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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的理论探讨，是有效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的关键，尤其有助于深入剖析、解决当前大学生择业中表现出的诸多不良心态。借鉴国外早期研究范式保持理论延续性的思路，从大学生择业过程出发，剖析、构建了职业价值观结构的三个基本层面：目的、手段和规则，并据此编制了关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的调查问卷。京内七所高校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构想的基本层面关系均达到高拟合度，其在反应因素间故有联系、揭示当今普遍择业取向的基础上，还从中介变量检测的定量分析中，证实了物质福利保障因素的基础地位和终极性价值观对工具性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基本层面结构；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77-04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Basic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the Career Val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ZHANG Wenyi1, LI Hanbang2, WANG Jianjun3
(1.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3.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Theoretic discuss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career values are the key to carrying out career guidance effectively. Especially, it is inductive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solve the negative attitudes in the job choi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thoughts of early foreign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continuity,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job choi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s and builds three fundamentals of the career value structure: aim, measures and rules. And then it designs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areer value structur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 equation of structures of the data collected in seven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it finds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esigned fundamentals has a high degree of fitting. The paper reveals the inherit correlation of the indicators, finds out the current common job choice and prove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welfare guarantee factors and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ltimacy value on the instrumental function by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values； basic hierarchical structure； empirical study
职业价值观结构说明了个体择业取向的深层认知结构和作用机制，对其实施理论探索是有效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的关键，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当前大学生在就业中表现出的诸多不良心态，解决好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成长水平滞后等突出问题。因而，本文借鉴国外早期研究范式保持理论延续性的思路，从大学生择业过程出发，剖析、构建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并通过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等方式对其基本层面关系进行了验证与修订。
1 模型构建
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职业价值观结构做过专门探讨，但择业观结构的研究重在确立逻辑起点［2］，而个体职业社会化的结果，正是适应职业社会、获得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就感和满意感。因而，职业价值观结构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满足感的追求［3］。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价值取向，只是一种元目标（终极目标），并非职业价值观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择业过程看，个体职业价值观倾向主要体现在由元目标派生的具体目标或次级目标，和为实现这些次级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以及目标确定、手段选择这一过程中遵循的规则上。具体地说，在追求成就感和满意感这个共同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个体会确立怎样的具体目标、采用怎样的手段、遵循怎样的规则组成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结构，进而也揭示出职业选择过程的心理机制。因而，本文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确立为三个层面：目的、手段和规则（图1）。
图1 职业价值观结构
1.1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中内隐的动机性标准，它与Rokeach提出的终极性价值观［4］对应，是人们对职业的终极期望。根据人们在职业生活中需要面对的两大重要问题，即确定、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和对待改变的态度［5］，我们就可按其不同倾向，以个人—集体、维护—发展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目的性价值观——个人发展、地位追求、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图2)。
图2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结构
1.2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中外显的条件性标准，它与Rokeach提出的工具性价值观［4］对应，是人们在终极期望主导下偏爱的行为方式或工作氛围、待遇。
具体而言，它包括工作硬环境、薪酬福利、工作软资源四个方面。其中，工作硬环境，主要指工作地域的治安状况、环境安全性和硬件设施配置等内容，是人们根据自身生理、安全需要对工作外在条件提出的标准；薪酬福利，涵盖了人们从工作中可以获得的经济报酬、福利保险、休息保证，乃至对户口、住宿问题的处理；工作软资源，则指企业风气、人际关系、管理方式及单位声望、发展前景等。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安全需要是基础，即人们要在获得物质报酬、保证自身安全，并拥有健康、财产保障的前提下，以某种或某些目的性价值观为主导进行工作。因而，将有关工作硬环境、薪酬福利的内容，统一划归为物质福利保障，它是人们评判工作收入、福利保健及环境安全、舒适度的价值标准和倾向，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在整个职业价值观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而工作软资源可按其涵盖内容划分为：描述单位内部工作氛围、同事关系的组织风气，说明领导做事方式、管理手段的管理方式，表示所在机构社会地位的单位声望，以及代表未来前景的单位发展。它们体现了个体对单位内部组织的交往和归属需要，是在某目的性价值观主导下对职业软资源的价值倾向(图3)。展示了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与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关系。
图3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与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关系
1.3 规则性职业价值观 在目标确立、选择合适外显条件、发生行为的过程中，大学生倾向于遵循怎样的规则，同样体现了他们的职业价值取向，而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广义的道德认知判断。
因此，本研究在借鉴Kohlberg道德发展理论对儿童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划分的基础上，将规则性职业价值观分为权利准则、大众准则和自释准则三类。权利准则，指遵循权威人士的意见，或仅从职业的最终外在结果看是否对自己有利；大众准则，是以社会对职业的普遍评价，即职业声望，作为判定规则；自释准则，则指个人在综合、辩证地考虑自身需要、素质特点、职业声望及其与自身适合度的情况下，对职业做出自我解释，并以此作为确定职业目标、选择外显条件的规则。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结果，我们从理论上构建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层次结构模型：职业价值观由目的、手段和规则三个层面构成，其中手段性当中的物质福利保障处于整个结构的基础地位，各种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是建立在它之上的主导性需要，并以个人—集体、维护—发展两个维度划分为地位追求、个人发展、家庭维护和社会促进；指示软资源的手段性价值观，即组织风气、管理方式、单位声望和单位发展，反映了人们在目的性价值观主导下对职业外显条件的标准。同时，规则性职业价值观，作为该层次结构的调节单元，可划分为权利、大众和自释准则(图4)。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样本 本次研究共设计了两套样本，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套样本主要用于问卷试测，共选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三本科生78人施行，意在通过项目分析、因素负荷、信度检验等完善题项设计，并以开放性试题捕捉遗漏内容。
通过第一套样本确定正式问卷后，我们针对北京地区公办本科层次高校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我们将北京55所公办本科层次高校划分为：“985工程”、“211工程”、国家部委和市属四类，并在考虑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剔除了医学、艺术等学生不需或较少经历择业过程的学校，以使调查样本更具研究针对性和典型性。鉴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是于2006年入学，我们统计了各校06级本科人数，并根据经验抽样比率在1%到5%的要求，选取学生填答。另外，考虑到在校学生具有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特征，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集体送发方式，在任课教师、学生辅导员的帮助下，抽取一定数目的班级为测试对象。为避免样本来源过于单一，样本选取将兼顾专业、性别等变量平衡，从而获得能客观反映学生择业心理机制的分析数据。
2.2 工具编制 本研究主要用到《关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的调查问卷》一份，其作为验证、修订、阐释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层次结构模型的主要工具，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吴铁雄、Super、凌文铨、吴谅谅等工作价值观量表，并融入欧勇芬、孟续铎、俞宗火、宁维卫、Eliuzr、Surkis等学者提出的相关要素内容，辅以专家咨询、学生访谈、问卷试测，从而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内容。
在经历了严谨的修订程序后，最终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模型的三个层面确定为13个因素，共涉及81个题项。其实测信度的分析结果显示，除薪酬福利、自释准则因素外，其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大于0.8，信度非常高，而略低的两部分也高于0.7，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此外，整份测量表的信度值高达0.904。可见，本研究主要采用的问卷具备良好信度，其数据适用职业价值观基本层面结构的探讨。
2.3 结果与分析 依照方案设计，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农学院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7所高校进行了1 660份问卷发放工作，总计回收1 583份。根据与测谎题的比对和经验剔除技巧，最终共收到有效问卷1 478份，约占北京地区2010届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63%，达到大规模抽样比率要求，即从数量上保证了调研结果的区域代表性。
为便于发掘多因素结构间潜在、互依或相互影响等关系，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可视化工具——Amos 18.0，其不仅可以表明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更能分析潜在变量的相互作用，并将测量误差考虑其中，从而真正将所要研究的内容纳入全面的系统结构中，有益理论构建、调研数据和统计分析技术的有机结合。根据Bentler(1990)等提出的模型拟合指标，相对拟合指数（NFI、CFI）须超过0.90，且RMSEA<0.08说明模型能够很好拟合。同时，在实际研究中，CMIN/DF<2可认为模型拟合度较好，即相应概率值P>0.05。
2.3.1 物质福利保障的基础地位 经模型拟合与修正，物质福利保障与目的、规则和软资源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图分别呈现于图5、图6和图7。拟合指标显示，CMIN/DF分别为0.429、0.396和1.238，均小于2，且相应的显著性P达到适度拟合要求。同时，前两者的RMSEA近似于0.000，说明拟合程度极高，而最后一个也达0.078，小于0.08，模型能够很好拟合。此外，三组NFI和CFI分别是：0.979与1、1与1、0.954与0.990，拟合度良好。这表明，物质福利保障作用于上述三者的层面关系均为可接受的分析模型，且稳定性良好。
图5 物质福利保障与目的层面的结构方程模型
2.3.2 目的层面的主导作用 经模型拟合与修正，目的层面与软资源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为图8。其中，CMIN/DF为0.813，远小于2；相应的，显著性P值达0.680，模型拟合适度。同时，RMSEA近似于0.000，说明拟合程度极高；而NFI和CFI也达0.913和近似于1，拟合良好。拟合指数表明，目的层面作用于软资源的层面关系是可接受的分析模型，其稳定性良好。
2.3.3 规则层面的调节作用 经模型拟合与修正，规则层面与目的、软资源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9和图10。拟合指标显示，CMIN/DF分别为1.261、0.972，均小于2，且相应的显著性P达到适度拟合要求。同时，二者RMSEA值为0.054和0.000，均小于0.08，能够很好拟合。此外，NFI和CFI分别是：0.913与0.984、0.908与1，拟合度良好。这表明，规则层面作用于另外二者的层面关系均为可接受的分析模型，且稳定性良好。2.3.4 中介变量检测 由总体模型——图11可知，这当中不仅包括层面间的直接作用关系，还有可能存在一些间接效果。如图，规则层面除对软资源因素施加直接影响，还通过目的层面对其产生间接作用，并因此形成了二者相加的总效果。一般而言，当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时，表示中介变量不发挥作用，可忽略此影响，而当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时，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应重视此关键因素［7］。
对于本模型，主要涉及两个可能存在于三个关系中的中介变量作用。首先，如上所述，规则层面通过目的层对软资源因素施加影响，故希望了解目的层面是否充当选择软资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其次，物质福利保障因素不仅作为目的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的基础，还对规则层面施加影响，因此物质福利保障因素对前两者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如何也成为研究有待探讨的内容，并须进而得出规则层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鉴于此，我们分别对这三组关系进行了模型拟合与修正，其效果作用情况被简化整理为表1。
从表中数据不难看出，在规则层面作用于软资源因素的关系中，目的层产生的间接效果（0.602）远远大于直接作用（0.08），即目的层面在其中形成重要影响，对软资源因素的选择具有关键影响力。而作为中介变量的规则层面，检验效果并非如此，其在物质福利保障因素影响目的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的过程中，均未表现出明显的间接效力。相反，直接效果显著，物质福利保障因素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该结果从定量角度再一次印证了，物质福利保障因素的基础地位和终极性价值观对工具性的主导作用，二者作为人们最核心、最强烈的心理层面关系，比其他调节作用更为稳定、显著，对人们的择业过程发挥关键影响力。
3 结论与讨论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构想的基本层面关系均达到高拟合度。具体来说，作为整个层次结构的基础，物质福利保障因素作用于其上的目的、规则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目的层面对软资源因素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规则层面可适度调节目的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的选择倾向。对于这三类基本作用关系，笔者进一步从定量角度印证了，物质福利保障因素的基础地位和终极性价值观对工具性的主导作用。
当然，在各基本层面关系验证中，笔者也根据修正数据、对照生活实际，对模型做了细微调整，以达到最佳拟合效果。例如，管理方式因素，均反映个体对单位内部组织的交往和归属需要，是该需要层次下的两类不同指向内容，在理论上存在相似性；而社会促进所强调改变的当前现状中，包括硬环境所涉及的区域治安、交通等环境问题，故大学生对于自身所处硬环境的看法与希望，必定或多或少影响其改变社会现状的倾向。上述因素关系修正，反映了其间因有联系，而另外一些调整，则揭示了当今社会普遍的择业取向特点。在当今商品社会中，人们普遍以个人钱、权、利的获得为职业评判依据，而这些正是传统上社会赞许的个人物质和利益，即地位追求，两者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几乎等同，故释放二者间约束具备合理的现实基础。同时，鉴于中国人注重社会关系与人情的文化氛围，存在将“个人发展”与“社会促进”相联系的倾向，以及海地志愿者和众多创业者经历给出的自释准则形成可能会改变人们对物质保障因素诉求程度的佐证，笔者还调整了这些因素间的误差项限制。
然而本文目前得到的这一结论还只具有统计意义，有必要通过追踪调查等实验研究方法，探讨结论的可信性，从而更深入全面地揭示职业价值观基本层次结构，为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晓朋.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分析与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8,10(1):75-77.
［2］ 辛志勇,金盛华.大学生的价值观概念与价值观结构［J］.高等教育研究,2006,27(2):85-92.
［3］ 俞文钊,吕建国,孟慧.职业心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46.
［4］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 New York: Free Press,1973.
［5］ Ros M.，Schwartz S.H.，& Surkiss S. Basic Individual values, work value, and the meaning of work［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9,48(1):49-71.
［6］ 科尔伯格著，郭本禹译.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Burnham K.P., Anderson D. R. Model selection and inference: A practical information-theoretic approach［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1998.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基本层面结构；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77-04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Basic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the Career Val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ZHANG Wenyi1, LI Hanbang2, WANG Jianjun3
(1.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3.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Theoretic discuss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career values are the key to carrying out career guidance effectively. Especially, it is inductive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solve the negative attitudes in the job choi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thoughts of early foreign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continuity,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job choi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s and builds three fundamentals of the career value structure: aim, measures and rules. And then it designs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areer value structur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 equation of structures of the data collected in seven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it finds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esigned fundamentals has a high degree of fitting. The paper reveals the inherit correlation of the indicators, finds out the current common job choice and prove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welfare guarantee factors and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ltimacy value on the instrumental function by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detection of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values； basic hierarchical structure； empirical study
职业价值观结构说明了个体择业取向的深层认知结构和作用机制，对其实施理论探索是有效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的关键，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当前大学生在就业中表现出的诸多不良心态，解决好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成长水平滞后等突出问题。因而，本文借鉴国外早期研究范式保持理论延续性的思路，从大学生择业过程出发，剖析、构建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并通过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等方式对其基本层面关系进行了验证与修订。
1 模型构建
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职业价值观结构做过专门探讨，但择业观结构的研究重在确立逻辑起点［2］，而个体职业社会化的结果，正是适应职业社会、获得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就感和满意感。因而，职业价值观结构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满足感的追求［3］。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价值取向，只是一种元目标（终极目标），并非职业价值观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择业过程看，个体职业价值观倾向主要体现在由元目标派生的具体目标或次级目标，和为实现这些次级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以及目标确定、手段选择这一过程中遵循的规则上。具体地说，在追求成就感和满意感这个共同目标的前提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个体会确立怎样的具体目标、采用怎样的手段、遵循怎样的规则组成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结构，进而也揭示出职业选择过程的心理机制。因而，本文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确立为三个层面：目的、手段和规则（图1）。
图1 职业价值观结构
1.1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中内隐的动机性标准，它与Rokeach提出的终极性价值观［4］对应，是人们对职业的终极期望。根据人们在职业生活中需要面对的两大重要问题，即确定、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和对待改变的态度［5］，我们就可按其不同倾向，以个人—集体、维护—发展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目的性价值观——个人发展、地位追求、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图2)。
图2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结构
1.2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中外显的条件性标准，它与Rokeach提出的工具性价值观［4］对应，是人们在终极期望主导下偏爱的行为方式或工作氛围、待遇。
具体而言，它包括工作硬环境、薪酬福利、工作软资源四个方面。其中，工作硬环境，主要指工作地域的治安状况、环境安全性和硬件设施配置等内容，是人们根据自身生理、安全需要对工作外在条件提出的标准；薪酬福利，涵盖了人们从工作中可以获得的经济报酬、福利保险、休息保证，乃至对户口、住宿问题的处理；工作软资源，则指企业风气、人际关系、管理方式及单位声望、发展前景等。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安全需要是基础，即人们要在获得物质报酬、保证自身安全，并拥有健康、财产保障的前提下，以某种或某些目的性价值观为主导进行工作。因而，将有关工作硬环境、薪酬福利的内容，统一划归为物质福利保障，它是人们评判工作收入、福利保健及环境安全、舒适度的价值标准和倾向，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在整个职业价值观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而工作软资源可按其涵盖内容划分为：描述单位内部工作氛围、同事关系的组织风气，说明领导做事方式、管理手段的管理方式，表示所在机构社会地位的单位声望，以及代表未来前景的单位发展。它们体现了个体对单位内部组织的交往和归属需要，是在某目的性价值观主导下对职业软资源的价值倾向(图3)。展示了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与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关系。
图3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与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关系
1.3 规则性职业价值观 在目标确立、选择合适外显条件、发生行为的过程中，大学生倾向于遵循怎样的规则，同样体现了他们的职业价值取向，而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广义的道德认知判断。
因此，本研究在借鉴Kohlberg道德发展理论对儿童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划分的基础上，将规则性职业价值观分为权利准则、大众准则和自释准则三类。权利准则，指遵循权威人士的意见，或仅从职业的最终外在结果看是否对自己有利；大众准则，是以社会对职业的普遍评价，即职业声望，作为判定规则；自释准则，则指个人在综合、辩证地考虑自身需要、素质特点、职业声望及其与自身适合度的情况下，对职业做出自我解释，并以此作为确定职业目标、选择外显条件的规则。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结果，我们从理论上构建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层次结构模型：职业价值观由目的、手段和规则三个层面构成，其中手段性当中的物质福利保障处于整个结构的基础地位，各种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是建立在它之上的主导性需要，并以个人—集体、维护—发展两个维度划分为地位追求、个人发展、家庭维护和社会促进；指示软资源的手段性价值观，即组织风气、管理方式、单位声望和单位发展，反映了人们在目的性价值观主导下对职业外显条件的标准。同时，规则性职业价值观，作为该层次结构的调节单元，可划分为权利、大众和自释准则(图4)。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样本 本次研究共设计了两套样本，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套样本主要用于问卷试测，共选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三本科生78人施行，意在通过项目分析、因素负荷、信度检验等完善题项设计，并以开放性试题捕捉遗漏内容。
通过第一套样本确定正式问卷后，我们针对北京地区公办本科层次高校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我们将北京55所公办本科层次高校划分为：“985工程”、“211工程”、国家部委和市属四类，并在考虑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剔除了医学、艺术等学生不需或较少经历择业过程的学校，以使调查样本更具研究针对性和典型性。鉴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是于2006年入学，我们统计了各校06级本科人数，并根据经验抽样比率在1%到5%的要求，选取学生填答。另外，考虑到在校学生具有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特征，本次研究主要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集体送发方式，在任课教师、学生辅导员的帮助下，抽取一定数目的班级为测试对象。为避免样本来源过于单一，样本选取将兼顾专业、性别等变量平衡，从而获得能客观反映学生择业心理机制的分析数据。
2.2 工具编制 本研究主要用到《关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的调查问卷》一份，其作为验证、修订、阐释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层次结构模型的主要工具，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吴铁雄、Super、凌文铨、吴谅谅等工作价值观量表，并融入欧勇芬、孟续铎、俞宗火、宁维卫、Eliuzr、Surkis等学者提出的相关要素内容，辅以专家咨询、学生访谈、问卷试测，从而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内容。
在经历了严谨的修订程序后，最终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模型的三个层面确定为13个因素，共涉及81个题项。其实测信度的分析结果显示，除薪酬福利、自释准则因素外，其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大于0.8，信度非常高，而略低的两部分也高于0.7，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此外，整份测量表的信度值高达0.904。可见，本研究主要采用的问卷具备良好信度，其数据适用职业价值观基本层面结构的探讨。
2.3 结果与分析 依照方案设计，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农学院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7所高校进行了1 660份问卷发放工作，总计回收1 583份。根据与测谎题的比对和经验剔除技巧，最终共收到有效问卷1 478份，约占北京地区2010届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63%，达到大规模抽样比率要求，即从数量上保证了调研结果的区域代表性。
为便于发掘多因素结构间潜在、互依或相互影响等关系，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可视化工具——Amos 18.0，其不仅可以表明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更能分析潜在变量的相互作用，并将测量误差考虑其中，从而真正将所要研究的内容纳入全面的系统结构中，有益理论构建、调研数据和统计分析技术的有机结合。根据Bentler(1990)等提出的模型拟合指标，相对拟合指数（NFI、CFI）须超过0.90，且RMSEA<0.08说明模型能够很好拟合。同时，在实际研究中，CMIN/DF<2可认为模型拟合度较好，即相应概率值P>0.05。
2.3.1 物质福利保障的基础地位 经模型拟合与修正，物质福利保障与目的、规则和软资源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图分别呈现于图5、图6和图7。拟合指标显示，CMIN/DF分别为0.429、0.396和1.238，均小于2，且相应的显著性P达到适度拟合要求。同时，前两者的RMSEA近似于0.000，说明拟合程度极高，而最后一个也达0.078，小于0.08，模型能够很好拟合。此外，三组NFI和CFI分别是：0.979与1、1与1、0.954与0.990，拟合度良好。这表明，物质福利保障作用于上述三者的层面关系均为可接受的分析模型，且稳定性良好。
图5 物质福利保障与目的层面的结构方程模型
2.3.2 目的层面的主导作用 经模型拟合与修正，目的层面与软资源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为图8。其中，CMIN/DF为0.813，远小于2；相应的，显著性P值达0.680，模型拟合适度。同时，RMSEA近似于0.000，说明拟合程度极高；而NFI和CFI也达0.913和近似于1，拟合良好。拟合指数表明，目的层面作用于软资源的层面关系是可接受的分析模型，其稳定性良好。
2.3.3 规则层面的调节作用 经模型拟合与修正，规则层面与目的、软资源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9和图10。拟合指标显示，CMIN/DF分别为1.261、0.972，均小于2，且相应的显著性P达到适度拟合要求。同时，二者RMSEA值为0.054和0.000，均小于0.08，能够很好拟合。此外，NFI和CFI分别是：0.913与0.984、0.908与1，拟合度良好。这表明，规则层面作用于另外二者的层面关系均为可接受的分析模型，且稳定性良好。2.3.4 中介变量检测 由总体模型——图11可知，这当中不仅包括层面间的直接作用关系，还有可能存在一些间接效果。如图，规则层面除对软资源因素施加直接影响，还通过目的层面对其产生间接作用，并因此形成了二者相加的总效果。一般而言，当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时，表示中介变量不发挥作用，可忽略此影响，而当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时，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应重视此关键因素［7］。
对于本模型，主要涉及两个可能存在于三个关系中的中介变量作用。首先，如上所述，规则层面通过目的层对软资源因素施加影响，故希望了解目的层面是否充当选择软资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其次，物质福利保障因素不仅作为目的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的基础，还对规则层面施加影响，因此物质福利保障因素对前两者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如何也成为研究有待探讨的内容，并须进而得出规则层面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鉴于此，我们分别对这三组关系进行了模型拟合与修正，其效果作用情况被简化整理为表1。
从表中数据不难看出，在规则层面作用于软资源因素的关系中，目的层产生的间接效果（0.602）远远大于直接作用（0.08），即目的层面在其中形成重要影响，对软资源因素的选择具有关键影响力。而作为中介变量的规则层面，检验效果并非如此，其在物质福利保障因素影响目的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的过程中，均未表现出明显的间接效力。相反，直接效果显著，物质福利保障因素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该结果从定量角度再一次印证了，物质福利保障因素的基础地位和终极性价值观对工具性的主导作用，二者作为人们最核心、最强烈的心理层面关系，比其他调节作用更为稳定、显著，对人们的择业过程发挥关键影响力。
3 结论与讨论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构想的基本层面关系均达到高拟合度。具体来说，作为整个层次结构的基础，物质福利保障因素作用于其上的目的、规则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目的层面对软资源因素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规则层面可适度调节目的层面和软资源因素的选择倾向。对于这三类基本作用关系，笔者进一步从定量角度印证了，物质福利保障因素的基础地位和终极性价值观对工具性的主导作用。
当然，在各基本层面关系验证中，笔者也根据修正数据、对照生活实际，对模型做了细微调整，以达到最佳拟合效果。例如，管理方式因素，均反映个体对单位内部组织的交往和归属需要，是该需要层次下的两类不同指向内容，在理论上存在相似性；而社会促进所强调改变的当前现状中，包括硬环境所涉及的区域治安、交通等环境问题，故大学生对于自身所处硬环境的看法与希望，必定或多或少影响其改变社会现状的倾向。上述因素关系修正，反映了其间因有联系，而另外一些调整，则揭示了当今社会普遍的择业取向特点。在当今商品社会中，人们普遍以个人钱、权、利的获得为职业评判依据，而这些正是传统上社会赞许的个人物质和利益，即地位追求，两者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几乎等同，故释放二者间约束具备合理的现实基础。同时，鉴于中国人注重社会关系与人情的文化氛围，存在将“个人发展”与“社会促进”相联系的倾向，以及海地志愿者和众多创业者经历给出的自释准则形成可能会改变人们对物质保障因素诉求程度的佐证，笔者还调整了这些因素间的误差项限制。
然而本文目前得到的这一结论还只具有统计意义，有必要通过追踪调查等实验研究方法，探讨结论的可信性，从而更深入全面地揭示职业价值观基本层次结构，为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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