郏领浩避开大队伍，在送别的角落偷偷抹眼泪。
　　这是一个飘着细雨的夏日午后，丁当和孩子们撑伞到地铁站，为即将回老家河南的牛牧乐送行。有些孩子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不想面对送别的场景”。
　　牛牧乐今年小学毕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父母失业两个月，因而中断了两个月的社保缴纳。报名初中的时候，牛牧乐的妈妈张燕才知道中断社保缴纳后，牛牧乐无法继续在深圳读初中。
　　张燕略显生疏地扫了二维码，准备好乘车码小程序，又在其他人帮助下买好了牛牧乐的纸质车票。来深圳十三年，她还不会在地铁站买票。
　　这次突然却又在意料之中的离别也意味着，牛牧乐没有办法继续参演儿童戏剧《X是个漂流瓶》。
　　这是一部有关流动儿童的戏剧。流动儿童，即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儿童。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儿童中有12.8%为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
　　但这些对丁当而言，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牛牧乐的故事几乎每年都会在绿色蔷薇发生。
　　绿色蔷薇是一家“专门服务女工及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丁当是绿色蔷薇的创始人，也是这场儿童戏剧的组织者。
　　2004年，16岁的丁当辍学，从老家甘肃天水南下深圳打工。第二年，在打工工厂的图书馆中，丁当坐在宿舍走廊，借着微弱的灯光，整夜看书。她读《简爱》、《飘》、《平凡的世界》、《走回女儿国》……最令她触动的是《简爱》里面的一句话：“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
　　在图书馆的“公益书屋”里，丁当和工友们毫无顾忌地交流、分享彼此的故事，平常聊得晚了就与工友们结伴回家，过年过节一起办晚会。与打工时“冰冷机器”的自我感觉不同，在这个组织里，丁当“感受到了爱、尊重和平等”。于是丁当应聘成为了书屋的工作人员。
　　但丁当远远不满足于此，她希望有一个可以表达观点和交流感受的空间，这个空间将完全属于女工自己，那里“可以大胆谈论性、谈论婚姻、讨论性骚扰。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心地喝酒跳舞，分享我们的快乐，也可以放心地哭泣，不用担心被评判、被嘲讽。”
　　2015年，她创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绿色蔷薇”。结合实地考察和熟悉程度，她把绿色蔷薇建立在了距离她当初工作的工厂不远的横岗街道六约社区。
　　她曾以一场根据真实经歷改编的戏剧《她们说》，来讲述自己和女工姐妹们的经历，表演结束时，掌声雷动。
　　2018年，儿童戏剧工作坊创建，丁当和孩子们聊天，让他们讲述父母的工作，这是儿童戏剧的雏形。第二年，她注意到身边很多孩子“由于积分不够”，很难在深圳继续读初中，只能回老家读书。
　　对于他们这种“非深户非人才”来说，基础分只有60分。要有积分，就要买社保、办租赁合同，每个月积0.05分，而且这类积分封顶10分。如果只有三五年的积分，小升初上公办学校是基本无望的。而从2020年开始，要进民办学校也必须买社保了，有些学校还要求社保一旦交上，就不能中断。而这，对于不少父母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而相对于成年人，流动儿童通常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戏剧《X是个漂流瓶》由此产生。

　　他们用数字丈量梦想，写下父母的工作时长和月薪，也写下自己的理想工作时长和月薪。他们的父母往往工作超过10小时，而他们希望每天工作“8个小时”。

　　X表示未知数，用来代指海量的、要面对未知生活的流动儿童，漂流瓶是孩子们对自己流动生活的比喻。
　　参演的孩子们来自周边社区。戏剧的名称由丁当、戏剧指导老师吴加闵与孩子们共同讨论、票选得出，戏剧的具体内容每年也会随着参演孩子的不同而变动。

秘密花园

　　排练的过程也是孩子们自我探索的过程，这些讨论的结果被记录在几张大大的白纸上。
　　在写有“现状和梦想”的纸张上，孩子们的梦想与“升学和工作”有关。他们用数字丈量梦想，写下父母的工作时长和月薪，也写下自己的理想工作时长和月薪。他们的父母往往工作超过10小时，而他们希望每天工作“8个小时”。
　　牛牧乐是少有的沮丧者，他隐隐约约有预感，“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普通人”。
　　2015年，打工的父母把8岁的牛牧乐接来深圳，过了两年，妹妹牛春燕也被接来。一家人住在一栋一室一厅的房子里，牛牧乐的爸爸睡在客厅，妈妈张燕和两个孩子睡在卧室。
　　民办学校每学期3700元的学费，对月薪共8000元的父母来说并不是个小负担。
　　张燕换工作换得频繁，最新一份工作在必胜客。平时上班太紧张，她很少去往深圳的其他城区，只有在节假日，她才会带着两个孩子在社区附近逛一逛。
　　牛牧乐的好朋友郏领浩的爸爸有两份工作，在工厂下班后，爸爸会回家做饭，之后再去送外卖，凌晨两三点回到家。最近，郏领浩远在老家的二姐生病，妈妈回家照顾。爸爸送外卖时，郏领浩只能一人在家。害怕到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拿出爸爸的旧手机打游戏，有时候打着打着就睡着了。再到后来，他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孩子们最爱周末，他们可以结伴去附近的沃尔玛，在那里蹭空调蹭网，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在楼上的海底捞门口要到小零食吃。
　　性别议题也被反复提及，被不少家长视为洪水猛兽的“性”，在绿色蔷薇并不是禁忌。贴在墙上的剧场守则上，“打破性别顾虑一起玩”是需要遵守的规则之一。 　　活动室的两个大书架上，性教育的书籍由专门的格子盛放。除了讲述性别教育的绘本外，里面还有已经停止出版的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
　　每周末的电影放映活动，丁当也会放映《素媛》、《熔炉》这样沉重题材的电影，放映后，丁当和孩子们讨论什么是性骚扰、为什么会发生性骚扰。
　　但更多地，性教育被融入到日常生活里，“想要消除羞耻感，就要破除神秘感，要让孩子们知道，性器官跟身体里的其他器官一样，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只不过这些部位需要我们更好保护。”丁当希望通过不断的提醒，在孩子心中把这个“敏感的话题”脱敏。
　　孩子们在绿色蔷薇这所秘密花园畅所欲言，分享只有彼此知道的故事，交换烦恼。偏见被打破，男孩子有女朋友不会被批评是早恋，女孩子也能勇敢地说出自己喜欢女孩子。

批评与自我批评

　　戏剧排练过程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能被讨论很久。丁当的口头禅是“好不好”，重要决策做出之前，她习惯征询孩子的意见。
　　丁当和吴加闵为剧本中的一句歌词起了争执，丁当认为在广州演出，需要带入当地观众的角度，歌词中“深圳”前面需要加“隔壁”，但吴加闵则不认同，他认为孩子们是深圳本地人，无需加上“隔壁”。争执了几分钟后，丁当把选择权交给周围一圈孩子，大部分孩子选择了加上“隔壁”二字。
　　由于场地和沟通问题，在两场既定的演出中，深圳那一场无法照常进行。丁当给孩子们开会，用了半个小时，向他们解释来龙去脉。
　　排练过程也并不总是顺利。
　　事实上，如果不扯着嗓子讲话，这间不大的活动室里的任何声音都会被20个孩子的喧闹、嬉戏声瞬间吞没。高分贝的环境下，水杯是必备品，一天下来，丁当和吴加闵嗓子都会沙哑肿痛。
　　去广州场馆演出的前三天，孩子们的精力放在了嬉笑打闹上，排练时则无精打采，频频忘记台词。丁当拿出之前和孩子们共同制定的剧场守则，大张白纸上，孩子们一笔一划写下守则和违反规则的做法。另一张白纸上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人名，孩子们可以根据表现，为自己和他人加减分数。

　　郏领浩最先举手，他给自己离开的好朋友牛牧乐加了一分，给自己扣了一分。因为他觉得每次排练时牛牧乐最认真，这次他不在，自己也懈怠了，总是想玩。
　　孩子们陆陆续续起来发言，检讨当天的表现。晚上十一点钟，距离排练结束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有家长在活动室门口张望，想带孩子回家，但又忍住了，只是大声叮嘱孩子“都是你们表现不好，耽误了时间，赶紧认真点”。

一场神奇的梦

　　2020年7月，绿色蔷薇遭遇了资金困境，在写一篇题为《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的自述时，想到与姐妹和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丁当边写边哭。
　　一个月后，孩子们用戏剧讲述了自己的现状。广州时代美术馆的小小场地里，昏黄的灯光打在脸上，映在孩子们亮晶晶的眼中，隐约有泪光浮现。
　　戏剧表演结束后的答疑环节中，作为表演者之一的12岁女孩麦子问观众，“你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评价我们之前演出的戏剧？”麦子清楚地记得，在深圳演出时，一些观众来自深圳最好的高中之一，他们作为观众评价戏剧时，展示出来的只是同情和可怜，却不是理解。

　　也有观众不懂，为什么他们明明生活在深圳，却没办法在深圳上学。
　　这份“不被理解”被他们写进了戏剧里。
　　演员们在舞台上傲慢地询问：“只要努力，就可以读书，户口不是最重要的。”
　　“民办初中学位的申请条件比公办的宽松很多。学位都拿不到，那就是父母的问题啊。深圳非深户父母多了去了，他们都可以提供社保、房屋租赁合同、居住证这些东西，让孩子有学上。怎么这些孩子的父母就不行了？”
　　这些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台词，也是他们最常面对的质疑。
　　丁当希望能够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让他们被看见，破除公众对流动儿童的刻板印象。改变可能不是一时发生，但只要被看见、被了解，就有更多的可能。
　　麦子把深圳比喻成一场神奇的梦，梦醒后流动儿童读完小学，就会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
　　但尽管很难在深圳定居，他们对深圳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在牛始埔这个小小的城中村，来自天南地北的姐妹齐聚，大家共同见证了荒芜的田地、破旧的工业区飞跃成一栋栋高楼大厦，有种奇妙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他们希望，这座“繁华、热闹、温暖”的城市，不仅仅是自己的“昙花一现”。
　　（实习生樊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