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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招商引资虽取得可喜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珠江—西江经济带地市级政府、产業园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力、招商引资绩效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对经济带招商引资成效产生影响。基于此，应从提升招商引资工作人员的工作胜任能力、组建地市级政府招商咨询委员会、强化地市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的作用、改善招商引资工作的环境、侧重产业园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微观服务和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体系等方面来提升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水平。
关键词： 珠江—西江经济带； 招商引资； 工作胜任力； 考核指标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20
2014年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该经济带横贯广东、广西，将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相连接，既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转型发展的战略腹地，又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在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转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范围包括广东省的4市（广州、佛山、肇庆、云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7市（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近年来，广东、广西两省区加快战略合作步伐，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入，为经济带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尤其是招商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地方政府多将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地方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引擎，通过不断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等，以多元化、多渠道的合作形式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地方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一、招商引资的文献评述
狭义的招商引资，是指以土地资源、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换取投资者投资的过程。从广义而言，招商引资是指经济区综合运用政策、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交换以及相结合的过程。
国外对招商引资的理论阐述，主要是从招商引资逆向角度即国际投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两缺口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工业投资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等。其中，韦伯的工业投资区位理论、钱纳里和施特劳斯的两缺口理论不仅能够有效解释东道国大力吸引外资的原因，而且能够解释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招商引资，且在对内资的招商引资方面有相当的说服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投资与招商引资环境的关系（Hodgkinson and Nyland，2001；Kyle and Staiger，2003）[1][2]、招商引资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Gorg，Barrios and Strobl，2003）[2]、投资效益与区域投资模型（Lim and Moon，2001）[4]等方面。
国内对招商引资的研究，侧重在招商引资的主体或行为、影响因素、优化模型、指标体系、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等方面。在招商引资主体或行为方面，祝年贵（2004）[5]认为政府、企业和开发区构成招商引资的集成主体；李伟（2010）[6]指出产业招商是统筹并优化政府、开发区、企业、中介组织等招商主体和招商行为的结合点。招商引资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析和构建模型是研究的热点，其中，潘霞（2007）[7]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系统，构建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法律和自然地理等五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毛蕴诗（1994）[8]构建了包括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位选择的FDI四维分析模型；李运（2011）[9]构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企业自身素质等四项指标的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在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方面，赵德海（2013）[10]将招商引资和产业生成相结合，从产业生成的角度规范并提升招商引资；杨凌（2013）[11]构建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价值链模型，以使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
尽管目前尚未检索到公开发表文献直接研究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在设计调查问卷的维度、题项及研究思路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南宁招商引资概况
自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联通粤桂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跨省区重大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产业、旅游、环保等融合趋势明显，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成绩显著。截至2015年底，区域内重点合作项目已达111个，总投资约3015亿元①。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积极对接世界500强等国内外知名企业，2015年新增招商落户项目58个，实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50.2亿元，同比增长60.7%②。为进一步凝聚广西招商引资合力，提高招商引资成效，2016年广西出台了《广西招商引资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针对珠江—西江经济带，提出重点产业专题招商，指出依托桂东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等自治区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合作平台，围绕汽车、食品、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建材等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开展精准招商活动③。
珠江—西江经济带招商引资虽取得可喜成绩，但也存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规模不大，质量不高，工作缺乏统筹谋划，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产业配套滞后，服务效率不高，招商队伍活力不足，园区平台功能有待提升，土地、融资、人才等要素制约较大等问题④。以南宁市为例，突出问题体现在：一是招商引资规模不够大且不稳定，例如2011-2013年南宁市利用外资额在广西全区的排位逐年下降，在2014年才有所回升（表1）；二是高端项目招商引资不足，其中，国际智力机构、总部型技术研发机构的引进比较欠缺，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资总量不足；三是投资环境整体满意度经历下降后只有略微上升，如企业对南宁市投资环境的整体满意度经历了从2012-2014年的下降期，在2015年的满意度有所上升，但是上升幅度不大（图1）。上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招商引资的效果和吸引力，如不解决将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社会调查
通过对招商引资理论的梳理和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南宁招商引资概况的分析，可以归纳出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关键工作指标，即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以及招商引资人员等主体的工作重点。为探索珠江—西江经济带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人员、招商引资绩效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进一步细化各因素的衡量题项，除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之外，还需要借助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设计半结构性访谈提纲（表2）。
本研究选取了珠江—西江经济带的5个产业园15位工作人员和5个与招商相关的政府部门15位工作人员分别作为访谈对象（表3）。以政府部门和产业园区的人员为访谈对象，其目的在于通过他们了解招商过程中各个部门、各单位所应当承担的工作内容的差异性，并探讨共同完成招商任务背景下各单位之间、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产业园区之间相互配合工作的内容。为提升所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权威性、全面性以及客观性，本研究邀请访谈的人员主要包括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15人和科员2人。整个访谈从2015年10月中旬开始到12月底结束，历时2个半月。每次访谈都是采取半结构性问卷方式，即首先根据访谈提纲进行访谈，然后采取开放式提问进行引导，并集中在关注如何提升产业园区的招商绩效。访谈时间总体控制在1～3小时。在每次访谈之后，要求受访谈者尽可能地提供本单位有关招商的详细资料，主要包括会议材料、工作总结、研究报告等，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该部门以及该部门所涉及招商业务的背景等信息。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以及访谈，得到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2），其中，地市级政府为前因变量，产业园区和招商引资人员工作胜任能力为中介变量，招商引资绩效为因变量。
四、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根据文献分析和访谈提炼出各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形成调查问卷。其中，地市级政府的测量指标包括投资环境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等；产业园区的测量指标包括园区服务、经济管理等；招商人员工作胜任能力题项包括市场、信息、协调人际关系等内容；招商引资绩效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采用Likert五点尺度衡量问卷各题项，“1、2、3、4、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意见、同意、非常同意”。
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修正以提高问卷内容效度，分别请了专家学者、地市级政府主管招商引资业务处级以上领导、产业园区等各3名对问卷进行修改，反复5次直至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二）研究样本
我国招商引资经历了经营项目、经营企业、经营产业到经营新城等四个阶段，内涵依次丰富增强，招商要求不断提高。南宁市作为广西面向东盟开放的首府城市，在区位、政策、产业资源要素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其中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工业地价、电价、水价以及员工工资等方面；但同时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总量偏小、工业用地压力大、高端要素配置困难、产业园区面临转型以及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竞争等。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对于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以南宁市为样本研究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招商引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问卷抽样
问卷调查对象界定为：与招商引资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产业园区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2016年3月中旬至4月底期间，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258份，其中有效问卷194份，有效率75.2%。所抽样的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南宁地市级和县级招商、工业、发展与改革、财政、金融等政府部门，产业园区包括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伊岭工业园区、华侨管理区、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西乡塘工业集中区、南宁江南工业园区、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良庆经济开发区、邕宁新兴产业园、南宁六景工业园、兴宁产业园、黎塘工业集中区、仙葫经济技术开发区、象山工业集中区、苏博工业集中区等15个产业园区。
五、实证分析
（一）效度和信度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分量表进行效度分析。其中，地市级政府分量表、产业园区分量表、招商引资人员工作胜任力分量表、招商引资绩效分量表以及总量表的KMO值分别是0.865、0.857、0.864、0.902、0.844，均大于0.5且偏高， 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值分别是1544.905（自由度为91）、1133.238（自由度为45）、1587.524（自由度为66）、2050.814（自由度为105）、7530.344（自由度为990），且均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通过因子萃取，保留特征值大于1，各因子负载系数大于0.3，且累积解释变异量30%以上题项，问卷总体保留7因素共计40个题项。其中，地方政府分量表包括投资环境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等2个因素，共计13个题项；产业园区分量表包括园区服务和经济管理等2个因素，共计8个题项，招商引资工作人员胜任能力分量表包括招商人员工作胜任能力1个因素，共计9个题项；招商引资绩效分量表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2个因素，共计10个题项（表4）。
通過信度分析用来评估整分量表的可靠程度，其中，地市级政府分量表、产业园区分量表、招商引资人员工作胜任能力分量表、招商引资绩效分量表、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是0.914、0.902、0.931、0.921、0.955（表4），α系数0.5<α≤0.7是信度可信区间，本研究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都超过0.7，因此，本研究所设计的量表信度较佳。
（二）实证结果
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表5）可以看出：一是，自变量的各层面之间（1.投资环境建设～7.社会效益）除少数部分相关系数属于低度显著正相关外（|r|<0.40低度相关，P<0.05），大部分属于中度显著正相关（0.40≤|r|≤0.70中度相关，P<0.05），变量之间共线性可能不大，因此变量之间关系较佳。二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各个层面之间都是显著正相关。其中，招商绩效的社会效益、招商引资经济效益与招商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且显著。 为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招商引资工作模型（图2），对数据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结合招商引资工作模型，整理如下（图3）。
图3中的Beta值均为正且P<0.01，由此可知，本研究招商引资工作模型获得支持。其中，（1）“地市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绩效”的总效果值：0.163（地市级政府→招商引资绩效）+0.095（地市级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招商引资绩效）+0.065（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绩效）+0.132（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招商引资绩效）=0.455；（2）“产业园区”对“招商引资绩效”的总效果值：0.114（产业园区→招商引资绩效）+0.232（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招商引资绩效）=0.346；（3）“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对“招商引资绩效”总效果值等于0.545。总体而言，对招商引资绩效影响程度由大到小降序排列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总效果值0.545）、地级政府（总效果值0.455）、产业园区（总效果值0.346）。
六、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提升招商引资工作的建议
（一）加大力度提升招商引资工作人员的工作胜任能力
建立招商人员选拔和考核机制，实行招商人员聘任（用）制度。鼓励各开发园区试行公开招聘金融、外贸、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园区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专业招商队伍，实现专业队伍、专业策划、专业推介、专业服务，达到专业招商的效果。招聘人员实行“档案封存、择优录取、竞聘上岗”制度，实行合同聘用制，发基本工资，以招商业绩来考核奖励，推动“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通过岗位责任制、任期目标制、绩效考核制等相关制度的考核，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复合型、高素质的招商引资队伍。
（二）组建地市级政府招商咨询委员会
聘请招商顾问，成立地市级政府招商咨询委员会，提升招商引资能力。招商顾问选择范围：一是境内外知名投资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社会团体、工商企业等组织。二是境内外经济部门、行业协会及商会的知名人士、学术界知名专家学者；曾担任或现任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或大型跨国公司、知名民企的高层人员；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等。招商顾问的职责主要是宣传介绍投资环境和政策，引荐国内外投资者前来投资；负责提供投资客商的资料，协助安排与项目投资者会晤接洽等工作；对新引进重大项目提供专业意见、参与各种课题调研，提出有建设性建议。
（三）强化地市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以及珠江—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当前地市级政府招商较为急迫的工作是建立招商统筹协调机制，改善招商引资发展的软环境。一是建立招商引资领导机制。地市级政府要建立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对招商工作的科学管理，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大问题。高起点做好工业产业招商规划，重点明确各工业园区总体布局、功能定位、产业发展目标等，协调好市、区、县园区之间的关系，统筹要素资源，合理安排项目布局，推进各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协调机制。就招商引资的项目而言，要在产业园区行政管理、区域间政府横向有效联合、上下级财税分配以及土地、资金、项目落地的有效协调等方面完善并创新机制体制，如鼓励市县园区之间相互推荐项目，税收分成及招商引资任务指标由双方协商确定，避免市县园区之间恶性竞争，形成招商引资合力。
（四）改善招商引资发展的环境
一是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转移、下放力度，加快行政审批制度、企业投资管理体制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下放各类招商引资项目在投资规模、建设、规划、环评、用地、税务等方面的审批、核准、備案权限。二是完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促进机制，即从土地招拍挂、项目审批到企业开工，对重大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协调督促、跟踪进度，把专业化、精细化、保姆式的服务贯穿于项目招引、落地、建设、达产乃至持续发展的全过程。三是区域合作改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加大提供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与招商引资相关的医疗、教育、科技、信息投入，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等。
（五）侧重产业园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微观服务和管理
产业园区在提供园区服务方面，要积极争取产业园区发展政策，收集企业发展信息以及为企业建立信息平台，要善于“以商招商”；园区管理方面要建立与生产生活服务相关的社会化体系，吸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和失地农民就业，以及加强环保、生产、建筑等安全约束等。此外，还需要配合地市级政府制定产业招商指导目录，加强对引进项目导向、类型和标准的指导；建立招商项目和企业信息库，实行动态跟踪，制定个性化招商方案开展重点招商。
（六）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体系
招商引资的效益指标一是经济效益指标，主要包括投资进度、税收目标以及出口创汇等；二是社会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吸纳就业能力、对地方产业拉动能力、创新示范效应、安全风险、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可再生资源利用率等。为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体系，一是要建立招商引资的项目管理评估信息系统，从招商项目的技术水平、经济和社会关联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项目考核指标体系，提高招商引资水平；二是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招商引资的绩效考核，对引进投资规模大、牵动性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大项目予以奖励。
参考文献：
[1]A Hodgkinson，C Nyland. Space. Subjectivity and the Invest- ment Location Decision： The Case of the Illawarra[J].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1，（43）：438-461.
[2]Bagwell， Kyle and Robert W. Staiger. Informational Asp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3， （1）： 1-20.
[3]H Gorg，S Barrios，E Strobl. Multinationals’ Location Choic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ublic Incentive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03，（1）：81-107.
[4]Lim， Sung-Hoon and Moon， Hwy-Chang. Effect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ome Country Exports： the Case of Korean Firms [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1，（1）： 42-49.
[5]祝年贵. 招商引资论[D].成都：四川大学，2004.
[6]李伟. 论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能定位[J].求实，2010，（3）：30-32.
[7]潘霞.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
[8]毛蕴诗.对外直接投资过程论——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维分析模型及其运用[J]. 中山大学学报，1994，（2）：1-9.
[9]李运. 招商引资项目评估模型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
[10]赵德海.招商引资与产业生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11]杨凌.政府招商引资的价值链模型构建[J].商业时代，2013，（9）：119-121.
关键词： 珠江—西江经济带； 招商引资； 工作胜任力； 考核指标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20
2014年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该经济带横贯广东、广西，将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相连接，既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转型发展的战略腹地，又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大通道，在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转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范围包括广东省的4市（广州、佛山、肇庆、云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7市（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近年来，广东、广西两省区加快战略合作步伐，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入，为经济带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尤其是招商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地方政府多将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地方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引擎，通过不断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等，以多元化、多渠道的合作形式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地方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一、招商引资的文献评述
狭义的招商引资，是指以土地资源、优惠政策、廉价劳动力换取投资者投资的过程。从广义而言，招商引资是指经济区综合运用政策、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交换以及相结合的过程。
国外对招商引资的理论阐述，主要是从招商引资逆向角度即国际投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两缺口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工业投资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等。其中，韦伯的工业投资区位理论、钱纳里和施特劳斯的两缺口理论不仅能够有效解释东道国大力吸引外资的原因，而且能够解释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招商引资，且在对内资的招商引资方面有相当的说服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投资与招商引资环境的关系（Hodgkinson and Nyland，2001；Kyle and Staiger，2003）[1][2]、招商引资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Gorg，Barrios and Strobl，2003）[2]、投资效益与区域投资模型（Lim and Moon，2001）[4]等方面。
国内对招商引资的研究，侧重在招商引资的主体或行为、影响因素、优化模型、指标体系、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等方面。在招商引资主体或行为方面，祝年贵（2004）[5]认为政府、企业和开发区构成招商引资的集成主体；李伟（2010）[6]指出产业招商是统筹并优化政府、开发区、企业、中介组织等招商主体和招商行为的结合点。招商引资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析和构建模型是研究的热点，其中，潘霞（2007）[7]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系统，构建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法律和自然地理等五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毛蕴诗（1994）[8]构建了包括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位选择的FDI四维分析模型；李运（2011）[9]构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企业自身素质等四项指标的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在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方面，赵德海（2013）[10]将招商引资和产业生成相结合，从产业生成的角度规范并提升招商引资；杨凌（2013）[11]构建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价值链模型，以使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
尽管目前尚未检索到公开发表文献直接研究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在设计调查问卷的维度、题项及研究思路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南宁招商引资概况
自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联通粤桂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跨省区重大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产业、旅游、环保等融合趋势明显，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成绩显著。截至2015年底，区域内重点合作项目已达111个，总投资约3015亿元①。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积极对接世界500强等国内外知名企业，2015年新增招商落户项目58个，实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50.2亿元，同比增长60.7%②。为进一步凝聚广西招商引资合力，提高招商引资成效，2016年广西出台了《广西招商引资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针对珠江—西江经济带，提出重点产业专题招商，指出依托桂东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等自治区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合作平台，围绕汽车、食品、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建材等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开展精准招商活动③。
珠江—西江经济带招商引资虽取得可喜成绩，但也存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规模不大，质量不高，工作缺乏统筹谋划，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产业配套滞后，服务效率不高，招商队伍活力不足，园区平台功能有待提升，土地、融资、人才等要素制约较大等问题④。以南宁市为例，突出问题体现在：一是招商引资规模不够大且不稳定，例如2011-2013年南宁市利用外资额在广西全区的排位逐年下降，在2014年才有所回升（表1）；二是高端项目招商引资不足，其中，国际智力机构、总部型技术研发机构的引进比较欠缺，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资总量不足；三是投资环境整体满意度经历下降后只有略微上升，如企业对南宁市投资环境的整体满意度经历了从2012-2014年的下降期，在2015年的满意度有所上升，但是上升幅度不大（图1）。上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招商引资的效果和吸引力，如不解决将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社会调查
通过对招商引资理论的梳理和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及南宁招商引资概况的分析，可以归纳出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关键工作指标，即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以及招商引资人员等主体的工作重点。为探索珠江—西江经济带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人员、招商引资绩效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进一步细化各因素的衡量题项，除需要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之外，还需要借助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设计半结构性访谈提纲（表2）。
本研究选取了珠江—西江经济带的5个产业园15位工作人员和5个与招商相关的政府部门15位工作人员分别作为访谈对象（表3）。以政府部门和产业园区的人员为访谈对象，其目的在于通过他们了解招商过程中各个部门、各单位所应当承担的工作内容的差异性，并探讨共同完成招商任务背景下各单位之间、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产业园区之间相互配合工作的内容。为提升所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权威性、全面性以及客观性，本研究邀请访谈的人员主要包括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15人和科员2人。整个访谈从2015年10月中旬开始到12月底结束，历时2个半月。每次访谈都是采取半结构性问卷方式，即首先根据访谈提纲进行访谈，然后采取开放式提问进行引导，并集中在关注如何提升产业园区的招商绩效。访谈时间总体控制在1～3小时。在每次访谈之后，要求受访谈者尽可能地提供本单位有关招商的详细资料，主要包括会议材料、工作总结、研究报告等，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该部门以及该部门所涉及招商业务的背景等信息。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以及访谈，得到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2），其中，地市级政府为前因变量，产业园区和招商引资人员工作胜任能力为中介变量，招商引资绩效为因变量。
四、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根据文献分析和访谈提炼出各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形成调查问卷。其中，地市级政府的测量指标包括投资环境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等；产业园区的测量指标包括园区服务、经济管理等；招商人员工作胜任能力题项包括市场、信息、协调人际关系等内容；招商引资绩效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采用Likert五点尺度衡量问卷各题项，“1、2、3、4、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意见、同意、非常同意”。
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修正以提高问卷内容效度，分别请了专家学者、地市级政府主管招商引资业务处级以上领导、产业园区等各3名对问卷进行修改，反复5次直至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二）研究样本
我国招商引资经历了经营项目、经营企业、经营产业到经营新城等四个阶段，内涵依次丰富增强，招商要求不断提高。南宁市作为广西面向东盟开放的首府城市，在区位、政策、产业资源要素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其中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工业地价、电价、水价以及员工工资等方面；但同时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总量偏小、工业用地压力大、高端要素配置困难、产业园区面临转型以及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竞争等。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对于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以南宁市为样本研究珠江—西江经济带的招商引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问卷抽样
问卷调查对象界定为：与招商引资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产业园区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2016年3月中旬至4月底期间，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258份，其中有效问卷194份，有效率75.2%。所抽样的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南宁地市级和县级招商、工业、发展与改革、财政、金融等政府部门，产业园区包括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伊岭工业园区、华侨管理区、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西乡塘工业集中区、南宁江南工业园区、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良庆经济开发区、邕宁新兴产业园、南宁六景工业园、兴宁产业园、黎塘工业集中区、仙葫经济技术开发区、象山工业集中区、苏博工业集中区等15个产业园区。
五、实证分析
（一）效度和信度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分量表进行效度分析。其中，地市级政府分量表、产业园区分量表、招商引资人员工作胜任力分量表、招商引资绩效分量表以及总量表的KMO值分别是0.865、0.857、0.864、0.902、0.844，均大于0.5且偏高， 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值分别是1544.905（自由度为91）、1133.238（自由度为45）、1587.524（自由度为66）、2050.814（自由度为105）、7530.344（自由度为990），且均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通过因子萃取，保留特征值大于1，各因子负载系数大于0.3，且累积解释变异量30%以上题项，问卷总体保留7因素共计40个题项。其中，地方政府分量表包括投资环境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等2个因素，共计13个题项；产业园区分量表包括园区服务和经济管理等2个因素，共计8个题项，招商引资工作人员胜任能力分量表包括招商人员工作胜任能力1个因素，共计9个题项；招商引资绩效分量表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2个因素，共计10个题项（表4）。
通過信度分析用来评估整分量表的可靠程度，其中，地市级政府分量表、产业园区分量表、招商引资人员工作胜任能力分量表、招商引资绩效分量表、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是0.914、0.902、0.931、0.921、0.955（表4），α系数0.5<α≤0.7是信度可信区间，本研究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都超过0.7，因此，本研究所设计的量表信度较佳。
（二）实证结果
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表5）可以看出：一是，自变量的各层面之间（1.投资环境建设～7.社会效益）除少数部分相关系数属于低度显著正相关外（|r|<0.40低度相关，P<0.05），大部分属于中度显著正相关（0.40≤|r|≤0.70中度相关，P<0.05），变量之间共线性可能不大，因此变量之间关系较佳。二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各个层面之间都是显著正相关。其中，招商绩效的社会效益、招商引资经济效益与招商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且显著。 为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招商引资工作模型（图2），对数据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结合招商引资工作模型，整理如下（图3）。
图3中的Beta值均为正且P<0.01，由此可知，本研究招商引资工作模型获得支持。其中，（1）“地市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绩效”的总效果值：0.163（地市级政府→招商引资绩效）+0.095（地市级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招商引资绩效）+0.065（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绩效）+0.132（地市级政府→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招商引资绩效）=0.455；（2）“产业园区”对“招商引资绩效”的总效果值：0.114（产业园区→招商引资绩效）+0.232（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招商引资绩效）=0.346；（3）“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对“招商引资绩效”总效果值等于0.545。总体而言，对招商引资绩效影响程度由大到小降序排列为：招商引资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总效果值0.545）、地级政府（总效果值0.455）、产业园区（总效果值0.346）。
六、珠江—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提升招商引资工作的建议
（一）加大力度提升招商引资工作人员的工作胜任能力
建立招商人员选拔和考核机制，实行招商人员聘任（用）制度。鼓励各开发园区试行公开招聘金融、外贸、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园区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专业招商队伍，实现专业队伍、专业策划、专业推介、专业服务，达到专业招商的效果。招聘人员实行“档案封存、择优录取、竞聘上岗”制度，实行合同聘用制，发基本工资，以招商业绩来考核奖励，推动“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通过岗位责任制、任期目标制、绩效考核制等相关制度的考核，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复合型、高素质的招商引资队伍。
（二）组建地市级政府招商咨询委员会
聘请招商顾问，成立地市级政府招商咨询委员会，提升招商引资能力。招商顾问选择范围：一是境内外知名投资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社会团体、工商企业等组织。二是境内外经济部门、行业协会及商会的知名人士、学术界知名专家学者；曾担任或现任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或大型跨国公司、知名民企的高层人员；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等。招商顾问的职责主要是宣传介绍投资环境和政策，引荐国内外投资者前来投资；负责提供投资客商的资料，协助安排与项目投资者会晤接洽等工作；对新引进重大项目提供专业意见、参与各种课题调研，提出有建设性建议。
（三）强化地市级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以及珠江—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当前地市级政府招商较为急迫的工作是建立招商统筹协调机制，改善招商引资发展的软环境。一是建立招商引资领导机制。地市级政府要建立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对招商工作的科学管理，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大问题。高起点做好工业产业招商规划，重点明确各工业园区总体布局、功能定位、产业发展目标等，协调好市、区、县园区之间的关系，统筹要素资源，合理安排项目布局，推进各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协调机制。就招商引资的项目而言，要在产业园区行政管理、区域间政府横向有效联合、上下级财税分配以及土地、资金、项目落地的有效协调等方面完善并创新机制体制，如鼓励市县园区之间相互推荐项目，税收分成及招商引资任务指标由双方协商确定，避免市县园区之间恶性竞争，形成招商引资合力。
（四）改善招商引资发展的环境
一是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转移、下放力度，加快行政审批制度、企业投资管理体制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步伐，进一步下放各类招商引资项目在投资规模、建设、规划、环评、用地、税务等方面的审批、核准、備案权限。二是完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促进机制，即从土地招拍挂、项目审批到企业开工，对重大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协调督促、跟踪进度，把专业化、精细化、保姆式的服务贯穿于项目招引、落地、建设、达产乃至持续发展的全过程。三是区域合作改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加大提供公共服务的力度，加大与招商引资相关的医疗、教育、科技、信息投入，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等。
（五）侧重产业园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微观服务和管理
产业园区在提供园区服务方面，要积极争取产业园区发展政策，收集企业发展信息以及为企业建立信息平台，要善于“以商招商”；园区管理方面要建立与生产生活服务相关的社会化体系，吸引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和失地农民就业，以及加强环保、生产、建筑等安全约束等。此外，还需要配合地市级政府制定产业招商指导目录，加强对引进项目导向、类型和标准的指导；建立招商项目和企业信息库，实行动态跟踪，制定个性化招商方案开展重点招商。
（六）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体系
招商引资的效益指标一是经济效益指标，主要包括投资进度、税收目标以及出口创汇等；二是社会效益指标，主要包括吸纳就业能力、对地方产业拉动能力、创新示范效应、安全风险、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可再生资源利用率等。为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体系，一是要建立招商引资的项目管理评估信息系统，从招商项目的技术水平、经济和社会关联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项目考核指标体系，提高招商引资水平；二是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招商引资的绩效考核，对引进投资规模大、牵动性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大项目予以奖励。
参考文献：
[1]A Hodgkinson，C Nyland. Space. Subjectivity and the Invest- ment Location Decision： The Case of the Illawarra[J].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1，（43）：438-461.
[2]Bagwell， Kyle and Robert W. Staiger. Informational Asp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3， （1）： 1-20.
[3]H Gorg，S Barrios，E Strobl. Multinationals’ Location Choic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ublic Incentive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03，（1）：81-107.
[4]Lim， Sung-Hoon and Moon， Hwy-Chang. Effect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ome Country Exports： the Case of Korean Firms [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1，（1）： 42-49.
[5]祝年贵. 招商引资论[D].成都：四川大学，2004.
[6]李伟. 论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能定位[J].求实，2010，（3）：30-32.
[7]潘霞.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
[8]毛蕴诗.对外直接投资过程论——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维分析模型及其运用[J]. 中山大学学报，1994，（2）：1-9.
[9]李运. 招商引资项目评估模型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
[10]赵德海.招商引资与产业生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11]杨凌.政府招商引资的价值链模型构建[J].商业时代，2013，（9）：1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