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建设领域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对当前社会治理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本文在基层实践的基础上，以基层一线探索出的“德法相伴”实践模式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个人—家庭—社区—城市”的“德法”建设的运作机制和主要载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存在的现实障碍及优化路径。
　　关键词：德治;法治;社会治理;“德法相伴”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德治、法治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方式的两个根本路径。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讲话中强调：“社会治理既要讲法治又要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这为我们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具体要求。只有德法并举，才能有效促进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
　　当前针对“德治与法治”的专业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等方面展开。关于法治、德治的内涵及功能，张康之（2003）指出法治还是德治，都是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和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各自的功能。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的研究焦点，王淑芹（2014）分析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三种样态，提出并立论了德治与法治既非“并列”关系也非“主次”关系，而是一种互补的“结合关系”。程婭静（2015）指出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有序推动的。法治通过吸收道德义务与权利，规定道德的培养与教育，明确道德和其它相关精神文明范畴的建设来明确德治的重要。余达淮（2016）从法律和道德是否构成一对矛盾，德治是法治的基础还是法治是德治的基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无重点之分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必须对法律和道德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具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把握好法治和德治的本真要义。对于法治和德治的实现机制与实现途径研究，吴俊明（2017）指出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的主要途径。邓超（2018）对自治、法治、德治的实现逻辑和功能定位角度出发指出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标和支撑器，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最终实现乡村善治。聚焦于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相对较少，施远涛（2018）对浙江温州开展以“德治”建设为重点推动“三治合一”（自治、德治、法治）的创新实践，进行系统分析，指出我国是“以德为主，德法融合”的基层自治方式。储著源（2018）指出德治、法治分离、消解、冲突必然导致社会秩序失序，自觉将德治、法治融入社会治理实践，遵循互补、结合、共生的构建理念，培育德治法治兼融的社会治理思维模式，实现社会秩序一体化创新和运行。
　　综上所述，关于德治和法治的研究较为宏观和学理性，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对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层面角度开展的微观和具体实践研究较为空白。因此，研究将以“德法相伴”的具体实践创新模式为切入点，探讨构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模式和优化路径。
　　二、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单纯的法治或德治都具有局限性，所以当前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环境需要法治和德治两种手段有机统一、取长补短。
　　重庆市巴南区从微观角度出发在基层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法相伴”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模式，以“德法修身、德法润家、德法睦邻、德法怡城”四个单元为载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针对性、载体性、操作性和参与性以及全链条式的工作模式，将“个人—家庭—社区—城市”的“德法”建设有机串联和融合，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作出积极有益探索。
　　“德法修身”以提升个人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为基础，通过开展 “德法红黑榜”评身边人，包括“评榜”“立榜”“议榜”等环节，表彰好人好事，曝光身边不文明现象。“以案说法院坝会”议身边事，社区每月开展院坝会，将基层法官、法律顾问请到社区，通过“情景再现—以案引法”“模拟辩论—以案说法”“延伸拓展—以案普法”“现场咨询—以案用法”四个环节，深入开展基层普法。“德法有约大讲堂”学身边法，通过“以案四说”干部大讲堂和梦想课堂、百姓茶堂等群众大讲堂以及学生大讲堂，不断拓宽道德、法律覆盖范围，灵活运用正反双向教育。最终实现“评”、“议”、“学”与人、事、法有机结合，最终激励普通群众做一个崇德尚法的人。
　　“德法润家”以家庭教育为细胞，通过“六有”推进家庭建设，鼓励家庭统一设置家风家训匾、幸福合影墙、亲情留言牌、家事分工表、家庭议事册、家庭读书角等，为家庭建设营造良好氛围。以家礼十循推进家庭教育，传播日常生活中的长幼、夫妻、邻里、持家、待客、祭祖等礼仪为传统文化精髓，强化家庭生活中自觉遵循的基本标准。以“家年会”为契机推进家风传承，利用春节、中秋、端午、重阳等中国传统佳节，倡导家庭在餐桌上开展“讲家史、立家训，说得失、谈梦想，传家礼、送祝福”等活动，培育一个守德尊法的家。
　　“德法睦邻”邻里社区为载体，“以活动聚人气”，鼓励开展“爱在社区邻里节”、家庭厨艺大赛、“邻里百家宴”、“巾帼爱心赶场天”、“德法民星秀”等社区活动，增强群众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以调解促和气，通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小马”工作者、乡贤讲理员、法务志愿者基层调节队伍，将基层群众家庭、邻里等矛盾从源头化解。以公约树正气，制定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公约”补充基层法律空白，最终建一个厚德循法的社区大院。 　　“德法怡城”为基层自治目标，通过“信用巴南”门户网站、后台数据管理系统、体系成员单位管理系统三大平台，不断推进“信用巴南”建设，营造守法诚信褒、违法失信惩戒的浓厚氛围。推进“问政平台”建设，运用“看巴南APP@巴小萱”网络问政平台、重庆群工党建平台，畅通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深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推进“三社联动”工作，通过项目制、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有机融合，完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供给模式，最终构筑一座崇德尚法的城。
　　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德法相伴” 在具体基层治理实践中将德治和法治有效落实，提升个人、家庭、社区、城市的德法意识，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实践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障碍及优化
　　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基层政府、社区、社区居民、社区企业、社区组织和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在制度安排、运作机制、活动开展、长效机制、服务管理、参与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现实制约因素。因此，基层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一是需要在转变基层政府发展理念上下功夫，切实需要政府真正由“管理”转化为“治理”理念。二是在培养和壮大专业化的德法人才队伍上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障碍，需要调动基层法官、律师、法务、调解等志愿工作者积极性，建立志愿法律工作者信息库和人员队伍，为庞大的基层社区提供法律咨询。三是准确定位各方角色、厘清多方职责。尤其是要畅通活跃在基层社区一线的社会组织的参与途径，同时不断规范政府购买服務的程序和方式，建立社区购买服务的简易程序和政府统一购买服务的规范程序，确保项目运行的公开、公平、透明。
　　参考文献
　　[1]  王淑芹，刘畅.德治与法治：何种关系[J].论理学研究，2014（5）：64-68
　　[2]  程娅静.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J].人民论坛，2015（5）：128-130
　　[3]  余达淮，陈光洁.“法治”与“德治”关系三题[J]道德与文明，2016（2）：14-18
　　[4]  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J].学术论坛，2003（5）：1-5
　　[5]  吴俊明.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J].法学杂志，2017（5）：28-38
　　[6]  邓超.实践逻辑与功能定位：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J].党政研究，2018（3）：89-95
　　[7]  施远涛，赵定东，何长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功能定位、运行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浙江温州的社会治理实践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8（8）：75-82
　　[8]  储著源.德治、法治与和谐社会秩序[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1）：98-105
　　[9]  王伟，汪荣有.德法并举：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研讨会综述[J].道德与文明.2015（3）：156-159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重庆市委党校2018年一般课题《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模式和路径研究》（批准号：CQDX2018B-059）的支持。
　　作者简介：张飞霞（1989-），女，河北邯郸人，管理学硕士，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