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云英，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王进村一个富裕的农商人家。
　　定襄县，位于忻定盆地东部，周围群山环绕，丛蒙山柳林尖，巍峨挺拔、郁郁葱葱;域内滹沱、牧马、云中、同河四河贯流。这里田肥水丰，物华天宝，披着蒙山秀气、载着沱水灵光，是繁衍中华文化的沃壤，是弘扬革命传统的热土。
　　我的爷爷，做过清朝的贡生。我的家族奉循“诚信、博爱、笃行”祖训和“勿为善小而不为，勿为恶小而为之”“精忠报国”的国学思想。
　　我的大哥（堂兄），王伯唐，名继尧，字伯唐，化名老胡，出生于1901年农历5月13日。
　　大哥从小聪颖好学、尊敬师长、爱护学友和弟妹，深得老师、同学、亲人和乡亲们的喜爱。
　　1918年和1919年，大哥先后在定襄中学和川至中学讀书，1919年秋，大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大哥受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参加了学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讨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途问题。
　　1926年5月，大哥由同乡学友胡熙庵（定襄县蒋村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大哥立誓为国家和民族、为全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在校期间，大哥担任了中共北京平民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担任该校“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其间，组织各大学山西学生180余人成立了“新晋学社”，与反动腐朽势力开展针锋相对斗争。
　　同时，大哥在北京校区指导组织创办了平民夜校，吸收附近的工人、农民、小商人及市民参加。他通俗易懂地讲述社会发展史，阐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哥还深入到工人、农民家中宣传，在平民简陋、低矮的工棚里，在乡村农家的土炕上，大哥与工友、农友同吃同住，促膝长谈、循循善诱，唤醒大家的阶级觉悟。对困难群众，慷慨解囊相助。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捕遇害，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斗争环境十分恶劣。
　　大哥受任于危难之际，担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长。大哥与区委同志们齐心协力，忘我工作，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镇压人民的卑劣行径，揭露北洋军阀张作霖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滔天罪行。西城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8年8月，大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北方局前身）直属特别党支部书记，与陈谭秋、彭真同志共同工作。为了筹集活动经费，经同乡薄永济介绍，大哥进入阎锡山的造币厂工作，所得薪水，全部交给党组织。
　　同时，大哥与张友渔、李遇庵同志等开办了北方书店，秘密出版进步刊物《人言》《初阳》等。他们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宣扬革命思想。

　　1931年秋，大哥受党中央派遣从天津回到太原，以山西省政府经济统治处职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大哥与同志们一起，组织成立了“反帝抗日大同盟”和“九一八读书会”以及“教联”（教职员工联合会）、“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山西革命互救会”等十几个群众进步团体，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人士和群众。
　　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大哥经常往返于太原与定襄之间。受到大哥的帮助引导，我的大姐王全根（王伯唐的同胞妹妹，1943年病故）和我父亲都参加了革命。大姐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定襄抗日民主政府二区妇联主任。父亲王书太生前是王进村的小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击日寇法西斯暴行，粉碎敌人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父亲以自己的学生为主体组织起了儿童团，并自任儿童团长。他与村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们一起，发动和组织群众英勇抗击日寇，支援八路军。因而，我们家常有八路军伤病员和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出入，成为当地的“红色之家”。1940年3月，由于汉奸告密，父亲落人日寇魔爪。临刑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给我们颁发了“光荣纪念证”，正式授予我的父亲王书太“革命烈士”称号。

　　1932年10月，根据中共山西省特委指示，太原重新组建“山西革命互救会”，大哥担任该会党团书记。
　　翌日，由“反帝抗日大同盟”“山西革命互救会”发起组织，在太原海子边（现文瀛公园）举行了隆重的群众集会。在集会上，大哥慷慨陈词宣传发动，与会者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戳穿了蒋介石阎锡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愤怒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各界人士和民众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会后，演讲队、宣传队还深入到街道、工厂和附近村庄院落，激励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斗争热情。
　　1934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大哥任工委书记，张柏枫（即李雪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工委宣传部长。
　　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大哥把家属也带到了太原，大哥与张柏枫、赵汝森等常在其家里开会到深夜。 　　工委审时度势，及时领导了太原中等学校学生开展的反会考斗争，粉碎了当局操纵教育机构利用会考压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企图。
　　工委迅速恢复了太原、大同、定襄、崞县（原平）、运城、武乡、夏县、临县、永济等地方党的组织;工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太原建立了“中华民族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山西分会”，在太原、大同、汾阳、临汾、长治等地发展了一批会员，着手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1935年1月，中共山西工委得知中央交通员曾彦伟在上海自首叛变，直接威胁到山西党组织安全。中共北方局通知山西工委领导成员尽快转移。
　　面对形势的骤然变化，大哥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为重，首先分别安排张柏枫、郭进忠等省工委成员转移，千方百计通知有关人员迅速撤離太原。
　　太原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一些同志相继被捕。为了将党的事业损失减少到最低，大哥临危不惧，殚精竭虑，力挽狂澜，利用熟悉的地缘和人脉关系优势，从容镇定地处理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沉着机智地应对和挫败了蒋阎特务的屡次搜捕盘查。同时，做好了处境急转直下的打算。
　　由于叛徒出卖，1935年10月，大哥不幸被捕，被关押进了国民党太原陆军监狱。
　　关押期间，大哥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及其黑暗统治。敌人先在大哥面前玩弄伎俩，黔驴技穷后，又对大哥严刑拷打，大哥在身心遭到极度摧残的情况下，患了伤寒病。丧心病狂的敌人不仅没有给他医治，反而变本加厉，百般折磨，妄想强迫其就范。
　　大哥铁骨铮铮、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在大哥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我们家属冲破一切阻力，在狱中见到骨度嶙峋、眼窝深陷、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大哥。
　　“大哥！”我再也按捺不住万箭穿心般伤痛的感觉，一下子攥住大哥冰冷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
　　弥留之际，大哥用微弱坚定的声音对我们说：“妈大（爹）生养了我，党教会了我做人。我已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虽然牺牲了，但我们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希转告同志们努力吧！”
　　1935年11月10日，大哥壮烈牺牲于狱中。直到大哥英勇就义，残暴的敌人依然没有为他卸下沉重的手铐脚镣。大哥为了崇高的信仰，为了民主、自由、富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年仅34岁的生命。
　　中共地下党在太原市南肖墙定襄会馆秘密为大哥举行了追悼会。
　　中共山西省工委为大哥献了一面鲜红的党旗、一副挽联和一篇祭文，祭文写道：“中国共产党山西工委谨以红旗一面祭以王伯唐同志灵前。”
　　中共地下党排除重重困难，将大哥的遗骨运回家乡王进村，葬于村西南方的王家祖坟。
　　巍巍太行丛蒙，滚滚汾河滹沱，家乡人民为养育了这样的英雄儿子骄傲，弟弟妹妹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大哥自豪1
　　1963年1月16日，国家追认大哥为革命烈士，大哥被列入《英名录》。
　　1963年秋，我的堂弟（王伯唐弟）王福虎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写给王福虎的信件交给县长李召轩同志，县人民政府于1966年4月5日为我的大哥坟前立碑，碑文简述了大哥的生平。该处现已成为对干部群众、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保存着薄一波同志上世纪70年代末给我们烈士家属的批示：
　　“你们给王伯唐写的履历很不完善，我将我知道的一段作了修改，望参照再修改。其他各段应再找人核对事实，写清楚，我听说智良俊同志（原全国政协文史办主任）在收集材料写伯唐历史，你们可联系问一下。”
　　我们与智良俊同志取得了联系，将大哥的履历作了补充。智良俊同志有这样一段话评价大哥：“王伯唐同志经常到市区、郊区、工人、学生、群众中搞革命活动。他既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者，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