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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些，本名劉军，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专注于散文批评，曾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第六届河南省政府优秀艺术成果奖。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北大培文杯、何景明文学奖评委。现主持《广西文学》散文新观察栏目。
耿立，本名石耿立，散文家，诗人。散文集《向泥土敬礼》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遮蔽与记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获第六届老舍文学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广东省第十届鲁迅文学奖。
在这个文体分化愈发细致的时代里，留给散文这一古老的文体闪展腾挪的空间并不充裕，无论是作家访谈抑或是创作谈，散文家的面容或者散文的声音皆踪影难见。然而，散文的基座又是那么的庞大。散文写作者如何端正理念？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切入正确的轨道？如何更深入地体察散文文体的内在特性和美学要求？为此，本刊特邀散文研究者、河南大学副教授楚些和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耿立先生，围绕当下散文创作的几个关键词深入畅谈，以期“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关键词之一：个性发现
个性发现是散文写作者必须的选择
楚些：现代散文确立时期，周作人的“美文”观与郁达夫的“个性的发现”，为影响当代散文的两个重要观念。如果加以仔细甄别，“美文”实际上是对刘半农“文学散文”提法的进一步巩固，或者可以这样说，“美文”观确立了散文作为现代文学文体的地位，而“个性的发现”之说，则是文体确立后，辨认散文精神特质的结果，因此，这一提法对当代散文的影响更为深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批评界提出了散文文体的灵魂在于自由精神的确立。今天的散文实践中，还存在着将“个性发现”与“自由精神”混为一谈的情况，那么，就散文文体的审美特质把握方面，您是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当代散文的创作实践中所诞生的散文的自由精神这个概念与散文创作的同质化有什么逻辑关联？
耿立：郁达夫先生说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理解的个性，是真性情，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不掩饰，不做作，贴近自己，如大先生的峻急、尖利，周二先生的淡雅而有咀嚼橄榄的涩味和回甘。由性情而为文，文是作者性情的体现与载体，人和文统一，从血管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流出的都是水。个性的发现，是散文写作者必须的选择和路子，很多人的散文无个性，复制模仿追风，面目不清，这是当下散文文坛存在的弊端，也是病灶，不敢展示自己的内心，不敢披露自己骨子里的小，从众，庸俗，人云亦云，从低处说，是内心的糊涂，对散文文体还没有觉醒;从别处说，是精致的算计，中庸而已，乡愿而已。
自由精神，我以为这才是当代散文应有的底色和骨骼。今年五月，我在深圳湾区名家讲坛讲过这个话题，名字是《随笔的精神指向》。我说：我向来把随笔当成有思想和精神掘进的散文。我重点讲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随笔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它的“宪章”，乃是蒙田的两句话，“我探询，我无知。” 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索和认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认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状态转入地下。”
自由精神或精神自由，也可称为散文的底座，无此，则散文之塔，是斜的，不牢固，或者根本建立不起来。散文是精神自由人的组合。没有独立的精神才导致散文的同质化。散文的同质化，是作家主体精神怠惰萎缩的结果。
关键词之二：私语性写作
私语性写作是对既定范式的主动抛弃
楚些：精神个体性是决定作家作品风格、个性的核心要素，独特的精神个体性必然影响到作家的语言表达层面。如此一来，私语性写作成为杰出作家的自觉性选择，比如苏姗·桑塔格的写作，极少见到女性性别的痕迹，比如同时代的两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萨特和加缪，加缪在私语性方面就比萨特更为突出。若仅以文学性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加缪对读者的影响，很显然在萨特之上。回到我们的日常现实中，与私语性写作形成对立关系的公共语言体系的写作，仍然比比皆是。那么，您如何理解文学写作的私语性问题？
耿立：我理解的私语性写作，是个体的也是自我的，甚至是私密的，它从类别性、群体性视角返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处理方向上不是代他人立言，不是代圣人立言，甚至也不是以自己公共空间的形象展示给外界;这是一种逃离或是退守，从尘世中逃离，退守内心，或退守山林，到天涯的一角。其实，在现代散文的写作上，人们曾把何其芳的散文称为独语，也有私语性的意思。
这种私语性的写作，其实是反抗是挣扎，是对原有散文写作范式的抛弃与背离，是寻找自己独有的话语方式。
关于加缪写作的私语性比萨特更为突出，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加缪在《写作的光荣》中说：“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代人，生于一战之初;二十来岁时伴随早期的工业革命进程，又遭遇希特勒的暴政;随后，仿佛要让他们的经历更完美，发生了西班牙战争、二战、集中营惨剧，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狱祸四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核毁灭的阴影下哺育子嗣、成就事业。没人能要求他们更乐观。我甚至主张在与之斗争的同时，要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只是因为过度绝望才行不智之举，对时代的虚无主义趋之若鹜。但终究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止是在我国，也在整个欧洲，都拒绝这样的虚无主义，致力于追寻合法性。我们需要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生活的艺术，以全新的面貌获得再生，与历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作斗争。”
我特别欣赏这一段，加缪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礼上说出的，是面对整个世界来说的，他的文字和哲学是担当的，法国知识分子里，加缪的作品是对人生困境的追问，对荒诞的揭露，其实加缪的文字，文学性也不强，它强调的是哲理，加缪的许多杰作是他三十岁左右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像《西西弗神话》《局外人》和《鼠疫》，加缪没躲进小楼，他虽不像圣埃克絮佩里那样奔赴前线，但他积极参与了抵抗运动，是其中的“坚强战士”，为此，他于一九四五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说一下萨特，萨特也曾应征入伍，在某个气象小队里从事用热气球测定风向的工作，但服役期间（包括后来在战俘营里）主要忙于写小说。
耿立，本名石耿立，散文家，诗人。散文集《向泥土敬礼》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遮蔽与记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获第六届老舍文学奖、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广东省第十届鲁迅文学奖。
在这个文体分化愈发细致的时代里，留给散文这一古老的文体闪展腾挪的空间并不充裕，无论是作家访谈抑或是创作谈，散文家的面容或者散文的声音皆踪影难见。然而，散文的基座又是那么的庞大。散文写作者如何端正理念？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切入正确的轨道？如何更深入地体察散文文体的内在特性和美学要求？为此，本刊特邀散文研究者、河南大学副教授楚些和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耿立先生，围绕当下散文创作的几个关键词深入畅谈，以期“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关键词之一：个性发现
个性发现是散文写作者必须的选择
楚些：现代散文确立时期，周作人的“美文”观与郁达夫的“个性的发现”，为影响当代散文的两个重要观念。如果加以仔细甄别，“美文”实际上是对刘半农“文学散文”提法的进一步巩固，或者可以这样说，“美文”观确立了散文作为现代文学文体的地位，而“个性的发现”之说，则是文体确立后，辨认散文精神特质的结果，因此，这一提法对当代散文的影响更为深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批评界提出了散文文体的灵魂在于自由精神的确立。今天的散文实践中，还存在着将“个性发现”与“自由精神”混为一谈的情况，那么，就散文文体的审美特质把握方面，您是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当代散文的创作实践中所诞生的散文的自由精神这个概念与散文创作的同质化有什么逻辑关联？
耿立：郁达夫先生说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理解的个性，是真性情，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不掩饰，不做作，贴近自己，如大先生的峻急、尖利，周二先生的淡雅而有咀嚼橄榄的涩味和回甘。由性情而为文，文是作者性情的体现与载体，人和文统一，从血管流出的都是血，从水管流出的都是水。个性的发现，是散文写作者必须的选择和路子，很多人的散文无个性，复制模仿追风，面目不清，这是当下散文文坛存在的弊端，也是病灶，不敢展示自己的内心，不敢披露自己骨子里的小，从众，庸俗，人云亦云，从低处说，是内心的糊涂，对散文文体还没有觉醒;从别处说，是精致的算计，中庸而已，乡愿而已。
自由精神，我以为这才是当代散文应有的底色和骨骼。今年五月，我在深圳湾区名家讲坛讲过这个话题，名字是《随笔的精神指向》。我说：我向来把随笔当成有思想和精神掘进的散文。我重点讲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随笔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它的“宪章”，乃是蒙田的两句话，“我探询，我无知。” 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索和认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认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状态转入地下。”
自由精神或精神自由，也可称为散文的底座，无此，则散文之塔，是斜的，不牢固，或者根本建立不起来。散文是精神自由人的组合。没有独立的精神才导致散文的同质化。散文的同质化，是作家主体精神怠惰萎缩的结果。
关键词之二：私语性写作
私语性写作是对既定范式的主动抛弃
楚些：精神个体性是决定作家作品风格、个性的核心要素，独特的精神个体性必然影响到作家的语言表达层面。如此一来，私语性写作成为杰出作家的自觉性选择，比如苏姗·桑塔格的写作，极少见到女性性别的痕迹，比如同时代的两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萨特和加缪，加缪在私语性方面就比萨特更为突出。若仅以文学性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加缪对读者的影响，很显然在萨特之上。回到我们的日常现实中，与私语性写作形成对立关系的公共语言体系的写作，仍然比比皆是。那么，您如何理解文学写作的私语性问题？
耿立：我理解的私语性写作，是个体的也是自我的，甚至是私密的，它从类别性、群体性视角返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处理方向上不是代他人立言，不是代圣人立言，甚至也不是以自己公共空间的形象展示给外界;这是一种逃离或是退守，从尘世中逃离，退守内心，或退守山林，到天涯的一角。其实，在现代散文的写作上，人们曾把何其芳的散文称为独语，也有私语性的意思。
这种私语性的写作，其实是反抗是挣扎，是对原有散文写作范式的抛弃与背离，是寻找自己独有的话语方式。
关于加缪写作的私语性比萨特更为突出，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加缪在《写作的光荣》中说：“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这代人，生于一战之初;二十来岁时伴随早期的工业革命进程，又遭遇希特勒的暴政;随后，仿佛要让他们的经历更完美，发生了西班牙战争、二战、集中营惨剧，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狱祸四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核毁灭的阴影下哺育子嗣、成就事业。没人能要求他们更乐观。我甚至主张在与之斗争的同时，要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只是因为过度绝望才行不智之举，对时代的虚无主义趋之若鹜。但终究我们中的大多数，不止是在我国，也在整个欧洲，都拒绝这样的虚无主义，致力于追寻合法性。我们需要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生活的艺术，以全新的面貌获得再生，与历史生涯中死亡的本能作斗争。”
我特别欣赏这一段，加缪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礼上说出的，是面对整个世界来说的，他的文字和哲学是担当的，法国知识分子里，加缪的作品是对人生困境的追问，对荒诞的揭露，其实加缪的文字，文学性也不强，它强调的是哲理，加缪的许多杰作是他三十岁左右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像《西西弗神话》《局外人》和《鼠疫》，加缪没躲进小楼，他虽不像圣埃克絮佩里那样奔赴前线，但他积极参与了抵抗运动，是其中的“坚强战士”，为此，他于一九四五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说一下萨特，萨特也曾应征入伍，在某个气象小队里从事用热气球测定风向的工作，但服役期间（包括后来在战俘营里）主要忙于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