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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穩定发展的新动力。
一、供求关系
2003年后，中国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此外，中国的供给侧低效率，无法供给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升，与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创新驱动即是解决这些问题）“三大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决定。隐含在其中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
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改革
如果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具体现实状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此种理解是片面的，是单一的。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四、改革重点
（一）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
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二）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
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五、改革措施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穩定发展的新动力。
一、供求关系
2003年后，中国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此外，中国的供给侧低效率，无法供给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升，与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创新驱动即是解决这些问题）“三大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决定。隐含在其中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
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改革
如果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具体现实状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此种理解是片面的，是单一的。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四、改革重点
（一）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
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二）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
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五、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