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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是区域层面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基于数据样本的实证分析指出：一方面，开放的规模与结构之间关联性较低，当内外贸、外资规模扩大时，开放结构并没有呈现同步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开放效益呈现同步提升和下降的趋势。因此，区域开放型经济在由量向质的转型過程中，必须要首先升级当地主导产业，提升主要贸易产品的结构，以品质和品牌实现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关键词： 开放型经济； 开放规模； 开放结构； 开放效益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24
对外开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策，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开放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重构的的脚步也在进一步加深。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带动下，较好地实现了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全球的配置，使地方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接受来自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乃至地方经济面临新的形势，呈现“经济新常态”，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应积极主动实行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实现互利共赢。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发展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从国家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应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因此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方已具备了量的积累，理应在提升开放发展的质量上多做有益的探索，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实现均衡发展，进而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站在新的起点上，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进行探索，将有益于我们发现并分析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找出进一步深入开放发展的短板，为补齐短板提供对策参考，实现以开发促发展质量提升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论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重在揭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探究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问题。所以论文摈弃了研究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这类研究国内外已经如数家珍，而是探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选择江浙地区的城市为例经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开放发展量大质低的问题，尤其是在广义的开放环境中，越来越大的内贸市场促使产品从量到质的必然转变，从价格优势到品牌优势的必然追求，这在当前棉铃开放型经济新形势下，更具有咨政价值。
一、文献综述
（一）开放型经济内涵及水平测度
国外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有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贸易、投资、金融等环节的对外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经济交流、国际技术合作、国际金融市场共建等方面的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国外学者在开放型经济体发展水平测度方面的应用研究很多，小岛清（1987）[1] ，Sebastin（1998）[2] 利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比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切口越来越小，但基本选择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指标的高低来研究。例如Katrin Rabitsch（2012）[3] 在研究开放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结构和贸易的作用、Philippe Bacchetta（2014）[4]在研究一个不断增长的半开放型经济的最优汇率政策（中国）时，选择了上述指标来反映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国内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研究起步较晚，并倾向于基础性的研究。对于开放型经济的内涵有多种表述，李贯歧（1995）[5] 提出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性经济而言。刘桂斌（1998）[6] 则将开放型经济表述为自主选择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体制。郑吉昌（2003）[7] 认为开放型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一类是运用计量模型对省市、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例如谢守红（2003）[8]通过洛伦兹曲线对比分析了广东省21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傅钧文（2005）[9] 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分析了上海市的开放发展水平，何悦（2013）[10]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重庆与内陆8省的开放发展水平，王晓亮和王英（2013）[11] 通过熵值法比较分析了沿海7个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认为应考虑开放的结构和效益。另一类文献的研究是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行不断地拓展，例如曾海鹰和任登鸿（2007）[12]建立了对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和旅游开放度三个层面的指标体系。肖俊夫等（2009）[13] 构建了开放程度、开放结构和开放支撑三个层面的22个指标体系。陈子曦（2010）[14] 建立了开放基础、开放程度和开放潜力三个层面的13个指标体系。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通过采用各种计量模型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值。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许多学者在开放的效益方面有了不少突破，使得指标体系更加丰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会发现，有些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指标有明显的倾斜性，例如外贸依存度很高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偏低，而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没有体现这样的特点。因此本文研究的角度在于开放型经济内各个层面发展的均衡性，通过各个相关指标的关联性研究来反映，而这类文献研究比较少。
（二）研究对象的指标选择与机理分析
笔者认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挖掘本地的潜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现资源、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从而带动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这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存在对本国或地区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的影响，以及规模效应递减等瓶颈，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效益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量与质的均衡关系能更为合理的评价区域经济的开放发展水平。 以江浙地区的城市作为对象来研究是基于江苏、浙江两省是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是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开放发展的经济基础、政策基础以及已经积累的开放基础，即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积累。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浙江外向型经济在遭遇滑坡后，对国内开放（内贸市场）的规模和效益水平均较低，与江苏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浙江产品在外贸缩水的情况下，还无法以品牌产品的优势保持国外和国内市场的份额，这需要在更多的研究中找到对策。
笔者选择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这三个层面来比较分析。在具体指标选择上参考了王洪庆（2015）[15] 、何计文（2016）[16] 、谢婷婷（2016）[17] 等的指标体系，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使用的指标详见表1。
其中第一个层面开放规模可以由以下指标来反映：外贸依存度可以用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用内贸依存度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规模；用外资依存度来考察区域经济外资利用规模。第二个层面开放结构可以用来表征的指标有：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来反映高端产品出口结构；用外商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外商投资结构。第三个层面开放效益可以用来衡量开放发展的成果和质量的指标：用内外贸易占地区产值比值来反映贸易经济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用外资企业的利润贡献度来反映外资的经济效益。
二、实证分析——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比较分析
（一）对象解释
选择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市，一是三个城市人均GDP比较接近在10000元上下，经济基础差不多；二是三个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型经济相对较发达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基础，如今面临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和质的提升；三是三者地理位置与环境较为相似，没有港口城市的特殊优势，又靠近周边大城市；四是三个城市都有各自在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有工业经济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导产业。因此，在三个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在区域层面上剖析如何由外向主导向开放型质量提升进行转变。
（二）开放规模的比较分析
1. 内外贸规模
从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外贸规模来看，嘉兴外贸依存度较高61.8%，常州最低仅为36%，也就是常州的出口额对地区GDP的比重为三分之一左右。从图1来看，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贸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尤其是绍兴增长幅度较大。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缩水的现象比较明显，各地都有所下滑，绍兴的外贸依存度也由75%下降到不足50%。因此，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规模都有显著缩小，而且有继续缓慢缩小的趋势。
（数据来源：绍兴、嘉兴、常州历年统计年鉴）（下同）
注释：指标单位涉及美元统计的均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平均价格进行转换。（下同）
而内贸规模则相反，绍兴、嘉兴、常州内贸规模在2009年以后都有不同幅度的扩大。做为开放型经济区域，与本地市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额市场贸易往来增多，效益提高，也是开放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国外市场的缩水和不确定因素增加，更多依赖国内市场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补足，更是未来开放发展的主要支撑市场。 总的来看，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绍兴和常州大，绍兴的内贸规模较小，潜力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图2）
从三个地区各自内外贸依存度的比较来看，（图3-图5） 外贸规模也不断地缩小，内贸规模在缓慢的增加，绍兴外贸规模略高于内贸规模，嘉兴由于外贸依存度较高2015年仍有55%所以高于内贸12个百分点，而常州2014年内贸规模已经超越了外贸。所以，相对绍兴和常州而言，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高（内外贸依存之和为97.54%），绍兴和常州比较接近在70%到80%之间。
2. 外商投资规模
绍兴和嘉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的变化基本同步，由于浙江和江苏两地在对外吸引资本政策上的差异，2007年之前常州与嘉绍在入世之后外商投资规模上走势有所不同，但自2007年后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符合金融危机前国外资本和热钱总是先于市场反应流动的规律。2012年后嘉兴的外资依存度有缓慢回升，2014年为4.57%，而绍兴的外资依存仍在缓慢下降，2014年不足1%，与嘉兴和常州差距比较大。（图6）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嘉兴的开放规模相对较高，绍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是短板，同时内贸的规模也有待提高。
（三）开放结构的比较分析
开放结构的优化是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而结构的优化一般认为是产品结构的高端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等方面。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开放结构时，选择用出口产品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产品的结构。从绍兴和常州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来看，差距比较大，常州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10%左右但仍然高于绍兴12个百分点。（图7）由于两地主导产业的不同，绍兴的出口商品以轻纺产品、化纤原料为主，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和尖端人才，实行创新创业弯道超车的战略，提前绍兴进入产业的转型期，因此開放经济的结构优化比较明显。绍兴出口产品上的结构性劣势，正式代表了浙江开放经济的痛点，在量到质的转型中，尤其是部分经济主体由外贸转战内贸市场的时候，遇到了贴牌到品牌的考验，品牌品质是占领内贸市场的主要利器。
由于各市对出口产品的种类统计有所差异，嘉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列入统计项目，而绍兴和常州对实际利用外资中三次产业没有列入统计项目，因此考察嘉兴开放结构可以从实际利用外资中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加反映出开放结构在不断地优化升级，2014年嘉兴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0%以上。（图8）
（四）开放效益的比较分析
1. 贸易经济贡献度
一个地区的贸易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体现了该地区开放发展的效益，从内外贸对经济的贡献来看绍兴的贸易经济效益较高尤其是2009年之后一直高于嘉兴和常州，2014年达到70.6%，嘉兴的贸易规模大于绍兴和常州，但贸易效益不及绍兴，常州贸易效益低于绍兴15个百分点。（图9） 这与绍兴第三产业占比较常州低有关，常州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接近50%，2014年也高于绍兴4.4%。（2014年常州第三产业占比48%，绍兴43.6%）同时绍兴的贸易效益较高也反映了绍兴对贸易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收贸易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绍兴贸易经济的质量（含金量）将较大程度影响地方经济的质量。 2. 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
考察开放经济效益还可以用外资企业的经营效益来反映，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直接体现在企业的利润上，通过绍兴、嘉兴、常州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比较可以发现，绍兴的外资企业利润贡献较低，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嘉兴和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嘉兴下降幅度较大为20%，但嘉兴和常州仍然高于绍兴13个百分点。绍兴外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因此在统计规模以上（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时，占比较大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并未统计在内，同时，绍兴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的稳定性也说明绍兴规模以上的工业外企业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抗风险能力较强。2012年，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绍兴、常州外资效益增长乏力，嘉兴略有下降。（图10）
（五）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关联性分析
1. 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某一区域开放型经济中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变化是否具有同步性，笔者选择采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由邓聚龙①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是计算产业与产业间关联性度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研究一个多层次复杂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关联程度的有效工具。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根据参考序列曲线与比较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两个序列关联性的大小。如果曲线越相似，则关联度就越高，序列发展趋势越同步。一般以0.6作为临界值来判断。
2. 开放规模与效益的关联分析
（1）数据选择与设定
设定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或贸易经济贡献率）为参考序列Xa（t）（或Xb（t），t为时间2006-2014。外贸依存度、内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为比较序列X1（t），X2（t），X3（t）。
（2）无量刚化处理
为了使不同的数据序列具有统一性和可比性，采用初值化算子对参考序列数据和比较序列数据进行无量刚化处理，即每个序列的数据均除以序列的第一个数据。得到标准化序列ya，yb，y1，……，y3。
（3）绝对差值计算
将每个时间点标准化后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数据的绝对差计算出来得到△yφi（t）=|yφ（t）-yi（t）|（φ=a，b；i=1，2，3），并计算绝对值序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4）关联系数计算
rφi（t）=[ωmax△yφi（t）+min△yφi（t）]/[△yφi（t）+ωmax△yφi（t）]（通常令ω=0.5）
关联度Rφi（t）=关联系数rφi（t）的均值
（5）结果分析
从结果来看，绍兴的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较低，除了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与内贸依存度关联度达到0.6，其他开放规模各指标序列与效益指标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均低于临界值0.6，说明贸易经济贡献率与开放规模各指标的曲线拟合度较低，也就是说开放规模的大小并没有与开放效益的高低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
嘉興内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贡献率关联度均大于0.6，所以嘉兴的开放规模与效益之间呈现一定的同步变化特征。常州的开放规模与效益关联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和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关联度大于0.7，呈现了较好的同步性。因此总来看，外资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三个城市都低于临界值，说明外资规模与外资的效益关联性较低，外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并没有同步提高，而外资规模缩小时，效益也没有同步下降。
3. 开放规模与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设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参考序列Xc（t），用上述相同的计量过程获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与外贸、内贸、外资依存度之间的关联度。（表4）
从关联分析结果来看，内贸依存度与开放结构有较好的同步变化特征，但内贸的规模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本应联系较为密切的外贸、外资规模却关联度都低于临界值，所以出口产品的高端化水平与开放的规模大小并无同步变化的特征。但是反过来，也说明出口产品的结构高端化，不仅有利于国外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也有利于发展内贸市场，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或者风险较大时，外贸与内贸之间的转换与互补将得以实现，地区的综合开放水平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结论
笔者旨在阐述区域层面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与结构、效益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分别从规模、结构和效益三个方面对三个地区做了横向的比较分析，发现绍兴的开放规模低于嘉兴、常州，开放结构与常州也存在较大差距；绍兴的贸易经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较大，但外资经济的效益却较低，与嘉兴和常州差距较大。
其次对开放规模、结构和效益之间的关联度做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开放的规模与结构之间关联性较低，当内外贸、外资规模扩大时，开放结构并没有呈现同步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的关联度嘉兴、常州较高，说明开放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同时，开放效益呈现同步提升和下降的趋势。
因此，在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时，一是要以本地主要的产业为基础，首先使得区域内产业结构得以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开放结构的优化；二是开放经济从量变到质的提升是经历经济新常态时期必须面临的挑战，在继续扩大开放规模的同时，要以效益的增长为根本，引进优质的外资资本，落地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提高开放经济对地方经济质量增长的贡献度；三是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联性也不断增强，受到区域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在日渐深入，开放型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需通过提升开放质量进一步提高，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故要实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品质竞争的转变；四是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痛点，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聚焦的力量来解决三十年贴牌外贸面临的困境，从不需要自我品牌，跑量就可以达到规模效应，到现在必须以创新和品牌为核心的开放发展理念，纵深内贸市场，做精外贸市场。为此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来探索出一条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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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关键词： 开放型经济； 开放规模； 开放结构； 开放效益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4.024
对外开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策，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开放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重构的的脚步也在进一步加深。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带动下，较好地实现了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全球的配置，使地方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接受来自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乃至地方经济面临新的形势，呈现“经济新常态”，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应积极主动实行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实现互利共赢。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发展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从国家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应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因此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方已具备了量的积累，理应在提升开放发展的质量上多做有益的探索，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实现均衡发展，进而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站在新的起点上，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进行探索，将有益于我们发现并分析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找出进一步深入开放发展的短板，为补齐短板提供对策参考，实现以开发促发展质量提升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论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重在揭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探究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问题。所以论文摈弃了研究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这类研究国内外已经如数家珍，而是探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选择江浙地区的城市为例经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开放发展量大质低的问题，尤其是在广义的开放环境中，越来越大的内贸市场促使产品从量到质的必然转变，从价格优势到品牌优势的必然追求，这在当前棉铃开放型经济新形势下，更具有咨政价值。
一、文献综述
（一）开放型经济内涵及水平测度
国外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有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贸易、投资、金融等环节的对外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经济交流、国际技术合作、国际金融市场共建等方面的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国外学者在开放型经济体发展水平测度方面的应用研究很多，小岛清（1987）[1] ，Sebastin（1998）[2] 利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比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切口越来越小，但基本选择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指标的高低来研究。例如Katrin Rabitsch（2012）[3] 在研究开放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结构和贸易的作用、Philippe Bacchetta（2014）[4]在研究一个不断增长的半开放型经济的最优汇率政策（中国）时，选择了上述指标来反映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国内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研究起步较晚，并倾向于基础性的研究。对于开放型经济的内涵有多种表述，李贯歧（1995）[5] 提出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性经济而言。刘桂斌（1998）[6] 则将开放型经济表述为自主选择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体制。郑吉昌（2003）[7] 认为开放型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一类是运用计量模型对省市、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例如谢守红（2003）[8]通过洛伦兹曲线对比分析了广东省21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傅钧文（2005）[9] 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分析了上海市的开放发展水平，何悦（2013）[10]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重庆与内陆8省的开放发展水平，王晓亮和王英（2013）[11] 通过熵值法比较分析了沿海7个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认为应考虑开放的结构和效益。另一类文献的研究是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行不断地拓展，例如曾海鹰和任登鸿（2007）[12]建立了对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和旅游开放度三个层面的指标体系。肖俊夫等（2009）[13] 构建了开放程度、开放结构和开放支撑三个层面的22个指标体系。陈子曦（2010）[14] 建立了开放基础、开放程度和开放潜力三个层面的13个指标体系。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通过采用各种计量模型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值。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许多学者在开放的效益方面有了不少突破，使得指标体系更加丰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会发现，有些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指标有明显的倾斜性，例如外贸依存度很高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偏低，而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没有体现这样的特点。因此本文研究的角度在于开放型经济内各个层面发展的均衡性，通过各个相关指标的关联性研究来反映，而这类文献研究比较少。
（二）研究对象的指标选择与机理分析
笔者认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挖掘本地的潜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现资源、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从而带动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这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存在对本国或地区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的影响，以及规模效应递减等瓶颈，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效益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量与质的均衡关系能更为合理的评价区域经济的开放发展水平。 以江浙地区的城市作为对象来研究是基于江苏、浙江两省是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是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开放发展的经济基础、政策基础以及已经积累的开放基础，即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积累。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浙江外向型经济在遭遇滑坡后，对国内开放（内贸市场）的规模和效益水平均较低，与江苏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浙江产品在外贸缩水的情况下，还无法以品牌产品的优势保持国外和国内市场的份额，这需要在更多的研究中找到对策。
笔者选择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这三个层面来比较分析。在具体指标选择上参考了王洪庆（2015）[15] 、何计文（2016）[16] 、谢婷婷（2016）[17] 等的指标体系，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使用的指标详见表1。
其中第一个层面开放规模可以由以下指标来反映：外贸依存度可以用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用内贸依存度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规模；用外资依存度来考察区域经济外资利用规模。第二个层面开放结构可以用来表征的指标有：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来反映高端产品出口结构；用外商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外商投资结构。第三个层面开放效益可以用来衡量开放发展的成果和质量的指标：用内外贸易占地区产值比值来反映贸易经济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用外资企业的利润贡献度来反映外资的经济效益。
二、实证分析——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比较分析
（一）对象解释
选择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市，一是三个城市人均GDP比较接近在10000元上下，经济基础差不多；二是三个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型经济相对较发达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基础，如今面临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和质的提升；三是三者地理位置与环境较为相似，没有港口城市的特殊优势，又靠近周边大城市；四是三个城市都有各自在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有工业经济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导产业。因此，在三个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在区域层面上剖析如何由外向主导向开放型质量提升进行转变。
（二）开放规模的比较分析
1. 内外贸规模
从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外贸规模来看，嘉兴外贸依存度较高61.8%，常州最低仅为36%，也就是常州的出口额对地区GDP的比重为三分之一左右。从图1来看，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贸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尤其是绍兴增长幅度较大。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缩水的现象比较明显，各地都有所下滑，绍兴的外贸依存度也由75%下降到不足50%。因此，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规模都有显著缩小，而且有继续缓慢缩小的趋势。
（数据来源：绍兴、嘉兴、常州历年统计年鉴）（下同）
注释：指标单位涉及美元统计的均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平均价格进行转换。（下同）
而内贸规模则相反，绍兴、嘉兴、常州内贸规模在2009年以后都有不同幅度的扩大。做为开放型经济区域，与本地市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额市场贸易往来增多，效益提高，也是开放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国外市场的缩水和不确定因素增加，更多依赖国内市场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补足，更是未来开放发展的主要支撑市场。 总的来看，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绍兴和常州大，绍兴的内贸规模较小，潜力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图2）
从三个地区各自内外贸依存度的比较来看，（图3-图5） 外贸规模也不断地缩小，内贸规模在缓慢的增加，绍兴外贸规模略高于内贸规模，嘉兴由于外贸依存度较高2015年仍有55%所以高于内贸12个百分点，而常州2014年内贸规模已经超越了外贸。所以，相对绍兴和常州而言，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高（内外贸依存之和为97.54%），绍兴和常州比较接近在70%到80%之间。
2. 外商投资规模
绍兴和嘉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的变化基本同步，由于浙江和江苏两地在对外吸引资本政策上的差异，2007年之前常州与嘉绍在入世之后外商投资规模上走势有所不同，但自2007年后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符合金融危机前国外资本和热钱总是先于市场反应流动的规律。2012年后嘉兴的外资依存度有缓慢回升，2014年为4.57%，而绍兴的外资依存仍在缓慢下降，2014年不足1%，与嘉兴和常州差距比较大。（图6）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嘉兴的开放规模相对较高，绍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是短板，同时内贸的规模也有待提高。
（三）开放结构的比较分析
开放结构的优化是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而结构的优化一般认为是产品结构的高端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等方面。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开放结构时，选择用出口产品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产品的结构。从绍兴和常州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来看，差距比较大，常州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10%左右但仍然高于绍兴12个百分点。（图7）由于两地主导产业的不同，绍兴的出口商品以轻纺产品、化纤原料为主，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和尖端人才，实行创新创业弯道超车的战略，提前绍兴进入产业的转型期，因此開放经济的结构优化比较明显。绍兴出口产品上的结构性劣势，正式代表了浙江开放经济的痛点，在量到质的转型中，尤其是部分经济主体由外贸转战内贸市场的时候，遇到了贴牌到品牌的考验，品牌品质是占领内贸市场的主要利器。
由于各市对出口产品的种类统计有所差异，嘉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列入统计项目，而绍兴和常州对实际利用外资中三次产业没有列入统计项目，因此考察嘉兴开放结构可以从实际利用外资中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加反映出开放结构在不断地优化升级，2014年嘉兴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0%以上。（图8）
（四）开放效益的比较分析
1. 贸易经济贡献度
一个地区的贸易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体现了该地区开放发展的效益，从内外贸对经济的贡献来看绍兴的贸易经济效益较高尤其是2009年之后一直高于嘉兴和常州，2014年达到70.6%，嘉兴的贸易规模大于绍兴和常州，但贸易效益不及绍兴，常州贸易效益低于绍兴15个百分点。（图9） 这与绍兴第三产业占比较常州低有关，常州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接近50%，2014年也高于绍兴4.4%。（2014年常州第三产业占比48%，绍兴43.6%）同时绍兴的贸易效益较高也反映了绍兴对贸易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收贸易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绍兴贸易经济的质量（含金量）将较大程度影响地方经济的质量。 2. 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
考察开放经济效益还可以用外资企业的经营效益来反映，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直接体现在企业的利润上，通过绍兴、嘉兴、常州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比较可以发现，绍兴的外资企业利润贡献较低，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嘉兴和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嘉兴下降幅度较大为20%，但嘉兴和常州仍然高于绍兴13个百分点。绍兴外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因此在统计规模以上（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时，占比较大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并未统计在内，同时，绍兴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的稳定性也说明绍兴规模以上的工业外企业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抗风险能力较强。2012年，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绍兴、常州外资效益增长乏力，嘉兴略有下降。（图10）
（五）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关联性分析
1. 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某一区域开放型经济中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变化是否具有同步性，笔者选择采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由邓聚龙①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是计算产业与产业间关联性度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研究一个多层次复杂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关联程度的有效工具。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根据参考序列曲线与比较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两个序列关联性的大小。如果曲线越相似，则关联度就越高，序列发展趋势越同步。一般以0.6作为临界值来判断。
2. 开放规模与效益的关联分析
（1）数据选择与设定
设定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或贸易经济贡献率）为参考序列Xa（t）（或Xb（t），t为时间2006-2014。外贸依存度、内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为比较序列X1（t），X2（t），X3（t）。
（2）无量刚化处理
为了使不同的数据序列具有统一性和可比性，采用初值化算子对参考序列数据和比较序列数据进行无量刚化处理，即每个序列的数据均除以序列的第一个数据。得到标准化序列ya，yb，y1，……，y3。
（3）绝对差值计算
将每个时间点标准化后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数据的绝对差计算出来得到△yφi（t）=|yφ（t）-yi（t）|（φ=a，b；i=1，2，3），并计算绝对值序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4）关联系数计算
rφi（t）=[ωmax△yφi（t）+min△yφi（t）]/[△yφi（t）+ωmax△yφi（t）]（通常令ω=0.5）
关联度Rφi（t）=关联系数rφi（t）的均值
（5）结果分析
从结果来看，绍兴的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较低，除了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与内贸依存度关联度达到0.6，其他开放规模各指标序列与效益指标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均低于临界值0.6，说明贸易经济贡献率与开放规模各指标的曲线拟合度较低，也就是说开放规模的大小并没有与开放效益的高低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
嘉興内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贡献率关联度均大于0.6，所以嘉兴的开放规模与效益之间呈现一定的同步变化特征。常州的开放规模与效益关联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和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关联度大于0.7，呈现了较好的同步性。因此总来看，外资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三个城市都低于临界值，说明外资规模与外资的效益关联性较低，外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并没有同步提高，而外资规模缩小时，效益也没有同步下降。
3. 开放规模与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设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参考序列Xc（t），用上述相同的计量过程获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与外贸、内贸、外资依存度之间的关联度。（表4）
从关联分析结果来看，内贸依存度与开放结构有较好的同步变化特征，但内贸的规模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本应联系较为密切的外贸、外资规模却关联度都低于临界值，所以出口产品的高端化水平与开放的规模大小并无同步变化的特征。但是反过来，也说明出口产品的结构高端化，不仅有利于国外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也有利于发展内贸市场，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或者风险较大时，外贸与内贸之间的转换与互补将得以实现，地区的综合开放水平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结论
笔者旨在阐述区域层面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与结构、效益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分别从规模、结构和效益三个方面对三个地区做了横向的比较分析，发现绍兴的开放规模低于嘉兴、常州，开放结构与常州也存在较大差距；绍兴的贸易经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较大，但外资经济的效益却较低，与嘉兴和常州差距较大。
其次对开放规模、结构和效益之间的关联度做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开放的规模与结构之间关联性较低，当内外贸、外资规模扩大时，开放结构并没有呈现同步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的关联度嘉兴、常州较高，说明开放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同时，开放效益呈现同步提升和下降的趋势。
因此，在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时，一是要以本地主要的产业为基础，首先使得区域内产业结构得以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开放结构的优化；二是开放经济从量变到质的提升是经历经济新常态时期必须面临的挑战，在继续扩大开放规模的同时，要以效益的增长为根本，引进优质的外资资本，落地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提高开放经济对地方经济质量增长的贡献度；三是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联性也不断增强，受到区域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在日渐深入，开放型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需通过提升开放质量进一步提高，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故要实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品质竞争的转变；四是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痛点，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聚焦的力量来解决三十年贴牌外贸面临的困境，从不需要自我品牌，跑量就可以达到规模效应，到现在必须以创新和品牌为核心的开放发展理念，纵深内贸市场，做精外贸市场。为此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来探索出一条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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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