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篇(《蒋介石与他的外交亲信》)已述,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以人身关系为统驭之张本,对外交权的掌控,主要并不借助体制进行,外交联络倚仗身边人物的牵线,有关外交的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蒋介石通常也不通过什么党内讨论,多半出自其本人的意志和政治需要。然蒋毕竟是一国之领袖,操度一国之外交,倘用人只容纳身边亲信之人,不免狭窄;而且信息渠道过于单一,也直接影响了蒋对重大外交政策的正确判断。如蒋在建立南京政权时,外交上作为依傍的关键人物为黄郛、张群、戴季陶,他们都主张走“东京路线”,并为之积极穿针引线,这固然甚合蒋意,但从实际效果看,这时的日本对华正虎视眈眈,谋求与日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说重一点,简直是引狼入室,说轻点,也是一厢情愿。而且,就事实层面而言,黄、张、戴等为蒋设计的“亲日”路线也未能走得通,“四一二”后田中取代了原日本外相币原,上台后即采取了不同于币原的对华强硬政策,而新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准备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以保日本在华、尤其是在华北以及满蒙的特权。就在蒋介石携张群赴日,满怀希望去争取田中对他“统一中国”支持时,田中对他却毫无诚意,“只是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与田中会谈后,蒋已完全清楚此行结果“可于此决其失败”。果然,不久后即有日本出兵强行阻挠北伐所谓“济案”的发生,这才使蒋不得不放弃了原先“与日合作”的想法,改为谋求来自英、美方面的支持。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政治领袖在外交用人上过于狭窄,以致偏听偏信的恶果。其实,蒋也并非不知道“行天下事,用天下人的道理”,其“二兄”黄郛也曾提醒蒋,要其重视广泛罗致人才,称“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一人精力经验知虑之所不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日本侵华加剧,南京国民政府由于面临内政外交上的巨大压力,尤其在“国联外交”被国民政府确定为解决中日冲突的指导性方针后,亟待开展的国联外交需要充分开辟运用各种外交渠道,施行尽可能广泛的努力,这使蒋介石深感在更大范围内启用外交新人的迫切性。
　　为应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更为适应“国联外交”的需要,一批北京政府时期颇负时誉的职业外交家,首先被重新启用,如顾维钧、颜惠庆等都被国民政府委以外交重任,相继被派往美、法等国使馆,出任所在国公使和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团和行政院的首席代表。金问泗、钱泰、胡世泽等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干才也被相继被任命为驻欧、美一些国家的公使(金任比利时兼荷兰公使,钱任驻西班牙和荷兰公使,中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处长胡世泽被派兼驻瑞士公使)等。不过,这些重新被启用的职业外交家,尽管被委以一定重任,但对外交决策基本无发言权。其中原因之一,概因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通常都有内政的考虑,并夹杂个人的私图和私衷,而这些又都不便公之于众,只有蒋的少数心腹之人才能心领神会。像顾维钧、颜惠庆这样的职业外交人才,因无党派背景,与蒋也无特殊私人关系,蒋固可重用之,但并不完全信赖之。如在对日方针上,蒋此一时期的基本政策意向是“和日”,但此意向显然不便对外界表露,即便对顾维钧这样一些被委以重任的外交官,也常以“拒日”一面示之,不向他们交底,以致他们在国联中为中国抵抗日本争取国际支持时,对本国政府的真实外交意图也不甚明了。如日侵热河时,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所接来自国内的信息,甚至蒋本人的电报中都被告之正在尽力抵抗,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给他们在国联的工作造成很大难堪。顾为此感慨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我曾经暗自注意,正常的国际正式活动——外交,在程序上和运用上确有很多传统的方法和一定的门径……我研究过外交术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话可靠,哪些言论可以被视为是实在的。但在中国却还有倚重所谓‘内交’,即施行于内部的外交,这无疑是更难的,因为不能摸透政府领袖的真实意图,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府经常不将事情的真貌全盘告诉国外的代表,有时甚至只说些表面上正确,而实质上不真实的话,因而常常给国外代表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就以热河全面崩溃而言,我们在日内瓦的感受尤为痛切。”于是顾与另一中国在国联的代表郭泰祺愤怒致电外交部称:“未知中央究竟持何政策,前方军事真相如何,尚祈开诚密示,庶可内外呼应,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
　　既然老的职业外交家并不能为蒋介石所充分信任,而外交人才又是蒋领袖外交开展所不可或缺的,故蒋介石在启用一些老的职业外交人才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新进外交人才的罗致。1932年11月,在蒋任委员长的军委会参谋本部名下,一个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不过其中的成员却都是当时国内各个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专家)。关于这一机构设置的目的,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文献时发现,在此设计会酝酿之初,曾广泛参考当时美、英、法、日、意等国的国策智囊机构,最后确定以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为摹本。笔者在该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收存有关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机构介绍及其工作规则的一篇详细译文。据该文介绍,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成立于1918年6月,其设立动机主要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因战时所需,深感“美国政府中央行政不能集中,各部、局各自为政”,加上“政府工作极为复杂,总统自身欲求明了,其间困难实多。如欲个人作询问及视察,事实上又不可能,只有依据报告”。而“总统往日习见之报告,专事颂扬各部之成绩,实质自行政地位言,总统对于处置失当及错误之事,须其注意及之者,更觉更有兴味焉”。有鉴于此,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函军事实业署主席巴鲁克(Benard Baruck),授意集中若干人,从事搜集政府各机关之每周及每月工作报告,并根据此项报告为主要材料,将各机关已完成之工作对战时行动之效力,“作有权威之调查”,备总统注意“政府一切战事行动之概观”。根据函中之托,巴鲁克又授权于盖君(E.F.Gau),成立了一类似总统身边“智囊”性质的组织,此组织为一独立机构,“常与总统接触,为总统编制定期报告,大公无私地呈明事实,使总统藉此得与政府组织下各机关之职务密切接触,并成为政府下之一永久组织” (见“国防设计委员会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八(2)3727)。从译文述及的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设立的背景、过程与职能来看,与蒋在军委会参谋本部下设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背景、动机以及此后它在蒋身边的作用,都极为相似。显然,由于 “九一八”后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此一时期国家百废待举的建设任务,使蒋介石深感更新组织、延揽人才的必要。同样,国难的临近,也使其时一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对政府的态度,希望能以自身的一技之长报效国家,这给了蒋介石一个改善和重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契机。于是,蒋介石首先在自己所完全能够掌控的军委会系统中设立了这样一个 “智库”性机构,一方面为其内外决策提供必要的咨询,另一方面也藉此培植新生力量,以逐步更替原左右人士中平庸、低能或只会弄权的官僚,并以此去尝试一种“新式独裁”,——一个由知识精英参与,能帮助其实现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国家建设目标,又有利于巩固其个人权位的独裁。这就是蒋创设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一机构的真实意图。
　　由于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中国不少学有所长的知识精英怀着“书生报国”的情怀,被罗致进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并很快在各个领域发挥出谋划策的“智库”作用。就外交而言,一些专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的专家先后被延揽进“库”,他们都被聘为该委员会国际组的专门委员(该委员会工作按国防之迫切需要分为七个方面,并分设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人口土地及食粮七个专门研究组,国际组是其中之一)。其中著名的如何廉、谭绍华、张忠绂、徐道邻、李惟果等,这些年轻的外交干才不仅具备国际眼光和新知识,也懂外交,对各国情势均有深切洞悉和了解。在委员会中,他们被分别赋予“外交及国势之调查”的任务,重点“集中在日本、苏联和美国,特别是有关日本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其对华政策”上,其他诸如国际经济竞争、军备竞赛、第二次世界大战预测、国际政治发展、国际联盟主要成员国对华态度等,也都被列入调研的内容。笔者在所查阅的文档上,还看到了蒋介石在规定这些任务的文件上特地加上的亲笔旁批,强调要“于调查外,应负建议计划外交策略之责”。显然,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在用人观念上与先前已有很大变化,即不再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更多地去听取专业人才的意见。在外交上遭遇棘手问题时,蒋介石也会来主动听取该委员会专家的意见,其方式或为集合讨论,或个别访询,以获深切见解与适当办法。更有一些著名学者,如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蒋廷黻,由于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见解为蒋所欣赏,得到蒋的器重,在其尚未正式延入幕中时,即被委以“测探中苏两国合作可能性”的外交重任。对此,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述:“1934年6月中旬,我接到蒋委员长电话,要我再到牯岭去见他。……当我到牯岭再见到蒋委员长时,他想知道我的计划,他要我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他希望我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由于这件事是很机密的,我认为他似乎应该选一位经验比我更丰富,比我更能获得他信任的人去担任。我告诉他如此重要工作由我来担任一定不会得到实际效果,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难,告诉我他会跟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此举可令苏联政府获悉他对我的信任。”
　　除蒋廷黻外,国民政府时期由学者而被延揽,先后在外交界出任重要职务的还有傅秉常、陈之迈、叶公超、杭立武、胡适等。显然,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在外交行权上并未完全放弃“亲信外交”的做法,但在用人上显然已逐步走出以往狭窄的范围,从最初主要为江浙小圈子中人,扩大到启用职业外交家,更进一步扩至学者的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