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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以文治国，文人阶级的兴起使其对于文房用具的需求增加。文房四友中的笔墨纸砚，除砚台外都属消耗品，唯砚长存，故与砚台配套使用的砚滴也备受文人青睐，这其中瓷砚滴的发展也深受宋代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瓷砚滴；宋代；文化
中式的书写水为载体，研墨、蘸笔，故当笔墨纸砚出现之时，砚滴——这一为滴水入砚而发明的器物也随之出现。砚滴最晚于汉代便已出现，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中称其为书滴，[1]至宋代，因其文教发达，书画盛极一时，砚滴已为书房案头不可缺少之物。
1、宋代瓷砚滴的发展
汉代砚滴多为玉制和铜制，东汉后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烧制成功使人们开始以瓷制砚滴，但当时制瓷中心集中在南方的浙东地区，而统治中心处于中原地区，是故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砚滴皆在南方使用，目前考古所见大都在江浙一带出土。隋唐时科举制度的产生使得砚滴使用较前代更为普遍，兼之南青北白制瓷系统的产生使得瓷砚滴开始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宋代，隋唐氏门阀氏族制度的崩塌使得寒门、庶族接替氏族宋代权力核心的主体，加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成就了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房文化的高峰。与宋代高超文化造诣相对的即是积贫积弱的国力，连年的战火使得文人内心极度不安，满腹经纶却难以报效国家，苦闷之余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生活使他们看到另一番天地，但宋代文人是软弱的，他们不能完全逃离世俗的生活，于是白居易所引导的“中隐”生活给予宋代文人隐匿生活的新方向，“徒留一虚职尔”使他们流于俗世又不至捉襟见肘，故宋代文人于书房之中消耗漫长的时光，书房从此成为文人的精神家园。
宋人以“文房四友”称之笔墨纸砚，非“宝”而为“友”，表明在宋人眼里，文房用具已不仅是物品，而是知己心意、与之为伴的好友。文人于书房中挥洒笔墨，小小砚滴因此成为书斋案头不可缺少之物。宋人崇古且好器，明代文人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描写到：“古人制器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及备，若非后人苟且。”[2]宋代上层社会如上所说对砚滴的材质崇尚汉制，以铜、玉为佳，而后人们发现铜性猛烈，以铜制砚滴极伤笔豪，但循古制使得铜制砚滴依旧被生产，只是作为陈设器装点案头；宋代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由辽、金所统治，失去主要玉脉，故玉制虽好但毕竟价格昂贵；又文人清高，金银制品向以为俗；再加之宋朝时二元配方的使用使得制瓷技艺大大提高；以上种种使得瓷质砚滴以其优良的品质，出色的性价比受众广泛。
2、宋代瓷砚滴的造型文化
宋代瓷砚滴以壶形和仿生形为主。壶形中的凤首壶型多在壶流或顶部进行装饰，捏塑和堆塑工艺制成；凤首壶盛行于唐代，有两个脉络，一是源于西域传入的金银器造型，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图1），从中可看出大唐以磅礴的心态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二是源于魏晋南北朝的鸡首壶（图2）。宋代的凤首（图3、图4）与唐代相比柔和许多，壶体也更加小巧。执壶型仿注子造型（图5），多为小直口，腹身饱满，模印花纹饰之，皆为一手所控，极好控制出水量。
仿生形因砚滴本为盛水器故多见水生动物形，如蟾蜍、摩羯鱼、龟等，其中以蟾蜍形最为多见，蟾蜍砚滴自汉代开始出现，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汉末《五经通义》载：“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3]表明当时蟾蜍是月亮的化身，嫦娥奔月这类升仙问道的神话故事也赋予蟾蜍浓厚的生死意味，加之古人对于“三生万物”中“三”这一数字的崇拜，汉代蟾蜍砚滴为三足（图5）；魏晋南北朝时期蟾蜍砚滴为四足，蟾身与器身相连，蟾首位于腹部中央，上方带触角一对（图6），《抱朴子?内篇》载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4]，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使这一时期的蟾蜍不再如汉代般象征长生而更是成为力量的象征可以達到“辟兵”即躲避兵器伤害的功效。唐代砚滴中少见蟾蜍形砚滴，许是因为大唐国力雄厚本就不需蟾蜍来达到“辟兵”之效，也可能是唐时信奉佛教，佛家讲轮回而非长生。蟾蜍砚滴发展至宋代再度恢复成三足，（图7），这是因为宋人承继古代对于“三”的崇拜，同时神化了三足蟾蜍，宋人祝穆所著《事文类聚》中写道：“蟾蜍，三足蛤蟆也...《蟾蜍赋》称其异则画地成川，语其神则登天入月。”[5]表明宋人对于三足蟾的神化与崇拜，宋代蟾蜍砚滴蟾首之上也带有一对倒钩肉角，表达了两宋战乱之时人们期望借助魏晋时蟾蜍的“辟兵”之效来强盛国力。
3、宋代美学文化对瓷砚滴造物观的影响
时代的审美由社会主体引导，宋代祐文抑武的统治政策使得君王放权予士大夫阶层帮助自己巩固政治地位，宋代文人何其清醒，他们明白手中权力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而文化要长存必须是包容的、进步的，这种宽容的心态使得他们拥有极其开放的审美情怀。清醒和宽容使得宋代文人眼中的美是落到实处的，是事物本身，所以宋人的美学观是人融合自然之美，宋代瓷砚滴之中釉色之美正来源于此，人工造就的陶瓷却在烧造过程中尽享自然之为，美若天成。他们遵循顺应物形，应时自然，所以宋代瓷砚滴形制多样，尤其是仿生形，犀牛驼龟（图8），童子骑牛（图9），金瓜葫芦（图10）等各物形通过匠人的巧手被制造，自然界中的和谐与共在小小砚滴中得到了体现。在这其中也包含了文人寄情于物的美学思考，宋代瓷砚滴的制作实在是巧妙，一是在口部设计有一小孔，运用虹吸原理，二是注水后直接添水，二者皆可达到精准控水的目的。使用砚滴的过程对文人来说是一种雅致的享受，既可把玩清赏怡养情操，又完美诠释了人融合自然之力对器物的把控，宋代美学不止影响瓷砚滴的釉色和形态，也于应用中展现那种人器合一之美。
结语：“砚滴”工序精细，金铜玉石皆可琢制，然皆不如瓷器最为适用。宋代瓷器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却又千姿百态，有宋一代的瓷砚滴在扩展其实用价值的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化艺术的精髓。
参考文献：
[1]（西汉）刘歆著，（晋）葛洪编：《西京杂记》，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
[2]（明）文震亨《长物志》.金城出版社.2010徐长青：《景德镇湖田窑作品集》【M】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
[3]（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引《五经通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关键词：瓷砚滴；宋代；文化
中式的书写水为载体，研墨、蘸笔，故当笔墨纸砚出现之时，砚滴——这一为滴水入砚而发明的器物也随之出现。砚滴最晚于汉代便已出现，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中称其为书滴，[1]至宋代，因其文教发达，书画盛极一时，砚滴已为书房案头不可缺少之物。
1、宋代瓷砚滴的发展
汉代砚滴多为玉制和铜制，东汉后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烧制成功使人们开始以瓷制砚滴，但当时制瓷中心集中在南方的浙东地区，而统治中心处于中原地区，是故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砚滴皆在南方使用，目前考古所见大都在江浙一带出土。隋唐时科举制度的产生使得砚滴使用较前代更为普遍，兼之南青北白制瓷系统的产生使得瓷砚滴开始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宋代，隋唐氏门阀氏族制度的崩塌使得寒门、庶族接替氏族宋代权力核心的主体，加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成就了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房文化的高峰。与宋代高超文化造诣相对的即是积贫积弱的国力，连年的战火使得文人内心极度不安，满腹经纶却难以报效国家，苦闷之余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生活使他们看到另一番天地，但宋代文人是软弱的，他们不能完全逃离世俗的生活，于是白居易所引导的“中隐”生活给予宋代文人隐匿生活的新方向，“徒留一虚职尔”使他们流于俗世又不至捉襟见肘，故宋代文人于书房之中消耗漫长的时光，书房从此成为文人的精神家园。
宋人以“文房四友”称之笔墨纸砚，非“宝”而为“友”，表明在宋人眼里，文房用具已不仅是物品，而是知己心意、与之为伴的好友。文人于书房中挥洒笔墨，小小砚滴因此成为书斋案头不可缺少之物。宋人崇古且好器，明代文人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描写到：“古人制器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及备，若非后人苟且。”[2]宋代上层社会如上所说对砚滴的材质崇尚汉制，以铜、玉为佳，而后人们发现铜性猛烈，以铜制砚滴极伤笔豪，但循古制使得铜制砚滴依旧被生产，只是作为陈设器装点案头；宋代由于北方大部分地区由辽、金所统治，失去主要玉脉，故玉制虽好但毕竟价格昂贵；又文人清高，金银制品向以为俗；再加之宋朝时二元配方的使用使得制瓷技艺大大提高；以上种种使得瓷质砚滴以其优良的品质，出色的性价比受众广泛。
2、宋代瓷砚滴的造型文化
宋代瓷砚滴以壶形和仿生形为主。壶形中的凤首壶型多在壶流或顶部进行装饰，捏塑和堆塑工艺制成；凤首壶盛行于唐代，有两个脉络，一是源于西域传入的金银器造型，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图1），从中可看出大唐以磅礴的心态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二是源于魏晋南北朝的鸡首壶（图2）。宋代的凤首（图3、图4）与唐代相比柔和许多，壶体也更加小巧。执壶型仿注子造型（图5），多为小直口，腹身饱满，模印花纹饰之，皆为一手所控，极好控制出水量。
仿生形因砚滴本为盛水器故多见水生动物形，如蟾蜍、摩羯鱼、龟等，其中以蟾蜍形最为多见，蟾蜍砚滴自汉代开始出现，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汉末《五经通义》载：“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3]表明当时蟾蜍是月亮的化身，嫦娥奔月这类升仙问道的神话故事也赋予蟾蜍浓厚的生死意味，加之古人对于“三生万物”中“三”这一数字的崇拜，汉代蟾蜍砚滴为三足（图5）；魏晋南北朝时期蟾蜍砚滴为四足，蟾身与器身相连，蟾首位于腹部中央，上方带触角一对（图6），《抱朴子?内篇》载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4]，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使这一时期的蟾蜍不再如汉代般象征长生而更是成为力量的象征可以達到“辟兵”即躲避兵器伤害的功效。唐代砚滴中少见蟾蜍形砚滴，许是因为大唐国力雄厚本就不需蟾蜍来达到“辟兵”之效，也可能是唐时信奉佛教，佛家讲轮回而非长生。蟾蜍砚滴发展至宋代再度恢复成三足，（图7），这是因为宋人承继古代对于“三”的崇拜，同时神化了三足蟾蜍，宋人祝穆所著《事文类聚》中写道：“蟾蜍，三足蛤蟆也...《蟾蜍赋》称其异则画地成川，语其神则登天入月。”[5]表明宋人对于三足蟾的神化与崇拜，宋代蟾蜍砚滴蟾首之上也带有一对倒钩肉角，表达了两宋战乱之时人们期望借助魏晋时蟾蜍的“辟兵”之效来强盛国力。
3、宋代美学文化对瓷砚滴造物观的影响
时代的审美由社会主体引导，宋代祐文抑武的统治政策使得君王放权予士大夫阶层帮助自己巩固政治地位，宋代文人何其清醒，他们明白手中权力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而文化要长存必须是包容的、进步的，这种宽容的心态使得他们拥有极其开放的审美情怀。清醒和宽容使得宋代文人眼中的美是落到实处的，是事物本身，所以宋人的美学观是人融合自然之美，宋代瓷砚滴之中釉色之美正来源于此，人工造就的陶瓷却在烧造过程中尽享自然之为，美若天成。他们遵循顺应物形，应时自然，所以宋代瓷砚滴形制多样，尤其是仿生形，犀牛驼龟（图8），童子骑牛（图9），金瓜葫芦（图10）等各物形通过匠人的巧手被制造，自然界中的和谐与共在小小砚滴中得到了体现。在这其中也包含了文人寄情于物的美学思考，宋代瓷砚滴的制作实在是巧妙，一是在口部设计有一小孔，运用虹吸原理，二是注水后直接添水，二者皆可达到精准控水的目的。使用砚滴的过程对文人来说是一种雅致的享受，既可把玩清赏怡养情操，又完美诠释了人融合自然之力对器物的把控，宋代美学不止影响瓷砚滴的釉色和形态，也于应用中展现那种人器合一之美。
结语：“砚滴”工序精细，金铜玉石皆可琢制，然皆不如瓷器最为适用。宋代瓷器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却又千姿百态，有宋一代的瓷砚滴在扩展其实用价值的同时也体现了宋代文化艺术的精髓。
参考文献：
[1]（西汉）刘歆著，（晋）葛洪编：《西京杂记》，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
[2]（明）文震亨《长物志》.金城出版社.2010徐长青：《景德镇湖田窑作品集》【M】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
[3]（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引《五经通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