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长补短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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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属于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小时候受过一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而后经历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变,接着有机会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来到美国深造,学习科技,同时也体验西方生活及文化。我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与研究国际关系及东方西方文化的教授学者们接触较多,多年来源于自己的生活阅历及通过参加学校有关讲座和研讨,我对东西方文化的共性及其差异越来越感兴趣。我阅读了一些有关文献和专著,尤其更关注中、美两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近几年来我觉得有不少感触和收获,在和家人及朋友交流之余,有意将其中一部分写出来,希望能和更多有兴趣的东西方人士交流和探讨。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人类和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使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但正如《金融时报》指出的:“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拥有巨大的全球影响力,这在现代史上还是头一次。”这也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各国都面临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如何保证中国持续性的发展,保证世界各国的合作和共同发展,都是现实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少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Kirby 和Ferguson教授,在他们的文章和演讲中都指出:回顾数千年世界历史,中国的经济和国力在很长时间里都曾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只是在近两百年左右落后了。现在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她正在重返其过去长期拥有的地位而已。
  尽管如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Ferguson教授和一位德国经济学教授 Moritz Schularick在2006年提出Chimerica[Chi(na)(A)merica],即中、美两国合作互惠的观点,然在2009年指出这样的合作不可能维持(The end of Chimerica)。一直以来,有关专家学者对中美关系极为重视,做了大量的研究,由中文译成英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中国著名学者阎学通教授的文章“How Can China Defeat America”(中国如何打败美国)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然,多数人还是希望国家及世界的发展前景是和谐的,但愿不会是像前哈佛大学教授享廷顿1993年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中推测的那么难以调和。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各国各自在国内都面临着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不少都与国际贸易与协作密切相关,而解决这些问题自然是各国都面临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要重视和提倡文化建设,认识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美国,许多专家学者也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党派隔阂等问题都与社会文化里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道德理念有关。比如在最近出版的“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一书中,著名专家学者Jeffrey Sachs 指出:道德危机是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
  作为在美华裔人,我们为中国的兴旺发达高兴,为我们在海外的地位的相应提高而自豪。很多人也为现存和潜在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而担忧,关心如何促进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前面提到的享廷顿教授在他1996年的著作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译本的前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我们也知道,中华文化里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为贵”,甚至“人天合一”的道理。如果人和天都应该是和谐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也应该可以通过“对话”等方式交流,相互了解,进而合作,和谐地共同发展才对。


  文化通常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其中也包含制度和风俗。在这里我想着重探讨影响和指导人们行为的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道德伦理及传统风俗)方面的文化。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在有意无意中会受到其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法规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法规也是建立在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上的。所以,道德伦理观念对个人、团体、乃至国家的行为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既然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有那么重要,我曾经好奇地想看看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东方文化的核心?同时,根据我在美国二十多年的生活经验,能不能也用一句话来描述美国或西方文化的核心?
  当我和家人及朋友讨论上述问题时,我们对西方文化还敢大胆猜一把,“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耳熟,讲起来也顺口,似乎还有点代表性。惭愧的是,要说东方文化的特点或核心是什么,我们却颇为犯难: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人天合一”,还是佛家的“戒、定、慧”?依我看来,“人天合一”最有概括性。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几年前,我在阅读有关幸福人生的研究文献时翻到几篇很有意思的书籍和文章。在美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建议下,美国心理学学会前主席Seligman教授曾带领一个研究团队耗时数年、了解世界三千年历史上各主要宗教和哲学中有关人类美德(Virtue)的定义和描述。在阅读和总结了近两百部世界经典文献和著作后,他们惊喜地发现,全世界历史上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各主要宗教和哲学里所推崇的美德都包含如下六个方面: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自制和超然(或灵性)。这为我们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共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材料,也可以作为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出发点。这些共性还可以作为前面谈到的“文明对话”或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并通过增进相互了解进一步增强合作的良好基础。下面我们就从这六个方面来看看东西方社会中个人价值观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相似性,同时也验证一下上述有关人类美德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高智慧是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因而是人类各种文化通有的且被尊重的。在Seligman等人的研究中,智慧这一美德包括热爱学习、有创造力等具体品质,我们知道这些品质在东西方主流社会中的确都是受到赞扬的。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经历千难万险,适者生存。勇气(包括勇敢、勤奋、正直等品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勇气作为美德之一在东西方文化里也没有异议。
  前面提到,儒家讲仁爱,而博爱则是西方文化推崇的,这里有共性但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国家以及国家之间都迫切需要发扬光大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传统美德。
  在一个社会或国家乃至全人类范围里,当仁爱或博爱还没能成为大家的本能,或在还难以用其诠释的范畴里,正义(包括公平、责任、团队精神等品质)的规范及美德就尤其重要。比如,东西方文化里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Golden Rule of Reciprocity)的原则,都讲国民、公民的责任。有所区别的是,中华传统里宣扬国大于家,家大于个人;我们在美国则更经常看到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性等,尽管也有“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富裕人士反馈于社会的范例。
  自制的美德包括宽恕、谦虚、谨慎、自律等方面。中华文明里对这方面美德的提倡可以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格言和警句里略见一斑。
  所谓心灵超越美德包括乐观、感恩、对卓越和完美的追求。中华文化里,我能想到这方面的例子有:“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的《将进酒》),“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这么看来,西方学者总结的上述六方面的美德(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自制、心灵超越)及有关的多种优秀品质的确反映在我们熟悉的东方文化里。我想,了解和重温这些东西方文化和社会共有的美德,不仅可作为我们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也有助于我们和西方交流并取得共识。


  十多年前有一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品学兼优的杰出华人女学生王渊。她的素质、勤奋和事迹十分令人羡慕和钦佩,使我同样难忘的是她的父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来概括他们的“经验之谈”的一句话,他们认为王渊既继承和发挥了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吸取和应用了西方文化的有益特长。亚裔人士在美国社会素来有重视教育和家庭关系、勤奋、节俭、遵纪守法等美名。这不仅在民意调查中(如“百人会”调查结果)得到肯定,也得到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赞扬。
  之前,在中美媒体和民间有关“虎妈”的讨论,揭示了中美传统或主流教育理念及家庭教育方式的区别。据我了解,包括“虎妈”蔡教授本人、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教授等参与讨论的人士都不否认亚裔中常见的严格要求和美国教育体系常见的相对灵活的风格各有千秋。所以,关键在如何根据孩子或学生的特点来因材施教,要点是要好好利用东西传统和文化在教育方法中各自的长处。
  东西方传统中差异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是父母及长辈与孩子及晚辈的关系,东方的孝敬理念和西方家庭成员之间的较为平等的关系反映在家庭生活、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我的孩子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中国人讲孝敬而美国人不讲?我的直觉是事实上没有他讲的那么绝对。于是我很快在网上找到“按照《圣经》孝敬父母”那样的材料,再跟孩子交流,一起学习为什么尊重乃至孝敬长辈是不分文化和国家的,是天经地义的。
  应给承认,亚裔孝敬的标准是要比西方文化里相应的标准高一些。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儒家仁和礼的理念与西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各自的特点。西方文化里相对更提倡个人个性自由(Individualism)、平等,而东方的文化里则强调代表天意的天子,代表集体利益的族长、村长、县官、州官等,和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那样的理想体制,以及世代相传的信息和戒律,所以我们就有前面提到的国家利益大于家庭利益,家族声望大于个人利益的传统。
  西方文化里的自由、平等,加上美国建国过程中移民、开拓疆土、创新创业的精神反映在今天美国人开放、自信、民权民主等法制观念较强的特点里。美国人推崇幽默和乐观,他们给我的印象还包括比较单纯和互相信赖;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比较可靠,美国人的慈善捐助也较普遍。尽管在美国种族歧视和偏见的现象还不少,它依然是开放、相对平等和最吸引移民的国家之一。
  要指出的是,当今不论是在中国或美国,在价值观等道德理念上普遍存在代沟。美国人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很多都还保持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这些习惯或个别非亚裔美国人的行为举止并不一定反映西方或美国文化。在中国,对外开放使中国人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对物质文明的追求,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给别人的印象是矛盾的。我读过有人的评论认为现在中国人既讲中庸,也走极端;既节俭,也乐于炫耀财富;既保持传统,也追求时尚;既知道知足常乐,但又常常财迷心窍;既讲礼仪,却又常有失礼作为,等等。
  在美国,有些专家(包括哈佛的Michael Sandel教授)也指出包容多民族多文化的国策给美国带来了人才和资源,对美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文化种类越多,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就相对增加,这可能导致社会道德标准松懈,而世风日下。因而就应该说,探索、建立和宣扬共同的道德理念就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
  这些也许也是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加强文化建设,恢复和增强精神文明的原因。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看到,建立在道德文明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行为特点和社会风气不仅与个人的学业和事业发展有关,也和社会及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有关,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沟通则有助于世界各国的和平互惠发展。
  在美国,虽然亚裔有重视教育和学历,学习勤奋、工作刻苦等特点,统计数据表明,亚裔在事业发展上似乎有某种先天不足。比如在企业和高校的上层管理人员中,亚裔人士的比例远低于亚裔在人口中的比例,这可能与亚裔人士的某些典型风格、如谦恭、礼让、喜怒不形于色等特点有关。比如,在和同事及领导讨论业务时,过于谦恭而不愿意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容易被别人误会为或是无知、或是不关心,甚至是傲慢。再如,谦虚谨慎、埋头做事固然很难得,但如果因此不愿意或不懂名正言顺地总结和介绍自己的工作成就,就往往会在提拔和提薪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在美国多数东方人相对西方人来得内向,这会影响别人对我们内在的才能和其他优点的了解,在选拔需要社交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时自然也会使东方人处于劣势。
  相对于第一代亚裔移民,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后代大多会更多地具备西方人的个性,他们中的很多人的行为举止中潜移默化地带上了多多少少东方文化色彩,当然也有由于逆反心态而排斥亚裔文化的亚裔后代。当我们在个人品行、事业发展和晚辈教育上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的长处,在社会上我们也应该更会是个好邻居、好朋友,好社区义工甚至领袖。范围再大一点,在西方人眼里,我们海外华人有意无意中都是中国人的代表,都参与并形成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印象。也就是说,我们自然都是中美文化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的一部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趋势要求有关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国际关系上也保持协调。目前欧洲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欧盟各国在货币和金融上的合作缺少各国政体及文化的协调为基础,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同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的利害关系。换句话说,没有两国人民、企业及政府之间的一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就难以维持,这到头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和家庭的前景。
  近几年来媒体上报道过中国和韩国之间围绕一些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及遗产权的讨论和争论,不少华人认为韩国有蚕食中国文化之嫌。另一方面,有调查表明韩国、日本的确对儒学的传承似乎比中国做得更好。无论如何,避免丧失文化传统和遗产(不仅是儒学,还有道家学问和禅宗等)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它、消化它、吸收它。古为今用,并和世界各国包括韩国、日本和美国一起分享。
  总之,学习探讨东、西文化的长处并应用在学业和事业、家庭和工作及社交中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取长补短,发挥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优势,学习西方文化中的长处,我们的生活应该能过能得更愉快、更成功、更有意义、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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