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似乎在哪都不太受欢迎了。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前州长里克·斯科特在2011年就曾宣称“我们州不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文科生奥巴马也质疑了历史专业的价值，后来虽然道歉，但学者们依旧表示难以接受；毕业于美国一流文理学院，研究东亚的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也声称“你们想学文科的可以继续学，但不会得到补贴”。
　　难道在文科被称为“贵族学科”的美国，文科也开始受“鄙视”了？

文科生薪资高峰出现在50岁

　　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最新数据，在2012到2018年间，获得理工科学士学位的总人数上涨了31%，其中获得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本科学位的人数上涨56%，工程学增加42%。在目前25岁以上的在职人员中，有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持有理工科本科及以上学位。
　　反观文科，自2012年起，高校每年都在流失大量文科生。哲学与宗教学科的学位颁发量从2012年的1.2万多下跌至9603。即使是稍稍热门一些的社会学，2018年的毕业生与6年前比也少了2万多人。
　　由于新冠疫情对美国整体经济的打击，高校营收难，文科更是惨成“牺牲品”。
　　仅在2021年，美国有超过50多个文科博士项目决定秋季不再招收新生。有公立“常春藤”之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已暂停人类学、社会学和艺术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录取。而对于小型文理学院（校园面积小、学生人数少并且班级规模小的大学）来说，“暂停招生”都无法止损。纽约的艾尔米拉学院表示，今年将直接取消多个院系，包括古典文学、国际研究、音乐、哲学和宗教等众多文科专业。
　　“‘没钱’的确是文科院系面临的普遍现象。”在布朗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帕特里克·麦基（Patrick McKee）告诉南风窗记者，由于学校内部的资助金有很多都是来自科技龙头公司或金融行业的捐款，文科专业能够分到一杯羹的概率就更小了。
　　对此，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塔玛·沙皮罗（Tamar Schapiro）也深有感触，她告诉南风窗记者：“我对不断减少的文科生数量感到担忧，也对很多学校不再为人文学科提供资源和帮助感到担忧。而且不幸的是，我也没有解决方法。”
　　沙皮罗教授还发现，现在由于高校内学理工科的学生太多，班级大多都满员或者“超载”，教室容纳不下，“已经出现了实用性上的问题。”她表示现在许多综合院校都在采用组合专业的形式，比如计算机加哲学，她本人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也曾是数学与哲学的双专业学生。而推行这种“文理组合”，一方面是为了分散硬件设施和资源，缩小课堂人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刺激学生对文科的兴趣。
　　但沙皮罗教授对文科的生存状况依旧不持乐观态度，“学理是大趋势。我无法预测未来，但我们已经踏入了信息时代，并且还只是在起步阶段，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趋势会散去，但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平衡”。
　　麻省理工的人类学教授格雷厄姆·琼斯（Graham Jones）则更为消极，他坦言，逐年递减的文科生数量令他不安，“这是一个病态社会的征兆。”
　　其实从时间线上看，在经济蓬勃发展的2001年至2005年间，美国还曾出现过一阵小的学文潮，毕业于社科与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数量在这期间上涨3.3万。但好景不长，从2008年起，文科就开始面临生源瓶颈，并在2012年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文科教育培养的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和适应性之类的宝贵技能很难量化，但在各行各业中能发挥长久的价值。

　　琼斯教授猜测，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让许多家庭蒙上了对经济下滑的阴影，而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和焦虑往往持续多年。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因为其职业不定性，加重了这份“不安”。当学生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面临专业选择时，职业方向更为明确的“理科”也就更抢手。
　　“和计算机系毕业的人相比，拿着一个人类学的文凭能给你带来什么工作呢？”琼斯教授非常理解人们对理科趋之若鹜的心理。“如果你从MIT的计算机科学系毕业，你可能的确更容易赚大钱。而且当竞争对象是金钱时，你就很难再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价值’辩护。钱能带来稳定，能支持你的家庭。这对于我们很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难拒绝的。”
　　据201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在23至25岁之间的美国人中，全职从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等理科专业的平均年收入为41663美元。这比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专业的人的平均起薪高出33%。
　　的确，文科文凭在起薪上几乎不占据任何优势。但同时2017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也表明，在这场薪资马拉松中，文科生虽然起步慢，但有后劲。文科生的薪资高峰通常出现在50岁之后，社会科学和历史专业男性毕业生在51岁时，平均年收入已经反超理科生，达到145730美元。尽管女性依旧面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文科与理科生的收入差距从近50%缩小到了30%。

当理科生成为“文”盲

　　对此，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教育学院的教授大卫·戴明（David Deming）在美国媒体的文章中指出，这得益于文科生的“长期价值”，也源于文科教育培养的“软实力”。文科教育培养的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和适应性之类的宝贵技能很难量化，但在各行各业中能发挥长久的價值。
　　布朗大学哲学博士生帕特里克·麦基对此表示认同，“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地思考、提问，再反思。这个思辨的过程会助你成为一个清晰而严谨的思考者，如果能好好学习和掌握这个能力，它可以让你在任何领域发光发热”。 　　在读博前，麦基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经济和数学系，随后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十余年，在事业上已经小有成就。据他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你是边做边学的。入门时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当然好，但有兴趣和思考的能力更重要”。
　　“我在职场上结识过，也雇用了许多文科生。我不认为文科文凭本身会让你在职场上受阻，这取决于个人，关键是你如何利用它，你的兴趣在哪。”
　　2018年，因为对哲学的个人兴趣，还在工作的麦基利用业余时间加入了麻省理工为在职人员开设的学习项目，沙皮罗教授便是他的哲学导师。“当我进入三四十岁后，我发现我会思考更多哲学问题。比如什么是一个值得工作的公司，如何平衡生活、工作和家庭，也开始做慈善工作。尤其是当你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工作可以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你就更有责任思考如何更好地使用你的职位，哪些人会受到你和你工作的影响。”
　　同样在工作后重返校园的赫克托·贝尔特兰（Héctor Beltrán）如今已经是麻省理工人类学的助理教授，是琼斯教授的学员，也是琼斯教授提到的“移民家庭”的孩子。他本科就读于麻省理工，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的双专业毕业生。

文科（不含法律和商科）和理工科学历在各年龄的收入

人类学不是“在挖骨头”

　　正如贝尔特兰所说，即使是在世界一流的理工院校，学生也难逃学文的“包袱”。除了被强制性要求上满8节文科课外，麻省理工的本科生还需要选择一个Concentration（可以理解为辅修）。比如选哲学，就需要至少上3节哲学课，其余的可以选修文学、女性与性别学等等。
　　沙皮罗教授表示，“这其实并不轻松。”在加入麻省理工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授课15年。“虽然在斯坦福大学有更多的哲学专业学生，但我并没有因为麻省理工的学生大多不主修哲学就减少他们的工作量。我布置相同数量的阅读和论文，而且令我欣慰的是，有许多学生甚至会做更多的阅读，超额完成任务。”

“我觉得对文科的不感兴趣更多是来自不了解。”琼斯教授表示，“甚至现在都还有人认为人类学是在挖骨头呢！”

　　“我觉得对文科的不感兴趣更多是来自不了解。”琼斯教授表示，“甚至现在都还有人认为人类学是在挖骨头呢！”
　　在授课的过程中，琼斯教授发现学生一旦对人类学有了基本的认识，就会发现其实人类学，乃至社科类学习，是在找寻“科学与人文之间平衡”。“我热爱科学，也感谢科学，接种新冠疫苗的那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琼斯教授笑道，“但如果没有人文、艺术和社科教育带来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理解，也就不可能拥有这些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麻省理工，有一节课叫作“生命的意义”。这节课的一部分初衷就是给学生一个机会，思考技术对社会乃至全人类带来的影响，告诉他们何为“社会责任感”。
　　琼斯教授表示，“我们很多学生正在开发可能重塑、破坏甚至毁灭人类生命的技术，所以他们需要思考后果。而作为人类学家，我们也会提供思考和评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方法。”
　　“我曾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在做使人长生不老的实验。我就问他如果人类真的长生不老，永远地活下去，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学生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琼斯教授表示有些惊慌。“对他们来说，科学就是单纯的做实验，而我作为人类学家想告诉他们的是，科学绝不单纯是实验，不对人类产生后果的实验是不存在的。而且很多时候，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只是在实验后才想到后果，但那个时候也许已经太晚了。”
　　沙皮罗教授说，文科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而社会也是所有工程和所有技术工作的巢穴。接受过文科教育的人，以及从事艺术、哲学、历史等职业的人们，都在帮助我们的文化保持健康，因为文化本身无法自洁。如果文化处于亚健康状态，社会将会变得不堪一击。
　　“过去四年的美国，在政治上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想我们都认识到了思考政治、历史、道德的意义，科技乌托邦主义也许并不是社会的‘长生不老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