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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各种版本的外企铁公鸡排行榜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流传开来,不仅排行,而且还号召抵制上榜企业的产品。上榜企业忙不迭声明自己不算铁公鸡,国家商务部部长更是正式出面澄清。这是抗震救灾期间,继王石言论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这显示出中国发自草根的一股强大舆论力量。网友们说的对不对呢?
我们不赞成构成舆论的各种排行榜,包括数额很大的捐款红榜,也包括类似铁公鸡这样的黑榜。捐款应该是自愿的,种种排行榜都构成一种舆论暴力,变相形成了逼捐。(本期杂志专为感谢企业公民支持抗震救灾而辟出两个版面,但是我们去掉了企业捐款的数额。)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无视民意的存在,而只是坚持所谓的理性,尤其是这些民意广泛来自于这些跨国公司的客户—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跨国公司们的确应该进行反思。
尽管不支持这种榜单,我们仍然仔细研究了种种榜单,发现了大致的统计规律:跨国公司的平均捐款数额大致相当于同类型中国公司的五分之一到一半。这已经是外企怕担铁公鸡之恶名而普遍开始捐款或追加捐款之后的数据了。实力比中国公司强,而捐款比中国公司少,外企们是不约而同的理性呢,还是有点习惯性的见外呢?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这个新兴的超大市场里迅猛发展。在此之前,它们早已经走遍全球,阅历颇丰。我们相信,他们遇到的中国消费者们一定是他们在整个东亚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中难得一见的“好顾客”。第一,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这才有汽车界的全世界都召回而独独中国不用召回。个人消费者弱势,而企业消费者也不强。本刊今年五月号一篇文章曾介绍说,在美国,企业若是完全按照咨询公司的方案实施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向咨询公司索赔、起诉,而在中国,虽然国际大牌咨询公司拿到巨额咨询费而整垮企业的事情屡见不鲜,但中国的企业都是哑巴吃黄连,鲜有站出来讨说法的。第二,日本和韩国的消费者都有支持本国产商品而排斥外国商品的国民习惯,而中国的消费者往往还偏爱外国货,至少没有由于是外国货或者外企而全面抵制的。仅有的几次所谓抵制,要么是对欺人太甚的反应,要么是说说而已。例如,因为国家主权和战争记忆问题,国内不乏抵制日货的说法,可是,价格不菲的本田汽车不仅照样卖得好,而且还供不应求。据说家乐福在日本和香港就很不成功,而在中国,其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目共睹。
除了好心的消费者,还有宽容好客的政府。中国政府历来都优待外资,就像这次,商务部长还亲自出面,把铁公鸡事件的原因揽到自己头上,说是正面宣传和信息披露不及时。事实上,历来标榜环境保护的九十余家外企,却在中国放肆地排污。面对如此善良的消费者和宽容好客的政府,为什么这些外企会采用双重标准呢?
跨国公司的实质,本来是消除国界,四海一家的。只有用同样的产品标准和服务,才能真正做到融入每个区域市场。最成功的跨国公司,都十分强调本土化,甚至把自己当成所在国的国内企业。曾经遇到三星公司的一位高管,他喜欢说三星中国不是外企,其实就是一家中国企业。不管他说的和实质有没有差距,但是至少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具有的使命感。
德鲁克曾经向企业界大力推荐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为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同时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董事会任职的著名总裁说:“在我供职的企业中,一切计划始于财务利润的计算,而在非营利机构中,计划始于使命如何完成!”在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该有什么样的使命?那就是为中国人民的福祉、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合法经营,这样才能使事业永续,正如本期企业史栏目文章援引默克二世的一句话:“药品旨在救人……利润会随之而来。”
面对大灾难,几乎每个自然人和法人都尽可能用各种方式支援抗震救灾,本来就不该在钱数多寡上指责或者非难。然而,如此的天灾毕竟不是常态,我们更希望,跨国企业(也包括本土企业)能够时时记住自己的使命,而不仅仅是应付舆论的昙花一现。
我们不赞成构成舆论的各种排行榜,包括数额很大的捐款红榜,也包括类似铁公鸡这样的黑榜。捐款应该是自愿的,种种排行榜都构成一种舆论暴力,变相形成了逼捐。(本期杂志专为感谢企业公民支持抗震救灾而辟出两个版面,但是我们去掉了企业捐款的数额。)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无视民意的存在,而只是坚持所谓的理性,尤其是这些民意广泛来自于这些跨国公司的客户—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跨国公司们的确应该进行反思。
尽管不支持这种榜单,我们仍然仔细研究了种种榜单,发现了大致的统计规律:跨国公司的平均捐款数额大致相当于同类型中国公司的五分之一到一半。这已经是外企怕担铁公鸡之恶名而普遍开始捐款或追加捐款之后的数据了。实力比中国公司强,而捐款比中国公司少,外企们是不约而同的理性呢,还是有点习惯性的见外呢?
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这个新兴的超大市场里迅猛发展。在此之前,它们早已经走遍全球,阅历颇丰。我们相信,他们遇到的中国消费者们一定是他们在整个东亚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中难得一见的“好顾客”。第一,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这才有汽车界的全世界都召回而独独中国不用召回。个人消费者弱势,而企业消费者也不强。本刊今年五月号一篇文章曾介绍说,在美国,企业若是完全按照咨询公司的方案实施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向咨询公司索赔、起诉,而在中国,虽然国际大牌咨询公司拿到巨额咨询费而整垮企业的事情屡见不鲜,但中国的企业都是哑巴吃黄连,鲜有站出来讨说法的。第二,日本和韩国的消费者都有支持本国产商品而排斥外国商品的国民习惯,而中国的消费者往往还偏爱外国货,至少没有由于是外国货或者外企而全面抵制的。仅有的几次所谓抵制,要么是对欺人太甚的反应,要么是说说而已。例如,因为国家主权和战争记忆问题,国内不乏抵制日货的说法,可是,价格不菲的本田汽车不仅照样卖得好,而且还供不应求。据说家乐福在日本和香港就很不成功,而在中国,其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目共睹。
除了好心的消费者,还有宽容好客的政府。中国政府历来都优待外资,就像这次,商务部长还亲自出面,把铁公鸡事件的原因揽到自己头上,说是正面宣传和信息披露不及时。事实上,历来标榜环境保护的九十余家外企,却在中国放肆地排污。面对如此善良的消费者和宽容好客的政府,为什么这些外企会采用双重标准呢?
跨国公司的实质,本来是消除国界,四海一家的。只有用同样的产品标准和服务,才能真正做到融入每个区域市场。最成功的跨国公司,都十分强调本土化,甚至把自己当成所在国的国内企业。曾经遇到三星公司的一位高管,他喜欢说三星中国不是外企,其实就是一家中国企业。不管他说的和实质有没有差距,但是至少人们听到这种说法具有的使命感。
德鲁克曾经向企业界大力推荐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为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同时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董事会任职的著名总裁说:“在我供职的企业中,一切计划始于财务利润的计算,而在非营利机构中,计划始于使命如何完成!”在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该有什么样的使命?那就是为中国人民的福祉、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合法经营,这样才能使事业永续,正如本期企业史栏目文章援引默克二世的一句话:“药品旨在救人……利润会随之而来。”
面对大灾难,几乎每个自然人和法人都尽可能用各种方式支援抗震救灾,本来就不该在钱数多寡上指责或者非难。然而,如此的天灾毕竟不是常态,我们更希望,跨国企业(也包括本土企业)能够时时记住自己的使命,而不仅仅是应付舆论的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