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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开拓者，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却没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让位与袁世凯，本文试图从他的主观思想、当时的革命形势等方面对他退位进行分析。
【关键词】孙中山；原因；探析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以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而落下帷幕，当革命派为这场胜利而欢呼雀跃时，袁世凯却以实际行动击碎了革命派的一切梦想，随着他的称帝野心的昭然若揭，随着他对革命派打击的加大，革命派才发现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但一切都为时过晚，那革命派为什么让位于袁世凯呢？笔者从孙中山的思想上分析。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恰逢在海外未归，当时就曾表示不反对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1月16日孙中山从伦敦致电上海《民立报》转国民军政府，表示推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俱可赞成。“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1]这时，孙中山还远在国外，还不曾遇到新生政权建设的重重困难，表露的思想是十分真切的。显然，他的目的在于早日建成民国，而无争权夺利的思想。在他看来“争权”是令人鄙视的行为。政权只应成为为民众服务的工具，在孙中山说过“革命目的不达，无议和可言”之后的仅一周，1912年1月2日，他出任临时总统的第二天，致电袁世凯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2]而且，一周后，进一步了解国内革命形式，他表示只是暂时充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而已，且看临时大总统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并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上台伊始，就急于表明自己毫无眷恋权位的心迹。这与他归国时的心态是一致的。可见无论议和与否，孙均不曾反对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一职。
那他的思想动因是什么呢？孙中山对袁世凯并非毫无认识，他认为：“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成圆满之段落.”[3]借袁之手不用武力，推翻满清朝廷，迅速实现民族，民权主义，这才是孙中山的迫切愿望。至于政权是否由孙中山及其革派领袖掌握倒是没太多的考虑。因此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称“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望，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话虽如此，孙对袁还是不放心的。为了防备袁专权，孙在让位时特意提出三个条件加以约束，让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便于革命党人的监督。若据此认为孙中山是出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动机才让位，还有一些漏洞。
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有一定认识又有戒备，还要让位给他，不仅袁在国人眼中的实力派人物，而且孙认为袁是汉人，1914年袁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追溯了当年让权的原因之一是：“军府不忍战争之延绵，以为贼本汉人，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可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4]。因为袁是汉人，所以让位于袁。这说明孙中山常常谈及的民族主义含有“先民所遗留者”不是别的，正是陈旧的“夷夏之辩”。从民众心里看，因满洲贵族入关时恣意地杀戮掠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反满的怒火蕴藏以久，因此当民族主义夹杂着“夷夏之变”思想动员群众反对清王朝时，其号召力是巨大的，一时成为宣传最多，最能为人们接受的思想。对于清王朝的灭亡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仍用这种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甚至让位给袁世凯，其弊端暴露无疑，不能不说“民族主义”夹杂着“夷夏之辩”思想是让位的弊端。
相比之下，民权主义的影响力要略逊一筹，不要说在民众之中，即使在革命党中影响也很有限。孙中山在1924年回顾当年情形痛心地说；“革命成功之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不甚了解，就是现在心悦诚服的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的。”[5]他还说“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用之，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一时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之有效而见之实行矣.”[6]孙中山学习西方欲“取法乎上”建立建于欧美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但革命成功之时，未得到广大同仁的广泛支持，这是他十分懊丧和失望，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确超出当时其他革命党很多。更重要的时民权主义的宣传远不如民族主义影响广泛和深远，还未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或者说思想界还缺乏大的变动，农村矣然。当时，孙中山对还表象的批评其他革命党对他学说产生的异议，并沮丧的辞去大总统的职位，事后他说“余于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7]民权主义未得实施是其让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民生主义与让位也有关系，孙自称：“仆解职有两个原因：一在速想国民自由，一在尽粹社会上之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以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他指出：“民生主义，则抵抗资本家，使人民共享国民自由”。让位后证明了这一点，一度他致力于实业。
国内政局的复杂使使孙中山忧心忡忡，一忧列强干涉，武昌起义第三天即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欣然获得消息，但他并没有立刻回国去领导革命，而是决定转赴英法去寻求外交努力，希望各国承认中国的新生政权，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故决议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8]然而它的外交努力和借款都没有结果，回国后，他面对复杂的政局，对列强的担心更强了。战争还在继续，革命党人的军事实力并不占优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拮据，借款的钱数如杯水车薪，难以维持。革命党人内部不团结，袁世凯又步步进逼，这一切症结都摆到孙中山面前，等待他开出医治的“良方”。然而他认为“因为革命飞速成功，革命军骤起，有不可阻遏之势，列强仓促之間无以为计，才暂时采取中立的态度。如果这种僵持的局面继续下去，万一革命形式受挫，列强势必干涉，情况就更难预卜了。”[9]正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要求列强承认新生政权。甚至不惜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换取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孙中山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列强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政治上始终不承认，经济上控制和破坏。如垄断关税，卡掉关余。军事上威胁，外交上策划“南北和谈”其实革命派中担心列强干涉的又何止孙中山一人啊，当他们向列强求助而反遭列强干涉时，出于无奈，被迫寻觅强有力的人物来支撑局面。他们把先前要求列强承认的条件稍加变通，“孙中山与各都督曁内阁磋商，议定如袁氏一人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即举其充任大总统”。[10]这就是说，如果列强不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承认亦可。这正是出于对列强的干涉和担忧，革命派才在总统位置上做了让步，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之不足，恰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回到国内后，孙中山忧心忡忡，党内意见歧为万图，日渐分崩离析，孙忧虑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尽管极端，但形容當时的情形，到很合乎实事。”[11]章太炎另组“中华民国同盟会”，孙武，蓝天蔚组成“民社”，同盟会还分化出几个小组织，意见纷呈，有人主张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运动，有人主张继续保持秘密状态，并认为革命目的未达，就让位给袁氏，前途黯淡，孙目睹革命派内部之纷争，十分担忧地指出“太平天国时期，华尔，戈登的故事，不能使其重演”[12]。外来干涉已经够严峻，内部不能再起干戈。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指出，同盟会内部“意见互不统属，意见歧为万图”，以致被敌人及其走狗乘隙而入，“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已成不破之群”[13]内部纷争的焦点多半在于权和利，一些人对权利趋之若骛，他们的行为与孙中山的要求相距甚远。早在民报创刊周年之际，孙中山就指出争权夺利的严重危害，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心中存在一些皇帝的思想，就会弄到亡国”。“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耽耽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其不是自亡其国？”“外国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14]”孙中山“在个人名位上非所愿争，而国民前途岂可轻视。”[15]思想指导下，最终让位于袁世凯，随着政权的丢失，民国的前途都被葬送了，这是孙中山始料所不及的。
“让位”之后，孙中山致邓泽如书进一步解释了让位的苦衷。他说：“党人大有争权夺利的的思想，其势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的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自由进化也”。[16]可见，孙中山正是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的考量，哪怕阶段性的进步也是好的。列强的压力，自己的主观因素，最终使孙中山放弃总统职位。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3]《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__130页《革命文献》第三集第426页
[4]孙中山《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4页
[6]﹙8﹚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6 209
[7]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上海书店据1930年民智书店版影印
[9]﹙12﹚《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 128页。
[10]孙中山：《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13]《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天铎报》1912年1月二日。
[1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15]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
[16]《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
【关键词】孙中山；原因；探析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以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而落下帷幕，当革命派为这场胜利而欢呼雀跃时，袁世凯却以实际行动击碎了革命派的一切梦想，随着他的称帝野心的昭然若揭，随着他对革命派打击的加大，革命派才发现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但一切都为时过晚，那革命派为什么让位于袁世凯呢？笔者从孙中山的思想上分析。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恰逢在海外未归，当时就曾表示不反对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1月16日孙中山从伦敦致电上海《民立报》转国民军政府，表示推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俱可赞成。“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1]这时，孙中山还远在国外，还不曾遇到新生政权建设的重重困难，表露的思想是十分真切的。显然，他的目的在于早日建成民国，而无争权夺利的思想。在他看来“争权”是令人鄙视的行为。政权只应成为为民众服务的工具，在孙中山说过“革命目的不达，无议和可言”之后的仅一周，1912年1月2日，他出任临时总统的第二天，致电袁世凯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2]而且，一周后，进一步了解国内革命形式，他表示只是暂时充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而已，且看临时大总统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并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上台伊始，就急于表明自己毫无眷恋权位的心迹。这与他归国时的心态是一致的。可见无论议和与否，孙均不曾反对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一职。
那他的思想动因是什么呢？孙中山对袁世凯并非毫无认识，他认为：“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成圆满之段落.”[3]借袁之手不用武力，推翻满清朝廷，迅速实现民族，民权主义，这才是孙中山的迫切愿望。至于政权是否由孙中山及其革派领袖掌握倒是没太多的考虑。因此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称“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望，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话虽如此，孙对袁还是不放心的。为了防备袁专权，孙在让位时特意提出三个条件加以约束，让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便于革命党人的监督。若据此认为孙中山是出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动机才让位，还有一些漏洞。
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有一定认识又有戒备，还要让位给他，不仅袁在国人眼中的实力派人物，而且孙认为袁是汉人，1914年袁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追溯了当年让权的原因之一是：“军府不忍战争之延绵，以为贼本汉人，人情必恩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可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4]。因为袁是汉人，所以让位于袁。这说明孙中山常常谈及的民族主义含有“先民所遗留者”不是别的，正是陈旧的“夷夏之辩”。从民众心里看，因满洲贵族入关时恣意地杀戮掠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反满的怒火蕴藏以久，因此当民族主义夹杂着“夷夏之变”思想动员群众反对清王朝时，其号召力是巨大的，一时成为宣传最多，最能为人们接受的思想。对于清王朝的灭亡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仍用这种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甚至让位给袁世凯，其弊端暴露无疑，不能不说“民族主义”夹杂着“夷夏之辩”思想是让位的弊端。
相比之下，民权主义的影响力要略逊一筹，不要说在民众之中，即使在革命党中影响也很有限。孙中山在1924年回顾当年情形痛心地说；“革命成功之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不甚了解，就是现在心悦诚服的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的。”[5]他还说“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用之，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一时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之有效而见之实行矣.”[6]孙中山学习西方欲“取法乎上”建立建于欧美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但革命成功之时，未得到广大同仁的广泛支持，这是他十分懊丧和失望，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确超出当时其他革命党很多。更重要的时民权主义的宣传远不如民族主义影响广泛和深远，还未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或者说思想界还缺乏大的变动，农村矣然。当时，孙中山对还表象的批评其他革命党对他学说产生的异议，并沮丧的辞去大总统的职位，事后他说“余于大总统任内，见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辞职，非得已也。”[7]民权主义未得实施是其让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民生主义与让位也有关系，孙自称：“仆解职有两个原因：一在速想国民自由，一在尽粹社会上之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以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他指出：“民生主义，则抵抗资本家，使人民共享国民自由”。让位后证明了这一点，一度他致力于实业。
国内政局的复杂使使孙中山忧心忡忡，一忧列强干涉，武昌起义第三天即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欣然获得消息，但他并没有立刻回国去领导革命，而是决定转赴英法去寻求外交努力，希望各国承认中国的新生政权，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故决议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8]然而它的外交努力和借款都没有结果，回国后，他面对复杂的政局，对列强的担心更强了。战争还在继续，革命党人的军事实力并不占优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拮据，借款的钱数如杯水车薪，难以维持。革命党人内部不团结，袁世凯又步步进逼，这一切症结都摆到孙中山面前，等待他开出医治的“良方”。然而他认为“因为革命飞速成功，革命军骤起，有不可阻遏之势，列强仓促之間无以为计，才暂时采取中立的态度。如果这种僵持的局面继续下去，万一革命形式受挫，列强势必干涉，情况就更难预卜了。”[9]正因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要求列强承认新生政权。甚至不惜以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换取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孙中山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列强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政治上始终不承认，经济上控制和破坏。如垄断关税，卡掉关余。军事上威胁，外交上策划“南北和谈”其实革命派中担心列强干涉的又何止孙中山一人啊，当他们向列强求助而反遭列强干涉时，出于无奈，被迫寻觅强有力的人物来支撑局面。他们把先前要求列强承认的条件稍加变通，“孙中山与各都督曁内阁磋商，议定如袁氏一人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即举其充任大总统”。[10]这就是说，如果列强不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承认亦可。这正是出于对列强的干涉和担忧，革命派才在总统位置上做了让步，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之不足，恰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回到国内后，孙中山忧心忡忡，党内意见歧为万图，日渐分崩离析，孙忧虑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尽管极端，但形容當时的情形，到很合乎实事。”[11]章太炎另组“中华民国同盟会”，孙武，蓝天蔚组成“民社”，同盟会还分化出几个小组织，意见纷呈，有人主张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运动，有人主张继续保持秘密状态，并认为革命目的未达，就让位给袁氏，前途黯淡，孙目睹革命派内部之纷争，十分担忧地指出“太平天国时期，华尔，戈登的故事，不能使其重演”[12]。外来干涉已经够严峻，内部不能再起干戈。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指出，同盟会内部“意见互不统属，意见歧为万图”，以致被敌人及其走狗乘隙而入，“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已成不破之群”[13]内部纷争的焦点多半在于权和利，一些人对权利趋之若骛，他们的行为与孙中山的要求相距甚远。早在民报创刊周年之际，孙中山就指出争权夺利的严重危害，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心中存在一些皇帝的思想，就会弄到亡国”。“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耽耽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其不是自亡其国？”“外国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14]”孙中山“在个人名位上非所愿争，而国民前途岂可轻视。”[15]思想指导下，最终让位于袁世凯，随着政权的丢失，民国的前途都被葬送了，这是孙中山始料所不及的。
“让位”之后，孙中山致邓泽如书进一步解释了让位的苦衷。他说：“党人大有争权夺利的的思想，其势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的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自由进化也”。[16]可见，孙中山正是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的考量，哪怕阶段性的进步也是好的。列强的压力，自己的主观因素，最终使孙中山放弃总统职位。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3]《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__130页《革命文献》第三集第426页
[4]孙中山《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5]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4页
[6]﹙8﹚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16 209
[7]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上海书店据1930年民智书店版影印
[9]﹙12﹚《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 128页。
[10]孙中山：《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页
[13]《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天铎报》1912年1月二日。
[1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15]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页。
[16]《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