让我们过了一个闹热年！”村民唐国财感激地说。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然而，综合调处室却让很多破裂的亲情重新融合，让亲人感受到法律的人性关怀。
2010年5月28日下午快下班时，综合调处室走来一位老人，还没开口便泣不成声。调处人员蔡雪梅忙倒上一杯热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止住了老人的哭声。
老人姓何，家住荣隆镇河坝村，年已八旬，和老伴一共养育了四女三儿。老何因身体不适，病倒了。在送父亲就医的问题上，子女们意见不统一。大儿子何强家经济不宽裕，想让父亲在家吃药，而另外两个儿子没同他商量，就把父亲送去医院住院。为这事，何强赌气不去看父亲。
送走老人后，蔡雪梅多次拨打何强的电话，均被对方挂断。
第二天一早，蔡雪梅在村社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何强。经过一番劝说，何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着蔡雪梅的面，父子俩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截至2011年4月底，荣昌县综合调处室共收案1836件，结案1835件，结案率99.9%，其中91.5%达成调解协议，未引发一起涉法涉诉信访事件；解决涉案标的额2134.537万元，结案标的1725.32万元，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32.1万元。县综合调处室指导镇（街）、村（社区）两级化解纠纷5143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