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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山石》
讨论唐代诗歌,韩愈的作品是繞不开的。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番话,概括了韩愈一生的成就和思想性格。确实,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反对汉魏以来骈俪浮靡的文风;在写作实践中,写下了《进学解》《师说》等平顺流畅、气势如虹的散文,为中国文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韩愈也写诗,据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统计,他写过的诗,计有四百零二首。其中,大部分是他在三十二岁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写的。在这之前,他只写了八十四首。以诗的体裁而言,他写的大多数是古体诗,只有少数是近体诗。因此,人们对韩愈诗的评价,也多就他的古体诗创作而言。
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人们是一致认同的。但对他的诗歌创作,意见就有分歧了。苏轼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还认为他的诗“豪放奇险”,自成一派。司空图甚至说:“愚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对韩愈的诗毫无保留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过好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甚至说:“韩退之(愈)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他认为韩愈的诗只是押韵之文,实际上不是诗。这也并非没有道理,韩愈写的是不需要按平仄规矩的古体诗,如《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其二:“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这不就像文句连贯而只是押了韵的散文吗?
有趣的是,无论对韩诗褒者贬者,都认为《山石》一诗确是一首好诗。许多唐诗选本,也很难不把《山石》列入。这是什么道理呢?
韩愈生于公元七六八年,这年代正是从盛唐进入中唐,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封建体制所带来的腐败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暴露无遗。整个社会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思想界和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命运失落人士必须寻找出路的问题。韩愈出身贫寒,少“家贫不足以自活”(《上兵部李侍郎书》)。他所结交的朋友和弟子,如张籍、孟郊、李翱之辈,也多是贫寒出身。他参加过多次进士和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二十四岁时,得中进士,依然无所作为。后来,韩愈又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侥幸上榜,不久被推荐到张建封手下当差,才正式进入仕途。
韩愈半生穷愁潦倒,出仕前多次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受到社会上种种鞿缚,处境局束。这也让他有机会看到人民的疾苦,产生了改变现状和冲出思想牢笼的想法。他认为当时社会混乱和政治腐败,原因在于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离经叛道,不遵守从古以来的儒家精神。在文坛上,文风的淫靡正是当下道德沦丧的表现。因此,他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改革文风。要求在文化领域矫正时弊的改革主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相联系,他在古体诗的创作上,也实践了文风改革的主张,力图把散文的写法引进诗坛,从而改变诗歌创作过度追求和谐、优美和具有韵律性的传统。他让自己所写的古体诗呈现出“豪放奇险”甚至怪异的审美理想。他从平凡中看到美,更有甚者从丑陋中看到美。正如刘熙载所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于近体则不受矣。”(《艺概·诗概》)至于“施之古体”,是否就能够为读者所接受,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当然,韩愈的做法,也不失为建立一种特殊的风格,但这往往会让审美受体不知所措,甚至难以跟随他想入非非。像他写月蚀,竟说是“帝箸下腹尝其皤”。他把月亮的光被遮掩,说成是上帝咬了月亮的屁股。这想法很奇特,也很粗俗。像在地面上看到一摊污秽的水洼,这烂摊子实在不堪入诗,而他竟然也给予吟咏,说是“蛤蟆跳过雀儿澄,此中有鱼何所求”(《赠侯喜》)。至于使用大量僻字怪辞,以让人惊异的形象、意象入诗,在他写的古体诗中比比皆是。而且从他被贬为阳山令,以后又被贬到潮州等蛮荒之地的过程中,从多次的起起落落,最后仕途又较顺畅,乃至被晋升为吏部侍郎的经历中,世事的激烈多变和命运的荣辱无常,折射为他特具诡异的诗风。这便让他的古体诗风格显得变幻莫测,愈为“奇险”。
不过,韩愈《山石》这首古体诗却有点例外。它是韩愈在贞元十七年(801)九月三日写成的。那时他正好通过吏部考试,获得铨选。又在等待任命前,请假回到故乡附近的洛阳旅行。不错,经历了多次落第,他磊落不平,但毕竟得到了赏识,通过了铨选,被任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特定时期的心境,相对是比较平和的。他很满意有机会出仕吗?并不是,因为他认识到饱受羁绊之苦。他很不满生活的现状吗?也不是。这时的他,刚如愿以偿,和后来因上表痛陈民间疾苦而触怒皇帝,被贬到岭南的心态,毕竟大不相同。《山石》一诗,正是他在心态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和几位朋友同游洛阳惠林寺时有感而作。
韩愈的《山石》,以“山石”为名,其实全篇写的并非山上的石头,只不过诗的首句,是“山石荦确行径微”。由于诗的开头用了“山石”两字,便以此为题。在晚唐,李商隐也是常以诗句开头两字为题的,像《锦瑟》并非专咏“瑟”这种乐器,像《日日》无非是诗的首句为“日日春光照日光”,像《碧城》也是由于首句是“碧城十二曲阑干”。这样作有题目的诗,实际上等于没题目的“无题诗”。李商隐是因为有难言之隐,所以或明说“无题”或故意以诗的前两字为题。 韩愈的《山石》全诗意思明朗,绝不像李商隐那样因不得已而闪烁其词,也没有什么不想明言的地方。这首诗写的无非是黄昏到了佛寺,天明离开,下山游览的全过程。整个旅程从容得很,他也就随便地拈出首句的“山石”两字为题。这做法又适足以表现出他在将仕未仕时特有的心态。
“山石荦确行径微”这一句让人感到有些拗口,而“荦确”一词等于“荦埆”,是指石头坚硬而又凹凸不平的意思。这词语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常见的书面语言,非得注释清楚才能让人明白。好些学者,如顾随先生,还做过很详细的分析和考据。其实似不很必要,因为它只是唐代的日常俗语,至今这词语还流传在粤语之中。大家知道,粤语保留着许多唐代中原语音语词和语法的成分,粤语中形容凹凸不平的词,发音就是国际音标的“l?t5 l?t5 ?h?t5 ?h?t5”,亦即“荦荦确确”。可见韩愈在诗的第一句即融入当时的俗语,这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确是别开生面,却不至于奇险。至于“行径微”一般理解为山路狭窄,这固无不可,但我以为它更多是指山路微茫,甚至是山径看不清楚,这和后面写下雨天和“黄昏到寺”的景象是互相联系着的。诗人说他在攀登的路上,山石凹凹凸凸,四野微微茫茫,让他和几位“驴友”走得颇为艰难。
诗的第二句,韩愈就写他好容易到达惠林寺了。“黄昏到寺蝙蝠飞”,寺是指在洛阳之北的惠林寺。这寺院原是唐宗室李憕在七六八年建成的别墅。安史之乱爆发时,李憕战死,其子李源看破世事,便茹斋礼佛,带发修行,成为居士,并把别墅改建为佛寺。当韩愈在八○一年前往惠林寺投宿时,这寺已经有了约四十年的历史,实际上已逐渐荒废破落了。韩愈在黄昏时分到达,天色明显已经昏暗。而他到达寺门的时候,引起他注意的竟是“蝠蝙飞”。那情景当然是实写,也让人感觉到寺院破落的景象。
古代诗人在写黄昏时刻的情景时,往往以归鸟、栖鸦的形象烘托夜色的凄清,像杜甫的《羌村三首》写他到达家门,是“柴门鸟雀噪”,像《野望》有句云“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宋代词人秦观的《满庭芳》则写“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写荒野的黄昏,用的是“枯藤老树昏鸦”;清代的纳兰性德写黄昏时候的寂寞,用的也是“昏鸦尽,小立恨因谁”;然而,韩愈不说是“黄昏到寺昏鸦栖”之类的词语,偏偏说的是“蝙蝠飞”。
在民间,蝙蝠的“蝠”与“福”字形似且谐音,人们往往把它用作吉祥的图案。而实际上它的形象丑陋,让人讨厌。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荒凉与空落,甚至有点恐怖。所以白居易说:“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洞中蝙蝠》)宋代的朱继芳说:“千年白蝙蝠,来往扑人衣。”(《失题》)明代的张治说:“旧壁龙蛇落,空堂蝙蝠飞。”(《草市庙》)很明显,在黄昏出现“蝙蝠飞”的形象,不会是可爱的,甚至是可怕的。韩愈写它的出现,只能给人以野寺荒凉的感觉。而他偏偏让这丑陋的東西,出现在诗句中,恰好符合他常常“以丑为美”的审美观念。在《送文畅师北游》一诗中,他也说:“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蝎子,从来是人们都厌恶的丑类,他竟然说“喜见”,这和把蝙蝠写入诗中的做法同出一辙。显然,他写到自己和李景兴、侯景、尉迟汾几位同游的朋友,在暮色中走过崎岖的山路到达惠林寺,来到可以歇脚投宿的地方时,只带着平常心,并没有半点喜悦的心情。
到了惠林寺,韩愈便写:“升堂坐阶新雨足。”这句写得很平淡,却很有趣。走上佛寺,进了佛堂,一般人是会首先拈香拜佛,至少也应多看菩萨几眼吧。然而诗人完全撇开不写,他的动作竟是“坐阶”!这很让人意外,他怎么连凳子也不坐,在湿漉漉的天气中,一屁股就坐在石阶上,去看寺外的雨景呢?这说明,他来到惠林寺,并不存心拜佛,只是投宿而已。他在崎岖的小径中,走得累了,又急着想看看寺外的景色,这就既不讲究礼节,也懒得搬个凳子,直接坐在寺门的石阶上。在这里,我们不要忽视“坐阶”的意味,这出人意料的举动,正好说明作者来到佛寺里毫不拘束、随随便便的神态。
他坐在石阶上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新雨足”,那春雨下够了。至于如何表明外面的雨水已经下够了呢?诗人简单地用“芭蕉叶大支子肥”做回应。“支子”即“栀子”,芭蕉和栀子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自然显得叶厚花肥。这就是他所看到的黄昏寺外的景色,很单纯,也很自然。当然,韩愈在这句中下一“肥”字,以形容动物的词语去形容植物,很奇妙也很有趣。在这很随便的视觉描写中,又多少表现出诗人喜欢用词考究的创作特色。
接下去,韩愈便写僧人来接待他了:“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那和尚向他殷勤介绍,说墙壁上有很值得看的佛画,并且点起火把照着墙壁让他参观。据说,惠林寺收藏了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佛画好”可能是事实,但韩愈说自己的反应是“所见稀”。有学者认为“稀”是珍稀的意思。我想这是对韩愈心情的误解。如果韩愈对佛画真有兴趣,作为文士,下面该有所表示才是,但他却就此打住。我认为,这里“所见稀”的“稀”是稀少的意思,无非是说他在火光的影照下,见到的佛画,只是很稀少的部分,他也只是随便看看,没有多大兴趣。
我们知道,韩愈一贯反佛,早在贞元十六年,亦即在创作《山石》的前一年,他刚写过反佛的诗歌:“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送僧澄观》)可见,他不可能认为“佛画”有什么珍稀可言。当然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韩愈也和佛教徒有所来往,但比其他的诗人来说,友好者实在不多。据刘克庄统计:“唐僧见于韩集者七人,惟大颠、颖师免嘲侮”,“如惠、如灵、如文畅、如澄观,直以为戏笑之具而已”(《后村诗话》)。从他一贯的态度看,惠林寺的寺僧殷勤邀他看佛画,他是不看佛面看僧面,敷衍一下,凑趣凑趣。
接着,韩愈便写在寺里吃饭留宿的状况:“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这里用笔平淡而简单,甚至粗糙。看来惠林寺平日并没有多少来客,所以客房里床要重新铺设,席子要拂去尘埃,待客的羹饭,也是粗糙的。而作为客人的诗翁们也不予计较,只要能塞饱肚子得过且过便算了事。这也说明韩愈和他的几位朋友,本来就没有参观佛寺的打算,只是把这地方作为行旅的落脚点。 顺笔下去,韩愈便写晚上的情景:“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在山野的夜晚,总会虫声唧唧,但在这里连虫声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月亮,它幽幽地从岭上升起,那凉浸浸的月光,也照进房子里。这一切,显得周遭一片死寂。这在荒山中,原也正常。但你说在这平凡中,韩愈就没有发现一些愉悦之处吗?也不是。那雨后芭蕉的油绿和栀子的肥大,那照进房里的月影,不是也有一点清雅而平常的野趣吗?从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写他夜到山寺投宿的经过,读者也可以感受到韩愈一直本着随遇而安,一切顺其自然的心态度过了黄昏和夜晚。
以上十句韩愈写的是冒雨上山和到惠林寺投宿的全过程,每一句连续地表达一个场景,除了个别词句如“荦确”“肥”等较不寻常以外,其他并没有惊人之处,这和他后来专门使用“奇险”的写法大不相同。所以这夜宿荒寺的情景,实在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特别。而其妙处,也正在于韩愈有意让人感到在寺庙投宿随遇而安的心境中,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中,隐藏着特别的诗心。
从“天明独去无道路”开始,韩愈便写自己一早起来,出寺游山去也!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他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到惠林寺的,当然也是一起住在寺院里的。但这诗很妙,在投宿和游览山景的过程中,韩愈绝口不提其他人的存在,而且在天明时,还强调“独去”。显然,他强调自己独来独往,不受拘束。结果一个人乱闯一气,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山坡上看不见道路,走到哪里算哪里。而诗人写“无道路”的山景,也和诗的首句“行径微”有所联系。这地方,人迹稀少,自然是行径稀微,乃至连道路也没有。
这一来,韩愈便说自己“出入高下穷烟霏”。他上了坡,又下坡,东转西转,像是盲头乌蝇,到处乱撞。倒也无拘无碍,随心所欲,信马由缰,走进了烟雾迷茫的去处。
蓦然,他写到自己眼前一亮,发现了美景:“山红涧碧纷烂漫。”这让他的心境发生了变化。按照一般诗人的写法,既然上文写到在山坡上胡乱地迷茫地寻路,忽然发觉景色尽变,红色的山、绿色的水,对比强烈。按道理,他应该会多描写几句,展示山花灿烂,绿水潺湲,甚至还可以多写几句直接抒发自己欣悦的心境。谁知道,他竟只用“纷烂漫”三个字便打发了。看来他心情不错,却又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奇异的风景。这“纷烂漫”的轻描淡写,正好表达出他随便观景的平常心态。下一句说是看到不少大树:“时见松枥皆十围。”这些树,肯定是又高又大的老树,佳木森森,那虬龙撑天的姿态,一般诗人肯定会赞叹描绘一番。但韩愈也没有给予特别的描写,只以“皆十围”一笔带过。
倒是在溪涧里摸着石头过河的场面,韩愈写得颇为有趣:“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他竟然像个喜欢玩水的孩子,首先面对流动的溪涧,接着脱了鞋袜,光着脚板,然后踩着溪涧里的石头。这三个连续动作,活画出他欣悦甚至有点天真的野趣。接着,他还破例加上一句写自己踩着涧水过河的细节,那是“水声激激”,脚下的溪水流速湍急,哗啦啦地直响,而且山风阵阵,把他身上的衣服也吹得飘飘然迎风拂起。這情景,韩愈用了两句加以描写,在全诗是不多见的。这有野趣的场面,又安排在全诗写景的最后,可见韩愈很注意要以此表达他既随便又欣悦的情愫。
很明显,在《山石》中,韩愈对他这次旅游情景的描写,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上半段写他黄昏到惠林寺投宿的情景,下半段写他在天明时出寺游览的情景。两段的心境,有人强调它的不同。日人所选《增评韩苏诗钞》认为:“前半篇极用沉厚笔,下半篇极用平淡笔,正是浓淡相极,夷险并行之作法。”这诗确是有上下两半。但说前半沉厚,却不是事实。我认为上下两半段都是用“平淡笔”,只是上半段写在入住寺院时,用不大有趣的平淡笔,下半段写离开寺院游玩时,用颇为有趣的平淡笔而已。当然,诗的上半和下半,情调也有所对比,那是颇没趣和颇有趣的对比,并不是“浓淡相极”的对比。这首诗,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无论颇没趣还是颇有趣,韩愈都觉得无所谓。于是这就蕴含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美。这澹然悠然的美,就是别具一格而又不易被人觉察的诗!再加上韩愈以散文化的写法,连贯地,流畅地,一句一景,像拉洋片一样,把一个一个画面延续起来,让人感悟到它是一幅视野开阔的图卷,从中展现出他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优哉游哉的心境。
如果说,上半和下半的情味有所不同,不过是上半写寺院比较荒芜局促,下半写寺外生意盎然而已。对此,韩愈也都不太在意,连词语的运用也很普通。当然,至于说“支子肥”,以“肥”形容花朵,确有些出人意料,却不见得过于雕琢,和后来李清照“绿肥红瘦”之句相比,反更近于自然,少了些刻意修饰的痕迹。方东树说《山石》“不事雕琢,自见精彩,真大家手笔”,又说它“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尤是古文手笔”(《昭昧詹言》)。这评价,颇为准确到位。
从平凡中看到美,这是韩愈特具的审美眼光。比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蒙蒙小雨,那迷茫草色,都很平常,但在韩愈看来,早春的小雨有酥油般的润泽;早春的草色似有还无,给人以梦幻般的感受。本来,在首都的天街,早春时节,烟柳画楼,可写之处,不一而足,可是,韩愈却从最一般最平凡的小雨和草色中看到美,于是,这似是很随意的描写,便显现出早春天气特有的意境。《山石》一诗也是如此,那寺内寺外呈现平凡之美的意韵,正好是诗人自由自在心态的折射。
韩愈用了十六句,分别夹叙夹议写宿寺之景和出寺之景两个方面以后,笔锋一转,竟发出一番感叹:“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鞿,是束缚、羁绊的意思。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他宿寺和游山的意思了。
就宿寺的描写而言,他只在寺院里看雨看画,吃了就睡,没什么讲究,只随随便便,率意为之。就天明出寺的描写而言,也只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哪里。当看到花,看到树,看到溪涧流水,心情放松,兴之所至,便赤足踩水。总之,在惠林寺的内内外外,食宿简陋也罢,景色愉悦也罢,他的心情绝对放松,没有什么难堪之处,也没有过度的兴奋。一切随随便便,身心没有半点局束,绝对没有受到外力的鞿绊,这就是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显然,韩愈以平淡的笔触,写他宿寺游山中平淡的心情和景色,全是为了说明“人生如此自可乐”,一辈子平平淡淡,随随便便,就是最快乐的事。这首诗,从上山宿寺,天明游山,一路放手写来,真像是一篇散文化的流水账。韩愈采用这种自由挥洒的形式,正是为他要表达讨厌“局束”,以及不满“为人鞿”的感情所决定的。 诗的最后两句是:“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韩愈不是天明时“独去”游山的吗?当他体会到随意所之,一切顺其自然,心境不受“局束”的乐趣时,忽然记起和他同游的朋友,于是又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他们,也等于向他们发出号召。但他又想到,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愿望未必能够实现,于是不由得发出怎样才能永远留在这里,永远保持随心所欲状态的感叹。
这最后的几句,韩愈直接以议论入诗,这和一般抒情诗的写法,大异其趣。我们暂且不论其得失,总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毫不计较文与诗的区别,这恰是韩愈古体诗创作的特点。就他以理入诗的做法而言,对后来宋代诗坛的风气也是有所影响的。
相对于韩愈所写其他古体诗而言,《山石》一诗用词遣句并不“奇险”。如果要评论这诗的风格,倒是用韩愈自己的话,“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亦即用词刚健有力,结构妥帖晓畅,似乎更准确一些。但是,在他所有的古体诗中,能达到这样水平者,也并不多。多数的诗,特别是那些以丑为美的诗,尽管自成流派,终究让人啮牙结舌,颠倒奇崛。老实说,我是爱不起来的。
在诗坛上,就诗风发展的态势看,中唐时期许多诗人,确实失去了盛唐时期诗人那种开朗乐观、敢于直面人生的气概,更多从社会特别是从个人命运的失落中看不到前景,于是委顿消沉、纤弱浇薄之风在诗坛上弥漫。与此相对应,一些渴望改变政治现状的诗人,也从不同的方面追求改变诗坛的风气。由于经历、性格和审美理念的不同,诗坛里便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像刘禹锡、白居易等,就写了不少“讽喻诗”,或直接或委曲地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的疾苦。在诗歌语言上,则走向平易浅近的一路,像白居易在创作时,不是有过让“老妪能解”的故事吗?他们也勇于向民间吸收养分,像刘禹锡不就写了不少近于民歌风格的“竹枝词”吗?
韩愈说过:“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刘正夫书》)这显然和主张文风革新一样,他也主张改变诗风,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独创性,不能因循守旧,要敢于突破时尚的颓风。这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也说明中唐时期的封建专制政权虽然严酷处置参与“永贞革新”的官员,但主政者自己已是四面楚歌。时代的洪流,让他们无法遏止人们冲出思想牢笼的愿望,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有革新思想的诗人便追求创作个性化,追求与俗流不同的、独特的甚至出格的审美理想。于是,韩愈便注意在平凡中看到美,甚至在丑陋中发现美;在古体诗的创作中,則着意追求意象的雄怪奇险,乃至于出格,常常让观者莫名其妙,不易接受。至于那一帮追随韩愈的诗人,如孟郊、樊宗师等,走的就是怪诞奇诡、诘曲盘纡的路数。正如欧阳修所说:“元和之际,文章之盛极矣,其怪奇至于如此!”(《跋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不错,在古体诗的改革上,他们希望打破传统,但又闯过了头,走向了过于“前卫”的道路。至于如何全面评价他们在古体诗改革上的得失,以及文风与诗风出现矛盾的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说得清楚的,容后再议。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山石》
讨论唐代诗歌,韩愈的作品是繞不开的。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番话,概括了韩愈一生的成就和思想性格。确实,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反对汉魏以来骈俪浮靡的文风;在写作实践中,写下了《进学解》《师说》等平顺流畅、气势如虹的散文,为中国文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韩愈也写诗,据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统计,他写过的诗,计有四百零二首。其中,大部分是他在三十二岁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写的。在这之前,他只写了八十四首。以诗的体裁而言,他写的大多数是古体诗,只有少数是近体诗。因此,人们对韩愈诗的评价,也多就他的古体诗创作而言。
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人们是一致认同的。但对他的诗歌创作,意见就有分歧了。苏轼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还认为他的诗“豪放奇险”,自成一派。司空图甚至说:“愚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对韩愈的诗毫无保留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过好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甚至说:“韩退之(愈)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他认为韩愈的诗只是押韵之文,实际上不是诗。这也并非没有道理,韩愈写的是不需要按平仄规矩的古体诗,如《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其二:“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这不就像文句连贯而只是押了韵的散文吗?
有趣的是,无论对韩诗褒者贬者,都认为《山石》一诗确是一首好诗。许多唐诗选本,也很难不把《山石》列入。这是什么道理呢?
韩愈生于公元七六八年,这年代正是从盛唐进入中唐,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封建体制所带来的腐败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暴露无遗。整个社会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思想界和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命运失落人士必须寻找出路的问题。韩愈出身贫寒,少“家贫不足以自活”(《上兵部李侍郎书》)。他所结交的朋友和弟子,如张籍、孟郊、李翱之辈,也多是贫寒出身。他参加过多次进士和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二十四岁时,得中进士,依然无所作为。后来,韩愈又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侥幸上榜,不久被推荐到张建封手下当差,才正式进入仕途。
韩愈半生穷愁潦倒,出仕前多次在人生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受到社会上种种鞿缚,处境局束。这也让他有机会看到人民的疾苦,产生了改变现状和冲出思想牢笼的想法。他认为当时社会混乱和政治腐败,原因在于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离经叛道,不遵守从古以来的儒家精神。在文坛上,文风的淫靡正是当下道德沦丧的表现。因此,他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改革文风。要求在文化领域矫正时弊的改革主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相联系,他在古体诗的创作上,也实践了文风改革的主张,力图把散文的写法引进诗坛,从而改变诗歌创作过度追求和谐、优美和具有韵律性的传统。他让自己所写的古体诗呈现出“豪放奇险”甚至怪异的审美理想。他从平凡中看到美,更有甚者从丑陋中看到美。正如刘熙载所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于近体则不受矣。”(《艺概·诗概》)至于“施之古体”,是否就能够为读者所接受,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当然,韩愈的做法,也不失为建立一种特殊的风格,但这往往会让审美受体不知所措,甚至难以跟随他想入非非。像他写月蚀,竟说是“帝箸下腹尝其皤”。他把月亮的光被遮掩,说成是上帝咬了月亮的屁股。这想法很奇特,也很粗俗。像在地面上看到一摊污秽的水洼,这烂摊子实在不堪入诗,而他竟然也给予吟咏,说是“蛤蟆跳过雀儿澄,此中有鱼何所求”(《赠侯喜》)。至于使用大量僻字怪辞,以让人惊异的形象、意象入诗,在他写的古体诗中比比皆是。而且从他被贬为阳山令,以后又被贬到潮州等蛮荒之地的过程中,从多次的起起落落,最后仕途又较顺畅,乃至被晋升为吏部侍郎的经历中,世事的激烈多变和命运的荣辱无常,折射为他特具诡异的诗风。这便让他的古体诗风格显得变幻莫测,愈为“奇险”。
不过,韩愈《山石》这首古体诗却有点例外。它是韩愈在贞元十七年(801)九月三日写成的。那时他正好通过吏部考试,获得铨选。又在等待任命前,请假回到故乡附近的洛阳旅行。不错,经历了多次落第,他磊落不平,但毕竟得到了赏识,通过了铨选,被任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特定时期的心境,相对是比较平和的。他很满意有机会出仕吗?并不是,因为他认识到饱受羁绊之苦。他很不满生活的现状吗?也不是。这时的他,刚如愿以偿,和后来因上表痛陈民间疾苦而触怒皇帝,被贬到岭南的心态,毕竟大不相同。《山石》一诗,正是他在心态比较从容的情况下,和几位朋友同游洛阳惠林寺时有感而作。
韩愈的《山石》,以“山石”为名,其实全篇写的并非山上的石头,只不过诗的首句,是“山石荦确行径微”。由于诗的开头用了“山石”两字,便以此为题。在晚唐,李商隐也是常以诗句开头两字为题的,像《锦瑟》并非专咏“瑟”这种乐器,像《日日》无非是诗的首句为“日日春光照日光”,像《碧城》也是由于首句是“碧城十二曲阑干”。这样作有题目的诗,实际上等于没题目的“无题诗”。李商隐是因为有难言之隐,所以或明说“无题”或故意以诗的前两字为题。 韩愈的《山石》全诗意思明朗,绝不像李商隐那样因不得已而闪烁其词,也没有什么不想明言的地方。这首诗写的无非是黄昏到了佛寺,天明离开,下山游览的全过程。整个旅程从容得很,他也就随便地拈出首句的“山石”两字为题。这做法又适足以表现出他在将仕未仕时特有的心态。
“山石荦确行径微”这一句让人感到有些拗口,而“荦确”一词等于“荦埆”,是指石头坚硬而又凹凸不平的意思。这词语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常见的书面语言,非得注释清楚才能让人明白。好些学者,如顾随先生,还做过很详细的分析和考据。其实似不很必要,因为它只是唐代的日常俗语,至今这词语还流传在粤语之中。大家知道,粤语保留着许多唐代中原语音语词和语法的成分,粤语中形容凹凸不平的词,发音就是国际音标的“l?t5 l?t5 ?h?t5 ?h?t5”,亦即“荦荦确确”。可见韩愈在诗的第一句即融入当时的俗语,这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确是别开生面,却不至于奇险。至于“行径微”一般理解为山路狭窄,这固无不可,但我以为它更多是指山路微茫,甚至是山径看不清楚,这和后面写下雨天和“黄昏到寺”的景象是互相联系着的。诗人说他在攀登的路上,山石凹凹凸凸,四野微微茫茫,让他和几位“驴友”走得颇为艰难。
诗的第二句,韩愈就写他好容易到达惠林寺了。“黄昏到寺蝙蝠飞”,寺是指在洛阳之北的惠林寺。这寺院原是唐宗室李憕在七六八年建成的别墅。安史之乱爆发时,李憕战死,其子李源看破世事,便茹斋礼佛,带发修行,成为居士,并把别墅改建为佛寺。当韩愈在八○一年前往惠林寺投宿时,这寺已经有了约四十年的历史,实际上已逐渐荒废破落了。韩愈在黄昏时分到达,天色明显已经昏暗。而他到达寺门的时候,引起他注意的竟是“蝠蝙飞”。那情景当然是实写,也让人感觉到寺院破落的景象。
古代诗人在写黄昏时刻的情景时,往往以归鸟、栖鸦的形象烘托夜色的凄清,像杜甫的《羌村三首》写他到达家门,是“柴门鸟雀噪”,像《野望》有句云“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宋代词人秦观的《满庭芳》则写“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写荒野的黄昏,用的是“枯藤老树昏鸦”;清代的纳兰性德写黄昏时候的寂寞,用的也是“昏鸦尽,小立恨因谁”;然而,韩愈不说是“黄昏到寺昏鸦栖”之类的词语,偏偏说的是“蝙蝠飞”。
在民间,蝙蝠的“蝠”与“福”字形似且谐音,人们往往把它用作吉祥的图案。而实际上它的形象丑陋,让人讨厌。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荒凉与空落,甚至有点恐怖。所以白居易说:“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洞中蝙蝠》)宋代的朱继芳说:“千年白蝙蝠,来往扑人衣。”(《失题》)明代的张治说:“旧壁龙蛇落,空堂蝙蝠飞。”(《草市庙》)很明显,在黄昏出现“蝙蝠飞”的形象,不会是可爱的,甚至是可怕的。韩愈写它的出现,只能给人以野寺荒凉的感觉。而他偏偏让这丑陋的東西,出现在诗句中,恰好符合他常常“以丑为美”的审美观念。在《送文畅师北游》一诗中,他也说:“昨来得京官,照壁喜见蝎。”蝎子,从来是人们都厌恶的丑类,他竟然说“喜见”,这和把蝙蝠写入诗中的做法同出一辙。显然,他写到自己和李景兴、侯景、尉迟汾几位同游的朋友,在暮色中走过崎岖的山路到达惠林寺,来到可以歇脚投宿的地方时,只带着平常心,并没有半点喜悦的心情。
到了惠林寺,韩愈便写:“升堂坐阶新雨足。”这句写得很平淡,却很有趣。走上佛寺,进了佛堂,一般人是会首先拈香拜佛,至少也应多看菩萨几眼吧。然而诗人完全撇开不写,他的动作竟是“坐阶”!这很让人意外,他怎么连凳子也不坐,在湿漉漉的天气中,一屁股就坐在石阶上,去看寺外的雨景呢?这说明,他来到惠林寺,并不存心拜佛,只是投宿而已。他在崎岖的小径中,走得累了,又急着想看看寺外的景色,这就既不讲究礼节,也懒得搬个凳子,直接坐在寺门的石阶上。在这里,我们不要忽视“坐阶”的意味,这出人意料的举动,正好说明作者来到佛寺里毫不拘束、随随便便的神态。
他坐在石阶上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新雨足”,那春雨下够了。至于如何表明外面的雨水已经下够了呢?诗人简单地用“芭蕉叶大支子肥”做回应。“支子”即“栀子”,芭蕉和栀子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自然显得叶厚花肥。这就是他所看到的黄昏寺外的景色,很单纯,也很自然。当然,韩愈在这句中下一“肥”字,以形容动物的词语去形容植物,很奇妙也很有趣。在这很随便的视觉描写中,又多少表现出诗人喜欢用词考究的创作特色。
接下去,韩愈便写僧人来接待他了:“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那和尚向他殷勤介绍,说墙壁上有很值得看的佛画,并且点起火把照着墙壁让他参观。据说,惠林寺收藏了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佛画好”可能是事实,但韩愈说自己的反应是“所见稀”。有学者认为“稀”是珍稀的意思。我想这是对韩愈心情的误解。如果韩愈对佛画真有兴趣,作为文士,下面该有所表示才是,但他却就此打住。我认为,这里“所见稀”的“稀”是稀少的意思,无非是说他在火光的影照下,见到的佛画,只是很稀少的部分,他也只是随便看看,没有多大兴趣。
我们知道,韩愈一贯反佛,早在贞元十六年,亦即在创作《山石》的前一年,他刚写过反佛的诗歌:“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送僧澄观》)可见,他不可能认为“佛画”有什么珍稀可言。当然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韩愈也和佛教徒有所来往,但比其他的诗人来说,友好者实在不多。据刘克庄统计:“唐僧见于韩集者七人,惟大颠、颖师免嘲侮”,“如惠、如灵、如文畅、如澄观,直以为戏笑之具而已”(《后村诗话》)。从他一贯的态度看,惠林寺的寺僧殷勤邀他看佛画,他是不看佛面看僧面,敷衍一下,凑趣凑趣。
接着,韩愈便写在寺里吃饭留宿的状况:“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这里用笔平淡而简单,甚至粗糙。看来惠林寺平日并没有多少来客,所以客房里床要重新铺设,席子要拂去尘埃,待客的羹饭,也是粗糙的。而作为客人的诗翁们也不予计较,只要能塞饱肚子得过且过便算了事。这也说明韩愈和他的几位朋友,本来就没有参观佛寺的打算,只是把这地方作为行旅的落脚点。 顺笔下去,韩愈便写晚上的情景:“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在山野的夜晚,总会虫声唧唧,但在这里连虫声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月亮,它幽幽地从岭上升起,那凉浸浸的月光,也照进房子里。这一切,显得周遭一片死寂。这在荒山中,原也正常。但你说在这平凡中,韩愈就没有发现一些愉悦之处吗?也不是。那雨后芭蕉的油绿和栀子的肥大,那照进房里的月影,不是也有一点清雅而平常的野趣吗?从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写他夜到山寺投宿的经过,读者也可以感受到韩愈一直本着随遇而安,一切顺其自然的心态度过了黄昏和夜晚。
以上十句韩愈写的是冒雨上山和到惠林寺投宿的全过程,每一句连续地表达一个场景,除了个别词句如“荦确”“肥”等较不寻常以外,其他并没有惊人之处,这和他后来专门使用“奇险”的写法大不相同。所以这夜宿荒寺的情景,实在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特别。而其妙处,也正在于韩愈有意让人感到在寺庙投宿随遇而安的心境中,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中,隐藏着特别的诗心。
从“天明独去无道路”开始,韩愈便写自己一早起来,出寺游山去也!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他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到惠林寺的,当然也是一起住在寺院里的。但这诗很妙,在投宿和游览山景的过程中,韩愈绝口不提其他人的存在,而且在天明时,还强调“独去”。显然,他强调自己独来独往,不受拘束。结果一个人乱闯一气,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山坡上看不见道路,走到哪里算哪里。而诗人写“无道路”的山景,也和诗的首句“行径微”有所联系。这地方,人迹稀少,自然是行径稀微,乃至连道路也没有。
这一来,韩愈便说自己“出入高下穷烟霏”。他上了坡,又下坡,东转西转,像是盲头乌蝇,到处乱撞。倒也无拘无碍,随心所欲,信马由缰,走进了烟雾迷茫的去处。
蓦然,他写到自己眼前一亮,发现了美景:“山红涧碧纷烂漫。”这让他的心境发生了变化。按照一般诗人的写法,既然上文写到在山坡上胡乱地迷茫地寻路,忽然发觉景色尽变,红色的山、绿色的水,对比强烈。按道理,他应该会多描写几句,展示山花灿烂,绿水潺湲,甚至还可以多写几句直接抒发自己欣悦的心境。谁知道,他竟只用“纷烂漫”三个字便打发了。看来他心情不错,却又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奇异的风景。这“纷烂漫”的轻描淡写,正好表达出他随便观景的平常心态。下一句说是看到不少大树:“时见松枥皆十围。”这些树,肯定是又高又大的老树,佳木森森,那虬龙撑天的姿态,一般诗人肯定会赞叹描绘一番。但韩愈也没有给予特别的描写,只以“皆十围”一笔带过。
倒是在溪涧里摸着石头过河的场面,韩愈写得颇为有趣:“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他竟然像个喜欢玩水的孩子,首先面对流动的溪涧,接着脱了鞋袜,光着脚板,然后踩着溪涧里的石头。这三个连续动作,活画出他欣悦甚至有点天真的野趣。接着,他还破例加上一句写自己踩着涧水过河的细节,那是“水声激激”,脚下的溪水流速湍急,哗啦啦地直响,而且山风阵阵,把他身上的衣服也吹得飘飘然迎风拂起。這情景,韩愈用了两句加以描写,在全诗是不多见的。这有野趣的场面,又安排在全诗写景的最后,可见韩愈很注意要以此表达他既随便又欣悦的情愫。
很明显,在《山石》中,韩愈对他这次旅游情景的描写,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上半段写他黄昏到惠林寺投宿的情景,下半段写他在天明时出寺游览的情景。两段的心境,有人强调它的不同。日人所选《增评韩苏诗钞》认为:“前半篇极用沉厚笔,下半篇极用平淡笔,正是浓淡相极,夷险并行之作法。”这诗确是有上下两半。但说前半沉厚,却不是事实。我认为上下两半段都是用“平淡笔”,只是上半段写在入住寺院时,用不大有趣的平淡笔,下半段写离开寺院游玩时,用颇为有趣的平淡笔而已。当然,诗的上半和下半,情调也有所对比,那是颇没趣和颇有趣的对比,并不是“浓淡相极”的对比。这首诗,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无论颇没趣还是颇有趣,韩愈都觉得无所谓。于是这就蕴含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美。这澹然悠然的美,就是别具一格而又不易被人觉察的诗!再加上韩愈以散文化的写法,连贯地,流畅地,一句一景,像拉洋片一样,把一个一个画面延续起来,让人感悟到它是一幅视野开阔的图卷,从中展现出他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优哉游哉的心境。
如果说,上半和下半的情味有所不同,不过是上半写寺院比较荒芜局促,下半写寺外生意盎然而已。对此,韩愈也都不太在意,连词语的运用也很普通。当然,至于说“支子肥”,以“肥”形容花朵,确有些出人意料,却不见得过于雕琢,和后来李清照“绿肥红瘦”之句相比,反更近于自然,少了些刻意修饰的痕迹。方东树说《山石》“不事雕琢,自见精彩,真大家手笔”,又说它“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尤是古文手笔”(《昭昧詹言》)。这评价,颇为准确到位。
从平凡中看到美,这是韩愈特具的审美眼光。比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蒙蒙小雨,那迷茫草色,都很平常,但在韩愈看来,早春的小雨有酥油般的润泽;早春的草色似有还无,给人以梦幻般的感受。本来,在首都的天街,早春时节,烟柳画楼,可写之处,不一而足,可是,韩愈却从最一般最平凡的小雨和草色中看到美,于是,这似是很随意的描写,便显现出早春天气特有的意境。《山石》一诗也是如此,那寺内寺外呈现平凡之美的意韵,正好是诗人自由自在心态的折射。
韩愈用了十六句,分别夹叙夹议写宿寺之景和出寺之景两个方面以后,笔锋一转,竟发出一番感叹:“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鞿,是束缚、羁绊的意思。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他宿寺和游山的意思了。
就宿寺的描写而言,他只在寺院里看雨看画,吃了就睡,没什么讲究,只随随便便,率意为之。就天明出寺的描写而言,也只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哪里。当看到花,看到树,看到溪涧流水,心情放松,兴之所至,便赤足踩水。总之,在惠林寺的内内外外,食宿简陋也罢,景色愉悦也罢,他的心情绝对放松,没有什么难堪之处,也没有过度的兴奋。一切随随便便,身心没有半点局束,绝对没有受到外力的鞿绊,这就是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显然,韩愈以平淡的笔触,写他宿寺游山中平淡的心情和景色,全是为了说明“人生如此自可乐”,一辈子平平淡淡,随随便便,就是最快乐的事。这首诗,从上山宿寺,天明游山,一路放手写来,真像是一篇散文化的流水账。韩愈采用这种自由挥洒的形式,正是为他要表达讨厌“局束”,以及不满“为人鞿”的感情所决定的。 诗的最后两句是:“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韩愈不是天明时“独去”游山的吗?当他体会到随意所之,一切顺其自然,心境不受“局束”的乐趣时,忽然记起和他同游的朋友,于是又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他们,也等于向他们发出号召。但他又想到,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愿望未必能够实现,于是不由得发出怎样才能永远留在这里,永远保持随心所欲状态的感叹。
这最后的几句,韩愈直接以议论入诗,这和一般抒情诗的写法,大异其趣。我们暂且不论其得失,总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毫不计较文与诗的区别,这恰是韩愈古体诗创作的特点。就他以理入诗的做法而言,对后来宋代诗坛的风气也是有所影响的。
相对于韩愈所写其他古体诗而言,《山石》一诗用词遣句并不“奇险”。如果要评论这诗的风格,倒是用韩愈自己的话,“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亦即用词刚健有力,结构妥帖晓畅,似乎更准确一些。但是,在他所有的古体诗中,能达到这样水平者,也并不多。多数的诗,特别是那些以丑为美的诗,尽管自成流派,终究让人啮牙结舌,颠倒奇崛。老实说,我是爱不起来的。
在诗坛上,就诗风发展的态势看,中唐时期许多诗人,确实失去了盛唐时期诗人那种开朗乐观、敢于直面人生的气概,更多从社会特别是从个人命运的失落中看不到前景,于是委顿消沉、纤弱浇薄之风在诗坛上弥漫。与此相对应,一些渴望改变政治现状的诗人,也从不同的方面追求改变诗坛的风气。由于经历、性格和审美理念的不同,诗坛里便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像刘禹锡、白居易等,就写了不少“讽喻诗”,或直接或委曲地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的疾苦。在诗歌语言上,则走向平易浅近的一路,像白居易在创作时,不是有过让“老妪能解”的故事吗?他们也勇于向民间吸收养分,像刘禹锡不就写了不少近于民歌风格的“竹枝词”吗?
韩愈说过:“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刘正夫书》)这显然和主张文风革新一样,他也主张改变诗风,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独创性,不能因循守旧,要敢于突破时尚的颓风。这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也说明中唐时期的封建专制政权虽然严酷处置参与“永贞革新”的官员,但主政者自己已是四面楚歌。时代的洪流,让他们无法遏止人们冲出思想牢笼的愿望,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有革新思想的诗人便追求创作个性化,追求与俗流不同的、独特的甚至出格的审美理想。于是,韩愈便注意在平凡中看到美,甚至在丑陋中发现美;在古体诗的创作中,則着意追求意象的雄怪奇险,乃至于出格,常常让观者莫名其妙,不易接受。至于那一帮追随韩愈的诗人,如孟郊、樊宗师等,走的就是怪诞奇诡、诘曲盘纡的路数。正如欧阳修所说:“元和之际,文章之盛极矣,其怪奇至于如此!”(《跋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不错,在古体诗的改革上,他们希望打破传统,但又闯过了头,走向了过于“前卫”的道路。至于如何全面评价他们在古体诗改革上的得失,以及文风与诗风出现矛盾的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说得清楚的,容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