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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当前，运动式“减碳”有两种突出表现：一种是在资本市场上造概念、抢风口、蹭热度、追热点;另一种是在施政导向上不讲科学、宁左勿右、层层加码，超出目前的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任由运动式“减碳”现象发展下去，就会打乱中央统一部署，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先立后破”，就是要先把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配套政策确立起来，把减碳的基础设施和运行机制建立起来，比如新型电网、新能源系统、新电价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去煤减碳。现阶段保障能源安全、电力充足稳定供应依然重要。
因此，制定全局的、长远的行动方案尤为关键。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1+N政策体系，将陆续发布指导意见。这是顶层设计，涉及到碳达峰、碳中和全国和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政策措施。其中，“1+N政策”将很快发布，将从十个领域加速转型创新。
运动式“减碳”反映出来的一些倾向，从顶层设计也就是“立”的层面，要统筹好以下关系。
“双碳”与“双循环”的关系
目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一方面面临履行减碳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面临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压力，能否利用20年的时间打破美国对我国的围堵，保障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和供应链的畅通，实现在综合经济实力和话语体系上对美国的赶超至关重要，推进“双碳行动”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易不顾现实、层层加码，单一追求提前实现，2030、2060年是比较客观的实现节点。目前，从生产端看，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28吨/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比美国低;从消费端看，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英法美都低;从人均累计排放看，1900年至今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吨/人，我国才157吨/人，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高达1218吨/人。这就是说，我国发展还需要相应的过程积累，应该考虑保留一定的空间。
“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它们的辩证关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中根据各地实际客观设计碳达峰的峰值和时间，有的地区能够提前，有的地区能够按时，有的地区可能需要推后;有的地区能够低阶位达峰，有的地区能够中阶位达峰，有的地区可能需要高阶位达峰。
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分工的关系
我们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整体性目标。具体到生产力空间布局、区域产业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层面有必要体现差异化的安排。内蒙古作为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担负着保障全国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安全的重要责任，能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不可或缺。同样，在核算和分配碳指标时，也需要统筹能源输出地区和能源消纳地区的关系，做出相应的安排。
减碳措施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造成运動式减碳的一个原因，就是左倾思想，没有把减碳行动与技术进步同步，导致愿望与措施背离。因此，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技术路线图设计好，依次设计好施工路线图，把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科技创新上面，使施工的步伐与技术进步的步伐保持在同步的水平上就是最快的，如果施工的步伐超过技术进步的步伐，会导致失败。
能耗双控与减碳指标的关系
能耗指标与碳排放量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是大家普遍有种意识，就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综合能耗是多少吨标煤，按一个公式转成碳就行了。这是一个误区，能耗高不一定碳排放就一定高。比如，在同一个地点的两个产量一样但原料不同的水泥厂，传统水泥厂能耗水平比电石渣水泥厂略低，但碳排放量高出1倍多。因为传统厂原料分解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而后者没有。再比如，铁合金厂是标准的高能耗企业，但它用水电站作自备电站，不用网电，碳排放就趋于零。可见，推进“双碳行动”就要统筹能耗和碳排放指标的关系，把消纳零碳能源与消纳高碳能源区分开来，对消纳零碳能源的企业和地区给予鼓励。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大家的共识是，保护生态有利于增加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但仅如此还不够，还应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开发利用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内蒙古广大的草原也是高质量的风场，建设国家低碳能源基地，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等零碳能源大有可为，综合利用草原上的风光资源是推进“双碳行动”的重要抓手。如果在草原上不能上风电项目，在森林、农田就更不能上，沙漠又不适合上。我们国家的风力发电在哪里安身呢？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一个较优方案，以保障我们国家高碳能源结构向低碳能源结构转型。
多能互补与能源替代的关系
现在讲碳中和，首先要考虑能源替代，就是用电、热、氢能等替代煤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替代难度不同，需要按难易进行排出次序，依次推进。在民生领域，相对容易用电力、地热、太阳能来替代;在交通领域，已经在推广电动汽车，以后可能用氢能驱动船和飞机等;在农业领域，大部分也可以用电替代;在工业领域，冶金、化工、建材、矿山全部替代比较难，需要较长时期一步步推进。当前，提高新能源占比要克服电网稳定性问题需要一步步来。另外，如何发展氢能，也要破解技术门槛。
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的关系
我国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中，发电端占比约47%，消费端占比53%，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在发电端用更多的非碳能源发电，在消费端用电和氢能等来替代，构建一个两端共同发力的系统。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关键是不能“盲目”。我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没结束，经济社会发展还做不到与能源需求脱钩，还离不开能源和原材料产业。重要的是要增强各产业之间发展的协调性，要推进能源原材料产业绿色高质量转型。若非如此，将直接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政策引导与市场导向的关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固碳“三端发力”，所需资金之多，不可能靠财政补贴得以满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引导良性竞争，一步一步推进。财政资金应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产业示范上，力争加快我国技术和产业的迭代进步速度。就节能降碳现状而言，我国政府约束大于市场机制，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引导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内容的科学性、政策之间的衔接性、政策力度的可及性、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许多政策部门，相互打架、缺乏协调，致使企业无所适从，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中央提出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各部门、各地区在具体政策中加以更好体现。
体制改革与双碳行动的关系
目前，制约“双碳行动”不仅有技术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还有体制因素。特别是电力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使之有利于构建接纳新能源上网的智能化新型电网，有利于推开构建削峰填谷的电价现货交易机制，有利于形成高比例消纳新能源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推进多能互补、源网核储一体化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推进“双碳行动”的基础性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作者系内蒙古北宸智库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张莉莉
当前，运动式“减碳”有两种突出表现：一种是在资本市场上造概念、抢风口、蹭热度、追热点;另一种是在施政导向上不讲科学、宁左勿右、层层加码，超出目前的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行动。任由运动式“减碳”现象发展下去，就会打乱中央统一部署，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先立后破”，就是要先把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配套政策确立起来，把减碳的基础设施和运行机制建立起来，比如新型电网、新能源系统、新电价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去煤减碳。现阶段保障能源安全、电力充足稳定供应依然重要。
因此，制定全局的、长远的行动方案尤为关键。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1+N政策体系，将陆续发布指导意见。这是顶层设计，涉及到碳达峰、碳中和全国和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政策措施。其中，“1+N政策”将很快发布，将从十个领域加速转型创新。
运动式“减碳”反映出来的一些倾向，从顶层设计也就是“立”的层面，要统筹好以下关系。
“双碳”与“双循环”的关系
目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一方面面临履行减碳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面临大国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压力，能否利用20年的时间打破美国对我国的围堵，保障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和供应链的畅通，实现在综合经济实力和话语体系上对美国的赶超至关重要，推进“双碳行动”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易不顾现实、层层加码，单一追求提前实现，2030、2060年是比较客观的实现节点。目前，从生产端看，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28吨/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比美国低;从消费端看，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英法美都低;从人均累计排放看，1900年至今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吨/人，我国才157吨/人，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高达1218吨/人。这就是说，我国发展还需要相应的过程积累，应该考虑保留一定的空间。
“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它们的辩证关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中根据各地实际客观设计碳达峰的峰值和时间，有的地区能够提前，有的地区能够按时，有的地区可能需要推后;有的地区能够低阶位达峰，有的地区能够中阶位达峰，有的地区可能需要高阶位达峰。
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分工的关系
我们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整体性目标。具体到生产力空间布局、区域产业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层面有必要体现差异化的安排。内蒙古作为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担负着保障全国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安全的重要责任，能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不可或缺。同样，在核算和分配碳指标时，也需要统筹能源输出地区和能源消纳地区的关系，做出相应的安排。
减碳措施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造成运動式减碳的一个原因，就是左倾思想，没有把减碳行动与技术进步同步，导致愿望与措施背离。因此，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技术路线图设计好，依次设计好施工路线图，把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科技创新上面，使施工的步伐与技术进步的步伐保持在同步的水平上就是最快的，如果施工的步伐超过技术进步的步伐，会导致失败。
能耗双控与减碳指标的关系
能耗指标与碳排放量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是大家普遍有种意识，就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综合能耗是多少吨标煤，按一个公式转成碳就行了。这是一个误区，能耗高不一定碳排放就一定高。比如，在同一个地点的两个产量一样但原料不同的水泥厂，传统水泥厂能耗水平比电石渣水泥厂略低，但碳排放量高出1倍多。因为传统厂原料分解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而后者没有。再比如，铁合金厂是标准的高能耗企业，但它用水电站作自备电站，不用网电，碳排放就趋于零。可见，推进“双碳行动”就要统筹能耗和碳排放指标的关系，把消纳零碳能源与消纳高碳能源区分开来，对消纳零碳能源的企业和地区给予鼓励。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大家的共识是，保护生态有利于增加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但仅如此还不够，还应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开发利用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内蒙古广大的草原也是高质量的风场，建设国家低碳能源基地，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等零碳能源大有可为，综合利用草原上的风光资源是推进“双碳行动”的重要抓手。如果在草原上不能上风电项目，在森林、农田就更不能上，沙漠又不适合上。我们国家的风力发电在哪里安身呢？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一个较优方案，以保障我们国家高碳能源结构向低碳能源结构转型。
多能互补与能源替代的关系
现在讲碳中和，首先要考虑能源替代，就是用电、热、氢能等替代煤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替代难度不同，需要按难易进行排出次序，依次推进。在民生领域，相对容易用电力、地热、太阳能来替代;在交通领域，已经在推广电动汽车，以后可能用氢能驱动船和飞机等;在农业领域，大部分也可以用电替代;在工业领域，冶金、化工、建材、矿山全部替代比较难，需要较长时期一步步推进。当前，提高新能源占比要克服电网稳定性问题需要一步步来。另外，如何发展氢能，也要破解技术门槛。
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的关系
我国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中，发电端占比约47%，消费端占比53%，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在发电端用更多的非碳能源发电，在消费端用电和氢能等来替代，构建一个两端共同发力的系统。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关键是不能“盲目”。我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没结束，经济社会发展还做不到与能源需求脱钩，还离不开能源和原材料产业。重要的是要增强各产业之间发展的协调性，要推进能源原材料产业绿色高质量转型。若非如此，将直接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政策引导与市场导向的关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固碳“三端发力”，所需资金之多，不可能靠财政补贴得以满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引导良性竞争，一步一步推进。财政资金应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产业示范上，力争加快我国技术和产业的迭代进步速度。就节能降碳现状而言，我国政府约束大于市场机制，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引导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内容的科学性、政策之间的衔接性、政策力度的可及性、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许多政策部门，相互打架、缺乏协调，致使企业无所适从，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中央提出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各部门、各地区在具体政策中加以更好体现。
体制改革与双碳行动的关系
目前，制约“双碳行动”不仅有技术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还有体制因素。特别是电力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使之有利于构建接纳新能源上网的智能化新型电网，有利于推开构建削峰填谷的电价现货交易机制，有利于形成高比例消纳新能源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推进多能互补、源网核储一体化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推进“双碳行动”的基础性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作者系内蒙古北宸智库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