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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行了国地财政收入划分，田赋成为河南省财政收入的大宗，在省财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河南田赋存在许多问题；为此河南省财政会议对改进田赋征收制度，改良征册，整理推收过割，实施土地陈报等均规定了具体办法，进行了整理，但收效不大。笔者在对这一时期相关史料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对1927～1937年河南田赋事宜加以梳理。以期发现一些有益的因子，对解决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有所裨益。
关键词：河南；田赋问题；田赋整理
田赋是对土地收益课征的税种。河南省经历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除了兵灾，河南省的天灾频繁发生，几乎每年都发生水灾、旱灾、虫灾等灾害。另外，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倾销农产品，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所受的冲击巨大，无论丰歉，均是谷贱伤农。河南省农村处于凋敝状态。河南省以农业为主，国地财政收入划分后，田赋占据了河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河南省田赋也存在不少弊端，河南省财政会议为此进行了整理，但成效不明显。
一、河南田赋概况
河南省田赋正税分为地丁、漕粮、租课等项。田赋附加分省、县两种，省附加有补助捐、串票捐、补助费三项。补助捐从1915年开征，1929年每地丁银1两，附收银元3角。补助捐系地丁改征银元之后附收的税捐，作为各县扣支征收费用，有剩余归人省库，列入正款。1929年取消各县扣支征收费，即以此作为各县财务费。补捐费为1930年围剿红军随丁银每两附收5角，当时称作剿匪经费，1931年改称补助费，作清剿善后及筑路费用。县有附加，各县有7、8种不等，一般有教育、建设、自治、公安、政治警察、保安、地方公款附加捐，或随地丁银两附收，或按亩计征。
田赋征收机关：省财政厅第二科设有田赋股(第一股)，掌管全省田赋征收、整理、考核及其他事项，在同科第三股，兼管全省各县官地、营田及滩地的清查、升科、纳租等事项，第四科第二股负责审核各县地方田赋上的各种附加捐和月报。田赋征收时期：各县地丁于每年1月1日开征，漕粮于每年7月1日开征。花户完纳丁漕应于开征后两个月内，投柜完纳，逾期不缴者，由区保长按户催缴。如再逾期两个月，按照应缴的正税附捐总数，每元收滞纳罚金2分5厘，以后每逾两个月加罚2分5厘，追加至每元1角为止，如逾最后限期(10个月)仍不完纳者，由县政府立案追缴。L2’田赋征收办法：由花户自行投柜完纳，并由征收人员发给串票作为凭据。征收人员于开征前一个月编制征收册。
二、河南田赋的地位
河南以农业为主，因此田赋收入成了河南省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表1可知，田赋预算数占省预算的41％～60％。田赋对于河南省财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料来源：关吉玉、刘国明：《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下)，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98页。
表1从田赋预算在总预算的比重可看出田赋的重要性，表2从田赋实收数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说明。
资料来源：河南省政府秘书处：《五年来河南政治总报告》(财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8、13页。
从表2可以看出，1930～1934年田赋实收数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都在50％以上，田赋收入占了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田赋在省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河南是农业省份，工商业极不发达，以致工商税收不多，以致税源单一。省地方收入中，1936年预算契税占9.69％，营业税占9.22％。二是河南省是吃饭财政，财政支出偏重于行政费，用于事业支出的费用低。如1935年度河南行政、公安和债务费支出预算数占预算数总支出的51.5％，其中行政费尤高，而建设费用却不多。行政费用过高，说明官僚机构的膨胀。而用于建设事业的费用低，投资少，经济难以发展，也难以培育大额的税源。
三、田赋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田赋弊端丛生，主要有以下方面：
地籍紊乱。近代以来河南战乱频繁，粮册大半丢失，政府没有征收底册，田赋征收依靠书吏私抄的底本，错误很多，亩数不清，户名不实。造成田多赋少或田少赋多甚至有田无赋、有赋无田等不合理现象。
征收制度恶劣，官吏贪污。民国时期田赋经征处为县一级田赋征收机关，内设正副主任，房书柜书数人，外有里书、粮警和催差。因缺乏监督，田赋征收主任侵吞田赋习以为常。负责征收的职员通过浮收中饱和勒索等种种方式，侵吞田赋。征收环节，征收人员浮收严重，民权县征收处“里折外扣，每元暗吃六百文，每两暗吃二角”。尽管近代以来田赋征收方式由包征趋向官征，但包征制仍然存在。包征指县政府预定田赋数额，由粮吏或士绅认额承领，包税人伙同催差和里书鱼肉百姓。另外，因路途远花费多，农民往往托里书或地保代纳，因此官征(即自封投柜)难以实现。
负担不均。豪绅缴的不多，甚至不缴赋，“此种情形在河南极为普遍”，“几无县无之，尤以叶县之王豪坡，自十五年以迄二十八年，十余年间未曾完纳，可为河南豪绅抗粮之代表”。而农民的田赋却异常苛重。田赋理论上分三等九级课税，但实际上往往土地等级不同而田赋相同，或土地等级相同而田赋不同。各地负担相差悬殊，如内黄的每亩额征数为1.175元，而浙川为0.037元。
正税附加繁重。信阳每两地丁在1928年时尚只征银5元左右，1933年时已征至15元。田赋附加的种类繁多，河南有42种之多。1931年裁厘后，为了抵补，田赋附加迅速增加。从表3可见一斑。
田赋疲收积欠严重。农民负担不起，因此田赋不可能完纳，但即使完纳，在经过征收人员的中饱后，还是处于疲收的状态。表4可以看出河南省田赋疲收状况。
资料来源：关吉玉、刘国明：《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概况》(下)，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98页。
从表4可看出，除了1932年河南田赋足额征收外，其他年度实收数都达不到预算数，1933年、1934年、1937年达到80％以上，而1930、1931、1936年仅在60％左右。疲收非常严重。
田赋的种种弊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苛繁的田赋占去了农民收入的相当份额，剔除生产成本后，农民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农民生活困难。“农民不忍以十二斤黄豆易一斤盐也，故多淡食”。田赋和苛捐杂税摧残了农民的生产能力，促使农民破产，使农村经济趋于凋敝，不堪重负的农民弃地而逃。“内乡东乡张家村三百多户因负担太重，相率离村者有七十多家。某农家去年只产二担多稞子，而自治办公处派他十担，因负担不起，乃携妻带子离家他去”。
四、田赋整理
鉴于田赋的弊端，政府开始着手于田赋的整理。1934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直接涉及田赋整理者有：减轻田赋附加，改革田赋征收制 度，土地陈报。
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改革田赋征收制度的八项原则：
(一)经征机关与收款机关应须分立，由县政府指定当地银行农业仓库或合作社收款，若无此等机关，则由县政府财政局或科派员在柜收款。
(二)串册应注明正附税银元数，及其总额，并须预发通知单。
(三)禁止活串。
(四)不得携串游征。
(五)不得预征。
(六)确定征收费，并由正款项下开支，不得另征。
(七)革除一切陋规。
(八)田赋折合国币，应酌量情形设法划一。
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令核减田赋附加，河南省政府会同财政厅，遵照附加不得超过正税之原则，一律削减，每元田赋，附加之数，亦以1元为度，教育附加不得超过2角7分2厘，建设、自治、公安、政警等四项，均不得超过1角1分4厘，地方公款及解省补助捐，均不得超过1角3分6厘。1935年5月，河南召开全省财政会议，将教育，建设，自治，公安，政警，及地方公款各项附加，都按照财部核定的标准，每田赋1元，附加8角6分4厘，统改名为地方附加，统收统支，准许其互相流用。
1935年河南省财政会议对改进田赋征收制度，改良征册，整理推收过割，实施土地陈报等问题，均规定了具体办法。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河南省田赋整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陕县的土地陈报取得一定的成绩。1935年，河南省选定陕县试办土地陈报。1935年10月开始，1936年5月结束。共查得土地900620亩，比原有217690亩，增加了3倍多。降低田赋税率，如最差等级土地田赋税率调整后仅及调整前的九分之一。税率虽然减少，但田赋收入增加。解省田赋增收7700多元，县田赋附加则增加至3.9万多元。土地陈报既增加了赋税，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且地籍整理清晰，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田赋的弊端。后来又在十几个县陆续开展土地陈报，因为抗战爆发，土地陈报未能进行下去。
但田赋整理的效果还是有限的。首先’?可南驻军数量多，军需仍由省筹措。其次，地方政权的扩张导致经费短缺。省、县都增设了机构，政权组织膨胀，还举办了警察、自治、保甲和教育等新政，经费的增长导致了田赋的居高不下。再次，田赋整理触犯了士绅地主和书吏的利益，引起其抵制。而地主掌管农村实权，田赋整理不可能落实。最后，田赋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整理，但地方官吏仍会通过其它方式弥补利益的损失，如以种种理由向农民摊派，农民的负担并未能减轻。
综上所述，1927～1937年间田赋在河南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田赋的支持，河南的政府机构也难以运转。但由于各种原因，河南省的田赋存在很多积弊，对于农民来说，田赋苛重到无力承受，甚至要背井离乡。国民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整理，虽小有成绩，但基本状况未能改变。而河南工商业得不到发展，河南省财政就要依赖田赋，那么田赋的弊端就无法根除。
关键词：河南；田赋问题；田赋整理
田赋是对土地收益课征的税种。河南省经历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除了兵灾，河南省的天灾频繁发生，几乎每年都发生水灾、旱灾、虫灾等灾害。另外，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倾销农产品，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所受的冲击巨大，无论丰歉，均是谷贱伤农。河南省农村处于凋敝状态。河南省以农业为主，国地财政收入划分后，田赋占据了河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河南省田赋也存在不少弊端，河南省财政会议为此进行了整理，但成效不明显。
一、河南田赋概况
河南省田赋正税分为地丁、漕粮、租课等项。田赋附加分省、县两种，省附加有补助捐、串票捐、补助费三项。补助捐从1915年开征，1929年每地丁银1两，附收银元3角。补助捐系地丁改征银元之后附收的税捐，作为各县扣支征收费用，有剩余归人省库，列入正款。1929年取消各县扣支征收费，即以此作为各县财务费。补捐费为1930年围剿红军随丁银每两附收5角，当时称作剿匪经费，1931年改称补助费，作清剿善后及筑路费用。县有附加，各县有7、8种不等，一般有教育、建设、自治、公安、政治警察、保安、地方公款附加捐，或随地丁银两附收，或按亩计征。
田赋征收机关：省财政厅第二科设有田赋股(第一股)，掌管全省田赋征收、整理、考核及其他事项，在同科第三股，兼管全省各县官地、营田及滩地的清查、升科、纳租等事项，第四科第二股负责审核各县地方田赋上的各种附加捐和月报。田赋征收时期：各县地丁于每年1月1日开征，漕粮于每年7月1日开征。花户完纳丁漕应于开征后两个月内，投柜完纳，逾期不缴者，由区保长按户催缴。如再逾期两个月，按照应缴的正税附捐总数，每元收滞纳罚金2分5厘，以后每逾两个月加罚2分5厘，追加至每元1角为止，如逾最后限期(10个月)仍不完纳者，由县政府立案追缴。L2’田赋征收办法：由花户自行投柜完纳，并由征收人员发给串票作为凭据。征收人员于开征前一个月编制征收册。
二、河南田赋的地位
河南以农业为主，因此田赋收入成了河南省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表1可知，田赋预算数占省预算的41％～60％。田赋对于河南省财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料来源：关吉玉、刘国明：《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下)，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98页。
表1从田赋预算在总预算的比重可看出田赋的重要性，表2从田赋实收数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说明。
资料来源：河南省政府秘书处：《五年来河南政治总报告》(财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8、13页。
从表2可以看出，1930～1934年田赋实收数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都在50％以上，田赋收入占了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田赋在省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河南是农业省份，工商业极不发达，以致工商税收不多，以致税源单一。省地方收入中，1936年预算契税占9.69％，营业税占9.22％。二是河南省是吃饭财政，财政支出偏重于行政费，用于事业支出的费用低。如1935年度河南行政、公安和债务费支出预算数占预算数总支出的51.5％，其中行政费尤高，而建设费用却不多。行政费用过高，说明官僚机构的膨胀。而用于建设事业的费用低，投资少，经济难以发展，也难以培育大额的税源。
三、田赋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田赋弊端丛生，主要有以下方面：
地籍紊乱。近代以来河南战乱频繁，粮册大半丢失，政府没有征收底册，田赋征收依靠书吏私抄的底本，错误很多，亩数不清，户名不实。造成田多赋少或田少赋多甚至有田无赋、有赋无田等不合理现象。
征收制度恶劣，官吏贪污。民国时期田赋经征处为县一级田赋征收机关，内设正副主任，房书柜书数人，外有里书、粮警和催差。因缺乏监督，田赋征收主任侵吞田赋习以为常。负责征收的职员通过浮收中饱和勒索等种种方式，侵吞田赋。征收环节，征收人员浮收严重，民权县征收处“里折外扣，每元暗吃六百文，每两暗吃二角”。尽管近代以来田赋征收方式由包征趋向官征，但包征制仍然存在。包征指县政府预定田赋数额，由粮吏或士绅认额承领，包税人伙同催差和里书鱼肉百姓。另外，因路途远花费多，农民往往托里书或地保代纳，因此官征(即自封投柜)难以实现。
负担不均。豪绅缴的不多，甚至不缴赋，“此种情形在河南极为普遍”，“几无县无之，尤以叶县之王豪坡，自十五年以迄二十八年，十余年间未曾完纳，可为河南豪绅抗粮之代表”。而农民的田赋却异常苛重。田赋理论上分三等九级课税，但实际上往往土地等级不同而田赋相同，或土地等级相同而田赋不同。各地负担相差悬殊，如内黄的每亩额征数为1.175元，而浙川为0.037元。
正税附加繁重。信阳每两地丁在1928年时尚只征银5元左右，1933年时已征至15元。田赋附加的种类繁多，河南有42种之多。1931年裁厘后，为了抵补，田赋附加迅速增加。从表3可见一斑。
田赋疲收积欠严重。农民负担不起，因此田赋不可能完纳，但即使完纳，在经过征收人员的中饱后，还是处于疲收的状态。表4可以看出河南省田赋疲收状况。
资料来源：关吉玉、刘国明：《田赋会要》第三篇《国民政府田赋概况》(下)，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498页。
从表4可看出，除了1932年河南田赋足额征收外，其他年度实收数都达不到预算数，1933年、1934年、1937年达到80％以上，而1930、1931、1936年仅在60％左右。疲收非常严重。
田赋的种种弊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苛繁的田赋占去了农民收入的相当份额，剔除生产成本后，农民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农民生活困难。“农民不忍以十二斤黄豆易一斤盐也，故多淡食”。田赋和苛捐杂税摧残了农民的生产能力，促使农民破产，使农村经济趋于凋敝，不堪重负的农民弃地而逃。“内乡东乡张家村三百多户因负担太重，相率离村者有七十多家。某农家去年只产二担多稞子，而自治办公处派他十担，因负担不起，乃携妻带子离家他去”。
四、田赋整理
鉴于田赋的弊端，政府开始着手于田赋的整理。1934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直接涉及田赋整理者有：减轻田赋附加，改革田赋征收制 度，土地陈报。
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改革田赋征收制度的八项原则：
(一)经征机关与收款机关应须分立，由县政府指定当地银行农业仓库或合作社收款，若无此等机关，则由县政府财政局或科派员在柜收款。
(二)串册应注明正附税银元数，及其总额，并须预发通知单。
(三)禁止活串。
(四)不得携串游征。
(五)不得预征。
(六)确定征收费，并由正款项下开支，不得另征。
(七)革除一切陋规。
(八)田赋折合国币，应酌量情形设法划一。
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令核减田赋附加，河南省政府会同财政厅，遵照附加不得超过正税之原则，一律削减，每元田赋，附加之数，亦以1元为度，教育附加不得超过2角7分2厘，建设、自治、公安、政警等四项，均不得超过1角1分4厘，地方公款及解省补助捐，均不得超过1角3分6厘。1935年5月，河南召开全省财政会议，将教育，建设，自治，公安，政警，及地方公款各项附加，都按照财部核定的标准，每田赋1元，附加8角6分4厘，统改名为地方附加，统收统支，准许其互相流用。
1935年河南省财政会议对改进田赋征收制度，改良征册，整理推收过割，实施土地陈报等问题，均规定了具体办法。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后，河南省田赋整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陕县的土地陈报取得一定的成绩。1935年，河南省选定陕县试办土地陈报。1935年10月开始，1936年5月结束。共查得土地900620亩，比原有217690亩，增加了3倍多。降低田赋税率，如最差等级土地田赋税率调整后仅及调整前的九分之一。税率虽然减少，但田赋收入增加。解省田赋增收7700多元，县田赋附加则增加至3.9万多元。土地陈报既增加了赋税，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且地籍整理清晰，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田赋的弊端。后来又在十几个县陆续开展土地陈报，因为抗战爆发，土地陈报未能进行下去。
但田赋整理的效果还是有限的。首先’?可南驻军数量多，军需仍由省筹措。其次，地方政权的扩张导致经费短缺。省、县都增设了机构，政权组织膨胀，还举办了警察、自治、保甲和教育等新政，经费的增长导致了田赋的居高不下。再次，田赋整理触犯了士绅地主和书吏的利益，引起其抵制。而地主掌管农村实权，田赋整理不可能落实。最后，田赋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整理，但地方官吏仍会通过其它方式弥补利益的损失，如以种种理由向农民摊派，农民的负担并未能减轻。
综上所述，1927～1937年间田赋在河南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田赋的支持，河南的政府机构也难以运转。但由于各种原因，河南省的田赋存在很多积弊，对于农民来说，田赋苛重到无力承受，甚至要背井离乡。国民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整理，虽小有成绩，但基本状况未能改变。而河南工商业得不到发展，河南省财政就要依赖田赋，那么田赋的弊端就无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