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朋友圈中，算得上一生挚友的，大概有湖南湘乡的刘蓉、朱尧阶，湘阴的郭嵩焘，岳阳的吴敏树，湘潭的欧阳兆熊；省外则有安徽霍山的吴廷栋、湖北武汉的刘传莹。而先友后敌，挚友交情未能善终的有原湘乡知县朱孙诒（江西人）、陈启迈（常德人）、左宗棠（湘阴人）和沈葆桢（福建人）。而长沙的冯卓怀，则是一个与他由亲而疏，又由疏而亲的朋友，这种失而复得的友谊比较少见。
　　冯卓怀，字树堂，号暨楼，湖南长沙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道光十九年（1839）高中湖南乡试解元，即第一名举人。冯卓怀随后进京参加会试，就此结识了刚于上年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从年龄来说，他比曾国藩小两岁；从科举资历来说，他比曾国藩迟五年中举；从籍贯来说，同属于湖南长沙府。两人很快成为挚友，有段时间甚至住在一处，冯卓怀还给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做家庭教师。
　　他们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曾国藩在家信中说，冯树堂是如唐鉴、倭仁一样“躬行心得”之人，“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又说冯树堂“进功最猛”，不免有点遗憾自己的九弟不能与他“日日切磋”。这个时候的冯卓怀一心准备参加会试，努力用功是必然的。对此，曾国藩常在日记里怨艾自己，也照冯卓怀那样订立严格的日课来自我约束。此外，两人还互相点评对方的日记，曾国藩往往会写一些比较尖刻的批语，而冯卓怀则轻易不置一词。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逢冯卓怀三十初度，针对他科举艰难的窘况，曾国藩专门写下《反长歌行》进行劝勉。次年九月，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主考官，行旅中倍感孤寂之际，写下《梓潼道中有怀冯树堂陈岱云》一诗，可见彼此交契已深。当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湖县小池驿闻母去世之信，急急赶回家之际，可巧冯卓怀正在池州知府陈源兖（字岱云）处，遂陪他乘船归湘，曾国藩因之自道“堪慰孤寂”。
　　冯卓怀坚持到咸丰三年（1853）春再次会试不第，才通过会试后的大挑，选取了湖南武冈州的学正一职。但未及上任，曾国藩开始创办湘军，冯卓怀和郭嵩焘等一起帮他筹饷，以功保举代理四川万县知县。曾国藩尽管对他们未能随营出征有些不快，但为了好友能够仕途顺利，后来还是专门致函时任四川总督王庆云，以闻冯卓怀有循声为由，委婉地请求关照。冯卓怀先后在四川万县、彭县、华阳等县任职共4年，勤勉有加，拟调贵州升职，却与上司不偕，就以祖父去世为由辞职守孝，不复出。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获代理两江总督，不免踌躇满志，致信邀长期赋闲的冯卓怀出山帮忙。冯卓怀于十一月与章寿麟等人来到了临时督署所在地安徽祁门县城，旋即奉命督办县城各处的碉楼。不过，因为施工方案上的一个小事项未能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意旨，被声色俱厉地当众训斥，冯氏顿感颜面殆尽，遂拂袖而去。
　　虽然曾国藩并没有在日记中具体记述这件事，但还是能在次年二月初七给郭嵩焘兄弟的信中窥见端倪。他不但要求郭嵩焘把冯卓怀帶走的《瀛环志略》一书取回来，还要代为把去年赠自家的300两银子退还200两，理由是“受之太觉无名”，这显然是一种从此互不相欠的姿态，可见芥蒂之深。
　　当冯卓怀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曾国藩日记中，已经是同治三年（1864）的四月初一了，他听闻冯卓怀绝意官场，即使好友郭嵩焘于同治二年（1863）任广东巡抚后力邀加盟幕府也没有答应，便专门致信，既谢他规劝弟弟曾国潢不要干预湖南地方公事，也希望他尽快复出，无论是去广东还是四川，都请他能“不以一时纤介之嫌，而误终身出处之义”。但是这个规劝未能奏效。
　　直到同治十年（1871）三月十八日，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冯卓怀于当天来到了南京，次日入住两江督署。他说这是30年前的老友，祁门一别已经10年不见，但还未见老态。而在家信中，他坦陈最近开始反思自己往年开罪别人之处，除了在祁门与冯卓怀有过“口角失欢”，至今心中有愧外，其次就是与李元度的矛盾。因此，冯卓怀的到来，使曾国藩的精神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冯卓怀此行是为好友吴廷栋回霍山县老家终老事宜而来，并顺带为他及涂宗瀛到安徽六安地区寻觅百年之地。吴廷栋与曾国藩既同为理学大师唐鉴的门生，又是知心好友。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30岁的曾国藩病重，经精通医理的吴廷栋为之诊治3个月而愈。同治五年（1866）春，74岁的吴廷栋因病致仕，曾国藩邀其寄寓南京长达5年，对他的生活起居悉心照顾，坚持每月一晤，倾谈竟日，两人的友情维持了30余年。
　　南京之行，冯卓怀带来了画师为曾国藩作肖像，但不甚理想，就于二十六日约来幕僚吴嘉善，用湿版摄影法为曾国藩照相。江西南丰人吴嘉善，是咸丰十一年（1861）进士，他不仅是知名的算学家，还是最早学习西方摄影术的中国人之一，曾国藩现存唯一的照片，可能就是这次照相所留。
　　冯卓怀回湘后，曾国藩于七月初二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首先就为当年在祁门“侵侮良朋、轻离贤俊”之举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歉意，这次南京重逢之后，他已经“稍释积年之愧”。此外，他对冯卓怀将去湘乡为其寻找百年吉壤表示了谢意。自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重新出山之后，曾国藩已经有13年没有回过老家。在四月初一的家信中，曾国藩已经提及自己虽然疝气已愈，眩晕未发，但是“目光昏蒙日甚，作字为难之至”。说明他也明白老境已至，已经认真地和老友商谈了身后的归宿问题，他不会不遵循落叶归根的传统。由此可见，冯卓怀的南京之行是一次和解之旅，交心之旅，时间终归把两人的矛盾消磨殆尽。
　　据郭嵩焘的日记透露，冯卓怀于八月两次去湘乡，踏遍山水，一共遴选出12处地方，以东台山之穴位为首选，并逐一绘图说明。随后又叫上郭嵩焘一起到东台山实地论证。东台山海拔323米，古有“东台起凤”之景，列“湘乡八景”之首。 　　他们随即将联合勘查结果函告曾国藩。曾国藩就此复信冯卓怀，认为东台山之选事关本县文运，不能因一己之私引起士民反感，决定放弃，拟在另外11处备选清单中再作选择。不过，3个多月后的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南京辞世，那11处地点因各种原因均未能选中，因此最终落葬于长沙平塘镇的伏龙山之阳。
　　时光荏苒，惹人遐思。曾国藩去世10年后，即光绪八年（1882），年届七旬的冯卓怀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遂写下一篇自传编入冯氏族谱，文中包含一些早年与曾国藩交往的细节。与曾国藩不同，冯卓怀原是苦出身，9岁丧父，备尝人生艰难。自幸运中举后，他一共参加了8次会试，但均与进士无缘。在京城长期滞留期间，除了与曾国藩、郭嵩焘朝夕相处，还结识了著名的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理学名士何桂珍、吴廷栋等。他自认为立身祈向、诗文字法方面得益于曾国藩的影响；刻己励行，则得益于唐鉴、倭仁及吴廷栋诸先生的启迪；朋友中则以陈源兖、江忠源、郭嵩焘、郭崑焘尤为深交。而他又深感自己生性顽钝，人生毫无成就，以一介布衣终老，因此“清夜追思，愧负良友”。字里行间他对故旧只有感恩，没有抱怨，但也无可避免地流露出些许自卑心理。这是因为当年的师友中，唐鉴、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和何桂珍等都名重一时，倭仁、吴廷栋与李棠阶还有晚清“海内三贤”之誉，他们既在政坛上有重要影响，还在学术上有诸多建树。他之所以去南京协商送吴廷栋回老家，也是出于感念当年一份旧情。而相较之下，他自己显得“碌碌无为”，没有把一个解元的应有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宦业、理学等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差距。深究起來，咸丰十年那场与曾国藩并不算严重的争执可能极大改变了冯卓怀的人生轨迹。
　　当然，诸友并没有对冯卓怀另眼相看。郭嵩焘在长沙与他过从甚密，郭崑焘、曹光汉两位曾国藩的心腹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他也不至于真是一事无成，除了4年仕宦生涯以清廉、公正赢得声名，他还主修了《万县志》，编撰了故友江忠源的遗集。在籍以课徒为业，毕竟他有作为解元的优势。然后以其声望主持族务，修谱建祠均比较积极，不吝资助经费。此外就是于岐黄、堪舆之术有较高造诣，故曾国藩、涂宗瀛、郭嵩焘等人均将觅地之事与之相托。
　　冯卓怀的家传，则是由忘年之交王闿运所撰。他对冯卓怀的仕宦经历不惜笔墨地加以赞誉，对在祁门发生的事则施以春秋笔法来回避。
　　能说真话的唯有欧阳兆熊，作为长期在曾国藩身边的密友，他不仅道出了两人当年冲突之事，还对冯卓怀做了概括性评价：“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意思是，他就是情商偏低的一个人，早年的经历使得他的自尊心过于强烈。
　　由于有冯卓怀的前车之鉴，欧阳兆熊跟曾国藩约定只闲住营中，不受差遣。曾国藩先后给他安排了四项事务，果然都没有接受，这样一来也就避免了冲突或者分歧发生，从而保全了两人的友谊。欧阳兆熊把冯卓怀其人其事写入了自己的《水窗春呓》一书，冯氏的逸闻也因之被多本晚清笔记小说所援引，名曰“有节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