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7月10日的版面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微博上的“坏消息综合征”》，讲的是3年前一位河南考生，因对计算机操作不熟练，没有通过上网填报志愿，而是填了纸介质的志愿表交给县招办微机人员，不巧被锁进抽屉遗忘掉了，后来在微博曝光后，终于拿到了进入大学的“绿卡”。然而就在最近，此条旧闻又在微博上被“炒”了个不亦乐乎。该当事人已因为被骚扰对微博发出了警告。文章说这表明“坏消息综合征”仍然在延续着。美国尼尔森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
　　无独有偶，作为《人民日报》子报的《环球时报》在它的《国际论坛》上也发表了一篇时评，叫做《适应负面新闻，保持整体理性》。文章说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新闻价值观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甚至处于主流地位。以普利策新闻奖为例，除解释性报道奖、批评性报道奖和社论写作奖属于中性报道之外，其余11项大奖，均属纯粹的负面新闻，占获奖总数的78.6%。文章还谈到，随着微博的加盟，问题传播成为常态，负面新闻成为主流。
　　这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对待负面新闻和“坏消息综合征”？
　　我以为还是应该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所有媒体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据就是为了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为了使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国家和社会更加美好，更加富于人性，更加趋于和谐，而绝不是相反。负面报道为主和“坏消息综合征”，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对新闻报道的一种长期的商业渗透所形成的，当然还有现代选举制度的助力。只要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以及我们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那么就应该承认“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真理性及其正确性。
　　如果不是如此这般地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不妨想一想，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相当于100多个欧洲中等以上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从绝对数看，可能是世界上矛盾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任其负面报道为主，甚至形而上学地坚持所谓真实性原则，那就会造成社会领域的浓重雾霾，就会使我们的人民看不到阳光明媚和前进方向，处在压抑和郁闷之中，最终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毋庸置疑，我们的新闻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型媒体，抑或是自媒体，都应体现出对产业的追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但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约束和引导，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媒体或媒体人了，换句话说，它必须在服务于、服从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前提下运行。
　　当然不是说不要负面报道，或者压制负面新闻，其实负面新闻是我国社会主义传媒事业的有机构成，缺少它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以的，但负面报道的确有一个质的提高与量的适度的问题，有一个真实性服从于导向性和本质属性的问题。
　　所谓量的适度，就是不可能把所有发生的负面新闻都报出来，你只能有所选择，有所舍弃，把报道重点放在那些有倾向性、有普遍性的事件上。另外还可以把握版面的适度，一般不宜集中在一个版面上、一个时段上，用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进行地毯式轰炸，那就会把人打蒙了，甚至会有“末日来临”的感觉。
　　所谓质的提升，就是做负面报道时，注意捕捉事件中的正能量和积极元素，如上海《文汇报》在报道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乱砍乱杀行为的过程中，专门报道了一个市民拿起大拖把追打犯罪嫌疑人的镜头，这就使报道中有了亮点，而多家媒体并无对此情节的报道。此外，还要注意挖掘负面报道中的深层原因，以便社会更好地防范和杜绝，或减少和缓解此类恶性事件，而不是津津乐道于血腥情节和怪异现场的描述。至今为止，美国关于枪击案的报道，多是一种循环和重复式的报道，而于制止无多少补益，我们的报道也有此类现象。
　　总之，我们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要求和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来科学把握负面报道，来有效治理“坏消息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