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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穆罕默德·沙菲格·古尔巴勒是近现代埃及最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体现了古尔巴勒的民族主义史观和精英史观，该书确立了他在埃及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尔巴勒的民族主义史观促进了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他也促进了埃及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埃及化。古尔巴勒留下的丰厚遗产及其史学思想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
[关键词] 古尔巴勒;民族主义史学;历史文本;埃及史学史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016-10
穆罕默德·沙菲格·古尔巴勒（Muhammad Shafiq Ghurbal）是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也是当今开罗大学（当时名为法阿德大学）历史系的奠基人。古尔巴勒在埃及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学术作品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在丰富的史学知识方面，还是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精深的史学思想方面，古尔巴勒都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尔巴勒不同寻常的一生
古尔巴勒于1894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穆斯林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古尔巴勒的父亲期望他能够学习法律、工程学或者医学等专业，为此将他送进埃及一所著名的专业院校，该专业院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出身于新文化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对于古尔巴勒来说，他的兴趣在于历史研究，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随后选择进入了开罗的高等师范学院。该学院是当时开罗唯一一所提供人文学科学位的院校，1915年古尔巴勒从该学院毕业。他对历史阅读、研究、写作颇有天赋，对教授们所讲授的埃及历史很感兴趣，在天赋与兴趣的相互作用下，古尔巴勒的历史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1915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21岁的古尔巴勒前往利物浦大学攻读历史学学士学位。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后在亚历山大中学教授历史。三年后，古尔巴勒获得了一项前往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的奖学金，这是他第二次赴英学习。
在英国留学期间，有3个人对古尔巴勒的一生影响至深。第一位是古尔巴勒的导师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代表作《历史研究》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古尔巴勒在汤因比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基于英法档案的拿破仑时代外交研究》（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A Study in the Diplomacy of the Napoleonic Era Based on Researches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rchives），[以下简称《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该著作对古尔巴勒确立在埃及史学界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汤因比的思想对古尔巴勒的历史写作和对历史研究的总体态度以及他的政治偏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格特鲁德·亨伯斯通（Gertrude Humberstone）是对古尔巴勒影响至深的第二个人，她与古尔巴勒在利物浦大学相识、相知、相恋，最终结为夫妇。格特鲁德是第一位在利兹大学获得地理学学位的年轻学者。在生活上，她是古尔巴勒的坚强后盾，在事业上，她是他的坚定支持者。第三个对古尔巴勒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他的同事兼好友穆罕默德·里法特（Muhammad Rif’at），里法特与古尔巴勒同在利物浦大学求学，又同在埃及的大学里担任教职，而后两人又相继担任教育部部长或其他职务。古尔巴勒与里法特共同致力于推动历史写作的埃及化研究。
1924年，古爾巴勒硕士毕业后回到埃及，执教于开罗大学历史系。在古尔巴勒的执教生涯中，他曾多次被任命为负责教育事务的国务秘书，在他的带领下，成立了埃及历史研究协会，在开罗建立了文明博物馆，并于1949年出版了《埃及历史评论》杂志。1953年，古尔巴勒的妻子溘然长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处于悲伤之中，并提前退休。在走出悲伤之后，古尔巴勒继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之后，担任阿拉伯联盟高级阿拉伯研究所所长，他在晚年表现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研究的强烈兴趣。1961年古尔巴勒去世，享年67岁。
古尔巴勒一生中出版的作品比较零碎。他参写了《穆罕默德·阿里对解决当时某些地中海问题的贡献》（La Contribution de Mohamed Ali àla Solution de Certainsproblèmes Méditerranéens de sonépoque），以及参与撰写了由埃及政府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地理基础及其历史表现》（The Unity of the Nile Valley： Its Geographical Bases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History）。[以下简称《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写作目的是使埃及在不受欧洲干涉的情况下继续开发尼罗河流域的水资源。在当时的情况下，埃及政府认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尼罗河的控制和对其水域的合理利用。古尔巴勒撰写了本书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时间跨度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至伊斯梅尔帕夏时期。1948年，古尔巴勒撰写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名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埃及》（Hurub Misr fi Filastin），[Hurub Misr fi Filastin，原文为阿拉伯文。]该文章论述了从有历史记载到当代以来埃及与巴勒斯坦关系的发展历程。1951年，古尔巴勒又完成了另一篇文章《埃及政治中心》（Markaz Misr al-Siyasi）。[Markaz Misr al-Siyasi，原文为阿拉伯文。]该文章明确反对土耳其共和国选择的革命性变革方式，他认为君主制是埃及的一个重要选择，也是现代化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妥协，渐进式改革才是适合埃及的改革方式。 除此之外，古尔巴勒还出版了一些著作，如《埃及的形成：十场系列会谈》（Making of Egypt： A Series of Ten Talks）、《鲍林博士和穆罕默德·阿里》（Dr. Bowring and Muhammad Ali）以及为穆罕默德·阿里所著的传记《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al-Kabir）[Muhammad Ali al-Kabir，原文为阿拉伯文。]等等。1928年，古尔巴勒出版了《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该作品确立了他在埃及史学界的地位。总体来说，古尔巴勒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但他的任何一部历史著述都足以令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二、著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
《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以古尔巴勒的硕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经过近13年的潜心研究，古尔巴勒终于将其打磨精致，与世人见面。该书由导师汤因比作序，全篇用英文写成，并未翻译成阿拉伯语。全书总共15章，内容包括从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到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古尔巴勒在著述中表达了他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崇，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态度以及对欧洲民族国家概念的坚持。为了弄清楚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的成因和穆罕默德·阿里崛起的原因，古尔巴勒对各类“事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记录了埃及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实体重生以及复兴的精彩经历。
从写作内容上来看，《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连续的章节论述了马穆鲁克人、奥斯曼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对埃及社会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未能成功地把握埃及社会的内部动态。首先，古尔巴勒简单回顾了马穆鲁克素丹自1250年建国直至他在埃及统治终结的历史进程，他对马穆鲁克人持贬低的态度。其次，古尔巴勒梳理了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入侵埃及这段历史的史料，他详细地记录了法国对埃及的占领过程。最后，古尔巴勒记述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过程，并对英法在埃及制定的外交战略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这一历史时期，他认为拿破仑试图通过“附加阿拉伯人”来调和埃及内部的意见。[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London： G. Routledge， 1928， pp.73-75.]古尔巴勒认为英国对埃及的干预较为随意，英国政府对埃及事务的管理持不冷不热的态度，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拉拢对英友好势力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他认为法国的到来是“实现埃及重新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51.]而英国的方案则带有实用主义的印记，[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165.]是埃及进入现代世界的另一个机会。古尔巴勒在分析了各方势力加速构建埃及成为一个新型国家但均惨遭失败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位知道如何审时度势的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该书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成功地成为埃及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古尔巴勒回顾了他的戎马一生，分析了使他上台和巩固权力的各种因素，古尔巴勒毫不吝啬地对穆罕默德·阿里独具魅力的品格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大加赞扬。他对穆罕默德·阿里为获得权力并带领埃及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参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生动地描述，但对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后，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其主要举措包括建立一个单一的权力机构，改革和整顿农业系统，建设一支新型军队，发展对外贸易，全面改革教育制度等等。在古尔巴勒看来，以上步骤都是现代埃及诞生的先决条件。最后，古尔巴勒得出结论：“穆罕默德·阿里创造了现代埃及”。[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284.]
从写作特色上来看，《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填补了中东史学的一个空白，它是一部涉及外交关系、军事行动和国家事务的顶级政治学著作，阐述了政治精英一场大规模的行动。这本书被誉为现代埃及史学的“里程碑”，标志着埃及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 1820—19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65.]它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打破了其他阿拉伯歷史学家遵循的旧传统。第一，古尔巴勒写作的客观性。古尔巴勒作为一个埃及人，在叙述对他来说时间跨度不太遥远的历史时，依旧尽量客观地描述过去。《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一书记录和分析了法国和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却未对英法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优劣、对错以及善恶方面的评判。他看到了新秩序在埃及实施的前景，因而比较了英国和法国的努力，以确定哪一种值得优先考虑。正如汤因比在此书的序中写道：“在书中，古尔巴勒告诉我们，他个人与东西方都有联系——他的家在东方，但却在西方生活和学习——同时他又如此彻底地脱离了情绪化和偏见从而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如果不是他的名字印在扉页上——很难从书中内容来猜测作者是英国人、法国人、埃及人，或者都不是。”[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p.ix-x.]在汤因比看来，古尔巴勒的作品探讨的是一个容易情绪化的、带有争议性的主题，而他是如此谦逊和客观：“在古尔巴勒的作品中无法看到他对当代政治的影射”。[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xiii.]但一些古尔巴勒的批评者指出，这也是古尔巴勒作为西方思想代理人的问题所在。 第二，以翔实的史料试图展现真实的历史。古尔巴勒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不辞辛苦地走访了英国和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档案馆，翻阅和查询了大量档案。从原始资料到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他一个都不放过。在当时的历史写作环境中，这些都显得非常难能可贵。这些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资料的运用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它不仅意味着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还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尔巴勒的治史思想。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大量丰富而有趣的评论和详尽的注释，他收集了拿破仑和穆罕默德·阿里在多个场合的演讲和宣言，以及完整地列出了附录部分和参考书目，这些都是极具价值性和权威性的参考资料。
第三，古尔巴勒以中立的态度进行历史书写。古尔巴勒在书中并没有为了取悦决定埃及命运的各方势力而有意歪曲历史，他努力确保自己以中立的立场来陈述竞争对手或不同党派之间的有争议的观点。穆罕默德·阿里逐步确立权力的过程中牵扯到多方势力的角逐，例如马穆鲁克人、奥斯曼帝国政府、欧洲各国的观望与干涉等等，古尔巴勒没有对他们进行有政治偏见的阐释，而是致力于向公众提供一种不为任何一方所用的解释。例如当埃及人没有能力将埃及发展成一个国家实体，而这个僵局又必须要被打破时，古尔巴勒认为当时英法的许多将军和官员都认识到了埃及变革的迫切性，但是由于埃及本土人的懒惰和仇外心理等种种原因而受到了阻碍。穆罕默德·阿里恰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古尔巴勒不仅在《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中坚持政治中立的立场，在其他的著述里也依旧如此，他认为历史的观念和方法不会对君主和政治领袖产生直接影响，比起在塑造实干家方面，历史在塑造知识分子方面更具影响力，[Shafiq Ghurbal，“Makan al-Thawra al-Misriyya，” al-Hilal， Vol.LXII， July 1953， p.33.沙菲格·古尔巴勒：《埃及革命之地》，《新月报》（阿拉伯文版）1953年7月。]因而历史写作不能被政治化。
三、古尔巴勒的史学思想
古尔巴勒的《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等著述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超前的史学思想。一是体现了古尔巴勒的民族主义史观。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传播开来。埃及距离欧洲较近，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此时的埃及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英法的殖民入侵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内外交困等因素使埃及旧有的社会秩序逐渐瓦解，民族主义意识得到迅速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尽管埃及社会的特征和政治斗争的动态可能有所不同，但对史学潮流的争论却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连贯的民族历史叙事，这种温和的学术氛围为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埃及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为当代埃及主流史学提供了概念性的基础，国内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将民族国家视为历史研究的天然视角。正如克拉布斯（Jack A. Crabbs）所说：“埃及已经有了清晰的民族意识，1922年后的每一位埃及历史学家都是民族主义者。”[Jack A. Crabb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A Study in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 Cairo： AUC Press， 1984， p.208.]古尔巴勒作为具有温和民族主义观点的英国留学生，他超越了从档案中提取信息的初级任务，开始寻找埃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诞生的有力证据。古尔巴勒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或称之为现代埃及历史的埃及化。[Ahmad al-Karim，“Kalima an ShafiqGhurbal，”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12.艾哈迈德·克里姆：《致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
在古尔巴勒看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或是民族国家的兴起，都是一种近代现象。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会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一系列事件和一些特定的条件和因素赋予了埃及独特的身份，一些特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和不同的时代潮流。因此，古尔巴勒在叙事时抓住了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经济结构，并赋予它们在认同民族国家身份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1920年至1960年之间，古尔巴勒将埃及构建民族国家分成了四个步骤。首先，埃及深深植根于穆罕默德·阿里所推动的西方化运动;其次，在阿里的领导下开始走向伊斯兰化;接着共和政权出现后，埃及脱下伊斯兰飘逸的长袍，带着一个自我意识的核心进入了现代世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纳赛尔的崛起最终为这个内核注入了永久的埃及人身份。[Youssef M. Choueiri，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18.]在此过程中，欧洲在东方的强权政治是孕育现代埃及的母体，“媒人”是拿破仑，创始人是穆罕默德·阿里。古尔巴勒认为英法入侵埃及，尽管激发了民族矛盾，但是也引发了埃及人对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现状、区别于马穆鲁克人的身份认同和担忧国家未来的深刻思考，他将埃及内部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力量转换成一个和谐有机的实体，最终使民族认同得以存在。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艺术。古尔巴勒分析了民族认同的要素、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功能，他认为埃及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出现、地方精英的产生和标准化法律的实施促进了埃及国民身份认同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演变过程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古尔巴勒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研究20世纪的埃及历史上，他的代表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清晰地阐述了埃及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从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到1812年穆罕默德·阿里统一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成为埃及走向独立以及实现稳定和现代化的推动力。古尔巴勒在深入发掘埃及走向现代化的准备条件和影响因素时，研究了埃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其目的是使埃及民族国家合法化以及使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统治合法化。 二是体现了古尔巴勒的精英史观。古尔巴勒在伦敦的求学经历以及在汤因比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成为精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他把“文明”视为精英技能的产物，将精英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和政治使命，并认为精英阶层是振兴新生国家内在力量的新动力。因此，当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他批准了一项旨在培养一批年少的精英学者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与华夫脱党主张的普及教育的立场截然相反。因此，当华夫脱党上台（1942—1945年和1950—1952年）时，古尔巴勒为了抵抗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普及教育，他自动从教育部离职。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古尔巴勒就接受了汤因比对文明和历史变革的独特看法。汤因比“挑战—反应—模仿”的理论对古尔巴勒处理穆罕默德·阿里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具有指导作用。古尔巴勒认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是未能对欧洲的进步做出反应。奥斯曼帝国的狭隘思想把埃及拖到了“历史的底部”，为了应对这一变化，穆罕默德·阿里培养了一批富有创造力的土耳其和埃及精英，他们的职责就是应对来自欧洲的挑战。地方民众和军队（被汤因比称为“模仿的大众”）是他试图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和使素丹“文明化”的主要工具。[Shafiq Ghurbal，“Muhammad Ali al-Kabir，” Cairo：Dairat al-Ma’arif al-Islamiyya， 1944， pp.5-7. 沙菲格·古尔巴勒：《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阿拉伯文版），开罗：伊斯兰知识出版社，1944年，第5—7页。]
为了凸显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性，古尔巴勒特地为穆罕默德·阿里写了一本传记。该传记体现了汤因比所倡导的关于富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和个人作用的精英史观。古尔巴勒用了整整一章阐述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培养肩负历史使命的精英人士呕心沥血。对统治者和国家行为的关注，以及对“伟人创造历史论”的依赖，促使优素福·库埃里（Youssef Choueri）将古尔巴勒视为“正统的管理者”。[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 1820—1980，p.75.]“伟人创造历史”的理念与当时流行的史学观念格格不入。除了古尔巴勒，傅阿德·舒克里（Fuad Shukri）和穆罕默德·里法特（Muhammad Rif’ at）等历史学家也坚持精英史观，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政策上。为了加强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合法性，他们的论述集中体现了精英阶层制定国家政策的动机。
古尔巴勒认为埃及的普罗大众在整体上处于被动地位。他在《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中写道：“他们被训练成士兵和水手……他們被迫进入学校和从事创造财富的生产，为了期盼和寻求安全他们被统治和教育。”[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284.]20世纪50年代后，古尔巴勒的精英史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882年至1936年埃英谈判的外交研究中他对埃及人民大众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及他对1919年埃及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他承认埃及人民发挥了“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在他看来，“‘革命’是一种为荣誉而战的愤怒的爆发。革命的故事是一种无法衡量的勇敢，它是一种清晰的、纯粹的牺牲之美;它是男孩、女孩、青年、男人和女人毫无畏惧地向前，他们都忘记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差异，只关心埃及，除了埃及的自由和独立之外别无所求。”[Shafiq Ghurbal， ed.， Tarikh al-Hadara al-Misriyya， al-Asr al-Firauni， Vol.1，Cairo： Maktaba al-Nahda al-Misriyya， 1961， p.49. 沙菲格·古尔巴勒：《埃及现代历史及法老时期》（阿拉伯文版）第1卷，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61年，第49页。]
四、古尔巴勒的史学贡献
第一，古尔巴勒的民族主义史观促进了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古尔巴勒从埃及曾经的历史中找到了埃及成为民族国家的钥匙，促进了埃及人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及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古尔巴勒的《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等著述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首先，第一批学院派历史系学生最先受到了古尔巴勒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他的学生们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其次，古尔巴勒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他在政府任职期间制定了一些明显带有民族主义印记的政策。他在社会活动中时常进行演讲，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埃及形成的过程，埃及民众如何在历史中找到民族自信心和归属感，从而进一步推动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化。最后，古尔巴勒组织了一些民族主义纪念活动，例如埃及举行了易卜拉欣（1848年至1948年）和穆罕默德·阿里（1849年至1949年）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埃及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以及一些外国代表都出席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纪念仪式。[Abd Jumayi， Al-Jamiyya al-Misriyya li-l-Dirasat al-Tarikhiyya 1945—1985， Cairo： Al-Jamiyy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1995， p.175. 阿卜杜·杰米伊：《埃及历史研究学会1945—1985》（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历史学会，1995年，第175页。]此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埃及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古尔巴勒不仅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影响。1961年，古尔巴勒在阿拉伯研究所发表了“关于阿拉伯国家产生的历史因素”的文章。他所运用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他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当地情况和它们与国际的联系，这些研究在早期促进了各个阿拉伯国家的自治和在20世纪的独立。[Shafiq Ghurbal， MinhajMufassillidars al-Awamilal-Asasiyya fi Bina al-Tumma al-Arabiyya， Cairo： Mahad al-Dirasat al-Arabiyya， 1961， p.130. 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人构建基础性著作体系的详细计划》（阿拉伯文版），开罗：阿拉伯研究协会，1961年，第130页。]古尔巴勒将研究埃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所使用的方法和史学理论运用到了阐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将阿拉伯身份作为阿拉伯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古尔巴勒促进了埃及史学研究的专业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古尔巴勒为代表的埃及学院派史家的出现被认为是埃及史学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始。从此刻起，19世纪官僚主义史学家（即所谓的“业余史学家”）的模式让位于20世纪学院派史学家的模式，埃及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开始形成一种健全的、远离政治的、专业的史學传统。
古尔巴勒曾说：“我写文章是为了使埃及人成为合格的、有评价能力和辨别能力的埃及公民。”[Shafiq Ghurbal， Tarikh al-Mufawadat al-Misriyya-al-Britaniyya， Vol.I， Cairo：Maktabat al-Nahda al-Misriyya， 1952， pp.i-ii. 沙菲格·古尔巴勒：《英埃谈判史》（阿拉伯文版）第1卷，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52年，第1—2页。]他从西方带回了专业的历史写作方法，并提倡历史学家应当按照一定的专业惯例进行研究，这种惯例要求必须按照特定的写作风格和形式。古尔巴勒认为，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理想的终极目标，档案研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他更相信多年前远离公众视线的人在不涉及个人利益和公共事业的情况下所撰写的文件，因为这些档案材料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偏见。因此，古尔巴勒认为，档案是了解真相和详细构建历史现实的完整指南。对他来说，档案工作是最重要的实践，也是他将历史专业写作与业余写作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
古尔巴勒认为将档案成功地运用在“科学的史学”之中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应当公开承认历史学家获取档案和研究文献的权利;第二，档案应当存放在安全与合适的地方，古尔巴勒认为粉碎和倒卖档案、火灾以及老鼠是国家级别文件的传统敌人;第三，应当仔细对档案进行分类，编写档案目录和编入索引;第四，史学研究需要能干、可靠、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他接受过从档案中复原“真相”的训练。[Ahmad al-Karim， Taikh al-Ta’lim fiAsr Muhammad Ali， Cairo： Maktabat al-Nahda al-Misriyya， 1938， preface by Ghurbal， pp.i-v. 艾哈迈德·克里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教育史》（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38年，古尔巴勒作序。]古尔巴勒所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在1952年革命后基本得到满足，他着重训练了他的学生在档案利用和文献研究方面的学术能力。古尔巴勒激发了学生们对原始资料收集的兴趣，他的学生是埃及第一批探究和挖掘埃及档案的研究生。因此，古尔巴勒培养了学生们系统整理档案的能力。通过这些活动，古尔巴勒和他的学生们为埃及现代民族史奠定了基础。[Ahmad al-Karim， “Kalima an ShafiqGhurbal，”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12. 艾哈迈德·克里姆：《致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
古尔巴勒除了使用档案的研究方法之外，他与其他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专业化史学写作中大量脚注的运用。借用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话：“历史学家完成了两项相辅相成的任务。他们必须检查与解决问题相关的所有来源，并从中得出新的论述或论点。脚注可以执行这两项任务……通过这样做，确立了处理历史问题的工作应当由专业人士所为。”[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5.]古尔巴勒的所有书和文章都使用了大量的脚注，作为一种正式的文体形式，广泛采用脚注的方法体现了专业化史学的写作方法。
古尔巴勒提倡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可能会导致历史写作的垄断，但这种垄断是保证历史写作质量的必要实践。通过形成一种专业的思想观念，以古尔巴勒和他的学生们为代表的学院派历史学家成为埃及第一批历史研究专业化的权威人士，他们明确地将自己与其他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古尔巴勒和他的学生们对“业余史家”的态度比较冷淡，他们对业余史家是哪些人和他们的写作内容，以及他们组织出版作品的过程等等问题毫不关心。这种刻意的排外现象正是这一群体在历史写作领域中寻求垄断的表现。正如古尔巴勒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教授的哈桑·乌斯曼（Hasan Uthman）曾坦言：“许多写历史的人不懂历史。他们没有批判性思维，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散乱的信息。”[Hasan Uthman， “Kayfa Yuktab al-Tarikh？” Al-Risala， September 1， 1941， p.1002. 哈桑·奥斯曼：《如何书写历史？》（阿拉伯文版），《文章》1941年9月1日。]20世纪40年代初，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已经以历史学界的“守门人”自居，他们认为自己优于其他通俗的历史学家，并试图使史学研究规范化，制定年轻史学家的培养方案，保证史学作品的质量。
此外，除了垄断历史领域的专业化写作之外，古尔巴勒同时还意识到为了保证历史专业的高质量和完整性，专业的历史协会的成立至关重要。[哈桑·奥斯曼：《如何书写历史？》（阿拉伯文版），《文章》1941年9月1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成立专业的历史协会绝非易事，其主要原因是掺杂了许多政治变数。古尔巴勒由于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得到了王室大量的资助来建立皇家历史学会，该协会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历史协会，并于1952年更名为埃及历史学会。古尔巴勒借助历史协会的力量巩固了职业化史学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权力。1948年5月历史协会的创刊开始公开发行，该刊物是第一本埃及专门研究历史的学术刊物。除此之外，历史协会的成立还提高了历史学家们与国家的谈判能力。尽管历史学家们对国家档案中的自由权相当满意，但对国家在原始资料方面的资助却很不满意。[Muhammad Mustafa Ziyada， “Sina at al-Tarakh fi Misr，” Al-Thaqafa， December 31， 1940， p.9.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代：《西奈在埃及的历史》（阿拉伯文版），《文化》1940年12月31日。]古尔巴勒的核心论点是，文献资料不仅是国家的财产，而且也是“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财产。[Abd Jumayi，Al-Jamiyya al-Misriyya li-l-Dirasat al-Tarikhiyya 1945—1985， Cairo： Al-Jamiyy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1995， pp.14-15.阿卜杜·杰米伊：《埃及历史研究学会1945—1985》（阿拉伯文版），第14—15页。]1952年纳赛尔上台后，政府对档案的处理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1954年埃及政府专门颁布了新的“档案法”。 是否进行专业化的历史写作成为当时历史学家区分职业史家和业余史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专业共识的专业团体给职业史家们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在史学专业化和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古尔巴勒认为建立一个历史学的专业学科至关重要，其基本条件需要具备以下四点：一是建立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的历史知识体系;二是具有关于工作单位、从业人员和两者之间关系方面的行业自主权;三是垄断历史知识;四是建立一种理想化服务体系，即这不仅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凌驾于从业者的利益之上。[Thomas Broman， “Rethinking Professional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Medicin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7， No.4， 1995， p.835; Jan Goldstein， “Foucault among the Sociologists： The Disciplines and the History of Professions，” History and Theory， Vol.23， No.2， 1984， p.175; Andrew Abbot，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15.]以上條件在古尔巴勒的主导下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因此，古尔巴勒也成为历史写作制度化和历史学家职业化的总设计师。
第三，古尔巴勒促进了史学研究的埃及化。1952年，埃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后，学院派史学家奠定了埃及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并促使大学成为主要的研究“阵地”。学院派史家的口号是促进历史研究的“埃及化”，该呼吁得到了埃及社会以及各个领域的广泛响应。在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的埃及化意味着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欧洲历史学家及其欧洲语言在现代埃及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埃及本土学者和使用阿拉伯语进行研究。虽然古尔巴勒在国外接受了部分教育，但是他却成功地奠定了埃及本土学者研究埃及历史的基础。第二个目标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书写历史，而不是从王室的角度书写历史。从某种角度来看，古尔巴勒的第二个目标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他对穆罕默德·阿里的崇拜与推崇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与埃及君主打造的王家学派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尼斯（Muhammad Anis）依旧赞赏古尔巴勒的付出：“古尔巴勒肩负着将历史研究从君主制和外国人手中夺回的使命。更确切地说，在埃及化的思想流行之前，他（被委托）肩负着使历史埃及化的使命。”[Muhammad Anis， “Shafiq Ghurbal wa Madrasat al-Tarikh al-Misri al-Hadith，” Al-Majalla， No.58， 1961， p.13. 穆罕默德·阿尼斯：《沙菲格·古尔巴勒和现代埃及历史学院》（阿拉伯文版），《杂志》1961年第58期。]
古尔巴勒推进史学研究埃及化的努力方向之一是组建一支由埃及本土史家组成的精英队伍。他经常提醒他的学生：“外国历史学家对帝国研究方面感兴趣，而我们的任务是关注埃及社会。”[Muhammad Anis， “Tabin Shafiq Ghurbal，” Al-Majalla， No.58， 1961， p.135. 穆罕默德·阿尼斯：《纪念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杂志》1961年第58期。]对阿卜杜·卡里姆（Abd al-Karīm）来说，“埃及化不仅仅是使用阿拉伯语而不使用法语或英语学习埃及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引导人们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Ahmad al-Karim， “Kalima an Shafiq Ghurbal，” 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12.艾哈迈德·克里姆：《致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古尔巴勒也具有同样的想法，他通过翔实的档案和强权政治以外的新历史角度来研究埃及人的生活和行为。他还指导自己的学生研究埃及民族和社会的历史，例如教育史、工业史、印刷史、商业史、埃及农民史等。
古尔巴勒师承历史大师汤因比，学习并继承了导师的学术思想。他结合埃及自身的现实需求，将汤因比的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在古尔巴勒学术生涯的中后期，他主要以“文明”为切入点，针对从法老时代到现代埃及进行全景式的研究。现代埃及知识分子对尼罗河流域漫长的历史变迁研究而着迷，无论他们以什么角度探讨该问题，他们都会探讨埃及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古尔巴勒也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一是他深入挖掘了环境如何塑造出埃及人独特的“埃及性格”;二是他延续了阿诺德·汤因比的文明观。汤因比在著作《历史研究》中有力地阐述了文明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内在力量，古尔巴勒重新审视了汤因比的理论，将其运用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之中。1954年，在一系列广播演讲和一本名为《埃及的形成》（Takwīn Misr）的书中，古尔巴勒开始了尝试。
古尔巴勒在《埃及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埃及历史连续性和变革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研究了埃及社会凝聚力问题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他对汤因比的史学观念进行了埃及本土化改良后，认为埃及并不像希罗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尼罗河的礼物”，而是“埃及人的礼物”。[Shafiq Ghurbal， Takwin Misr， Cario： Mu’ assasat Hindawi lil-Talim wa al-Thaqafah， 2012， p.20. 沙菲格·古尔巴勒：《埃及的形成》（阿拉伯文版），开罗：海达维文化教育基金会，2012年，第20页。]这不是反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名言，而是为了强调埃及独特的个性。古尔巴勒认为埃及社会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某些潜在的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运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模式探究了古埃及人应对与改造地理环境的过程，分析了古埃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人与自然第一次创造性的对抗催生了埃及文明的核心，埃及文明的核心在社会的连续性和变革性之间发挥了作用，埃及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古代文明的互动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总之，古尔巴勒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使埃及的历史研究更显埃及特色，无论是在他后期的史学作品中，还是在他的课程和演讲里，都表达了他力求史学研究的埃及化的观点。 结 语
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埃及民族主义史家，古尔巴勒曾被加布里埃尔·皮特伯格（Gabriel Piterberg）视为“二十世纪埃及史学的元老”，[Gabriel Piterberg， “The Tropes of Stagnation and Awakening in Nationalis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eds. by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9-50.]可谓实至名归。古尔巴勒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主题，从埃及过去的历史中塑造了国家的合法化结构和内部民族认同感，其代表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开创性地论证了埃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向学者展示了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进入现代化所做的充分准备。
古尔巴勒不仅是埃及民族主义史家，还是埃及学院派史学风格的开创者。作为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早期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具备专业学术素养的学者之一，古尔巴勒非常注重档案的运用，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给埃及带来了历史研究客观性的专业概念，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历史学方法论的革命。[Ahmad Mustafa， “Shafiq Ghurbal Muarikhan，” 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21.艾哈迈德·穆斯塔法：《沙菲格·古尔巴勒——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他一直致力于将历史写作专业化，创办期刊、杂志，成立历史学协会，成功地塑造了历史学家职业化的形象。
界定古尔巴勒史学研究的关键特征是职业化的身份定义、对专家权威的要求和对伦理道德的承诺，他的学术研究特色是对原始资料的强调、对客观性的要求和对政治保持中立，以埃及为中心是古尔巴勒在动荡的政治和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的史学要求。古尔巴勒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化的近代史教授，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因而在埃及史学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古尔巴勒推动了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史学的专业化和埃及化。
（責任编辑：郭丹彤）
[收稿日期] 2020-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及民生问题研究”（编号：14BSS041）;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备案中心——郑州大学埃及研究中心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孔妍（1986-），女，宁夏银川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关键词] 古尔巴勒;民族主义史学;历史文本;埃及史学史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016-10
穆罕默德·沙菲格·古尔巴勒（Muhammad Shafiq Ghurbal）是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也是当今开罗大学（当时名为法阿德大学）历史系的奠基人。古尔巴勒在埃及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学术作品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在丰富的史学知识方面，还是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精深的史学思想方面，古尔巴勒都对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尔巴勒不同寻常的一生
古尔巴勒于1894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穆斯林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古尔巴勒的父亲期望他能够学习法律、工程学或者医学等专业，为此将他送进埃及一所著名的专业院校，该专业院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出身于新文化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对于古尔巴勒来说，他的兴趣在于历史研究，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随后选择进入了开罗的高等师范学院。该学院是当时开罗唯一一所提供人文学科学位的院校，1915年古尔巴勒从该学院毕业。他对历史阅读、研究、写作颇有天赋，对教授们所讲授的埃及历史很感兴趣，在天赋与兴趣的相互作用下，古尔巴勒的历史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1915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21岁的古尔巴勒前往利物浦大学攻读历史学学士学位。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后在亚历山大中学教授历史。三年后，古尔巴勒获得了一项前往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的奖学金，这是他第二次赴英学习。
在英国留学期间，有3个人对古尔巴勒的一生影响至深。第一位是古尔巴勒的导师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代表作《历史研究》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古尔巴勒在汤因比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基于英法档案的拿破仑时代外交研究》（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A Study in the Diplomacy of the Napoleonic Era Based on Researches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rchives），[以下简称《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该著作对古尔巴勒确立在埃及史学界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汤因比的思想对古尔巴勒的历史写作和对历史研究的总体态度以及他的政治偏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格特鲁德·亨伯斯通（Gertrude Humberstone）是对古尔巴勒影响至深的第二个人，她与古尔巴勒在利物浦大学相识、相知、相恋，最终结为夫妇。格特鲁德是第一位在利兹大学获得地理学学位的年轻学者。在生活上，她是古尔巴勒的坚强后盾，在事业上，她是他的坚定支持者。第三个对古尔巴勒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他的同事兼好友穆罕默德·里法特（Muhammad Rif’at），里法特与古尔巴勒同在利物浦大学求学，又同在埃及的大学里担任教职，而后两人又相继担任教育部部长或其他职务。古尔巴勒与里法特共同致力于推动历史写作的埃及化研究。
1924年，古爾巴勒硕士毕业后回到埃及，执教于开罗大学历史系。在古尔巴勒的执教生涯中，他曾多次被任命为负责教育事务的国务秘书，在他的带领下，成立了埃及历史研究协会，在开罗建立了文明博物馆，并于1949年出版了《埃及历史评论》杂志。1953年，古尔巴勒的妻子溘然长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处于悲伤之中，并提前退休。在走出悲伤之后，古尔巴勒继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之后，担任阿拉伯联盟高级阿拉伯研究所所长，他在晚年表现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研究的强烈兴趣。1961年古尔巴勒去世，享年67岁。
古尔巴勒一生中出版的作品比较零碎。他参写了《穆罕默德·阿里对解决当时某些地中海问题的贡献》（La Contribution de Mohamed Ali àla Solution de Certainsproblèmes Méditerranéens de sonépoque），以及参与撰写了由埃及政府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地理基础及其历史表现》（The Unity of the Nile Valley： Its Geographical Bases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History）。[以下简称《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写作目的是使埃及在不受欧洲干涉的情况下继续开发尼罗河流域的水资源。在当时的情况下，埃及政府认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尼罗河的控制和对其水域的合理利用。古尔巴勒撰写了本书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时间跨度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至伊斯梅尔帕夏时期。1948年，古尔巴勒撰写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名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埃及》（Hurub Misr fi Filastin），[Hurub Misr fi Filastin，原文为阿拉伯文。]该文章论述了从有历史记载到当代以来埃及与巴勒斯坦关系的发展历程。1951年，古尔巴勒又完成了另一篇文章《埃及政治中心》（Markaz Misr al-Siyasi）。[Markaz Misr al-Siyasi，原文为阿拉伯文。]该文章明确反对土耳其共和国选择的革命性变革方式，他认为君主制是埃及的一个重要选择，也是现代化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妥协，渐进式改革才是适合埃及的改革方式。 除此之外，古尔巴勒还出版了一些著作，如《埃及的形成：十场系列会谈》（Making of Egypt： A Series of Ten Talks）、《鲍林博士和穆罕默德·阿里》（Dr. Bowring and Muhammad Ali）以及为穆罕默德·阿里所著的传记《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al-Kabir）[Muhammad Ali al-Kabir，原文为阿拉伯文。]等等。1928年，古尔巴勒出版了《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该作品确立了他在埃及史学界的地位。总体来说，古尔巴勒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但他的任何一部历史著述都足以令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二、著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
《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以古尔巴勒的硕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经过近13年的潜心研究，古尔巴勒终于将其打磨精致，与世人见面。该书由导师汤因比作序，全篇用英文写成，并未翻译成阿拉伯语。全书总共15章，内容包括从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到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古尔巴勒在著述中表达了他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崇，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态度以及对欧洲民族国家概念的坚持。为了弄清楚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的成因和穆罕默德·阿里崛起的原因，古尔巴勒对各类“事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记录了埃及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实体重生以及复兴的精彩经历。
从写作内容上来看，《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连续的章节论述了马穆鲁克人、奥斯曼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对埃及社会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未能成功地把握埃及社会的内部动态。首先，古尔巴勒简单回顾了马穆鲁克素丹自1250年建国直至他在埃及统治终结的历史进程，他对马穆鲁克人持贬低的态度。其次，古尔巴勒梳理了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入侵埃及这段历史的史料，他详细地记录了法国对埃及的占领过程。最后，古尔巴勒记述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过程，并对英法在埃及制定的外交战略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这一历史时期，他认为拿破仑试图通过“附加阿拉伯人”来调和埃及内部的意见。[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London： G. Routledge， 1928， pp.73-75.]古尔巴勒认为英国对埃及的干预较为随意，英国政府对埃及事务的管理持不冷不热的态度，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拉拢对英友好势力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他认为法国的到来是“实现埃及重新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51.]而英国的方案则带有实用主义的印记，[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165.]是埃及进入现代世界的另一个机会。古尔巴勒在分析了各方势力加速构建埃及成为一个新型国家但均惨遭失败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位知道如何审时度势的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该书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成功地成为埃及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古尔巴勒回顾了他的戎马一生，分析了使他上台和巩固权力的各种因素，古尔巴勒毫不吝啬地对穆罕默德·阿里独具魅力的品格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大加赞扬。他对穆罕默德·阿里为获得权力并带领埃及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参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生动地描述，但对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后，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其主要举措包括建立一个单一的权力机构，改革和整顿农业系统，建设一支新型军队，发展对外贸易，全面改革教育制度等等。在古尔巴勒看来，以上步骤都是现代埃及诞生的先决条件。最后，古尔巴勒得出结论：“穆罕默德·阿里创造了现代埃及”。[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284.]
从写作特色上来看，《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填补了中东史学的一个空白，它是一部涉及外交关系、军事行动和国家事务的顶级政治学著作，阐述了政治精英一场大规模的行动。这本书被誉为现代埃及史学的“里程碑”，标志着埃及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 1820—19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65.]它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打破了其他阿拉伯歷史学家遵循的旧传统。第一，古尔巴勒写作的客观性。古尔巴勒作为一个埃及人，在叙述对他来说时间跨度不太遥远的历史时，依旧尽量客观地描述过去。《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一书记录和分析了法国和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却未对英法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优劣、对错以及善恶方面的评判。他看到了新秩序在埃及实施的前景，因而比较了英国和法国的努力，以确定哪一种值得优先考虑。正如汤因比在此书的序中写道：“在书中，古尔巴勒告诉我们，他个人与东西方都有联系——他的家在东方，但却在西方生活和学习——同时他又如此彻底地脱离了情绪化和偏见从而进入了他的研究领域——如果不是他的名字印在扉页上——很难从书中内容来猜测作者是英国人、法国人、埃及人，或者都不是。”[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p.ix-x.]在汤因比看来，古尔巴勒的作品探讨的是一个容易情绪化的、带有争议性的主题，而他是如此谦逊和客观：“在古尔巴勒的作品中无法看到他对当代政治的影射”。[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xiii.]但一些古尔巴勒的批评者指出，这也是古尔巴勒作为西方思想代理人的问题所在。 第二，以翔实的史料试图展现真实的历史。古尔巴勒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不辞辛苦地走访了英国和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档案馆，翻阅和查询了大量档案。从原始资料到未公开发表的资料，他一个都不放过。在当时的历史写作环境中，这些都显得非常难能可贵。这些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资料的运用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它不仅意味着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还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尔巴勒的治史思想。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大量丰富而有趣的评论和详尽的注释，他收集了拿破仑和穆罕默德·阿里在多个场合的演讲和宣言，以及完整地列出了附录部分和参考书目，这些都是极具价值性和权威性的参考资料。
第三，古尔巴勒以中立的态度进行历史书写。古尔巴勒在书中并没有为了取悦决定埃及命运的各方势力而有意歪曲历史，他努力确保自己以中立的立场来陈述竞争对手或不同党派之间的有争议的观点。穆罕默德·阿里逐步确立权力的过程中牵扯到多方势力的角逐，例如马穆鲁克人、奥斯曼帝国政府、欧洲各国的观望与干涉等等，古尔巴勒没有对他们进行有政治偏见的阐释，而是致力于向公众提供一种不为任何一方所用的解释。例如当埃及人没有能力将埃及发展成一个国家实体，而这个僵局又必须要被打破时，古尔巴勒认为当时英法的许多将军和官员都认识到了埃及变革的迫切性，但是由于埃及本土人的懒惰和仇外心理等种种原因而受到了阻碍。穆罕默德·阿里恰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古尔巴勒不仅在《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中坚持政治中立的立场，在其他的著述里也依旧如此，他认为历史的观念和方法不会对君主和政治领袖产生直接影响，比起在塑造实干家方面，历史在塑造知识分子方面更具影响力，[Shafiq Ghurbal，“Makan al-Thawra al-Misriyya，” al-Hilal， Vol.LXII， July 1953， p.33.沙菲格·古尔巴勒：《埃及革命之地》，《新月报》（阿拉伯文版）1953年7月。]因而历史写作不能被政治化。
三、古尔巴勒的史学思想
古尔巴勒的《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等著述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超前的史学思想。一是体现了古尔巴勒的民族主义史观。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传播开来。埃及距离欧洲较近，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此时的埃及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英法的殖民入侵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内外交困等因素使埃及旧有的社会秩序逐渐瓦解，民族主义意识得到迅速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尽管埃及社会的特征和政治斗争的动态可能有所不同，但对史学潮流的争论却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连贯的民族历史叙事，这种温和的学术氛围为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埃及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为当代埃及主流史学提供了概念性的基础，国内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将民族国家视为历史研究的天然视角。正如克拉布斯（Jack A. Crabbs）所说：“埃及已经有了清晰的民族意识，1922年后的每一位埃及历史学家都是民族主义者。”[Jack A. Crabb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A Study in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 Cairo： AUC Press， 1984， p.208.]古尔巴勒作为具有温和民族主义观点的英国留学生，他超越了从档案中提取信息的初级任务，开始寻找埃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诞生的有力证据。古尔巴勒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或称之为现代埃及历史的埃及化。[Ahmad al-Karim，“Kalima an ShafiqGhurbal，”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12.艾哈迈德·克里姆：《致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
在古尔巴勒看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或是民族国家的兴起，都是一种近代现象。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会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一系列事件和一些特定的条件和因素赋予了埃及独特的身份，一些特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和不同的时代潮流。因此，古尔巴勒在叙事时抓住了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经济结构，并赋予它们在认同民族国家身份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1920年至1960年之间，古尔巴勒将埃及构建民族国家分成了四个步骤。首先，埃及深深植根于穆罕默德·阿里所推动的西方化运动;其次，在阿里的领导下开始走向伊斯兰化;接着共和政权出现后，埃及脱下伊斯兰飘逸的长袍，带着一个自我意识的核心进入了现代世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纳赛尔的崛起最终为这个内核注入了永久的埃及人身份。[Youssef M. Choueiri，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18.]在此过程中，欧洲在东方的强权政治是孕育现代埃及的母体，“媒人”是拿破仑，创始人是穆罕默德·阿里。古尔巴勒认为英法入侵埃及，尽管激发了民族矛盾，但是也引发了埃及人对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现状、区别于马穆鲁克人的身份认同和担忧国家未来的深刻思考，他将埃及内部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力量转换成一个和谐有机的实体，最终使民族认同得以存在。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艺术。古尔巴勒分析了民族认同的要素、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功能，他认为埃及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出现、地方精英的产生和标准化法律的实施促进了埃及国民身份认同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演变过程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古尔巴勒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研究20世纪的埃及历史上，他的代表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清晰地阐述了埃及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从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到1812年穆罕默德·阿里统一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成为埃及走向独立以及实现稳定和现代化的推动力。古尔巴勒在深入发掘埃及走向现代化的准备条件和影响因素时，研究了埃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其目的是使埃及民族国家合法化以及使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统治合法化。 二是体现了古尔巴勒的精英史观。古尔巴勒在伦敦的求学经历以及在汤因比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成为精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他把“文明”视为精英技能的产物，将精英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和政治使命，并认为精英阶层是振兴新生国家内在力量的新动力。因此，当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他批准了一项旨在培养一批年少的精英学者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与华夫脱党主张的普及教育的立场截然相反。因此，当华夫脱党上台（1942—1945年和1950—1952年）时，古尔巴勒为了抵抗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普及教育，他自动从教育部离职。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古尔巴勒就接受了汤因比对文明和历史变革的独特看法。汤因比“挑战—反应—模仿”的理论对古尔巴勒处理穆罕默德·阿里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具有指导作用。古尔巴勒认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是未能对欧洲的进步做出反应。奥斯曼帝国的狭隘思想把埃及拖到了“历史的底部”，为了应对这一变化，穆罕默德·阿里培养了一批富有创造力的土耳其和埃及精英，他们的职责就是应对来自欧洲的挑战。地方民众和军队（被汤因比称为“模仿的大众”）是他试图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和使素丹“文明化”的主要工具。[Shafiq Ghurbal，“Muhammad Ali al-Kabir，” Cairo：Dairat al-Ma’arif al-Islamiyya， 1944， pp.5-7. 沙菲格·古尔巴勒：《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阿拉伯文版），开罗：伊斯兰知识出版社，1944年，第5—7页。]
为了凸显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性，古尔巴勒特地为穆罕默德·阿里写了一本传记。该传记体现了汤因比所倡导的关于富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和个人作用的精英史观。古尔巴勒用了整整一章阐述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培养肩负历史使命的精英人士呕心沥血。对统治者和国家行为的关注，以及对“伟人创造历史论”的依赖，促使优素福·库埃里（Youssef Choueri）将古尔巴勒视为“正统的管理者”。[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 1820—1980，p.75.]“伟人创造历史”的理念与当时流行的史学观念格格不入。除了古尔巴勒，傅阿德·舒克里（Fuad Shukri）和穆罕默德·里法特（Muhammad Rif’ at）等历史学家也坚持精英史观，他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政策上。为了加强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合法性，他们的论述集中体现了精英阶层制定国家政策的动机。
古尔巴勒认为埃及的普罗大众在整体上处于被动地位。他在《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中写道：“他们被训练成士兵和水手……他們被迫进入学校和从事创造财富的生产，为了期盼和寻求安全他们被统治和教育。”[Shafiq Ghurbal， The Beginnings of the Egyptian Question and the Rise of Mehemet Ali， p.284.]20世纪50年代后，古尔巴勒的精英史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882年至1936年埃英谈判的外交研究中他对埃及人民大众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及他对1919年埃及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他承认埃及人民发挥了“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在他看来，“‘革命’是一种为荣誉而战的愤怒的爆发。革命的故事是一种无法衡量的勇敢，它是一种清晰的、纯粹的牺牲之美;它是男孩、女孩、青年、男人和女人毫无畏惧地向前，他们都忘记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差异，只关心埃及，除了埃及的自由和独立之外别无所求。”[Shafiq Ghurbal， ed.， Tarikh al-Hadara al-Misriyya， al-Asr al-Firauni， Vol.1，Cairo： Maktaba al-Nahda al-Misriyya， 1961， p.49. 沙菲格·古尔巴勒：《埃及现代历史及法老时期》（阿拉伯文版）第1卷，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61年，第49页。]
四、古尔巴勒的史学贡献
第一，古尔巴勒的民族主义史观促进了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古尔巴勒从埃及曾经的历史中找到了埃及成为民族国家的钥匙，促进了埃及人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及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古尔巴勒的《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等著述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首先，第一批学院派历史系学生最先受到了古尔巴勒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他的学生们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其次，古尔巴勒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他在政府任职期间制定了一些明显带有民族主义印记的政策。他在社会活动中时常进行演讲，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埃及形成的过程，埃及民众如何在历史中找到民族自信心和归属感，从而进一步推动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化。最后，古尔巴勒组织了一些民族主义纪念活动，例如埃及举行了易卜拉欣（1848年至1948年）和穆罕默德·阿里（1849年至1949年）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埃及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以及一些外国代表都出席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纪念仪式。[Abd Jumayi， Al-Jamiyya al-Misriyya li-l-Dirasat al-Tarikhiyya 1945—1985， Cairo： Al-Jamiyy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1995， p.175. 阿卜杜·杰米伊：《埃及历史研究学会1945—1985》（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历史学会，1995年，第175页。]此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埃及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古尔巴勒不仅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影响。1961年，古尔巴勒在阿拉伯研究所发表了“关于阿拉伯国家产生的历史因素”的文章。他所运用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他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当地情况和它们与国际的联系，这些研究在早期促进了各个阿拉伯国家的自治和在20世纪的独立。[Shafiq Ghurbal， MinhajMufassillidars al-Awamilal-Asasiyya fi Bina al-Tumma al-Arabiyya， Cairo： Mahad al-Dirasat al-Arabiyya， 1961， p.130. 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人构建基础性著作体系的详细计划》（阿拉伯文版），开罗：阿拉伯研究协会，1961年，第130页。]古尔巴勒将研究埃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所使用的方法和史学理论运用到了阐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将阿拉伯身份作为阿拉伯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古尔巴勒促进了埃及史学研究的专业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古尔巴勒为代表的埃及学院派史家的出现被认为是埃及史学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始。从此刻起，19世纪官僚主义史学家（即所谓的“业余史学家”）的模式让位于20世纪学院派史学家的模式，埃及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开始形成一种健全的、远离政治的、专业的史學传统。
古尔巴勒曾说：“我写文章是为了使埃及人成为合格的、有评价能力和辨别能力的埃及公民。”[Shafiq Ghurbal， Tarikh al-Mufawadat al-Misriyya-al-Britaniyya， Vol.I， Cairo：Maktabat al-Nahda al-Misriyya， 1952， pp.i-ii. 沙菲格·古尔巴勒：《英埃谈判史》（阿拉伯文版）第1卷，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52年，第1—2页。]他从西方带回了专业的历史写作方法，并提倡历史学家应当按照一定的专业惯例进行研究，这种惯例要求必须按照特定的写作风格和形式。古尔巴勒认为，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理想的终极目标，档案研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他更相信多年前远离公众视线的人在不涉及个人利益和公共事业的情况下所撰写的文件，因为这些档案材料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偏见。因此，古尔巴勒认为，档案是了解真相和详细构建历史现实的完整指南。对他来说，档案工作是最重要的实践，也是他将历史专业写作与业余写作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
古尔巴勒认为将档案成功地运用在“科学的史学”之中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应当公开承认历史学家获取档案和研究文献的权利;第二，档案应当存放在安全与合适的地方，古尔巴勒认为粉碎和倒卖档案、火灾以及老鼠是国家级别文件的传统敌人;第三，应当仔细对档案进行分类，编写档案目录和编入索引;第四，史学研究需要能干、可靠、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他接受过从档案中复原“真相”的训练。[Ahmad al-Karim， Taikh al-Ta’lim fiAsr Muhammad Ali， Cairo： Maktabat al-Nahda al-Misriyya， 1938， preface by Ghurbal， pp.i-v. 艾哈迈德·克里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教育史》（阿拉伯文版），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38年，古尔巴勒作序。]古尔巴勒所认定的前两个条件在1952年革命后基本得到满足，他着重训练了他的学生在档案利用和文献研究方面的学术能力。古尔巴勒激发了学生们对原始资料收集的兴趣，他的学生是埃及第一批探究和挖掘埃及档案的研究生。因此，古尔巴勒培养了学生们系统整理档案的能力。通过这些活动，古尔巴勒和他的学生们为埃及现代民族史奠定了基础。[Ahmad al-Karim， “Kalima an ShafiqGhurbal，”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12. 艾哈迈德·克里姆：《致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
古尔巴勒除了使用档案的研究方法之外，他与其他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专业化史学写作中大量脚注的运用。借用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话：“历史学家完成了两项相辅相成的任务。他们必须检查与解决问题相关的所有来源，并从中得出新的论述或论点。脚注可以执行这两项任务……通过这样做，确立了处理历史问题的工作应当由专业人士所为。”[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5.]古尔巴勒的所有书和文章都使用了大量的脚注，作为一种正式的文体形式，广泛采用脚注的方法体现了专业化史学的写作方法。
古尔巴勒提倡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可能会导致历史写作的垄断，但这种垄断是保证历史写作质量的必要实践。通过形成一种专业的思想观念，以古尔巴勒和他的学生们为代表的学院派历史学家成为埃及第一批历史研究专业化的权威人士，他们明确地将自己与其他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古尔巴勒和他的学生们对“业余史家”的态度比较冷淡，他们对业余史家是哪些人和他们的写作内容，以及他们组织出版作品的过程等等问题毫不关心。这种刻意的排外现象正是这一群体在历史写作领域中寻求垄断的表现。正如古尔巴勒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教授的哈桑·乌斯曼（Hasan Uthman）曾坦言：“许多写历史的人不懂历史。他们没有批判性思维，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散乱的信息。”[Hasan Uthman， “Kayfa Yuktab al-Tarikh？” Al-Risala， September 1， 1941， p.1002. 哈桑·奥斯曼：《如何书写历史？》（阿拉伯文版），《文章》1941年9月1日。]20世纪40年代初，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已经以历史学界的“守门人”自居，他们认为自己优于其他通俗的历史学家，并试图使史学研究规范化，制定年轻史学家的培养方案，保证史学作品的质量。
此外，除了垄断历史领域的专业化写作之外，古尔巴勒同时还意识到为了保证历史专业的高质量和完整性，专业的历史协会的成立至关重要。[哈桑·奥斯曼：《如何书写历史？》（阿拉伯文版），《文章》1941年9月1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成立专业的历史协会绝非易事，其主要原因是掺杂了许多政治变数。古尔巴勒由于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得到了王室大量的资助来建立皇家历史学会，该协会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历史协会，并于1952年更名为埃及历史学会。古尔巴勒借助历史协会的力量巩固了职业化史学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权力。1948年5月历史协会的创刊开始公开发行，该刊物是第一本埃及专门研究历史的学术刊物。除此之外，历史协会的成立还提高了历史学家们与国家的谈判能力。尽管历史学家们对国家档案中的自由权相当满意，但对国家在原始资料方面的资助却很不满意。[Muhammad Mustafa Ziyada， “Sina at al-Tarakh fi Misr，” Al-Thaqafa， December 31， 1940， p.9.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代：《西奈在埃及的历史》（阿拉伯文版），《文化》1940年12月31日。]古尔巴勒的核心论点是，文献资料不仅是国家的财产，而且也是“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财产。[Abd Jumayi，Al-Jamiyya al-Misriyya li-l-Dirasat al-Tarikhiyya 1945—1985， Cairo： Al-Jamiyy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1995， pp.14-15.阿卜杜·杰米伊：《埃及历史研究学会1945—1985》（阿拉伯文版），第14—15页。]1952年纳赛尔上台后，政府对档案的处理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1954年埃及政府专门颁布了新的“档案法”。 是否进行专业化的历史写作成为当时历史学家区分职业史家和业余史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专业共识的专业团体给职业史家们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在史学专业化和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古尔巴勒认为建立一个历史学的专业学科至关重要，其基本条件需要具备以下四点：一是建立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的历史知识体系;二是具有关于工作单位、从业人员和两者之间关系方面的行业自主权;三是垄断历史知识;四是建立一种理想化服务体系，即这不仅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凌驾于从业者的利益之上。[Thomas Broman， “Rethinking Professional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Medicin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7， No.4， 1995， p.835; Jan Goldstein， “Foucault among the Sociologists： The Disciplines and the History of Professions，” History and Theory， Vol.23， No.2， 1984， p.175; Andrew Abbot，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15.]以上條件在古尔巴勒的主导下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因此，古尔巴勒也成为历史写作制度化和历史学家职业化的总设计师。
第三，古尔巴勒促进了史学研究的埃及化。1952年，埃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后，学院派史学家奠定了埃及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并促使大学成为主要的研究“阵地”。学院派史家的口号是促进历史研究的“埃及化”，该呼吁得到了埃及社会以及各个领域的广泛响应。在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的埃及化意味着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欧洲历史学家及其欧洲语言在现代埃及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埃及本土学者和使用阿拉伯语进行研究。虽然古尔巴勒在国外接受了部分教育，但是他却成功地奠定了埃及本土学者研究埃及历史的基础。第二个目标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书写历史，而不是从王室的角度书写历史。从某种角度来看，古尔巴勒的第二个目标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他对穆罕默德·阿里的崇拜与推崇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与埃及君主打造的王家学派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尼斯（Muhammad Anis）依旧赞赏古尔巴勒的付出：“古尔巴勒肩负着将历史研究从君主制和外国人手中夺回的使命。更确切地说，在埃及化的思想流行之前，他（被委托）肩负着使历史埃及化的使命。”[Muhammad Anis， “Shafiq Ghurbal wa Madrasat al-Tarikh al-Misri al-Hadith，” Al-Majalla， No.58， 1961， p.13. 穆罕默德·阿尼斯：《沙菲格·古尔巴勒和现代埃及历史学院》（阿拉伯文版），《杂志》1961年第58期。]
古尔巴勒推进史学研究埃及化的努力方向之一是组建一支由埃及本土史家组成的精英队伍。他经常提醒他的学生：“外国历史学家对帝国研究方面感兴趣，而我们的任务是关注埃及社会。”[Muhammad Anis， “Tabin Shafiq Ghurbal，” Al-Majalla， No.58， 1961， p.135. 穆罕默德·阿尼斯：《纪念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杂志》1961年第58期。]对阿卜杜·卡里姆（Abd al-Karīm）来说，“埃及化不仅仅是使用阿拉伯语而不使用法语或英语学习埃及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引导人们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Ahmad al-Karim， “Kalima an Shafiq Ghurbal，” 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12.艾哈迈德·克里姆：《致沙菲格·古尔巴勒》（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古尔巴勒也具有同样的想法，他通过翔实的档案和强权政治以外的新历史角度来研究埃及人的生活和行为。他还指导自己的学生研究埃及民族和社会的历史，例如教育史、工业史、印刷史、商业史、埃及农民史等。
古尔巴勒师承历史大师汤因比，学习并继承了导师的学术思想。他结合埃及自身的现实需求，将汤因比的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在古尔巴勒学术生涯的中后期，他主要以“文明”为切入点，针对从法老时代到现代埃及进行全景式的研究。现代埃及知识分子对尼罗河流域漫长的历史变迁研究而着迷，无论他们以什么角度探讨该问题，他们都会探讨埃及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古尔巴勒也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一是他深入挖掘了环境如何塑造出埃及人独特的“埃及性格”;二是他延续了阿诺德·汤因比的文明观。汤因比在著作《历史研究》中有力地阐述了文明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内在力量，古尔巴勒重新审视了汤因比的理论，将其运用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之中。1954年，在一系列广播演讲和一本名为《埃及的形成》（Takwīn Misr）的书中，古尔巴勒开始了尝试。
古尔巴勒在《埃及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埃及历史连续性和变革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研究了埃及社会凝聚力问题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他对汤因比的史学观念进行了埃及本土化改良后，认为埃及并不像希罗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尼罗河的礼物”，而是“埃及人的礼物”。[Shafiq Ghurbal， Takwin Misr， Cario： Mu’ assasat Hindawi lil-Talim wa al-Thaqafah， 2012， p.20. 沙菲格·古尔巴勒：《埃及的形成》（阿拉伯文版），开罗：海达维文化教育基金会，2012年，第20页。]这不是反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名言，而是为了强调埃及独特的个性。古尔巴勒认为埃及社会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某些潜在的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运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模式探究了古埃及人应对与改造地理环境的过程，分析了古埃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人与自然第一次创造性的对抗催生了埃及文明的核心，埃及文明的核心在社会的连续性和变革性之间发挥了作用，埃及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古代文明的互动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总之，古尔巴勒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使埃及的历史研究更显埃及特色，无论是在他后期的史学作品中，还是在他的课程和演讲里，都表达了他力求史学研究的埃及化的观点。 结 语
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埃及民族主义史家，古尔巴勒曾被加布里埃尔·皮特伯格（Gabriel Piterberg）视为“二十世纪埃及史学的元老”，[Gabriel Piterberg， “The Tropes of Stagnation and Awakening in Nationalis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eds. by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9-50.]可谓实至名归。古尔巴勒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主题，从埃及过去的历史中塑造了国家的合法化结构和内部民族认同感，其代表作《埃及问题的开始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开创性地论证了埃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向学者展示了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进入现代化所做的充分准备。
古尔巴勒不仅是埃及民族主义史家，还是埃及学院派史学风格的开创者。作为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早期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具备专业学术素养的学者之一，古尔巴勒非常注重档案的运用，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给埃及带来了历史研究客观性的专业概念，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历史学方法论的革命。[Ahmad Mustafa， “Shafiq Ghurbal Muarikhan，” Al-Majalla al-Tarikhiyya al-Misriyya， No.11， 1963， p.21.艾哈迈德·穆斯塔法：《沙菲格·古尔巴勒——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阿拉伯文版），《埃及历史杂志》1963年第11期。]他一直致力于将历史写作专业化，创办期刊、杂志，成立历史学协会，成功地塑造了历史学家职业化的形象。
界定古尔巴勒史学研究的关键特征是职业化的身份定义、对专家权威的要求和对伦理道德的承诺，他的学术研究特色是对原始资料的强调、对客观性的要求和对政治保持中立，以埃及为中心是古尔巴勒在动荡的政治和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的史学要求。古尔巴勒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化的近代史教授，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因而在埃及史学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古尔巴勒推动了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史学的专业化和埃及化。
（責任编辑：郭丹彤）
[收稿日期] 2020-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及民生问题研究”（编号：14BSS041）;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备案中心——郑州大学埃及研究中心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孔妍（1986-），女，宁夏银川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