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初看特里克(Bob Tricker)与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这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共性,一个在私域里寻求公司治理的最佳途径,另一个在公域里摸索池塘资源的治理模式;一个具备了英国绅士特有的保守主义,另一个散发着美国平民独具的创新精神。然而正是因为治理理论这一框架,让两人在学术上发生了交集,同属于为寻求利益分割与搭配的耕耘者。
公与私看起来完全对立,但细究内涵却相反相成。几千年前造字的祖先,对这两个汉字采用了同一字根,至今意蕴犹在。大众企业的概念当初传入中国,在本土难以找到对应的名词,先贤殚精竭虑,找到了极为传神的“公司”一词。尽管近代的大量西方词汇都是经过日本转口贩卖过来的,然而,公司这个词汇显示了汉语的高明之处。同日本的株式会社一词相比,株式会社含义就狭隘了许多,只能用来表达股份公司。如果去掉“株式”两字,仅仅从“会社”来看,比“公司”的表意仍然逊色不少。“会”与“公”还可以勉强对应,“社”与“司”就相差甚远。“社”只有集合性而缺乏组织性,“司”毫无疑问是实体的组织结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从公司一词的本义出发,把公域的治理和私域的治理贯通看待。
撇开公与私的区别,单纯从治理角度看,特里克与奥斯特罗姆面对的都是相关利益的均衡问题,只不过特里克面对的是恐龙公司的治理问题,而奥斯特罗姆面对的是公地悲剧的遗留难题。所谓恐龙公司,是戴尔创造的词汇,专指失去了所有者的由经理人当家的公司;所谓公地悲剧,是哈丁发明的术语,特意说明公共物品由于非排他性而导致的资源破坏。所以,他们面对的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
企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已经出现了大量找不到所有者的恐龙公司。在公司内部,几乎每一位员工都拥有公司的股票,每一位成员都是公司的股东,于是,公司治理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平心而论,公共组织的治理问题,尤其是政府的治理问题,在西方国家反而要比企业进展要早。在一定意义上,以英美为代表,西方的政府在近代首先解决的是治理问题,美国的所谓“复合民主制”,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模式。当政府治理在公民、社会、政府之间已经形成均势之后,管理问题才逐渐引起它们的重视,所谓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是西方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表现。而在企业,则是首先从效率要求出发,创办伊始就要解决管理问题,所以导致企业家很快就让位于职业经理人,当职业经理人尾大不掉时,治理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当然,二者也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政府主要表现在对公民和社会的回应上,在企业主要表现在对顾客和股东的回应上。
由此观之,特里克和奥斯特洛姆在治理理论的研究水平上就表现出了一定差距。特里克的《董事》一书,得到众多读者的推崇,是因为它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公司治理方面。他的书用大量篇幅对已有的公司治理概念和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描述,但从总体上看,特里克的书更接近于操作手册,更适合作为董事入门,它有助于读者快速了解概念性的东西,立竿见影地找到操作性说明。作为一本公司治理指南,《董事》一书绰绰有余,然而如果读者想在书中找到董事会的学理性分析,则难免会有些失望。因为特里克只不过对公司治理进行梳理和归纳,没有对公司治理路径和走向提出深刻的见解,甚至没有完成如何对恐龙公司进行治理的论证。
特里克在他的书中说得很巧妙,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21世纪是治理的世纪。怎么治理?通过董事会进行有效治理。如何确保董事会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不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诸如《卡德贝瑞报告》、《格林贝瑞报告》、《汉姆佩尔报告》和《特恩布尔报告》以及国际组织的治理准则,按照这些准则约束董事会。然而,特里克却没有告诉读者,这些规则的思想来源应该是哪里?究竟董事会是怎么有效运作的?已有的规则能够包揽所有公司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吗?治理的路径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些,统统没有答案,他只是寄希望于不远的未来。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先按照经验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进行逐步逼近的登山式变革。
或许奥斯特罗姆比特里克要更高一筹,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出了治理的理论源头和解决路径。奥斯特罗姆遇到的是公地悲剧问题,虽然她的治理对象是公共物品而非企业,但她提出了多中心自主治理模式,这是一个不再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创新。她的治理思路是公共物品的使用者成立自主组织,自主设计使用规则,在这一规则的约束下每一个参与者所得到的收益将比单独行动得到的收益多。由此,奥斯特洛姆的治理理论打破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局限,上升到了自治层次。也许,这才是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内在因素。
在奥斯特罗姆所设计的治理模式中,首先,她对治理对象进行了限制,她所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源的类型包括三类:(1)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2)资源是相当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3)资源使用者能够相互伤害,但参与者不可能从外部来伤害其他人。其次,她提出了研究条件,她所研究的案例以下信息是明确的:(1)治理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2)变更现存的制度安排;(3)未能解决持续存在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再次,她要解决的问题如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组织起来去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而有些人却不能,并对这一问题作出一系列合乎理性的推论。在她的文章中,她力求搞清楚人们长期成功地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所使用的制度的主要设计原则,以及为什么这些原则能影响参与者的激励机制,使他们在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方面持续地投入时间和努力。另外,她比较了成功的案例和不成功的案例分别使用的制度差别,并试图找出可能阻碍或提高个人使用和治理公共池塘资源能力的各种内外因素。由此,奥斯特洛姆的论证,建立在学理性分析基础上。
在奥斯特洛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她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进行了制度设计,即当资源的使用者面对各种占用问题和使用问题时,因为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所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占用者必须兼顾分析的领域和层次。而分析层次就是按照个人、集体、宪政三层逐一进行分析。对于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以及相互监督问题。
奥斯特洛姆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自主治理的8项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4)监督;(5)分级制裁;(6)冲突解决机制;(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8)分权制企业。这8项原则是池塘资源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根据这8项原则,在个人、集体、宪政三个分析层面里具体设定治理规则,以达到参与者进行自治的效果。
从这一点来看,奥斯特罗姆的自组织自治原则或许可以跨越边界,起码可以对公司治理有所启示。
肯定奥斯特洛姆的理论贡献,并不是贬低特里克的成就。二人的起点不一样,特里克面对的公司治理问题,同公共治理要解决的问题不在同一层次。奥斯特洛姆要完成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向社会自主治理转变,而特里克要解决的是公司董事会与高管层如何实现有效治理问题,平心而论,特里克还是有远见的,即便“21世纪是治理的世纪”是猜测,那也是一种天才的猜测。他能够把因为人们对经理的重视而边缘化了的治理问题引导到企业的中心领域,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而这一贡献,预示着管理学和经济学新的理论交集有可能在这一领域产生突破,也使他自己一亮相就置身于理论前沿聚光灯的照耀之中。
公与私看起来完全对立,但细究内涵却相反相成。几千年前造字的祖先,对这两个汉字采用了同一字根,至今意蕴犹在。大众企业的概念当初传入中国,在本土难以找到对应的名词,先贤殚精竭虑,找到了极为传神的“公司”一词。尽管近代的大量西方词汇都是经过日本转口贩卖过来的,然而,公司这个词汇显示了汉语的高明之处。同日本的株式会社一词相比,株式会社含义就狭隘了许多,只能用来表达股份公司。如果去掉“株式”两字,仅仅从“会社”来看,比“公司”的表意仍然逊色不少。“会”与“公”还可以勉强对应,“社”与“司”就相差甚远。“社”只有集合性而缺乏组织性,“司”毫无疑问是实体的组织结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从公司一词的本义出发,把公域的治理和私域的治理贯通看待。
撇开公与私的区别,单纯从治理角度看,特里克与奥斯特罗姆面对的都是相关利益的均衡问题,只不过特里克面对的是恐龙公司的治理问题,而奥斯特罗姆面对的是公地悲剧的遗留难题。所谓恐龙公司,是戴尔创造的词汇,专指失去了所有者的由经理人当家的公司;所谓公地悲剧,是哈丁发明的术语,特意说明公共物品由于非排他性而导致的资源破坏。所以,他们面对的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
企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已经出现了大量找不到所有者的恐龙公司。在公司内部,几乎每一位员工都拥有公司的股票,每一位成员都是公司的股东,于是,公司治理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平心而论,公共组织的治理问题,尤其是政府的治理问题,在西方国家反而要比企业进展要早。在一定意义上,以英美为代表,西方的政府在近代首先解决的是治理问题,美国的所谓“复合民主制”,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模式。当政府治理在公民、社会、政府之间已经形成均势之后,管理问题才逐渐引起它们的重视,所谓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是西方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表现。而在企业,则是首先从效率要求出发,创办伊始就要解决管理问题,所以导致企业家很快就让位于职业经理人,当职业经理人尾大不掉时,治理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当然,二者也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政府主要表现在对公民和社会的回应上,在企业主要表现在对顾客和股东的回应上。
由此观之,特里克和奥斯特洛姆在治理理论的研究水平上就表现出了一定差距。特里克的《董事》一书,得到众多读者的推崇,是因为它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公司治理方面。他的书用大量篇幅对已有的公司治理概念和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描述,但从总体上看,特里克的书更接近于操作手册,更适合作为董事入门,它有助于读者快速了解概念性的东西,立竿见影地找到操作性说明。作为一本公司治理指南,《董事》一书绰绰有余,然而如果读者想在书中找到董事会的学理性分析,则难免会有些失望。因为特里克只不过对公司治理进行梳理和归纳,没有对公司治理路径和走向提出深刻的见解,甚至没有完成如何对恐龙公司进行治理的论证。
特里克在他的书中说得很巧妙,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21世纪是治理的世纪。怎么治理?通过董事会进行有效治理。如何确保董事会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不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诸如《卡德贝瑞报告》、《格林贝瑞报告》、《汉姆佩尔报告》和《特恩布尔报告》以及国际组织的治理准则,按照这些准则约束董事会。然而,特里克却没有告诉读者,这些规则的思想来源应该是哪里?究竟董事会是怎么有效运作的?已有的规则能够包揽所有公司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吗?治理的路径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些,统统没有答案,他只是寄希望于不远的未来。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先按照经验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进行逐步逼近的登山式变革。
或许奥斯特罗姆比特里克要更高一筹,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出了治理的理论源头和解决路径。奥斯特罗姆遇到的是公地悲剧问题,虽然她的治理对象是公共物品而非企业,但她提出了多中心自主治理模式,这是一个不再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创新。她的治理思路是公共物品的使用者成立自主组织,自主设计使用规则,在这一规则的约束下每一个参与者所得到的收益将比单独行动得到的收益多。由此,奥斯特洛姆的治理理论打破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局限,上升到了自治层次。也许,这才是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内在因素。
在奥斯特罗姆所设计的治理模式中,首先,她对治理对象进行了限制,她所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源的类型包括三类:(1)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2)资源是相当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3)资源使用者能够相互伤害,但参与者不可能从外部来伤害其他人。其次,她提出了研究条件,她所研究的案例以下信息是明确的:(1)治理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2)变更现存的制度安排;(3)未能解决持续存在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再次,她要解决的问题如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组织起来去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而有些人却不能,并对这一问题作出一系列合乎理性的推论。在她的文章中,她力求搞清楚人们长期成功地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所使用的制度的主要设计原则,以及为什么这些原则能影响参与者的激励机制,使他们在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方面持续地投入时间和努力。另外,她比较了成功的案例和不成功的案例分别使用的制度差别,并试图找出可能阻碍或提高个人使用和治理公共池塘资源能力的各种内外因素。由此,奥斯特洛姆的论证,建立在学理性分析基础上。
在奥斯特洛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她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进行了制度设计,即当资源的使用者面对各种占用问题和使用问题时,因为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所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占用者必须兼顾分析的领域和层次。而分析层次就是按照个人、集体、宪政三层逐一进行分析。对于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以及相互监督问题。
奥斯特洛姆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自主治理的8项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4)监督;(5)分级制裁;(6)冲突解决机制;(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8)分权制企业。这8项原则是池塘资源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根据这8项原则,在个人、集体、宪政三个分析层面里具体设定治理规则,以达到参与者进行自治的效果。
从这一点来看,奥斯特罗姆的自组织自治原则或许可以跨越边界,起码可以对公司治理有所启示。
肯定奥斯特洛姆的理论贡献,并不是贬低特里克的成就。二人的起点不一样,特里克面对的公司治理问题,同公共治理要解决的问题不在同一层次。奥斯特洛姆要完成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向社会自主治理转变,而特里克要解决的是公司董事会与高管层如何实现有效治理问题,平心而论,特里克还是有远见的,即便“21世纪是治理的世纪”是猜测,那也是一种天才的猜测。他能够把因为人们对经理的重视而边缘化了的治理问题引导到企业的中心领域,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而这一贡献,预示着管理学和经济学新的理论交集有可能在这一领域产生突破,也使他自己一亮相就置身于理论前沿聚光灯的照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