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是相对专科医生而言的，他们分别负责健康与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
　　专科医生（专科医疗）负责疾病形成以后一段时期的诊治，其宗旨是根据科学对人体生命与疾病本质的深入研究来认识与对抗疾病，充分体现医学的科学性方面。由于专科医疗强调根除或治愈疾病，可将其称之为治愈医学。
　　全科医生（全科医疗）负责健康时期、疾病早期乃至经专科诊疗后无法治愈的各种病患的长期照顾，其宗旨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病，无论其服务对象有无疾病（生物医学上定位的病种）或病患（有症状或不适），全科医疗都要为其提供令人满意的照顾，也即它对自己的“当事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全科医生类似于“医学服务者”与“管理者”，其工作遵循“照顾”的模式，其责任既涉及医学科学，又延及与这种服务相关的各个专业领域（包括医学以外的行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其最高价值既有科学性，又顾及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即充分体现医学的艺术性方面。
　　全科医生一直被誉为健康“守门人”。然而，一直以来，全科医生深陷于不受重视、待遇不高、职业发展路径不明朗、社会认同感较差的尴尬境地，不少全科医生“出走”，寻求新的机遇。
　　如何留住全科医生，吸引全科医生，培养更多优秀的全科医生，让他们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从教育改革、薪酬待遇、职称审评等方面予以福利，破解“全科医生荒”问题。可以说，全科医生等到了期待已久的甘霖。

全科医生并非“万金油医生”

　　中国引入全科医生还要追溯到20多年前——1989年，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全科医学培训中心。最早将全科医学引进大陆的学者是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顾湲，她介绍：“所谓全科医生就是能够代表医生原始状态的群体。他们生活在老百姓中间，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他们在别人有病痛的时候，能够帮助到别人。”
　　但在引入头几年，全科医生的真实情况却是：都在社区医院中，人数并不多，而且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全科医生的概念，认为他们是街道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医生，是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的那种“万金油”医生。直到1993年，我国才有了全科医生学科，确认了其治疗慢性病的方向。这之后，全科医生在我国开始缓慢发展。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有两个含义：
　　一是老百姓有什么不舒服，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就应该是全科医生。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对疾病做出一个判断，如果是一些小的问题，他可以给予治疗。如果发现问题比较复杂，就转诊到其他医疗机构。因为他在社区里面居住，知道每个家庭的情况，知道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有人说肚子痛，他知道这个人比较喜欢喝酒，或者是有什么不良嗜好，可以结合过去的病史比较准确地给出一个诊断，我们称之为“熟人医疗”，这跟去大医院看病的“陌生人医疗”是不一样的，这是健康的第一道关口。
　　二是因为全科医生工作在社区，他可以更多地宣传、普及、推广一些健康理念，可以更多地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来减少疾病发生，或者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的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
　　至于全科医生怎么样算全，全到什么程度，曾益新表示，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全科医生与内科、外科一样，也是专科医生。全科并不意味着知识结构、知识能力、知识水平就比其他专科医生差一些，而是他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他的知识结构是非常宽泛的，不管是小孩的、老人的，心血管的还是消化系统的都有了解。比如心脏放支架肯定不是他去做，但是他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放支架，要有这么一个判断。
　　曾益新还表示，全科医生的知識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要非常善于跟病人沟通、协调，体现人文关怀，因为很多的疾病通过语言沟通、心理疏导就能够化解，所以全科医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岗位能力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专科医生。因此，全社会特别是医学同行，一定要树立一个尊重全科医生的观念，都要关心、支持全科医生的发展。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杨玲介绍，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疾病的预防，一个是整体的照顾。举个例子，前些天有个阿姨摔了一跤，到专科医院就是看有没有外伤、骨折，但到全科医生这，先看她有没有档案，她上年纪了考虑有没有骨质疏松、高血压、糖尿病等。对来就诊的人，全科医生不光要看现患问题，还要看慢性病，两者同时介入。以人为中心就是以这个人为圆心，把他所有的健康问题或隐患都找到，这种全科思维很重要。另外全科医生要能识别危急重症，不然就会耽误患者。

看病难呼唤全科医生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你口无遮拦的样子，真丑》的文章火遍微信朋友圈，其中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孩子发烧来医院检查后，家长被告知只需回家吃药，家长脱口而出的是“你孩子发烧39.3℃你会怎样？我诅咒你孩子天天39.3℃”。
　　且不论这位家长的德行问题，先复盘一下他带孩子看病的经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病人多、等待长，从挂号到分诊再到验血拿到结果后再就医，过程中势必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结果只得到一句“回家吃药”，患者的心情可想而知。
　　试想，如果全科医生能走进“日常”，患者只需到家门口的诊所，或者是打个电话就有医生来家看病，那情绪势必会稳定很多，火药味也会大大降低。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今成了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也成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我国当前医疗资源不均衡，医疗服务地域差异明显。高端技术、先进设备和专业人才都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医院，偏远地区医疗条件差，乡级卫生院，村级卫生室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薄弱，医务人员治疗服务能力有限，使得就医人员逐步涌向上级医院，出现基层医疗机构无人问津，大医院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现象，导致医疗资源利用不充分，病人看病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全科医生的作用非常关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表示，在资源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强基层”能否强起来，分级诊疗能否实施起来，关键还是在人，在于有没有一大批“德医双馨”的全科医生人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耿庆山指出，全科医学将领跑医改，并成为医改的切入点。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将全科医生引入到基层医疗机构成为解决基层看病难的重要突破口。

给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守护

　　据了解，我国现有20余万名全科医生，缺员50万人。这些年，有人来，有人走，对这个工作，他们有失望，有委屈，也有感动和自豪。在北京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共有5名全科医生，老中青三代，正好诠释着全科医生的发展史。57岁的马佳是北京市较早的一批全科医生，“我原来在六院工作，专业是中医，1996年接受了首都医科大学3年全科医生培训。当年的这个培训还属于‘夜校’性质，是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第二代”要算站里一位30多岁的骨干医生王荣，她有多年临床经验，在2010年接受了一年脱产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而“第三代”欧阳鼎29岁，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专业，是站里最年轻的医生，也是唯一接受5年本科 3年全科医生培训的最新一代全科医生。
　　记者在海运仓卫生服务站从8点多一直呆到12点，居民大部分都是来拿药、输液、推拿理疗，鲜有问诊看病的。欧阳鼎坦言“我们地位比较低”。因为八成居民是来开药的，剩下的就是做咨询和简单检查，在一个“死也要死在三甲医院”的时代，这种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这种不信任还是难以改变。“患者对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期望不一样，他们不要求脑科医生会看脚气，却要求我们样样精通，这是不现实的。结果就是，有人彻夜在三甲医院排队挂号，看了很多科室，还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马佳表示，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全科医生除了对病人病情做一个初步的诊断，最大的功能其实是正确及时地转诊，“通过我们的判断，把病人转给专科医生，让他们及时得到诊治，不用花冤枉钱跑冤枉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
　　不久前，一名因糖尿病导致白内障的居民被马佳及时转诊到同仁医院，“从初诊到做完手术，一共两周，自己跑去挂号绝对没有这么快。”海运仓卫生服务站目前和协和、同仁等大医院都建立了双向转诊制度，全市的很多社区卫生服务站都建立了转诊制度，但是大部分市民并不了解。
　　但小区里的几次突发事件，正在逐渐改变居民们对社区全科医生的印象。
　　不久前，一位居民来到卫生站，说是身上冒冷汗，想拿点感冒药，马佳从电脑里调出病人的档案，知道她有冠心病史，建议她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发现“心房扑动”，对冠心病患者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她立刻叫了120，最终患者性命无忧。而另一位老人晨练的时候忽然晕倒在小区里，社区医生赶去急救，知道这位老人平时患有糖尿病，于是給他喂了糖水，病情很快缓解。
　　“如果老人直接被120送到大医院急救，他们不一定能及时发现老人的病因，需要做很多检查和化验，有可能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我们的优势就是对病人熟悉。”马佳说，熟悉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全科医生的一项基本功。
　　马佳诊室里有两个大柜子，左边的柜子里装的是整个社区13000多居民的基本健康资料，右边装着签约的6000多居民更为详细的资料。“这个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我们医生护士自己动手，用了几年，把6000多签约居民的资料全部输入电脑，他们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还有高危风险群体。档案库里，他们的各种情况一目了然。”马佳随便点开一个居民的档案，记者看到里面列出的除了这个居民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家族病史、过往病史、确诊医院、手术情况，还有生活习惯、不良嗜好以及体重指数、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心理评估、中医体质评估等，分成好几页，非常详细。“我们每个医生要分管几百个居民，我主管456个居民，很多有慢性病的居民，经常要电话随诊。”
　　这些海量工作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刘锡福老人是马佳主管的一位居民。一天，老人感到头晕不适、肢麻，老人的儿子给她打电话。马佳检查后，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将老人转到东直门医院，确诊为“腔隙性脑梗塞”。由于诊治及时，未发生后遗症。病愈后老人风趣地说：“我现在成了马医生的重点保护对象，后半生的健康就托付给马医生了。”

守住健康，先要留住全科医生

　　如同儿科医师一样，全科医生同样面临着待遇低的问题。“不仅如此，全科医生还要面对职称晋升难、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的诸多问题。”卫计委科技教育司司长秦怀金指出。
　　据了解，国家卫计委曾计划在2015年招收1万名全科规培生，但是报名并不踊跃。“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科医生的工作前景尚不被看好。”曾益新分析，岗位吸引力按重要性，可依次分为薪酬、职业发展、激励机制、就业环境和社会地位等。
　　近年来，国家发布了多项政策来支持全科医生的培养工作，但全科医生缺少，全科对医学人才吸引力不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为应对目前全科医生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难题，加快全科医生培养工作迫在眉睫。1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着力清除全科人才培养障碍，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全科医学人才支撑。
　　《意见》提出，接下来将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等多种途径，增加全科医生的培养数量。同时也将对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取得住培合格证书的本科学历全科医生，在人员招聘、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与临床医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同等对待。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介绍，按照《意见》，到2020年我国将初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每万居民有2～3名合格全科医生。届时，大多数患者的首诊将回到基层，全科医生首诊制度试行的基础条件将日趋成熟，90%以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在基层得到有效诊治，大病通过全科医生预约转诊，节省医疗费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