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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00年前,在水清、流急、漕深的淮河中游,曾经矗立过一座雄伟的大坝;为了筑起这座寄予厚望的大坝,举全国之力,耗无数生命。然而,大坝仅仅存在了不到半年便轰然倒塌,于是转瞬之间,厚望变成了惨烈的水患。
这座大坝,就是梁武帝萧衍所筑的浮山堰。
(一)
浮山堰出现于分裂动荡、兵事扰攘的梁朝与北魏之南北对峙时期,原是一项意欲以水代兵、淹灌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庞大军事工程。
话说北魏政权,386年由鲜卑人拓跋珪建立,于439年统一北方。发展至南朝齐、梁时期,北魏势力日渐增强,并不断向南方开疆拓土,其疆域一度跨过淮河,到达江淮之地。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500年),亦即齐朝永元二年,这一年,对于齐朝来说,可谓内忧外患。以言内忧,此时正值17岁的萧宝卷做着今上,这位臭名昭彰的皇帝向来“不好学,唯嬉戏无度”。当政后,视国政为儿戏,狎昵群小,诛戮将相,残暴无比,奢靡异常,把整个齐朝政权搞得乌烟瘴气;而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据守中游战略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36岁的雍州刺史萧衍,则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游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一切风吹草动,意在取而代之。以言外患,因“少主即位,诛大臣,京师屡有变发”,豫州刺史裴叔业担心祸及己身,遂以驻守地寿阳投降北魏。寿阳乃淮上之重镇,江淮之门户,寿阳失守,江淮门户为之大开,北魏气势猛增,乘机南侵,齐朝政权岌岌可危。
在这内忧外患、国势危殆的乱离中,萧衍于502年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梁朝建立后,其头号强敌仍然是北魏。而要击退北魏势力,保证首都建康的安全,首先必须守住淮河这条防线,夺回淮南重镇寿阳。衡之当时的形势,“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又寿阳、建康之间,水路七百里而已,“藉水凭舟,倏忽而至”。这样的重镇落在强敌北魏的手中,难怪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梁武帝心绪不宁。
及至514年,降梁已经多年、可能久在寂寞之中的北魏大将王足,向梁武帝献策,声言只要在淮河上选择狭窄之处筑坝拦水,抬高淮河水位,施行以水代兵之计,淹灌寿阳城,则魏军自然就会败退。王足还引用北方流传的童谣说:“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大意是说,荆山(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和浮山(今安徽五河县东)是淮河上两处重要的峡口,在这里拦淮筑坝,既可淹灌淮河二峡以上防守虽然坚固、但是地势低洼的寿阳城,而以淮北的潼、沱二河为引水河道,又可淹灌北魏控制下的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甚至可以波及在今山东的巨野泽。
王足的这个建议,雄心勃勃,气势不凡,又与梁武帝急于驱逐北魏势力的想法非常吻合,他自然愿意接受。不过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施行起来工程巨大,困难异常,梁武帝对此似乎也比较清楚,故而立即派水工陈承伯与主持工匠土木之事的材官将军祖暅视察地形,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孰料视察、论证的结果是“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但此时的梁武帝已经听不进劝阻。所以如此,一则他驱魏出寿阳之心甚切,二则在此前已经领略过淮水的巨大威力,以水为攻的胜利果实在他脑海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记忆。先是507年,梁、魏鏖战于淮河南岸的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梁军就是利用淮水暴涨的有利时机,斗舰竞发,小船载草,乘着流急风怒,水火并作,大举反攻魏军的。这一战下来,“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擒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魏军损失惨重,梁军取得大捷。又513年,淮南大水,淹没寿阳全城,城中居民不得不躲避于八公山上。这两次大水,带给梁武帝的既有震惊,也有鼓舞与启示。应该说,梁武帝最终采纳降将王足的建议,与此不无关系。
514年冬,梁武帝指派近臣康绚为都督淮上诸军事,主持修筑拦淮大坝。当年便征发民工和战士合20万人,在淮河南岸的浮山与北岸的巉石山同时开工,分头筑堤。工程起先进展得较为顺利,到了次年4月,大坝即将合龙,不料因淮水进入汛期,水流漂疾,行将完工的大坝很快就被大水冲垮,化作了泡影,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又有人出主意说,大坝的溃决,是因为淮水中的蛟龙兴风作浪,而蛟龙害怕铁器,所以必须沉铁器于坝址方可成功。于是乎,梁武帝下令将建康城内东、西两处冶铁场所的铁器尽数运来,“大则釜鬵,小则铧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但还是不能合龙。无奈之下,又砍伐大树,围成木柜,中间填以巨石,再在上面加土夯实。其工程之艰巨,耗费工料之多,损毁环境之大,工作条件之恶劣,都令人望而生畏;自然,天恩浩荡,必要的慰劳兵民的形式也是不会少的。《梁书·康绚传》云:
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书右仆射袁昂、侍中谢举假节慰劳之,并加蠲复。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复遣赐以衣裤。
对于这样一座以水代兵的庞大军事工程,北魏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在舆论上,北魏宣扬“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在行动上,则“命将出师”,派出平南将军杨大眼率军镇于荆山,以图相机破坏。于是,工程负责人康绚在指挥沉铁、伐木、填石、夯土与接待天子使节的同时,还得部署与魏军的周旋、接战,其辛劳自不待言。
516年4月,称为“浮山堰”的拦淮大坝总算筑成了,“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换算下来,即浮山堰下阔约合336米,上广约合108米,总高约合48米,坝前水深约合46.8米。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壮观,可以想见。而浮山堰筑成以后,也的确发挥了军事作用,“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
又据今人踏勘研究,在今江苏泗洪县潼河山西侧还残留着一处人工土体,长200多米,顶宽60米,顶部高程约20多米,名唤“铁锁岭”;铁锁岭对岸的安徽明光市浮山西南侧,也有一处人工土体,当地人呼为“土龙”。浮山与潼河山间距1600米,而这两处土体俨然两尊雄踞的巨兽,夹淮相峙,高程相仿,走向互相对应,潜入淮河深处,大概就是1500年前浮山堰的遗存。20世纪50年代维修淮北大堤时曾在此取土,挖出过铁块、砖块及木头等遗物,据说当地人还在这一带挖出过不少古箭头。而依现有地形和遗存估算,当年浮山堰主坝高约30～40米,积水面积大约6700多平方公里,总蓄水量则达100亿立方米以上,在当时堪称世界之冠。
然而,这样一个耗费了大量资财、仿佛众多生命垒起的偌大水上工程,修成以后不到半年,就再次溃决了,并给沿淮百姓带来了远远胜过兵祸的灭顶之灾。《南史·康绚传》云:
至其秋,淮水暴长,堰坏,奔流于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
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冲决堤坝,响声如雷,震慑远方,漂杀百姓,人畜尸体,难以胜计,统统随流而下。所谓的“水中怪物”,当是人畜尸体与筑坝所用的大树、巨石、铁器等建筑材料,搅拌着泥沙而形成的各种奇形怪状,并非什么“殊类诡状”的怪类。
(二)
浮山堰溃决了。北魏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寿阳也仍在北魏手中;梁武帝这边,史籍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唯一值得关注、也让人不解的是,当初声言“功不可就”的材官将军祖暅因此“下狱”!
溃决的浮山堰,留给时人与后人的教训和思考,极其深刻与深远。
单从技术层面看,在淮河深槽里,木柜装石打基础,上面筑起土坝,再以沉铁护脚,截流从两岸进占,在中间合龙,浮山堰的修筑可谓中国古代高超工程技术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比国外具有规模的土石坝早了600余年。
再从军事角度来说,以水为攻、以水代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并不鲜见。具体到淮河,一则它往往是南北分裂时期双方政权对峙的前沿阵地,二则淮河自身就是有独特军事价值的用兵之“地”,因而以水为攻、以水代兵也便成为淮河战场的一大特色。古之行军作战莫重于道、天、地、将、法“五事”,“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即地理位置、地理形势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因素之一。
然而,从自然法则与社会影响看,浮山堰的修筑得不偿失,既违背自然规律又危害社会。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大自然也有其运行规则。《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淮河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当然不会例外。事实上,古人对于水及水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如道家创始人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处众人之所恶”指的是水流趋下的特性,“上善若水”则将水与人的品质道德连在了一起。如果说老子的这个说法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管子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朝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水的特性是趋下,治水或者用水就必须因势利导,而不是相反,所谓水“可疏而不可壅”、“可绝而不可夺”便是这个道理。浮山堰的修筑,按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应之以乱”,故其必“凶”,从而酿成祸患。
其实修筑浮山堰,自始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施工前,陈承伯、祖暅两位专家已经指出,由于淮岸聚沙、地质未固,工程绝难成功,但好大喜功的梁武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兴作。也许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忘记了甚或不知道三国年间那则曹魏欲以“布囊塞江”的故事,否则,或许能够避免这样的重大决策失误。故事云,孙吴赤乌中,魏国降人王潜等人告密,称魏国已经做好许多布袋,准备用布袋装沙,塞江蓄水,以图水攻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县)。大臣步骘急忙上表孙权,说应该提前做好防守准备,以免仓促间措手不及。可是孙权却十分自信道:“此曹衰弱,何能有图?必不敢来。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也就是愿以1000头牛与步骘打赌,此事必然不成。而步骘的这份上表,后来也成为人们的一个笑料:“每读步骘表,辄失笑。此江与开辟俱生,宁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然而历史的发展竟是如此的怪异!200多年前为人嘲弄的“布囊塞江”,居然在梁武帝手里变成了现实。浮山堰虽然勉强修成了,但确实是危在旦夕,当时就有人说:“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康绚于是开湫东注,并施反间计,扬言梁朝最害怕的就是北魏开湫泄洪,破坏水攻计划。果然,北魏中计,也在上游“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这是说梁朝的主事者试图通过开挖溢洪道分洪的办法,减轻对大坝的压力。但以这种方法分洪,毕竟效力有限,也终究无法挽回大坝溃决的命运。
对于浮山堰的决坏,《梁书》卷十八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又出自唐代星占家李淳风之手的《隋书·天文志》云: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填星守天江。占曰:‘有江河塞,有决溢,有土功。’其年,大发军众造浮山堰,以堨淮水。至十四年,填星移去天江而堰坏,奔流决溢”。这都是说浮山堰的修筑与溃决,本有天象的变异为依据,乃天道所为、天意所系,与人事关系不大。
显而易见,无论是稍后的史臣还是星占家,都没能真正解释浮山堰溃决的原因。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生逢其时,目睹梁武帝上演的这出闹剧,他在《水经·淮水注》中指出:
淮水又东迳浮山,山北对巉石山。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
这是郦氏对浮山堰的猛烈抨击,可谓一语中的,意味深长。“逆天地之心”是说浮山堰的修筑违背了天道自然规律,“乖民神之望”则是违背了人文社会规律。如此既违背自然规律又违背社会规律的水上工程,不决何待!而其危害又是何等地令人毛骨悚然,——“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三)
时至现代,我们极不愿意相信的是,“其声若雷”的垮坝事故,竟然仍有发生。远的不说,单以淮河流域为例,1975年8月的特大洪水,就造成了淮河上游两座大型水库(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中型水库和58座小型水库的垮坝。这场在淮河史上被称为“75·8”事故的大难,重灾区受灾耕地1100万亩,受灾人口550万,倒塌房屋560万间,死伤牲畜44万头,冲走、浸毁粮食20亿斤,淹溺死亡26000人,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通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当时灾情报告称,困在水中的灾民达100万人,全靠空投食物维持生命,“白天烈日烤炙,夜晚寒冷侵袭”,“有的灾民为求生爬到树上,有的只能站在水中,老弱妇女儿童,体力不支,坠入水中死去”……
震惊中外的“75·8”事故,也许原非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抗拒,但它终究还是发生了。对此,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先生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中说:
垮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震撼了全中国的水利界,并迫使人们对水坝建设的全过程——从基本设计思路、坝型和枢纽布置的选择到建成后的监视、运行和防灾措施各方面都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反思了吗?哪怕浅显地反思了吗?
这座大坝,就是梁武帝萧衍所筑的浮山堰。
(一)
浮山堰出现于分裂动荡、兵事扰攘的梁朝与北魏之南北对峙时期,原是一项意欲以水代兵、淹灌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庞大军事工程。
话说北魏政权,386年由鲜卑人拓跋珪建立,于439年统一北方。发展至南朝齐、梁时期,北魏势力日渐增强,并不断向南方开疆拓土,其疆域一度跨过淮河,到达江淮之地。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500年),亦即齐朝永元二年,这一年,对于齐朝来说,可谓内忧外患。以言内忧,此时正值17岁的萧宝卷做着今上,这位臭名昭彰的皇帝向来“不好学,唯嬉戏无度”。当政后,视国政为儿戏,狎昵群小,诛戮将相,残暴无比,奢靡异常,把整个齐朝政权搞得乌烟瘴气;而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据守中游战略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市)、36岁的雍州刺史萧衍,则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下游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一切风吹草动,意在取而代之。以言外患,因“少主即位,诛大臣,京师屡有变发”,豫州刺史裴叔业担心祸及己身,遂以驻守地寿阳投降北魏。寿阳乃淮上之重镇,江淮之门户,寿阳失守,江淮门户为之大开,北魏气势猛增,乘机南侵,齐朝政权岌岌可危。
在这内忧外患、国势危殆的乱离中,萧衍于502年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梁朝建立后,其头号强敌仍然是北魏。而要击退北魏势力,保证首都建康的安全,首先必须守住淮河这条防线,夺回淮南重镇寿阳。衡之当时的形势,“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又寿阳、建康之间,水路七百里而已,“藉水凭舟,倏忽而至”。这样的重镇落在强敌北魏的手中,难怪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梁武帝心绪不宁。
及至514年,降梁已经多年、可能久在寂寞之中的北魏大将王足,向梁武帝献策,声言只要在淮河上选择狭窄之处筑坝拦水,抬高淮河水位,施行以水代兵之计,淹灌寿阳城,则魏军自然就会败退。王足还引用北方流传的童谣说:“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大意是说,荆山(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和浮山(今安徽五河县东)是淮河上两处重要的峡口,在这里拦淮筑坝,既可淹灌淮河二峡以上防守虽然坚固、但是地势低洼的寿阳城,而以淮北的潼、沱二河为引水河道,又可淹灌北魏控制下的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甚至可以波及在今山东的巨野泽。
王足的这个建议,雄心勃勃,气势不凡,又与梁武帝急于驱逐北魏势力的想法非常吻合,他自然愿意接受。不过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施行起来工程巨大,困难异常,梁武帝对此似乎也比较清楚,故而立即派水工陈承伯与主持工匠土木之事的材官将军祖暅视察地形,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孰料视察、论证的结果是“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但此时的梁武帝已经听不进劝阻。所以如此,一则他驱魏出寿阳之心甚切,二则在此前已经领略过淮水的巨大威力,以水为攻的胜利果实在他脑海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深刻记忆。先是507年,梁、魏鏖战于淮河南岸的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梁军就是利用淮水暴涨的有利时机,斗舰竞发,小船载草,乘着流急风怒,水火并作,大举反攻魏军的。这一战下来,“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擒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魏军损失惨重,梁军取得大捷。又513年,淮南大水,淹没寿阳全城,城中居民不得不躲避于八公山上。这两次大水,带给梁武帝的既有震惊,也有鼓舞与启示。应该说,梁武帝最终采纳降将王足的建议,与此不无关系。
514年冬,梁武帝指派近臣康绚为都督淮上诸军事,主持修筑拦淮大坝。当年便征发民工和战士合20万人,在淮河南岸的浮山与北岸的巉石山同时开工,分头筑堤。工程起先进展得较为顺利,到了次年4月,大坝即将合龙,不料因淮水进入汛期,水流漂疾,行将完工的大坝很快就被大水冲垮,化作了泡影,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又有人出主意说,大坝的溃决,是因为淮水中的蛟龙兴风作浪,而蛟龙害怕铁器,所以必须沉铁器于坝址方可成功。于是乎,梁武帝下令将建康城内东、西两处冶铁场所的铁器尽数运来,“大则釜鬵,小则铧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但还是不能合龙。无奈之下,又砍伐大树,围成木柜,中间填以巨石,再在上面加土夯实。其工程之艰巨,耗费工料之多,损毁环境之大,工作条件之恶劣,都令人望而生畏;自然,天恩浩荡,必要的慰劳兵民的形式也是不会少的。《梁书·康绚传》云:
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书右仆射袁昂、侍中谢举假节慰劳之,并加蠲复。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复遣赐以衣裤。
对于这样一座以水代兵的庞大军事工程,北魏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在舆论上,北魏宣扬“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在行动上,则“命将出师”,派出平南将军杨大眼率军镇于荆山,以图相机破坏。于是,工程负责人康绚在指挥沉铁、伐木、填石、夯土与接待天子使节的同时,还得部署与魏军的周旋、接战,其辛劳自不待言。
516年4月,称为“浮山堰”的拦淮大坝总算筑成了,“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换算下来,即浮山堰下阔约合336米,上广约合108米,总高约合48米,坝前水深约合46.8米。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壮观,可以想见。而浮山堰筑成以后,也的确发挥了军事作用,“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
又据今人踏勘研究,在今江苏泗洪县潼河山西侧还残留着一处人工土体,长200多米,顶宽60米,顶部高程约20多米,名唤“铁锁岭”;铁锁岭对岸的安徽明光市浮山西南侧,也有一处人工土体,当地人呼为“土龙”。浮山与潼河山间距1600米,而这两处土体俨然两尊雄踞的巨兽,夹淮相峙,高程相仿,走向互相对应,潜入淮河深处,大概就是1500年前浮山堰的遗存。20世纪50年代维修淮北大堤时曾在此取土,挖出过铁块、砖块及木头等遗物,据说当地人还在这一带挖出过不少古箭头。而依现有地形和遗存估算,当年浮山堰主坝高约30～40米,积水面积大约6700多平方公里,总蓄水量则达100亿立方米以上,在当时堪称世界之冠。
然而,这样一个耗费了大量资财、仿佛众多生命垒起的偌大水上工程,修成以后不到半年,就再次溃决了,并给沿淮百姓带来了远远胜过兵祸的灭顶之灾。《南史·康绚传》云:
至其秋,淮水暴长,堰坏,奔流于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
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冲决堤坝,响声如雷,震慑远方,漂杀百姓,人畜尸体,难以胜计,统统随流而下。所谓的“水中怪物”,当是人畜尸体与筑坝所用的大树、巨石、铁器等建筑材料,搅拌着泥沙而形成的各种奇形怪状,并非什么“殊类诡状”的怪类。
(二)
浮山堰溃决了。北魏方面自然是大喜过望,寿阳也仍在北魏手中;梁武帝这边,史籍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唯一值得关注、也让人不解的是,当初声言“功不可就”的材官将军祖暅因此“下狱”!
溃决的浮山堰,留给时人与后人的教训和思考,极其深刻与深远。
单从技术层面看,在淮河深槽里,木柜装石打基础,上面筑起土坝,再以沉铁护脚,截流从两岸进占,在中间合龙,浮山堰的修筑可谓中国古代高超工程技术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比国外具有规模的土石坝早了600余年。
再从军事角度来说,以水为攻、以水代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并不鲜见。具体到淮河,一则它往往是南北分裂时期双方政权对峙的前沿阵地,二则淮河自身就是有独特军事价值的用兵之“地”,因而以水为攻、以水代兵也便成为淮河战场的一大特色。古之行军作战莫重于道、天、地、将、法“五事”,“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即地理位置、地理形势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因素之一。
然而,从自然法则与社会影响看,浮山堰的修筑得不偿失,既违背自然规律又危害社会。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大自然也有其运行规则。《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淮河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当然不会例外。事实上,古人对于水及水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如道家创始人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处众人之所恶”指的是水流趋下的特性,“上善若水”则将水与人的品质道德连在了一起。如果说老子的这个说法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管子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朝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水的特性是趋下,治水或者用水就必须因势利导,而不是相反,所谓水“可疏而不可壅”、“可绝而不可夺”便是这个道理。浮山堰的修筑,按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应之以乱”,故其必“凶”,从而酿成祸患。
其实修筑浮山堰,自始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施工前,陈承伯、祖暅两位专家已经指出,由于淮岸聚沙、地质未固,工程绝难成功,但好大喜功的梁武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兴作。也许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忘记了甚或不知道三国年间那则曹魏欲以“布囊塞江”的故事,否则,或许能够避免这样的重大决策失误。故事云,孙吴赤乌中,魏国降人王潜等人告密,称魏国已经做好许多布袋,准备用布袋装沙,塞江蓄水,以图水攻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县)。大臣步骘急忙上表孙权,说应该提前做好防守准备,以免仓促间措手不及。可是孙权却十分自信道:“此曹衰弱,何能有图?必不敢来。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也就是愿以1000头牛与步骘打赌,此事必然不成。而步骘的这份上表,后来也成为人们的一个笑料:“每读步骘表,辄失笑。此江与开辟俱生,宁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然而历史的发展竟是如此的怪异!200多年前为人嘲弄的“布囊塞江”,居然在梁武帝手里变成了现实。浮山堰虽然勉强修成了,但确实是危在旦夕,当时就有人说:“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康绚于是开湫东注,并施反间计,扬言梁朝最害怕的就是北魏开湫泄洪,破坏水攻计划。果然,北魏中计,也在上游“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这是说梁朝的主事者试图通过开挖溢洪道分洪的办法,减轻对大坝的压力。但以这种方法分洪,毕竟效力有限,也终究无法挽回大坝溃决的命运。
对于浮山堰的决坏,《梁书》卷十八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又出自唐代星占家李淳风之手的《隋书·天文志》云: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填星守天江。占曰:‘有江河塞,有决溢,有土功。’其年,大发军众造浮山堰,以堨淮水。至十四年,填星移去天江而堰坏,奔流决溢”。这都是说浮山堰的修筑与溃决,本有天象的变异为依据,乃天道所为、天意所系,与人事关系不大。
显而易见,无论是稍后的史臣还是星占家,都没能真正解释浮山堰溃决的原因。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生逢其时,目睹梁武帝上演的这出闹剧,他在《水经·淮水注》中指出:
淮水又东迳浮山,山北对巉石山。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
这是郦氏对浮山堰的猛烈抨击,可谓一语中的,意味深长。“逆天地之心”是说浮山堰的修筑违背了天道自然规律,“乖民神之望”则是违背了人文社会规律。如此既违背自然规律又违背社会规律的水上工程,不决何待!而其危害又是何等地令人毛骨悚然,——“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三)
时至现代,我们极不愿意相信的是,“其声若雷”的垮坝事故,竟然仍有发生。远的不说,单以淮河流域为例,1975年8月的特大洪水,就造成了淮河上游两座大型水库(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中型水库和58座小型水库的垮坝。这场在淮河史上被称为“75·8”事故的大难,重灾区受灾耕地1100万亩,受灾人口550万,倒塌房屋560万间,死伤牲畜44万头,冲走、浸毁粮食20亿斤,淹溺死亡26000人,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通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当时灾情报告称,困在水中的灾民达100万人,全靠空投食物维持生命,“白天烈日烤炙,夜晚寒冷侵袭”,“有的灾民为求生爬到树上,有的只能站在水中,老弱妇女儿童,体力不支,坠入水中死去”……
震惊中外的“75·8”事故,也许原非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抗拒,但它终究还是发生了。对此,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先生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中说:
垮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震撼了全中国的水利界,并迫使人们对水坝建设的全过程——从基本设计思路、坝型和枢纽布置的选择到建成后的监视、运行和防灾措施各方面都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反思了吗?哪怕浅显地反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