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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22909条。而过去统计，我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多条，新旧数据相差了27000多条。
随后，中国河流减少一半的新闻铺天盖地，随后被水利部辟谣，而辟谣之后也暴露出更大的荒唐。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河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模糊的家底
我国河流总数为何减少了一半？这个问题成为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一方面确有一些河流因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等而萎缩消失，另一方面，此次普查利用了更精确先进的手段和技术，也是原因之一。
即使如此，河流减少一半，也仍然惊人。
一位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河流减半的新闻吸引了全部的眼球，但实际上，5万条的数字只是估算值，中国根本不可能有5万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出现在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年出版的《中国的河流》一书中。书中写道：数量多，流程长，是中国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全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余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580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尚有79条。
其实，只要做做算数题，就可以知道，当年得出的数字，是多么虚妄。水利部一名专家计算了一下：假设这5万条河流的流域面积都仅有1 00平方公里，其他两组数据也以此类推，且互不重叠，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计算出中国的河流流域面积到底多大面积。10000×79+1000×（1580-79）+100×50000=7291000。这意味著按照1950年代的数据，我国河流流域面积有72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76%。
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这个数据的误差很大，在为我们广阔的河流流域面积骄傲了6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数字。
既然过往的数字不可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河流没有减少一半，可也同时意味着，河流到底是否减少，如果减少，减少了多少，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了。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一个国家的水利部门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底，中国官方过去50年对于河流的管理能力可见一斑。”
消失的河流
可那一条条干涸的河道，告诉每一个人，河流在消失。
在民间，很多学者和环保人士一直在用脚统计着。
清华大学河流研究所教授王兆印解释：河流死亡的原因有三，用水过量、地下水位下降和污染。
王兆印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到北京周围上实践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径流量就是考察内容之一，他随口数着北京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潮白河有17条、北运河17条、蓟运河是6条，永定河有9条，大青河有7条。这些河流常年不流水已经超过一半。”
王兆印举例，永定河曾经是水面宽阔的大河，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上游断流只剩干涸的河床。潮白河是北京主要供水河流。水量丰沛，但十年前就有水无流。北车营的河床已经变成了街道，河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楼房和平房交错。
北京河流的遭遇也是整个华北平原的河流的缩影。一百年前，华北平原还是一个河流和小溪蜿蜒流淌，沼泽、天然泉水和湿地随处可见的健康生态系统，如今大大小小布满灰尘的河床都在等着南水北调中线送来的长江水。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用水量增加了4，5倍，城市、工业和农业争夺着有限的水源。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华北平原严重超采地下水资源，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地表河流的干涸。”王兆印解释。
国家973计划“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项目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北方的河流因为超采而干涸，南方的河流却在被人“嫌弃”。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把“占用河道”看作南方河流最大的杀手。
“中国河流的消失的过程就是从人水争地到人河争水。”李煜讲述他看到南方河流消失的过程，“很多地方河道本来是比较宽的，因为用地不够先是把它缩窄，这个时候用水量增加，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也增加，剩下的小河变成臭水沟，然后干脆加个盖子变成了排污管道。”
大江大河们也在走向死亡的悬崖。
从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组织每年都会召集环境记者、专家学者考察中国的大河。他们发起的“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一直在关注中国主要大河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现状及变迁。
马军在跟随绿家园到虎跳峡梨园峡谷考察，一行人正在感叹风光的秀美，却见峡谷的尽头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和一堵高高的坝墙。如今，梨园峡谷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沙江上一个小小的水库。
八年来，绿家园志愿者的镜头和文字里，黄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被截肢得支离破解，支流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河床。
“不放过一滴水”
“人类对河流无度的使用就开始于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自此河流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今年，王兆印新开了一门课程叫“河流的哲学”，专门讨论中国河流遇到的问题，他第一次在课堂上用抽象的方式跟同学们讲述中国河流之死，“河流的消失和死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也是社会学、哲学……”
1995年，王兆印在东营参加“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员的观点是：发挥每一滴水的作用，不让一滴水白白流进大海。
彼时，黄河水库容总量跟流域的全水量之比已经超过100%。王兆印知道官员的话绝对不是玩笑，“有一个比河流容量大一倍的水库，也就意味着河流怎么流完全由人来支配，洪水来了也可以全部收起来，一滴不入海完全是做得到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指引下。黄河流域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建设，黄河水电开发的历史也由此启幕。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人们对改造河流的信心也开始高涨。此后，黄河中上游大中型水利枢纽和中小水电站迅速耸起，数不清的阶梯式俨然在万里黄河上架起了一部“电梯”。
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显示，1960年黄河人海年径流量数据为575亿立方米，而到了90年代中期锐减到187亿立方米。
1972年黄河首次季节性断流，此后断水时长逐年增多，直到1997年，黄河爆发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长时间断流：距离入海口700公里长河段228天完全断流，到了7、8月汛期断流仍然继续。
这时候人们才认识黄河水要被用光了。第二年，中央下令限制黄河流域引水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定50立方米每秒的入海流量为黄河预警流量，一旦接近或小于预警流量，将采取关闭附近河段引水闸门等紧急措施。这样，黄河才摆脱了断流的噩梦。
“过去三十年，在很多河段‘黄河’的意义只是一条河床的名字。50立方米的径流量也只能保证黄河有水，实在是杯水车薪“，王兆印的看法比较悲观，黄河作为中国最早开发水电的大河已经无法恢复滔滔河水。
病魔缠身
马军曾经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就写道：“50年来，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修造的堤坝足够垒起几十座万里长城。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崇山峻岭间消失，无数湖泊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我们浩大的工程，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
2004年，马军到贡嘎山南坡的人宗海水电站考察，那里一年前刚刚建成一座引水式水电站。贡嘎山是中国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原始林区之一。有不少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和动物。但如今，人宗海水电站的下游遍布乱石堆和焦黄的土，仿佛绿色的大山被劈开了一道道裂痕。
“川西、滇西到处都是这样裸露的河道，”马军介绍，“因为西南山区河流的落差一般都很大，很多小水电站采用在山顶打洞然后让河流通过垂直的管道下流，过几百米再把河流引回河道，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水流的势能。”河流就是这样被截成无数的小一段，虽然水还是流动的，但是很多生物却无法生存了。但在中国更多地方，河流上修起一个挨一个的水电站已经把流水变成了死水。
“我们按照梯级开发的理论，把长江变成一串糖葫芦，这条河不再是连续流动的河流了，而是一个个相对静止的水库。这样的开发的结果，河流就不再存在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之所以出现这问题，根源在于理论错误，“我们的水利理论是从苏联传来的，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关联和影响，只是追求发电带来经济效益。”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则认为，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甚至比河流数量较少的后果严重得多。“自从60年代开展水利工程，钢筋水泥的堤壩就让我们的河流开始走向渠道化，这严重影响了河流和地下水源的连通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极大。”他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开始普及水利工程环境评估系统，其实，实实在在做了环评的大水利工程大概也只有三峡一个，通过了环评的三峡如今也在出现水质变差、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更不要说其他根本没有经过环评的小水电站。”
王兆印的观点是，梯级大坝至少对生态没有坏处，在西南地区还会改善生态。但引水式水电站和三峡的高坝大库对河流生态的破坏绝对是致命的。
污染同样是河流的一场重病，污染虽然不会让直接河流消失，但是在三分之二城市缺水的中国，污染无疑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是一首河南的民谣，却真实地反映了淮河由“生”而“死”成为经济发展牺牲品的历程。
解药
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写在1999年，那时候他选择用“病魔缠身”四个字来描述当时中国的河流。百年不遇的洪水，黄河断流超过二百天，在城市大爆发的内河污染，海水赤潮三百多次，这些都逼迫这人们正视水危机的问题。但是，十四年过去，中国河流之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病入膏肓。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坐等河流死去，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在试图给河流寻找解药。
1972年，周恩来派曲格平带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带回了环保的意识，中国最早开始寻找河流污染的解药也由此开始。1973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讨论如何治理河流污染。
2009年，国务院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项目在“十一五”期间总资金投入112.66亿元，“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140亿元。
但是，治理污染的速度从来都跟不上污染河流的速度。“我们不能直接救亡河流，”马军用鼠标圈了一下电脑屏幕上布满黑线的污染地图，颇为肯定地说：“但是我们能把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引入环境管理中来。有了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记录，公众就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理。”
“公众参与”其实也是一个尝试，马军坦言保护河流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公众参与得不够：包括公益组织，关心环境的人没有机会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
“决策权往往在官员和开发商的手中。掠夺资源、纵容污染企业可以促进GDP，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而言是有利的，他们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人破坏了江河，却还要让他们来管理我们的江河，”马军说，“改变决策机制不仅是治理污染的解药，也是保护中国河流的解药。”
2013年年初，马军去考察丹江口水库水质，不禁惊讶于这一池清水，开阔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没有开发，没有污染，“17个月后，这里的水要运往京畿地区，这一池清水是南水北调的政治意义换来的，说明如果政府想管还是可以管得好。” “管好一池湖水又能如何？”看着碧绿的汉江水，马军反倒忧心起来，等到南水北调的救命水真的朝着北方流去，带来的也许会又一轮掠夺和瓜分。到那时，河流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没有一座堤坝为河流而建
12年前，南水北调工程刚刚启动，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有两个场景至今难忘。
在一个村庄里，村头村尾到处都有卖鸭蛋制成的变蛋（松花蛋）的，似乎是这里的特产。可没在村里见过一只鸭子。村民说，原本这里有很多小河、池塘，后来几乎都干涸了。可村庄做变蛋的手艺和名声都在，他们就四处收鸭蛋，回来制作出售。
在这个村庄不远，倒是有一条小河，刺鼻的臭味打破人们对乡间生活的美好想象。村民用一个长长的舀子，从河里舀出污水，倒入小河边的庄稼地里。神态自若、慢慢悠悠，似乎这一动作已做了不知多少年。
干涸和污染早已成了北方河流的癌症。而在南方，因为经济更早起飞，污染则更为严重。
就在2013年，水利部第一次统计了我国的河流。新闻稿说，20年来，中国的大河少了一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后来，人们发现，这多少是个乌龙。可河流的受伤，仍是个不争的事实。
那些伤害包括：干涸。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很多昔日雄伟的大桥毫无尊严，因为它下面只有深沟；污染。最糟糕的是，重污染的河水渗入地下，感染了地下水；切割。各种堤坝把河流切割成一个个小湖泊，被切断的河不再能叫做河，就像被五马分尸的人只能叫做尸；硬化。在城市里，河流被改造成抽水马桶似的有着光溜溜硬邦邦的壁与底，弥漫着年久失修还照常使用的抽水马桶的味道……
经济发展，则是更理直气壮的理由。中国已经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喊了十多年不能如此后。更多人心里的台词是，为了摆脱贫穷，环境是不得不先被破坏的。
是的，河流总要为人所用。没有一座堤坝是为河流所建，都是为了人。可我们总要在内心中建一座堤坝，自己明白，一旦过界，经济也好、健康也好，都会受到重创。
這需要达成共识，还要承认现实。
多年以后，我们还会翻开宋词，教自己的儿女，什么叫“大江东去”，什么叫“小桥流水”。或者听那首流传已久的老歌“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当我们无法解释那究竟是怎样的场景，那消失的，又岂止是河流。
（据《中国周刊》）
随后，中国河流减少一半的新闻铺天盖地，随后被水利部辟谣，而辟谣之后也暴露出更大的荒唐。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河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模糊的家底
我国河流总数为何减少了一半？这个问题成为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一方面确有一些河流因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等而萎缩消失，另一方面，此次普查利用了更精确先进的手段和技术，也是原因之一。
即使如此，河流减少一半，也仍然惊人。
一位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河流减半的新闻吸引了全部的眼球，但实际上，5万条的数字只是估算值，中国根本不可能有5万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出现在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年出版的《中国的河流》一书中。书中写道：数量多，流程长，是中国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全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余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580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尚有79条。
其实，只要做做算数题，就可以知道，当年得出的数字，是多么虚妄。水利部一名专家计算了一下：假设这5万条河流的流域面积都仅有1 00平方公里，其他两组数据也以此类推，且互不重叠，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计算出中国的河流流域面积到底多大面积。10000×79+1000×（1580-79）+100×50000=7291000。这意味著按照1950年代的数据，我国河流流域面积有72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76%。
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这个数据的误差很大，在为我们广阔的河流流域面积骄傲了6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数字。
既然过往的数字不可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河流没有减少一半，可也同时意味着，河流到底是否减少，如果减少，减少了多少，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了。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一个国家的水利部门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底，中国官方过去50年对于河流的管理能力可见一斑。”
消失的河流
可那一条条干涸的河道，告诉每一个人，河流在消失。
在民间，很多学者和环保人士一直在用脚统计着。
清华大学河流研究所教授王兆印解释：河流死亡的原因有三，用水过量、地下水位下降和污染。
王兆印每年都会带着学生到北京周围上实践课，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径流量就是考察内容之一，他随口数着北京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潮白河有17条、北运河17条、蓟运河是6条，永定河有9条，大青河有7条。这些河流常年不流水已经超过一半。”
王兆印举例，永定河曾经是水面宽阔的大河，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上游断流只剩干涸的河床。潮白河是北京主要供水河流。水量丰沛，但十年前就有水无流。北车营的河床已经变成了街道，河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楼房和平房交错。
北京河流的遭遇也是整个华北平原的河流的缩影。一百年前，华北平原还是一个河流和小溪蜿蜒流淌，沼泽、天然泉水和湿地随处可见的健康生态系统，如今大大小小布满灰尘的河床都在等着南水北调中线送来的长江水。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用水量增加了4，5倍，城市、工业和农业争夺着有限的水源。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华北平原严重超采地下水资源，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地表河流的干涸。”王兆印解释。
国家973计划“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与调控”项目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北方的河流因为超采而干涸，南方的河流却在被人“嫌弃”。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把“占用河道”看作南方河流最大的杀手。
“中国河流的消失的过程就是从人水争地到人河争水。”李煜讲述他看到南方河流消失的过程，“很多地方河道本来是比较宽的，因为用地不够先是把它缩窄，这个时候用水量增加，工业和生活用水排污也增加，剩下的小河变成臭水沟，然后干脆加个盖子变成了排污管道。”
大江大河们也在走向死亡的悬崖。
从2006年，绿家园志愿者组织每年都会召集环境记者、专家学者考察中国的大河。他们发起的“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一直在关注中国主要大河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现状及变迁。
马军在跟随绿家园到虎跳峡梨园峡谷考察，一行人正在感叹风光的秀美，却见峡谷的尽头是尘土飞扬的工地和一堵高高的坝墙。如今，梨园峡谷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沙江上一个小小的水库。
八年来，绿家园志愿者的镜头和文字里，黄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被截肢得支离破解，支流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河床。
“不放过一滴水”
“人类对河流无度的使用就开始于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自此河流的命运也就改变了。”今年，王兆印新开了一门课程叫“河流的哲学”，专门讨论中国河流遇到的问题，他第一次在课堂上用抽象的方式跟同学们讲述中国河流之死，“河流的消失和死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也是社会学、哲学……”
1995年，王兆印在东营参加“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项目，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员的观点是：发挥每一滴水的作用，不让一滴水白白流进大海。
彼时，黄河水库容总量跟流域的全水量之比已经超过100%。王兆印知道官员的话绝对不是玩笑，“有一个比河流容量大一倍的水库，也就意味着河流怎么流完全由人来支配，洪水来了也可以全部收起来，一滴不入海完全是做得到的。”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指引下。黄河流域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建设，黄河水电开发的历史也由此启幕。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人们对改造河流的信心也开始高涨。此后，黄河中上游大中型水利枢纽和中小水电站迅速耸起，数不清的阶梯式俨然在万里黄河上架起了一部“电梯”。
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显示，1960年黄河人海年径流量数据为575亿立方米，而到了90年代中期锐减到187亿立方米。
1972年黄河首次季节性断流，此后断水时长逐年增多，直到1997年，黄河爆发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长时间断流：距离入海口700公里长河段228天完全断流，到了7、8月汛期断流仍然继续。
这时候人们才认识黄河水要被用光了。第二年，中央下令限制黄河流域引水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规定50立方米每秒的入海流量为黄河预警流量，一旦接近或小于预警流量，将采取关闭附近河段引水闸门等紧急措施。这样，黄河才摆脱了断流的噩梦。
“过去三十年，在很多河段‘黄河’的意义只是一条河床的名字。50立方米的径流量也只能保证黄河有水，实在是杯水车薪“，王兆印的看法比较悲观，黄河作为中国最早开发水电的大河已经无法恢复滔滔河水。
病魔缠身
马军曾经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就写道：“50年来，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修造的堤坝足够垒起几十座万里长城。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崇山峻岭间消失，无数湖泊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我们浩大的工程，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
2004年，马军到贡嘎山南坡的人宗海水电站考察，那里一年前刚刚建成一座引水式水电站。贡嘎山是中国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原始林区之一。有不少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和动物。但如今，人宗海水电站的下游遍布乱石堆和焦黄的土，仿佛绿色的大山被劈开了一道道裂痕。
“川西、滇西到处都是这样裸露的河道，”马军介绍，“因为西南山区河流的落差一般都很大，很多小水电站采用在山顶打洞然后让河流通过垂直的管道下流，过几百米再把河流引回河道，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水流的势能。”河流就是这样被截成无数的小一段，虽然水还是流动的，但是很多生物却无法生存了。但在中国更多地方，河流上修起一个挨一个的水电站已经把流水变成了死水。
“我们按照梯级开发的理论，把长江变成一串糖葫芦，这条河不再是连续流动的河流了，而是一个个相对静止的水库。这样的开发的结果，河流就不再存在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之所以出现这问题，根源在于理论错误，“我们的水利理论是从苏联传来的，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关联和影响，只是追求发电带来经济效益。”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李煜则认为，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甚至比河流数量较少的后果严重得多。“自从60年代开展水利工程，钢筋水泥的堤壩就让我们的河流开始走向渠道化，这严重影响了河流和地下水源的连通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极大。”他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才开始普及水利工程环境评估系统，其实，实实在在做了环评的大水利工程大概也只有三峡一个，通过了环评的三峡如今也在出现水质变差、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更不要说其他根本没有经过环评的小水电站。”
王兆印的观点是，梯级大坝至少对生态没有坏处，在西南地区还会改善生态。但引水式水电站和三峡的高坝大库对河流生态的破坏绝对是致命的。
污染同样是河流的一场重病，污染虽然不会让直接河流消失，但是在三分之二城市缺水的中国，污染无疑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是一首河南的民谣，却真实地反映了淮河由“生”而“死”成为经济发展牺牲品的历程。
解药
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写在1999年，那时候他选择用“病魔缠身”四个字来描述当时中国的河流。百年不遇的洪水，黄河断流超过二百天，在城市大爆发的内河污染，海水赤潮三百多次，这些都逼迫这人们正视水危机的问题。但是，十四年过去，中国河流之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病入膏肓。
其实，中国人也并非坐等河流死去，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在试图给河流寻找解药。
1972年，周恩来派曲格平带团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大会，带回了环保的意识，中国最早开始寻找河流污染的解药也由此开始。1973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召开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讨论如何治理河流污染。
2009年，国务院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该项目在“十一五”期间总资金投入112.66亿元，“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140亿元。
但是，治理污染的速度从来都跟不上污染河流的速度。“我们不能直接救亡河流，”马军用鼠标圈了一下电脑屏幕上布满黑线的污染地图，颇为肯定地说：“但是我们能把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引入环境管理中来。有了水污染地图公布的污染记录，公众就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理。”
“公众参与”其实也是一个尝试，马军坦言保护河流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公众参与得不够：包括公益组织，关心环境的人没有机会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
“决策权往往在官员和开发商的手中。掠夺资源、纵容污染企业可以促进GDP，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而言是有利的，他们没有保护环境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人破坏了江河，却还要让他们来管理我们的江河，”马军说，“改变决策机制不仅是治理污染的解药，也是保护中国河流的解药。”
2013年年初，马军去考察丹江口水库水质，不禁惊讶于这一池清水，开阔的湖面，清澈的湖水，没有开发，没有污染，“17个月后，这里的水要运往京畿地区，这一池清水是南水北调的政治意义换来的，说明如果政府想管还是可以管得好。” “管好一池湖水又能如何？”看着碧绿的汉江水，马军反倒忧心起来，等到南水北调的救命水真的朝着北方流去，带来的也许会又一轮掠夺和瓜分。到那时，河流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没有一座堤坝为河流而建
12年前，南水北调工程刚刚启动，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有两个场景至今难忘。
在一个村庄里，村头村尾到处都有卖鸭蛋制成的变蛋（松花蛋）的，似乎是这里的特产。可没在村里见过一只鸭子。村民说，原本这里有很多小河、池塘，后来几乎都干涸了。可村庄做变蛋的手艺和名声都在，他们就四处收鸭蛋，回来制作出售。
在这个村庄不远，倒是有一条小河，刺鼻的臭味打破人们对乡间生活的美好想象。村民用一个长长的舀子，从河里舀出污水，倒入小河边的庄稼地里。神态自若、慢慢悠悠，似乎这一动作已做了不知多少年。
干涸和污染早已成了北方河流的癌症。而在南方，因为经济更早起飞，污染则更为严重。
就在2013年，水利部第一次统计了我国的河流。新闻稿说，20年来，中国的大河少了一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后来，人们发现，这多少是个乌龙。可河流的受伤，仍是个不争的事实。
那些伤害包括：干涸。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很多昔日雄伟的大桥毫无尊严，因为它下面只有深沟；污染。最糟糕的是，重污染的河水渗入地下，感染了地下水；切割。各种堤坝把河流切割成一个个小湖泊，被切断的河不再能叫做河，就像被五马分尸的人只能叫做尸；硬化。在城市里，河流被改造成抽水马桶似的有着光溜溜硬邦邦的壁与底，弥漫着年久失修还照常使用的抽水马桶的味道……
经济发展，则是更理直气壮的理由。中国已经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喊了十多年不能如此后。更多人心里的台词是，为了摆脱贫穷，环境是不得不先被破坏的。
是的，河流总要为人所用。没有一座堤坝是为河流所建，都是为了人。可我们总要在内心中建一座堤坝，自己明白，一旦过界，经济也好、健康也好，都会受到重创。
這需要达成共识，还要承认现实。
多年以后，我们还会翻开宋词，教自己的儿女，什么叫“大江东去”，什么叫“小桥流水”。或者听那首流传已久的老歌“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当我们无法解释那究竟是怎样的场景，那消失的，又岂止是河流。
（据《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