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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国银行业总体经营平稳,既受益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受制于美联储降息对银行净息差的压力,整体盈利增速稍有放缓,各大银行盈利好坏参半,但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水平。展望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较2019年中有所下降,贸易战对市场情绪以及经济下行的冲击有所弱化,美联储连续降息暂告段落,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预计美国银行业整体仍将保持增长,但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资本市场后续表现、企业债务风险等将成为美国银行业经营的几大挑战。
美国银行业2019年整体表现
作为美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银行业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探索发展,对支撑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美国银行业主要包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体系下所有参加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截至2019年末,联邦存款保险体系下机构数量为5193家。这一数字在2018年末为5406家,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见图1)。其中,商业银行为4521家,储蓄机构为662家,外资银行在美国的分行为10家。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8.48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90%。美国资产管理规模约为33万亿美元,大大超过银行业资产规模。
美国银行业2019年经营总体平稳,规模保持增长。2019年三季度末,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分别达到18.48万亿美元和16.38万亿美元,分别较2018年末增长3.00%和2.88%。贷款增速略低于整体资产增速,三季度末余额达到10.40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2.44%。存款余额达到14.28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2.95%。
美国银行业盈利增速放缓,主要大行表现分化。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税后净利润达到1803.09亿美元,同比小幅增长1.51%,其中约60%的银行实现了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只有约4%的银行未能盈利。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资产回报率(ROA)、资本回报率(ROE)分别达到1.33%和11.67%,分别同比下降2个基点和36个基点。美国八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为美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集团、高盛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道富银行和富国银行。2019年前三季度,该八家银行税后净利润占银行业净利润的54%,其中摩根大通盈利增长最快,同比增速达9.85%;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位居其后,税后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5.02%和2.13%。其余五家银行盈利不增反降,其中道富银行盈利下滑最为明显,同比下降22.31%,主要由非利息收入下滑所致。八家银行中,摩根士丹利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分别以1.37%和14.28%居于首位,美国银行则以0.90%和9.67%居于末位。(见表1)
美国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承压。2019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业净息差为3.35%,较2018年三季度下降10个基点,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呈现季度同比下降趋势(见图2)。2019年,美联储停止缩表升息的进程,于7月以来进行了3次降息。降息对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带来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贷款增长带来的正向影响,对银行业的利润空间形成压力。由于存款竞争依然激烈,尽管银行最终将受益于较低的存款成本,但这将滞后于降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当前美国的低利率环境,美国各大银行先后宣布下调全年净息差预期。
美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稳中向好,资本充足率略有下降。2019年,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逐步下降,三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0.92%,同比下降10个基点(见图3)。2019年三季度,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升至131%,2018年同期水平为122%。2019年三季度末,资本充足率为14.69%,同比下降5个基点(见图4)。
美国银行业股价上涨。支持性的监管环境、富有弹性的消费以及并购活动的增加使美国银行业受益,抵消了贸易紧张和全球不确定性,美国银行业股价结束了2018年的低迷走势,2019年表现优于预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道琼斯美资银行股指比2018年末上升34.89%,跑赢标普500指数28.87%的增长率。其中,八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平均增长32.15%,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分别以54%、42%、41%的增长率位列前三,摩根大通股价达历史高位,纽约梅隆银行增长最缓慢,只有7%。八家银行平均市盈率为12.27,平均市净率为1.58。
美国银行业2019年主要经营特点
商业贷款持续增长,零售业务表现突出,非银金融机构贷款敞口加大
资产和贷款平稳增长。2019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8.48万亿美元,比2018年末增加了5374亿美元,增长约3%。其中,银行持有美國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数量增长明显。2019年三季度末,银行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约2.37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持1823亿美元,增长8.34%;银行持有美国国债6232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持744亿美元,增长13.55%;贷款和租赁余额为10.40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2473亿美元,增长2.44%。
商业贷款总量稳步增加。2019年第三季度,商业贷款总量达到了2.2万亿美元,增长额为1319亿美元,同比增长6.3%,实现了自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多的增长。美国企业长期依赖银行和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由于2018年美国税改提振经济的余温犹存,2019年低利率环境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企业贷款和贷款再融资的需求持续增长。尽管有迹象表明,由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商业活动也有放缓趋势,但商业贷款2019年三季度同比增幅仍保持在健康水平。 零售业务增长亮眼。2019年第三季度,个人贷款增长迅速,达到了1.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2%。信用卡、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贡献较大,其中信用卡业务达到8928.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汽车贷款达到了4778.51亿美元,同比增长5.1%。2019年第三季度贷款的增长主要由个人消费贷款带动,其中个人贷款(含信用卡)增长313亿美元,环比增幅1.8%;住房抵押贷款增长220亿美元,环比增幅1%。零售业务的突出表现离不开宏观经济的支持、低利率环境的刺激和消费者信贷需求的增强,反映出年底季节性消费和健康的消费者信心。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约占经济总量的70%,在2019年前三季度增幅分别为1.1%、4.6%和3.2%,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在一定程度安抚了外界对美国经济或陷入衰退的担忧情绪。个人消费支出的增加得益于就业市场稳固和工资水平稳步提升。美国失业率从2019年初的4%不断下滑,11月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3.5%。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债务的持续上升也可反映出美国家庭对零售业务的需求不断增加。2019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总债务余额增加了920亿美元,增長0.7%,目前达到了13.95万亿美元。五年来,美国家庭总债务余额一直在稳步上升,按名义价值计算,目前美国家庭总债务比前一个峰值(2008年第三季度)的12.68万亿美元高出1.3万亿美元,总体家庭债务比2013年第二季度的低谷高出25.1%。
银行对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尽管金融危机后银行对某些贷款类别的直接敞口已经下降,但银行仍可能通过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放贷而保持间接敞口。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数据显示,银行对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从2010年的500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4420亿美元。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包括向私募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和向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发放的贷款等。大约11%的银行在2019年第二季度持有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其中四大银行持有非银金融机构未偿还贷款总额的50%,它们分别是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
利息收入因降息承压,非利息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
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利息净收入为4159.27亿美元,同比增长3.5%。其中最新的第三季度利息净收入较一年前同期仅增长17亿美元,约1.2%,这是自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年增长率。但是,受消费者信心增强、低利率促进消费者借贷活动的正面影响,零售业务的贷款增长为利息净收入带来了利好。2019年,受降息影响,净息差的下降在银行业是广泛存在的,在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都有所表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融资成本的上升超过了盈利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大多数银行无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弥补利息收入损失。
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为2008.24亿美元,基本与2018年持平,非利息收入占比为32.53%,较2018年同期略微下降。投资银行费用收缩较为明显。2019年前三季度,投资银行费用为81.30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减少12.15亿美元,同比减少13%。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整体政治风险增加的冲击,2019年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以及股票和投行咨询等业务收入均呈现下滑趋势。但是,受美联储降息影响,客户转向更安全的避险产品,如政府债券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因此2019年第三季度的固定收益产品交易有所增长。在美国的低利率环境下,相对稳定的非利息收入对银行保持收入稳定至关重要。得益于较强的消费者信心和低利率,零售业务表现活跃,对非利息收入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房地美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全年平均仅为3.9%,这是房地美自1971年开始调查以来第四低的年平均利率。受益于低利率,零售业务中住房抵押贷款的提前支付和再融资会为银行带来一笔额外的收入。
美国主流银行管理资产规模小幅增长,但管理费率与业务收入均呈下滑趋势
资产管理业务在主流美资银行的赢利结构中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般占收入的10%~20%,以资产服务为主的银行(如道富、纽约梅隆)甚至接近60%。但是,2019年由于降息及投资策略的趋势性变化,虽然美国主流银行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一般还有个位数的小幅增长,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及其对银行的赢利贡献均有所下滑。趋势变化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客户投资由主动策略向被动策略转变越发明显,资金由管理费较高的主动策略加速向管理费较低的被动策略流动,且主要流向先锋(Vanguard)等非银行系的头部资产管理公司,这一趋势性变化也是银行系资管业务收入整体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受降息影响及对后续利率稳中趋降的预期,包括债券及另类投资类的长期限资产投资策略受到投资者青睐,客户相关资产配置增加。但是,2019年股市的良好表现,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主动策略资产下降对收入的影响。为应对以被动策略为主导的新的市场与竞争环境,以摩根大通为代表的银行均增加了与资管服务相关的科技研发投入。
除了盈利贡献之外,资产管理业务对主流美资银行也有更深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资产管理业务有着较为稳定的收入结构,在低利率环境中,与传统的贷款或者投行的交易收入相比,管理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利率并不敏感,收入稳定的优势明显。另一方面,银行的资产管理板块具备独特的联动优势,银行不仅可以将其他业务板块的客户引流至资产管理板块,更重要的是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成为银行吸引新客户与抢占市场的切入点。
合规重点将放在网络安全和运营弹性,第三方风险管理成为新热点
美国监管机构普遍认为,网络安全威胁是未来几年美国银行业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风险。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今银行业对数据的依赖程度比过去高得多,网络攻击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导致支付系统崩溃,泄露机密客户数据,并对银行业构成普遍威胁。 美国货币监理署在发布的2020财年银行监管操作计划中,将网络安全和运营弹性定为监管重点之一,并将科技创新和实现定为新兴风险领域之一,科技重点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数字化等。运营弹性指的是银行承受不利事件并继续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是全球监管审查的前沿热点。运营弹性与网络安全息息相关,因为大多数运营的中断是由网络或者技术导致的。网络安全已经在美国货币监理署的监视雷达上出现了数年,其重要性也逐步增加,在最新的计划中,重点监管目标是检测威胁、访问控制、数据管理以及管理第三方连接。未来,网络安全的风险检查将包括信息技术风险管理评估和机构信息技术系统维护。从这一系列监管重点的转变来看,监管机构对由于网络和技术导致的运营中断的担忧日益加剧,这些问题正以更高的频率和更严重的程度影响着银行业。
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网络安全监管条例,该条例于2019年3月1日分阶段实施完毕。受该规定约束的银行目前应已满足了该规定的大部分要求,包括制定书面网络安全政策、指定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定期渗透测试和脆弱性评估、能够准确重建所有金融交易的数据保存等等。2019年3月1日,最后一个阶段的重點落在第三方风险管理,银行需要建立网络安全控制和协议,开发并实施第三方风险管理计划相关的要求,主要针对访问非公开信息或者信息系统的服务商,对其进行尽职调查和持续监控等等。
科技投入成为美国银行业的新战场,跨界合作为银行业发展带来新思路
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使传统银行面临新的竞争对手。一方面,科技巨头们正在利用平台优势积极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如信用卡、支付服务和库存贷款等,但他们不希望成为全面的银行并承担相应的监管风险。另一方面,美国的小型金融科技公司也在开发新产品,希望可以从传统银行业分一杯羹,它们虽然没有传统银行所面临的监管负担,但是由于规模和影响力有限,还不足以对大型银行的核心业务构成真正的威胁。颠覆性科技将继续推动美国银行业加快创新的脚步。银行大举投入数字创新、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等领域,主要驱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为了保护传统业务不受金融科技公司等其他新进入者的冲击,银行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自己现有产品的竞争力,以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并吸引新的客户。第二,顺应科技发展的趋势,消费者和公司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日新月异,银行需要研发新产品和新渠道来满足客户要求,提升客户体验。第三,银行也可通过新科技节约运营成本,从而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在至关重要的成本控制上取得优势。
美国银行业在科技上的投入逐年增长,但是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短期内大多数银行离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预计未来几年,银行在这方面的投入将只增不减。美国咨询公司Celent预计,2019年美国银行业科技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新科技的研发将占信息技术支出的37%,2020年该比例会增长至40%,2022年该比例将达到50%。大型银行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领跑地位。2019年,摩根大通的科技预算为11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一,较2018年同比增长5.6%,其中近一半的科技预算用于在内部实施颠覆性科技应用,另一半则主要应用于系统和数据的维护。排名第二的美国银行2019年科技预算也达到100亿美元,其中30%用于技术创新投资支出。位列第三和第四的是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2019年的科技预算分别为9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日益扩大,规模较小的银行投入金额明显落后,处于竞争劣势,未来中小银行可能会通过更多地使用第三方科技外包服务或开展行业内并购来获得竞争优势。
跨界合作为银行业发展带来新思路,传统银行拥抱金融科技所带来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2019年8月,苹果公司与高盛集团联合推出了苹果信用卡,该卡与苹果支付和苹果钱包应用连接,进一步推广了苹果支付系统,并为苹果客户提供传统信用卡服务,截至2019年9月30日,这款信用卡已经产生了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此外,谷歌也计划在2020年推出活期存款账户服务,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将与花旗集团和美国加州一家信用合作社合作,通过谷歌支付为客户提供智能活期存款账户服务,提供给客户有用的财务信息和预算工具。展望未来,将会涌现更多的跨界合作案例,并为双方带来共赢。科技公司可以推广其名下的支付平台,增强客户粘性,收集客户的财务数据以及拓展营收渠道;银行可以扩大客户基础,进一步吸收客户存款,增加零售业务份额以平衡交易和投资银行等业务的不稳定业绩,利用合作方的科技优势提升传统银行服务的客户体验。
2020年美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展望
经济衰退可能性较2019年中有所下降,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仍存
2019年,本轮美国经济扩张已进入第11年,总体通胀水平保持稳定,年化通胀率约为2.1%。然而,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随着减税和临时财政刺激对经济的提振效果逐渐消退,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年化增长率约为2.2%,低于2018年2.9%的增长水平。
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犹存,但较2019年中有所缓解。受贸易不确定性降低和消费者支出持续走强的影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有所回升,2019年10月11日,3个月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现象终于告一段落。但收益率曲线形态的恢复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市场对经济衰退的信号仍保持观察态度,市场普遍预期未来12个月内发生衰退的概率约为33%。
虽然表面上美国就业市场表现依旧强劲,失业率降至3.5%,创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但是美国新增就业数量和薪资增长正在逐步放缓,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仍未消散,或对未来消费者支出带来阴影。考虑到2020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前景和股市平稳,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避免出台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可能持续向美联储施加降息压力。2020年美联储维持或延续宽松政策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但鉴于目前利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有限,连续降息可能会提前透支政策空间。 中美贸易冲突缓和,但长期不确定性仍难消除
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有实质性影响。自2018年第三季度贸易战正式拉开帷幕以来,美国五個季度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2.2%,而贸易战前该数字约为2.9%。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提高关税会加大市场的风险厌恶情绪,并极有可能导致股市下跌。若贸易冲突恶化,将为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带来阴影。
2019年12月14日,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这体现了中美双方缓和贸易冲突、改善贸易关系的共同诉求,协定的达成避免了争端升级,有望对双方经济体带来一定提振,并减缓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冲击,同时提升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新关税将影响包括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流行电子产品在内的大量消费品。从特朗普追求连任的角度来看,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将成为其在竞选过程中可以标榜的重要政绩。从刺激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下降,进一步扩大外需有利于对冲内需的减弱,结合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整体经济有望在2020年实现筑底,衰退的概率较低。
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是长期的,目前冲突的缓和并不能降低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协议的具体执行和落地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监管环境逐步放松,网络安全和加密货币成为监管新热点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持续推进金融“松监管”。2019年4月,美联储发布外资银行监管框架新提案,根据外国银行机构的美国资产规模、相互关联性和风险状况,将外国银行机构分为四个类别,各类别内的金融机构适用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压力测试要求,该提案将放宽对外资银行子公司的资本金和压力测试要求,但对高度依赖短期融资等高风险活动的外资银行实施更严格的流动性规定。2019年10月,美联储投票通过了一系列银行监管规则调整,作为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放宽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的补充。新规则为美国和外国银行量身定制监管规定,以更密切地匹配它们的风险状况,此举旨在降低低风险中小银行的合规要求,同时对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银行保持最严格的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对于资产在10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资本要求降低约0.6%,流动性要求降低约2%,规定并未降低高风险类别公司(包括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要求和流动性要求。
2019年6月,美国监管机构开始考虑对银行进行跨机构网络防御测试,通过跨机构评测方式,监管者将全面了解银行业受网络威胁的情况。同期大型数字货币交易所对服务美国用户做出限制,美国对加密货币监管再度趋严。
美国企业债务继续快速积累,杠杆贷款质量面临下降风险
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和较为宽松的信贷标准使得美国企业债务迅速积累,截至2019年三季度,美国企业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48%。该数字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三季度的历史峰值,当时公司债务仅为6.6万亿美元,约占2008年美国GDP的44%。公司债务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公司债券和银团杠杆贷款。
银团杠杆贷款投向负债水平较高的借款人。与债券发行类似,银团杠杆贷款发行通常由大型银行牵头安排,但大部分资金来自非银投资者。随着美联储自2016年起加息,对贷款人和投资者来说,浮动利率杠杆贷款变得有吸引力。杠杆贷款市场在过去20年里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约1000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近1.2万亿美元。该市场的信贷风险也在逐步增加。杠杆贷款一般发放给信用评级较低的企业借款人,这些企业通常债务水平较高,它们经常被用于融资并购,包括杠杆收购。此外,它们通常采用浮动利率,通常是基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息差,而不是大多数公司债券的固定利率。传统的杠杆贷款包括“维护条款”,要求借款人满足一定的财务业绩指标。在21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杠杆贷款都包含这些条款。在金融危机之后,“低门槛”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大幅上升,并在2012年超过了之前的纪录高点,在2018年8月达到了新增杠杆贷款的85%。此外,杠杆贷款的信贷质量也有所恶化。FDIC报告显示,借款人的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与盈利之比从2010年的3.9倍升至2019年上半年的5.4倍。
杠杆贷款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不容小觑。标普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初,美国约有2.5%的杠杆贷款交易价格低于70%的票面价值,该占比是201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大量的“低门槛”杠杆贷款充斥市场,一旦出现未达到盈利目标或者收益下降等负面事件,债务的偿还或者再融资将变得更加困难,投资者纷纷抛售该公司贷款或避而远之,该公司贷款价格将急速下跌。
CECL会计准则将增加美国银行业拨备水平,并对盈利水平带来负面影响
“当前预期信用损失”(CECL)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16年6月发布的新信用损失会计准则。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贷款和租赁损失准备金”(ALLL)会计准则未能基于合理预期对贷款未来状况做出动态的储备水平调整,因此,CECL会计准则侧重于对贷款存续期内的预期损失进行估计。联储和货币监理署曾预计,CECL的实施将会导致美国银行业整体拨备水平上升30%~50%,一方面会迫使银行调整自身的产品经营结构,另一方面又将影响银行产品的定价,以反映新的计量模型下更高的资本成本以及贷款损失。
美国八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及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备的大型银行需要在2020年1月1日正式采用CECL会计准则,其他大多数中小银行、外资银行及储蓄机构将在2023年启用CECL。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在2019年底预测,新的会计准则将会使其拨备提升20%~30%,主要影响来源于其信用卡业务的拨备。高盛由于近年资产类业务的扩大,受CECL影响的拨备将多计提6亿~8亿美元,占目前拨备的50%以上。富国银行则因大规模收缩其商业贷款业务,拨备将减少14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作为以投行业务为主的银行,预期CECL短期内对其拨备没有太大影响。道富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因其托管性质,将更加侧重新会计准则对二级市场证券化资产和表外资产拨备计提的影响。 综合来说,CECL会计准则的实施将提升美国银行业整体拨备水平,但因为不同銀行具体的贷款构成和信贷质量有所不同,CECL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其中,CECL对信用卡业务占主体的银行影响较大,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贷款构成和较低的信贷质量将意味着较高的拨备。由于其对贷款续存期的预测要求,银行需要提高对于本国和所涉他国经济情况的长期预测,因此有些银行可能会退出风险较高、项目周期较长的业务,以避免过高的拨备计提。另外,新会计准则只要求将贷款续存期的拨备折现计算,却没有相应调整预期收益的计算,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净利润水平。
LIBOR转换或为银行业带来新挑战
全球金融市场正准备在2021年底取代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几十年来,LIBOR一直是五种主要货币的一系列全球金融产品的基准利率。向新的基准利率过渡的计划,可能会对市场定价和几个资产类别的操作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全球LIBOR总风险敞口估计将达到约350万亿美元。
经过多年使用,LIBOR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其中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形成机制。由于根据国际银行业巨头提供的报价而非实际利率市场数据来计算,LIBOR在人为操纵面前异常脆弱。近年来,大银行频频爆出操纵市场丑闻。2015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银行等六家银行罚款超过58亿美元,以惩罚它们在外汇市场操纵汇率、操纵LIBOR等违法行为。随着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LIBOR的不信任日益增加,要求变革基准利率的呼声日渐增强。为了加快推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脱离LIBOR,多国监管机构近年来加紧推出自己的替代性基准利率,但这些基准利率的成长速度并未达到监管机构的预期。尽管美联储把对基准利率转换工作的评估作为其监管审核流程的一部分,但目前银行业采用新基准利率的进展依然缓慢,基于LIBOR的金融产品和衍生品存量仍然巨大。奥纬咨询的数据显示,银行业的主要挑战来自于LIBOR转换调整产生的巨额成本,其中14家全球顶级银行预计将为此投入超过12亿美元,整个银行业将投入的高额成本可见一斑。
展望2020年,在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冲突缓和、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我们预计美国银行业仍将保持整体增长,但受净息差持续承压的影响,盈利能力增长有限。受低利率的刺激,消费者借贷活动有望继续为银行业零售板块提供动力。同时,由于经济周期下行压力和企业债务创新高,银行业资产质量值得重点关注。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资本市场波动、国际油价和汇率波动等挑战,各大银行因自身策略和经营特点不同,业绩表现将进一步分化。
(执笔人:高芳菲)
美国银行业2019年整体表现
作为美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银行业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探索发展,对支撑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美国银行业主要包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体系下所有参加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截至2019年末,联邦存款保险体系下机构数量为5193家。这一数字在2018年末为5406家,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见图1)。其中,商业银行为4521家,储蓄机构为662家,外资银行在美国的分行为10家。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8.48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90%。美国资产管理规模约为33万亿美元,大大超过银行业资产规模。
美国银行业2019年经营总体平稳,规模保持增长。2019年三季度末,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分别达到18.48万亿美元和16.38万亿美元,分别较2018年末增长3.00%和2.88%。贷款增速略低于整体资产增速,三季度末余额达到10.40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2.44%。存款余额达到14.28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2.95%。
美国银行业盈利增速放缓,主要大行表现分化。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税后净利润达到1803.09亿美元,同比小幅增长1.51%,其中约60%的银行实现了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只有约4%的银行未能盈利。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资产回报率(ROA)、资本回报率(ROE)分别达到1.33%和11.67%,分别同比下降2个基点和36个基点。美国八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为美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花旗集团、高盛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道富银行和富国银行。2019年前三季度,该八家银行税后净利润占银行业净利润的54%,其中摩根大通盈利增长最快,同比增速达9.85%;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位居其后,税后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5.02%和2.13%。其余五家银行盈利不增反降,其中道富银行盈利下滑最为明显,同比下降22.31%,主要由非利息收入下滑所致。八家银行中,摩根士丹利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分别以1.37%和14.28%居于首位,美国银行则以0.90%和9.67%居于末位。(见表1)
美国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承压。2019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业净息差为3.35%,较2018年三季度下降10个基点,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呈现季度同比下降趋势(见图2)。2019年,美联储停止缩表升息的进程,于7月以来进行了3次降息。降息对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带来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贷款增长带来的正向影响,对银行业的利润空间形成压力。由于存款竞争依然激烈,尽管银行最终将受益于较低的存款成本,但这将滞后于降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当前美国的低利率环境,美国各大银行先后宣布下调全年净息差预期。
美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稳中向好,资本充足率略有下降。2019年,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逐步下降,三季度末不良贷款率为0.92%,同比下降10个基点(见图3)。2019年三季度,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升至131%,2018年同期水平为122%。2019年三季度末,资本充足率为14.69%,同比下降5个基点(见图4)。
美国银行业股价上涨。支持性的监管环境、富有弹性的消费以及并购活动的增加使美国银行业受益,抵消了贸易紧张和全球不确定性,美国银行业股价结束了2018年的低迷走势,2019年表现优于预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道琼斯美资银行股指比2018年末上升34.89%,跑赢标普500指数28.87%的增长率。其中,八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平均增长32.15%,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分别以54%、42%、41%的增长率位列前三,摩根大通股价达历史高位,纽约梅隆银行增长最缓慢,只有7%。八家银行平均市盈率为12.27,平均市净率为1.58。
美国银行业2019年主要经营特点
商业贷款持续增长,零售业务表现突出,非银金融机构贷款敞口加大
资产和贷款平稳增长。2019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8.48万亿美元,比2018年末增加了5374亿美元,增长约3%。其中,银行持有美國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数量增长明显。2019年三季度末,银行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约2.37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持1823亿美元,增长8.34%;银行持有美国国债6232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持744亿美元,增长13.55%;贷款和租赁余额为10.40万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2473亿美元,增长2.44%。
商业贷款总量稳步增加。2019年第三季度,商业贷款总量达到了2.2万亿美元,增长额为1319亿美元,同比增长6.3%,实现了自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多的增长。美国企业长期依赖银行和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由于2018年美国税改提振经济的余温犹存,2019年低利率环境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企业贷款和贷款再融资的需求持续增长。尽管有迹象表明,由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商业活动也有放缓趋势,但商业贷款2019年三季度同比增幅仍保持在健康水平。 零售业务增长亮眼。2019年第三季度,个人贷款增长迅速,达到了1.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2%。信用卡、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贡献较大,其中信用卡业务达到8928.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汽车贷款达到了4778.51亿美元,同比增长5.1%。2019年第三季度贷款的增长主要由个人消费贷款带动,其中个人贷款(含信用卡)增长313亿美元,环比增幅1.8%;住房抵押贷款增长220亿美元,环比增幅1%。零售业务的突出表现离不开宏观经济的支持、低利率环境的刺激和消费者信贷需求的增强,反映出年底季节性消费和健康的消费者信心。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约占经济总量的70%,在2019年前三季度增幅分别为1.1%、4.6%和3.2%,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在一定程度安抚了外界对美国经济或陷入衰退的担忧情绪。个人消费支出的增加得益于就业市场稳固和工资水平稳步提升。美国失业率从2019年初的4%不断下滑,11月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3.5%。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债务的持续上升也可反映出美国家庭对零售业务的需求不断增加。2019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总债务余额增加了920亿美元,增長0.7%,目前达到了13.95万亿美元。五年来,美国家庭总债务余额一直在稳步上升,按名义价值计算,目前美国家庭总债务比前一个峰值(2008年第三季度)的12.68万亿美元高出1.3万亿美元,总体家庭债务比2013年第二季度的低谷高出25.1%。
银行对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尽管金融危机后银行对某些贷款类别的直接敞口已经下降,但银行仍可能通过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放贷而保持间接敞口。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数据显示,银行对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从2010年的500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4420亿美元。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包括向私募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和向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发放的贷款等。大约11%的银行在2019年第二季度持有非银金融机构贷款,其中四大银行持有非银金融机构未偿还贷款总额的50%,它们分别是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
利息收入因降息承压,非利息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
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利息净收入为4159.27亿美元,同比增长3.5%。其中最新的第三季度利息净收入较一年前同期仅增长17亿美元,约1.2%,这是自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年增长率。但是,受消费者信心增强、低利率促进消费者借贷活动的正面影响,零售业务的贷款增长为利息净收入带来了利好。2019年,受降息影响,净息差的下降在银行业是广泛存在的,在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都有所表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融资成本的上升超过了盈利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大多数银行无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弥补利息收入损失。
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为2008.24亿美元,基本与2018年持平,非利息收入占比为32.53%,较2018年同期略微下降。投资银行费用收缩较为明显。2019年前三季度,投资银行费用为81.30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减少12.15亿美元,同比减少13%。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整体政治风险增加的冲击,2019年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以及股票和投行咨询等业务收入均呈现下滑趋势。但是,受美联储降息影响,客户转向更安全的避险产品,如政府债券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因此2019年第三季度的固定收益产品交易有所增长。在美国的低利率环境下,相对稳定的非利息收入对银行保持收入稳定至关重要。得益于较强的消费者信心和低利率,零售业务表现活跃,对非利息收入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房地美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全年平均仅为3.9%,这是房地美自1971年开始调查以来第四低的年平均利率。受益于低利率,零售业务中住房抵押贷款的提前支付和再融资会为银行带来一笔额外的收入。
美国主流银行管理资产规模小幅增长,但管理费率与业务收入均呈下滑趋势
资产管理业务在主流美资银行的赢利结构中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般占收入的10%~20%,以资产服务为主的银行(如道富、纽约梅隆)甚至接近60%。但是,2019年由于降息及投资策略的趋势性变化,虽然美国主流银行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一般还有个位数的小幅增长,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及其对银行的赢利贡献均有所下滑。趋势变化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客户投资由主动策略向被动策略转变越发明显,资金由管理费较高的主动策略加速向管理费较低的被动策略流动,且主要流向先锋(Vanguard)等非银行系的头部资产管理公司,这一趋势性变化也是银行系资管业务收入整体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受降息影响及对后续利率稳中趋降的预期,包括债券及另类投资类的长期限资产投资策略受到投资者青睐,客户相关资产配置增加。但是,2019年股市的良好表现,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主动策略资产下降对收入的影响。为应对以被动策略为主导的新的市场与竞争环境,以摩根大通为代表的银行均增加了与资管服务相关的科技研发投入。
除了盈利贡献之外,资产管理业务对主流美资银行也有更深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资产管理业务有着较为稳定的收入结构,在低利率环境中,与传统的贷款或者投行的交易收入相比,管理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利率并不敏感,收入稳定的优势明显。另一方面,银行的资产管理板块具备独特的联动优势,银行不仅可以将其他业务板块的客户引流至资产管理板块,更重要的是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成为银行吸引新客户与抢占市场的切入点。
合规重点将放在网络安全和运营弹性,第三方风险管理成为新热点
美国监管机构普遍认为,网络安全威胁是未来几年美国银行业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风险。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今银行业对数据的依赖程度比过去高得多,网络攻击可能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导致支付系统崩溃,泄露机密客户数据,并对银行业构成普遍威胁。 美国货币监理署在发布的2020财年银行监管操作计划中,将网络安全和运营弹性定为监管重点之一,并将科技创新和实现定为新兴风险领域之一,科技重点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数字化等。运营弹性指的是银行承受不利事件并继续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是全球监管审查的前沿热点。运营弹性与网络安全息息相关,因为大多数运营的中断是由网络或者技术导致的。网络安全已经在美国货币监理署的监视雷达上出现了数年,其重要性也逐步增加,在最新的计划中,重点监管目标是检测威胁、访问控制、数据管理以及管理第三方连接。未来,网络安全的风险检查将包括信息技术风险管理评估和机构信息技术系统维护。从这一系列监管重点的转变来看,监管机构对由于网络和技术导致的运营中断的担忧日益加剧,这些问题正以更高的频率和更严重的程度影响着银行业。
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网络安全监管条例,该条例于2019年3月1日分阶段实施完毕。受该规定约束的银行目前应已满足了该规定的大部分要求,包括制定书面网络安全政策、指定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定期渗透测试和脆弱性评估、能够准确重建所有金融交易的数据保存等等。2019年3月1日,最后一个阶段的重點落在第三方风险管理,银行需要建立网络安全控制和协议,开发并实施第三方风险管理计划相关的要求,主要针对访问非公开信息或者信息系统的服务商,对其进行尽职调查和持续监控等等。
科技投入成为美国银行业的新战场,跨界合作为银行业发展带来新思路
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使传统银行面临新的竞争对手。一方面,科技巨头们正在利用平台优势积极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如信用卡、支付服务和库存贷款等,但他们不希望成为全面的银行并承担相应的监管风险。另一方面,美国的小型金融科技公司也在开发新产品,希望可以从传统银行业分一杯羹,它们虽然没有传统银行所面临的监管负担,但是由于规模和影响力有限,还不足以对大型银行的核心业务构成真正的威胁。颠覆性科技将继续推动美国银行业加快创新的脚步。银行大举投入数字创新、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等领域,主要驱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为了保护传统业务不受金融科技公司等其他新进入者的冲击,银行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自己现有产品的竞争力,以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并吸引新的客户。第二,顺应科技发展的趋势,消费者和公司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日新月异,银行需要研发新产品和新渠道来满足客户要求,提升客户体验。第三,银行也可通过新科技节约运营成本,从而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在至关重要的成本控制上取得优势。
美国银行业在科技上的投入逐年增长,但是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短期内大多数银行离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预计未来几年,银行在这方面的投入将只增不减。美国咨询公司Celent预计,2019年美国银行业科技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新科技的研发将占信息技术支出的37%,2020年该比例会增长至40%,2022年该比例将达到50%。大型银行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领跑地位。2019年,摩根大通的科技预算为11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一,较2018年同比增长5.6%,其中近一半的科技预算用于在内部实施颠覆性科技应用,另一半则主要应用于系统和数据的维护。排名第二的美国银行2019年科技预算也达到100亿美元,其中30%用于技术创新投资支出。位列第三和第四的是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2019年的科技预算分别为9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日益扩大,规模较小的银行投入金额明显落后,处于竞争劣势,未来中小银行可能会通过更多地使用第三方科技外包服务或开展行业内并购来获得竞争优势。
跨界合作为银行业发展带来新思路,传统银行拥抱金融科技所带来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2019年8月,苹果公司与高盛集团联合推出了苹果信用卡,该卡与苹果支付和苹果钱包应用连接,进一步推广了苹果支付系统,并为苹果客户提供传统信用卡服务,截至2019年9月30日,这款信用卡已经产生了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此外,谷歌也计划在2020年推出活期存款账户服务,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将与花旗集团和美国加州一家信用合作社合作,通过谷歌支付为客户提供智能活期存款账户服务,提供给客户有用的财务信息和预算工具。展望未来,将会涌现更多的跨界合作案例,并为双方带来共赢。科技公司可以推广其名下的支付平台,增强客户粘性,收集客户的财务数据以及拓展营收渠道;银行可以扩大客户基础,进一步吸收客户存款,增加零售业务份额以平衡交易和投资银行等业务的不稳定业绩,利用合作方的科技优势提升传统银行服务的客户体验。
2020年美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展望
经济衰退可能性较2019年中有所下降,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仍存
2019年,本轮美国经济扩张已进入第11年,总体通胀水平保持稳定,年化通胀率约为2.1%。然而,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随着减税和临时财政刺激对经济的提振效果逐渐消退,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年化增长率约为2.2%,低于2018年2.9%的增长水平。
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犹存,但较2019年中有所缓解。受贸易不确定性降低和消费者支出持续走强的影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有所回升,2019年10月11日,3个月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现象终于告一段落。但收益率曲线形态的恢复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市场对经济衰退的信号仍保持观察态度,市场普遍预期未来12个月内发生衰退的概率约为33%。
虽然表面上美国就业市场表现依旧强劲,失业率降至3.5%,创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但是美国新增就业数量和薪资增长正在逐步放缓,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仍未消散,或对未来消费者支出带来阴影。考虑到2020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前景和股市平稳,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避免出台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可能持续向美联储施加降息压力。2020年美联储维持或延续宽松政策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但鉴于目前利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有限,连续降息可能会提前透支政策空间。 中美贸易冲突缓和,但长期不确定性仍难消除
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有实质性影响。自2018年第三季度贸易战正式拉开帷幕以来,美国五個季度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2.2%,而贸易战前该数字约为2.9%。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提高关税会加大市场的风险厌恶情绪,并极有可能导致股市下跌。若贸易冲突恶化,将为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带来阴影。
2019年12月14日,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这体现了中美双方缓和贸易冲突、改善贸易关系的共同诉求,协定的达成避免了争端升级,有望对双方经济体带来一定提振,并减缓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冲击,同时提升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新关税将影响包括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流行电子产品在内的大量消费品。从特朗普追求连任的角度来看,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将成为其在竞选过程中可以标榜的重要政绩。从刺激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下降,进一步扩大外需有利于对冲内需的减弱,结合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整体经济有望在2020年实现筑底,衰退的概率较低。
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是长期的,目前冲突的缓和并不能降低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性,协议的具体执行和落地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监管环境逐步放松,网络安全和加密货币成为监管新热点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持续推进金融“松监管”。2019年4月,美联储发布外资银行监管框架新提案,根据外国银行机构的美国资产规模、相互关联性和风险状况,将外国银行机构分为四个类别,各类别内的金融机构适用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压力测试要求,该提案将放宽对外资银行子公司的资本金和压力测试要求,但对高度依赖短期融资等高风险活动的外资银行实施更严格的流动性规定。2019年10月,美联储投票通过了一系列银行监管规则调整,作为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放宽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的补充。新规则为美国和外国银行量身定制监管规定,以更密切地匹配它们的风险状况,此举旨在降低低风险中小银行的合规要求,同时对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银行保持最严格的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对于资产在10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资本要求降低约0.6%,流动性要求降低约2%,规定并未降低高风险类别公司(包括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要求和流动性要求。
2019年6月,美国监管机构开始考虑对银行进行跨机构网络防御测试,通过跨机构评测方式,监管者将全面了解银行业受网络威胁的情况。同期大型数字货币交易所对服务美国用户做出限制,美国对加密货币监管再度趋严。
美国企业债务继续快速积累,杠杆贷款质量面临下降风险
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和较为宽松的信贷标准使得美国企业债务迅速积累,截至2019年三季度,美国企业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48%。该数字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三季度的历史峰值,当时公司债务仅为6.6万亿美元,约占2008年美国GDP的44%。公司债务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公司债券和银团杠杆贷款。
银团杠杆贷款投向负债水平较高的借款人。与债券发行类似,银团杠杆贷款发行通常由大型银行牵头安排,但大部分资金来自非银投资者。随着美联储自2016年起加息,对贷款人和投资者来说,浮动利率杠杆贷款变得有吸引力。杠杆贷款市场在过去20年里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约1000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近1.2万亿美元。该市场的信贷风险也在逐步增加。杠杆贷款一般发放给信用评级较低的企业借款人,这些企业通常债务水平较高,它们经常被用于融资并购,包括杠杆收购。此外,它们通常采用浮动利率,通常是基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息差,而不是大多数公司债券的固定利率。传统的杠杆贷款包括“维护条款”,要求借款人满足一定的财务业绩指标。在21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杠杆贷款都包含这些条款。在金融危机之后,“低门槛”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大幅上升,并在2012年超过了之前的纪录高点,在2018年8月达到了新增杠杆贷款的85%。此外,杠杆贷款的信贷质量也有所恶化。FDIC报告显示,借款人的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与盈利之比从2010年的3.9倍升至2019年上半年的5.4倍。
杠杆贷款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不容小觑。标普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初,美国约有2.5%的杠杆贷款交易价格低于70%的票面价值,该占比是201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大量的“低门槛”杠杆贷款充斥市场,一旦出现未达到盈利目标或者收益下降等负面事件,债务的偿还或者再融资将变得更加困难,投资者纷纷抛售该公司贷款或避而远之,该公司贷款价格将急速下跌。
CECL会计准则将增加美国银行业拨备水平,并对盈利水平带来负面影响
“当前预期信用损失”(CECL)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16年6月发布的新信用损失会计准则。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贷款和租赁损失准备金”(ALLL)会计准则未能基于合理预期对贷款未来状况做出动态的储备水平调整,因此,CECL会计准则侧重于对贷款存续期内的预期损失进行估计。联储和货币监理署曾预计,CECL的实施将会导致美国银行业整体拨备水平上升30%~50%,一方面会迫使银行调整自身的产品经营结构,另一方面又将影响银行产品的定价,以反映新的计量模型下更高的资本成本以及贷款损失。
美国八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及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备的大型银行需要在2020年1月1日正式采用CECL会计准则,其他大多数中小银行、外资银行及储蓄机构将在2023年启用CECL。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在2019年底预测,新的会计准则将会使其拨备提升20%~30%,主要影响来源于其信用卡业务的拨备。高盛由于近年资产类业务的扩大,受CECL影响的拨备将多计提6亿~8亿美元,占目前拨备的50%以上。富国银行则因大规模收缩其商业贷款业务,拨备将减少14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作为以投行业务为主的银行,预期CECL短期内对其拨备没有太大影响。道富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因其托管性质,将更加侧重新会计准则对二级市场证券化资产和表外资产拨备计提的影响。 综合来说,CECL会计准则的实施将提升美国银行业整体拨备水平,但因为不同銀行具体的贷款构成和信贷质量有所不同,CECL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其中,CECL对信用卡业务占主体的银行影响较大,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贷款构成和较低的信贷质量将意味着较高的拨备。由于其对贷款续存期的预测要求,银行需要提高对于本国和所涉他国经济情况的长期预测,因此有些银行可能会退出风险较高、项目周期较长的业务,以避免过高的拨备计提。另外,新会计准则只要求将贷款续存期的拨备折现计算,却没有相应调整预期收益的计算,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净利润水平。
LIBOR转换或为银行业带来新挑战
全球金融市场正准备在2021年底取代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几十年来,LIBOR一直是五种主要货币的一系列全球金融产品的基准利率。向新的基准利率过渡的计划,可能会对市场定价和几个资产类别的操作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全球LIBOR总风险敞口估计将达到约350万亿美元。
经过多年使用,LIBOR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其中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形成机制。由于根据国际银行业巨头提供的报价而非实际利率市场数据来计算,LIBOR在人为操纵面前异常脆弱。近年来,大银行频频爆出操纵市场丑闻。2015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银行等六家银行罚款超过58亿美元,以惩罚它们在外汇市场操纵汇率、操纵LIBOR等违法行为。随着全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LIBOR的不信任日益增加,要求变革基准利率的呼声日渐增强。为了加快推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脱离LIBOR,多国监管机构近年来加紧推出自己的替代性基准利率,但这些基准利率的成长速度并未达到监管机构的预期。尽管美联储把对基准利率转换工作的评估作为其监管审核流程的一部分,但目前银行业采用新基准利率的进展依然缓慢,基于LIBOR的金融产品和衍生品存量仍然巨大。奥纬咨询的数据显示,银行业的主要挑战来自于LIBOR转换调整产生的巨额成本,其中14家全球顶级银行预计将为此投入超过12亿美元,整个银行业将投入的高额成本可见一斑。
展望2020年,在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冲突缓和、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我们预计美国银行业仍将保持整体增长,但受净息差持续承压的影响,盈利能力增长有限。受低利率的刺激,消费者借贷活动有望继续为银行业零售板块提供动力。同时,由于经济周期下行压力和企业债务创新高,银行业资产质量值得重点关注。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资本市场波动、国际油价和汇率波动等挑战,各大银行因自身策略和经营特点不同,业绩表现将进一步分化。
(执笔人:高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