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创造过许多的地方格言。其中两句与金钱有关。一句是“钱是王八蛋”，另外一句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是王八蛋”，是一句很有戏剧效果的格言。许多人听后都会在心里问上一句：钱怎么成了王八蛋？接着便莞尔一笑：对，钱可不就是王八蛋。
　　其实，钱是什么？它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磕磕绊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集体无意识中，关于金钱的逻辑从来都是混乱而乖张。
　　一方面，我们怕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这种恐惧最好的表白。因为一旦让鬼推起了磨，所有的怪事都可能发生。而鬼并不归我们指挥，它只听钱的。中国人的钱就是通过这个作怪的鬼和我们作对。另一方面，我们又蔑视金钱。“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副乜着眼睛看金钱，做出可有可无的得意状。
　　其实，生命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结束了，依附于生命之上的东西通通结束。根本没有什么让人能够带来带去东西。
　　但是，我们偏偏只拿钱来说事儿，单独地要把钱贬为身外之物。
　　这种金钱逻辑的乖张，在“金钱似粪土，朋友似黄金”这句流传甚广的民间俗语中一目了然。一方面，我们看不起金钱，贬它如粪土；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觉得黄金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好东西。所以，用形式逻辑的简单推理就能得出：因为黄金=金钱，在金钱=粪土、朋友=黄金的条件下，朋友=粪土。
　　这显然是俗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都想不到的混账。
　　我们金钱逻辑的混乱，还表现在对财神的选择——既供着你，又贬着你；既需要你，又不在乎你。
　　我们的二号财神是灶王爷。这不过是一个整天蹲在炉灶边灰头土脸的角色。只有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汇报工作了，我们才给他的嘴里抹点糖（“二十三，糖瓜沾”），让他只说好事儿，不说坏事儿。即使是说坏事，也让他嘴里带着甜味儿。这样，老天爷不管听了什么都高兴，都会在来年让我们发点财。这种事到临头才抹糖的做法显然是在糊弄事儿，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有这样的“气魄”——财神爷，逗你玩。
　　而我们的一号财神是关云长，这同样也是一位经不起仔细琢磨的角色。关老爷威风的时候，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八方；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丢荆州，走麦城，身首异处。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偏偏选了这么一个败家丧命，连脑袋都丢了的主儿来做财产的守护神，而且居然还被我们心悦诚服地普遍接受。
　　其实，关老爷当选财神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忠和义。我们希望财神关老爷为我们的钱财涂抹上一层忠义的色彩而不是其他。我们在乎的是在聚集钱财的过程中不要被人视为为富不仁。至于钱财最终的结局那就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就不在乎关老爷不保的晚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钱观，怪就怪在鼓励人们不聚财。钱财在自己一生中够用就行，而不要在乎它的积累与传承。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是眼闭了。”这首《红楼梦》里的《好了歌》简单而明了——钱多了又有什么用？
　　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皇权而非贵族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除了皇族和孔夫子家的爵位，真正能够传承的其实只有钱财。但是，中国的士大夫想不明白，他们看重的是功名——赢得身前身后名。尽管他们也非常看重家族的血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他们同时又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也就是说，钱财就不必留给他们了，让他们自己去挣吧。
　　这种扭曲的金钱文化，经过上千年的浸淫，早就将我们的骨头泡酥。即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也一方面在日记中不提“钱”，所有的钱字均用“泉”字替代；一方面又会为稿酬的事儿与出版商龃龉不断。
　　在早些年，有位经济学名家写过一篇文章，叫《谁阻碍我们致富》，细数种种我们因不懂市场经济规律而在日常行为中造成的损失。其实，畏惧金钱、假作潇洒地戏弄金钱，才是在根本上阻碍了我们发财。由于不懂金钱，我们没钱的时候感受到钱的窘迫——“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有钱的时候，又为钱所累——“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在这些人的生活中，金钱和财富不是添彩，而是添乱。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句话相对于“钱是王八蛋”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仅有这种进步还是不够的。就像在西方历史上，当社会观念认为用钱去产生利息是一种罪恶时，放贷者夏洛克就成了邪恶之人；但在哥本哈根学派说出了金钱为什么要产生利息的道理并被社会普遍接受后，放贷者就成了受人尊敬的银行家。由此可见，在金钱这个问题上，观念和认识是如此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