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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作者取晒太阳时闲话之义,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六十余篇,集为《负暄琐话》,于1986年出版。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因而笔下总是轻松中含有严肃,幽默中含有泪水。出版后,国内外报刊曾发表多篇评介文章,认为作者有卓识和深情,以行云流水、冲淡自然之笔写今世之《世说新语》,描画“逝者如斯”而寓悲悯人之怀,惜古怜今之趣,书格之奇,文笔之高,为近年所罕见。
张中行,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6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教中学、大学,任编辑。学业方面兴趣广泛,博览古今中外,人推为杂家。较为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勤于写作,自云亦忠于写作,不宜写则不写,写则必以真面目对人。著述早期偏于语文方面,出版《文言文选读》、《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其后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等。将刊印有《谈文论语集》、《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辑审。
人一上了年纪,与当下的距离就渐渐拉大了,却喜欢回到过去,在记忆中反刍往事。对于那些年纪大了的作家来说,写起回忆文章来固然不会那么偏激了,但也有可能倾筐倒箧,“陈芝麻烂谷子”地一股脑端出来,令人生厌。学养精深的张中行老人晚年的著作《负暄琐话》,虽然写的主要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京华旧人旧物,属于回忆性质的文字,然而读起来却让人回味无穷,不忍释手。
《负暄琐话》主要记叙人物,有三十几篇,占了一半篇目还多。其中写的较多的是学界先贤,章太炎、胡适、朱自清、熊十力等,无一不是曾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但因为是“琐话”,所以在他们为人所熟知的学问方面,张中行只简略几笔,而将笔墨集中在他们的治学态度、为人处世等方面。比如对胡适博士,就主要写他的和易近人、爱人以德及婚姻轶事;对于搞佛学的熊十力,则重点放在他为人能够“躬行”所知所信,以及“过于认真”以至近于“顽固”的一面。《琐话》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使读者想望其风标,往往生出“余生也晚”的惆怅。
这一类名人之外,《琐话》还写了十几位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娓娓道来,人物呼之欲出。比如善模仿的金禹民,在故宫博物院复制古代名贵书画,几可乱真,其人则直率诚实。《琐话》里提到了好几位女性,因在作者看来,与旧时代的男性相比,“女性身上和心中的枷锁要多几倍,破常规自然更难”,所以“遇见略不同于常格的妇女,总想记下来,以求增加一些创新的历史财富”,这也是《红楼梦》中“使闺阁昭传”的意思,其中有工诗的随园女弟子归懋仪,也有善书的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的女儿张纶英,《琐话》都颇能扣住人物特点。
《琐话》的另外一大类笔墨是描写故都的旧貌古迹、传说轶事、偶思杂感等,这中间都饱蘸着作者的深情与关切,让读者叹息物是人非的同时,眷怀那些已死或濒死的民族文化细胞,正是这些文化细胞曾经鲜活地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给我们打上“中国人”的烙印,如“圆明园劫灰”、“广化寺”等篇目。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冲淡自然”为其最主要特点,但却绝不是语言干瘪无味的“死笔呆文字”,这在每一篇文字里都比比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立场鲜明,但语言却如他在别处所说,尽量不违“恕”道,不忍用过激的话臧否人物。如“苦雨斋一二”中,对在日据时期担任伪职的周作人,用“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否定其大节亏失,却更多着墨在其治学的“勤和认真”,以及他宽以待人的例子等,其中的功过是非自有读者自己去思考评判。
文字优美也是重要特点。作者在开篇“小引”中说:“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除了引用的几十首优美诗词外,其造语如诗者俯拾皆是,如“香冢”篇中,“几处满生芦苇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围着一些荒冢,一派萧瑟景象”,又如在“神异拾零”中,“夜里,明月窥窗,蟋蟀哀吟”等描写景物的语言,都让人感觉美不胜收。
文中也时见一些诙谐文字,读之莞尔。比如,作了《淮南鸿烈集解》的刘叔雅(文典),上课激昂抨击“有人坐车,有人拉车”的“人间不平等现象”,学生们为之感动,下课后有学生从窗口目送他出校门,《琐话》接着写道:“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有人坐车’的人。”淡淡写来,不着任何评价之语,却让人忍俊不禁之余而又味之无尽。
身为教育中人,对其中有关教育的文字尤感兴趣。《琐话》中的“红楼点滴”五篇,既写了北大课堂的“散漫”,上课自由;也写了学问的“严正”,“鼓励求真”;还谈及北大的“容忍”精神,兼容并包等等。这些曾经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的精神和做法,久已成为我们现代学校教育中稀缺的因素,读后不能不让人唏嘘不止。
凭张先生那样深湛的学问,写起此类回忆文字来,掺入较多的“学问”在里面,提高其学术“含金量”,应该是“非不能也”,但他却一心以学问之余的“旧笔剩墨”来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传递给人“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这正是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漠然的庸众所亟须的。
张中行,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6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教中学、大学,任编辑。学业方面兴趣广泛,博览古今中外,人推为杂家。较为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勤于写作,自云亦忠于写作,不宜写则不写,写则必以真面目对人。著述早期偏于语文方面,出版《文言文选读》、《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其后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等。将刊印有《谈文论语集》、《说梦楼谈屑》、《流年碎影》等。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辑审。
人一上了年纪,与当下的距离就渐渐拉大了,却喜欢回到过去,在记忆中反刍往事。对于那些年纪大了的作家来说,写起回忆文章来固然不会那么偏激了,但也有可能倾筐倒箧,“陈芝麻烂谷子”地一股脑端出来,令人生厌。学养精深的张中行老人晚年的著作《负暄琐话》,虽然写的主要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京华旧人旧物,属于回忆性质的文字,然而读起来却让人回味无穷,不忍释手。
《负暄琐话》主要记叙人物,有三十几篇,占了一半篇目还多。其中写的较多的是学界先贤,章太炎、胡适、朱自清、熊十力等,无一不是曾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但因为是“琐话”,所以在他们为人所熟知的学问方面,张中行只简略几笔,而将笔墨集中在他们的治学态度、为人处世等方面。比如对胡适博士,就主要写他的和易近人、爱人以德及婚姻轶事;对于搞佛学的熊十力,则重点放在他为人能够“躬行”所知所信,以及“过于认真”以至近于“顽固”的一面。《琐话》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使读者想望其风标,往往生出“余生也晚”的惆怅。
这一类名人之外,《琐话》还写了十几位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娓娓道来,人物呼之欲出。比如善模仿的金禹民,在故宫博物院复制古代名贵书画,几可乱真,其人则直率诚实。《琐话》里提到了好几位女性,因在作者看来,与旧时代的男性相比,“女性身上和心中的枷锁要多几倍,破常规自然更难”,所以“遇见略不同于常格的妇女,总想记下来,以求增加一些创新的历史财富”,这也是《红楼梦》中“使闺阁昭传”的意思,其中有工诗的随园女弟子归懋仪,也有善书的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的女儿张纶英,《琐话》都颇能扣住人物特点。
《琐话》的另外一大类笔墨是描写故都的旧貌古迹、传说轶事、偶思杂感等,这中间都饱蘸着作者的深情与关切,让读者叹息物是人非的同时,眷怀那些已死或濒死的民族文化细胞,正是这些文化细胞曾经鲜活地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给我们打上“中国人”的烙印,如“圆明园劫灰”、“广化寺”等篇目。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冲淡自然”为其最主要特点,但却绝不是语言干瘪无味的“死笔呆文字”,这在每一篇文字里都比比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立场鲜明,但语言却如他在别处所说,尽量不违“恕”道,不忍用过激的话臧否人物。如“苦雨斋一二”中,对在日据时期担任伪职的周作人,用“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否定其大节亏失,却更多着墨在其治学的“勤和认真”,以及他宽以待人的例子等,其中的功过是非自有读者自己去思考评判。
文字优美也是重要特点。作者在开篇“小引”中说:“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除了引用的几十首优美诗词外,其造语如诗者俯拾皆是,如“香冢”篇中,“几处满生芦苇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围着一些荒冢,一派萧瑟景象”,又如在“神异拾零”中,“夜里,明月窥窗,蟋蟀哀吟”等描写景物的语言,都让人感觉美不胜收。
文中也时见一些诙谐文字,读之莞尔。比如,作了《淮南鸿烈集解》的刘叔雅(文典),上课激昂抨击“有人坐车,有人拉车”的“人间不平等现象”,学生们为之感动,下课后有学生从窗口目送他出校门,《琐话》接着写道:“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有人坐车’的人。”淡淡写来,不着任何评价之语,却让人忍俊不禁之余而又味之无尽。
身为教育中人,对其中有关教育的文字尤感兴趣。《琐话》中的“红楼点滴”五篇,既写了北大课堂的“散漫”,上课自由;也写了学问的“严正”,“鼓励求真”;还谈及北大的“容忍”精神,兼容并包等等。这些曾经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的精神和做法,久已成为我们现代学校教育中稀缺的因素,读后不能不让人唏嘘不止。
凭张先生那样深湛的学问,写起此类回忆文字来,掺入较多的“学问”在里面,提高其学术“含金量”,应该是“非不能也”,但他却一心以学问之余的“旧笔剩墨”来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传递给人“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这正是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漠然的庸众所亟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