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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断加深，世界对语言和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同时现代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日新月异也使机器翻译更加普遍，同时也为职业化翻译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本文回顾分析来了新时代背景下翻译界的变革，以及职业翻译面临的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浅析翻译工作者适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养。
关键词：新时代翻译;机遇;挑战;必备素养;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从科技到信息，要想站在时代的潮头，就必须及时关注世界的变化，顺势而为。中国要想“走出去”，翻译者就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必须时刻关注变革，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行业发生了四个显著的变化，新时代对翻译者的基本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个变化是时代需求在变。在过去的翻译中，我们的翻译内容更多的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引导下，我们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理念的同时，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和艰巨的任务就是“中译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越是发展，世界就越需要了解中国。
第二个变革是从人工翻译到人机合作。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很多人都在担心机器翻译会不会取代人工的问题。我认为机器翻译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正如视频交流不可能达到面对面交流的效果一样，机器的主要作用是提高效率。一些低档次、专业性比较强但规律性比较突出的翻译可以由机器来完成，但即使如此，最后还是需要人工审校。从这个方面来说，机器翻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实际上是扩大了翻译量。同时，机器翻译虽然帮我们解决了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翻译问题，比如文学名著的以及中國古诗词的翻译，目前还没有一个机器翻译软件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在体育比赛的报道中“A对大胜B对”和“A对打败B队”，对于机器而言，意味着赢者都是A队我们很可能得不到准确的翻译结果。像“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不同场合所指的对象可能是打铁的人也可能是被打的铁，这肯定会给机器翻译带来困扰。要增加机器翻译的准确性，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大数据库并不断更新。因此，无论机器翻译多么发达，毕竟是人工研发的智能，我们不是要担心机器翻译会不会取代人工，而是要思考怎样更好地人机合作，避免低端重复的翻译工作，思考怎样提升自己以满足国家对高端翻译人的需求。
第三个变革是从单纯的文学翻译到跨学科翻译。翻译内容是时代特点的反应，文学作品含义深刻，对翻译者的知识积累，文学造诣都有一定的要求，但它也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过去和今后的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仍是文学翻译，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从事文学翻译，跨学科翻译也有助于将中国文化的传播。其实翻译作为一种技能势必要与某一专业或学科相结合，作为翻译专业的人才，这种结合体现在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复合，同时还包括专业领域思维的培养。所以我们的学习应该建立与不同专业或职业需求之上，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跨学科的翻译将会是一种世界潮流，21世纪的中国更需求翻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第四个变化是认识严重不足。翻译，尤其是中译外的重要性还没有被社会广泛认识。大多数人甚至是一些翻译工作者总会认为翻译无非就是两种文字的转换，如同把方言译成普通话一样轻而易举。其实不然，翻译绝不是简单的从原文到译文的直线型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增添、补充、删节、润色、反馈的复杂行为，是两种文化和思维习惯的沟通。认识不改变，就难以有正确的决策和措施，小的错误可能是一个公示语或者标牌的错误翻译，但从大的方面看，就会对习大大提出的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目标造成阻碍。因为不得不承认，相比于学习英语，汉语对外国人来说学习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目前汉语在世界上的使用局限性很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难以成为国际上通用的第一语言，真正的全球化交流还需要依靠英文。所以一个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错译很可能造成别人对中国政策的误解。在一位国务院翻译专家的讲座上，我听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起初，“打造命运共同体”被翻译为“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ity”，但是后来发现“destiny”这个英文词的意思是已经被上帝决定了的人的命运，人们自己不可改变。于是，翻译界后来才采用了“shared future”这种表述。然而问题又来了，在翻译习大大的讲话“回顾历史，我们历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此处若继续用“shared future”显然不符合中文原来的意思，翻译专家们经研究就采用了“common experience”或“common history”的译法。又比如，“中国大陆”在翻译的时候如果我们直译成“Mainland China”，那就可能会被外国人误解为我们潜意识里是承认“一中一台”的，所以我们应该译为“Mainland of China”或者“China's Mainland”.“爱国主义”如果翻译成“patriotism”，这在西方人眼里是极端民族主义，所以翻译为“love of the country”更为妥善。由此可见，一个不恰当的翻译，可能进一步加深误解，而一个合格的翻译，则可以增进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理解。所以说，翻译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话语权的建立。
新时代的变革对翻译工作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想做好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就必须具有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丰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和能力。
1.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
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一项就是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翻译与语言学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翻译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对源语言文字进行深刻剖析，得其义，悟其神，然后用畅达的译语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因此若没有良好的源语言与译语言功底的人，就无法透彻的理解原文，并在其基础上完成高质量的译文。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可能会用到“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策略。异化法要求翻译者向原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翻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其实，“归化”和“异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概念的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总是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眼光扩展到语言、文华以及美学等因素。由此可见，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要求翻译者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基础。 2.丰富的知识积累
作为一名合格的翻译者，应积极了解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的构建。具备获取、类化、加工、重构、应用和管理不同知识的自主意识及其实践能力。翻译界有句话说得好：“A translator has to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and sonething of everything”.翻译过来就是“笔译人员对有些事情要无所不晓，对所有事情又要略知一二。”当然，笔译也不例外。比如，“I can not make It out why should you get in out on the kids at the drop of a hat”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理解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美国人对西部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时期，因为美国的个性制度还不完善，私人决斗比较流行。所以每当有人决斗，负责裁判的人将帽子一扔，决斗双方就开始拼死较量。后来在英语语境中，人们便用此比喻马上进行，马上行动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在翻译时，知识积累不够的翻译人员就会直接翻译“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 这样的翻译就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国政策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民主，所以比较合适的翻译应该是CPC and eight other political parties.特别是在跨学科翻译越来越成为潮流的21世纪，翻译者仅仅做到语言层次的转换是远远不够的，在各个专业领域的翻译中，如果对该专业的背景知识没有相应的了解，就无法正确地向翻译世界或者向世界翻译中国。因此，在翻译时对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而很多时候这种背景知识只有在平时多积累，才能做到在翻译的时候游刃有余。
3.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
新时代的要敢于破解六十年前“死翻”的局面，因为现在的受众不一样了，我们面对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受众的多层次与多类型对翻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文化传播者的翻译者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不仅要翻译意义，还要传播文化。比如，在中国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般直译成“Liang Shanbo and Zh Yingtai”， 因为使用了拼音，保持了民族特征，但对于英语受众而言，基本没有传递任何信息，基本没有吸引力。但是，具有文化传播意识与能力的翻译者将会翻译成“Chinese Romeo and Juliet”（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借用了莎士比亚爱情剧的名字，能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而乐于阅读。这种归化策略表现看在标题上失了文化特征，但英语读者却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体验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再比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以借用英语谚语“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意义能够得到准确的传达，但文化色彩尽失，若翻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liang. the master mind”，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并且通过注释“the master mind ”向英语受众传递了“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智者”这一文化信息。再比如，在政治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如果直译为“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没学过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就无法理解，美国历史不过三百多年，而中国成立已经70年，无法被认知为“新”，所以译为应该翻译成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更見略些就可以翻译成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或Since 1949这样才准确地传达了我们的信息。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准确地传播中国文化和宣扬中国政策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历史，我们对无数对翻译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们心生无限敬意，展望未来，我们倍感任重而道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一带一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沿线国家语言、文化不尽想通，必将需要大量的翻译与语言服务，将翻译推到了更明显的位置，中国的国际文化传播每一个翻译者责无旁贷。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面临的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做得好，说不好！”或者“会做不会说，说了人家也听不懂！“一带一路”建设走多远，我们的语言服务的任务就有多重。翻译届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有多强，“一带一路”就能走多远。因此我们作为翻译专业的人才，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俞婷，丁浚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脉络和当代构建[J] . 思想教育研究2019，（02）：48-51
[2]赵应吉，刘寅齐，陈思莹.2019机器翻译研究进展对翻译职业化的影响[J].外国语文，2019，（01）：111-117
[3]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5.
[4]黄友义.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得新时代[J].中国翻译，2018，39（03）：5-8
[5]徐代.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分析[J].海外英语，2018（23）：163-164
[6]姚琦.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J].河南农业，2018，（12）：59-60
关键词：新时代翻译;机遇;挑战;必备素养;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从科技到信息，要想站在时代的潮头，就必须及时关注世界的变化，顺势而为。中国要想“走出去”，翻译者就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必须时刻关注变革，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行业发生了四个显著的变化，新时代对翻译者的基本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个变化是时代需求在变。在过去的翻译中，我们的翻译内容更多的是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引导下，我们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理念的同时，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和艰巨的任务就是“中译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越是发展，世界就越需要了解中国。
第二个变革是从人工翻译到人机合作。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很多人都在担心机器翻译会不会取代人工的问题。我认为机器翻译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正如视频交流不可能达到面对面交流的效果一样，机器的主要作用是提高效率。一些低档次、专业性比较强但规律性比较突出的翻译可以由机器来完成，但即使如此，最后还是需要人工审校。从这个方面来说，机器翻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实际上是扩大了翻译量。同时，机器翻译虽然帮我们解决了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翻译问题，比如文学名著的以及中國古诗词的翻译，目前还没有一个机器翻译软件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在体育比赛的报道中“A对大胜B对”和“A对打败B队”，对于机器而言，意味着赢者都是A队我们很可能得不到准确的翻译结果。像“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不同场合所指的对象可能是打铁的人也可能是被打的铁，这肯定会给机器翻译带来困扰。要增加机器翻译的准确性，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大数据库并不断更新。因此，无论机器翻译多么发达，毕竟是人工研发的智能，我们不是要担心机器翻译会不会取代人工，而是要思考怎样更好地人机合作，避免低端重复的翻译工作，思考怎样提升自己以满足国家对高端翻译人的需求。
第三个变革是从单纯的文学翻译到跨学科翻译。翻译内容是时代特点的反应，文学作品含义深刻，对翻译者的知识积累，文学造诣都有一定的要求，但它也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过去和今后的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仍是文学翻译，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从事文学翻译，跨学科翻译也有助于将中国文化的传播。其实翻译作为一种技能势必要与某一专业或学科相结合，作为翻译专业的人才，这种结合体现在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复合，同时还包括专业领域思维的培养。所以我们的学习应该建立与不同专业或职业需求之上，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跨学科的翻译将会是一种世界潮流，21世纪的中国更需求翻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第四个变化是认识严重不足。翻译，尤其是中译外的重要性还没有被社会广泛认识。大多数人甚至是一些翻译工作者总会认为翻译无非就是两种文字的转换，如同把方言译成普通话一样轻而易举。其实不然，翻译绝不是简单的从原文到译文的直线型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增添、补充、删节、润色、反馈的复杂行为，是两种文化和思维习惯的沟通。认识不改变，就难以有正确的决策和措施，小的错误可能是一个公示语或者标牌的错误翻译，但从大的方面看，就会对习大大提出的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目标造成阻碍。因为不得不承认，相比于学习英语，汉语对外国人来说学习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目前汉语在世界上的使用局限性很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难以成为国际上通用的第一语言，真正的全球化交流还需要依靠英文。所以一个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错译很可能造成别人对中国政策的误解。在一位国务院翻译专家的讲座上，我听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起初，“打造命运共同体”被翻译为“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ity”，但是后来发现“destiny”这个英文词的意思是已经被上帝决定了的人的命运，人们自己不可改变。于是，翻译界后来才采用了“shared future”这种表述。然而问题又来了，在翻译习大大的讲话“回顾历史，我们历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此处若继续用“shared future”显然不符合中文原来的意思，翻译专家们经研究就采用了“common experience”或“common history”的译法。又比如，“中国大陆”在翻译的时候如果我们直译成“Mainland China”，那就可能会被外国人误解为我们潜意识里是承认“一中一台”的，所以我们应该译为“Mainland of China”或者“China's Mainland”.“爱国主义”如果翻译成“patriotism”，这在西方人眼里是极端民族主义，所以翻译为“love of the country”更为妥善。由此可见，一个不恰当的翻译，可能进一步加深误解，而一个合格的翻译，则可以增进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理解。所以说，翻译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话语权的建立。
新时代的变革对翻译工作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想做好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就必须具有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丰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和能力。
1.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
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一项就是牢固的双语语言基础。翻译与语言学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翻译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对源语言文字进行深刻剖析，得其义，悟其神，然后用畅达的译语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因此若没有良好的源语言与译语言功底的人，就无法透彻的理解原文，并在其基础上完成高质量的译文。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可能会用到“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策略。异化法要求翻译者向原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翻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其实，“归化”和“异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概念的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总是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眼光扩展到语言、文华以及美学等因素。由此可见，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要求翻译者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基础。 2.丰富的知识积累
作为一名合格的翻译者，应积极了解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的构建。具备获取、类化、加工、重构、应用和管理不同知识的自主意识及其实践能力。翻译界有句话说得好：“A translator has to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and sonething of everything”.翻译过来就是“笔译人员对有些事情要无所不晓，对所有事情又要略知一二。”当然，笔译也不例外。比如，“I can not make It out why should you get in out on the kids at the drop of a hat”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理解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美国人对西部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时期，因为美国的个性制度还不完善，私人决斗比较流行。所以每当有人决斗，负责裁判的人将帽子一扔，决斗双方就开始拼死较量。后来在英语语境中，人们便用此比喻马上进行，马上行动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在翻译时，知识积累不够的翻译人员就会直接翻译“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 这样的翻译就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国政策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民主，所以比较合适的翻译应该是CPC and eight other political parties.特别是在跨学科翻译越来越成为潮流的21世纪，翻译者仅仅做到语言层次的转换是远远不够的，在各个专业领域的翻译中，如果对该专业的背景知识没有相应的了解，就无法正确地向翻译世界或者向世界翻译中国。因此，在翻译时对相关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而很多时候这种背景知识只有在平时多积累，才能做到在翻译的时候游刃有余。
3.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和传播能力
新时代的要敢于破解六十年前“死翻”的局面，因为现在的受众不一样了，我们面对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受众的多层次与多类型对翻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文化传播者的翻译者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不仅要翻译意义，还要传播文化。比如，在中国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般直译成“Liang Shanbo and Zh Yingtai”， 因为使用了拼音，保持了民族特征，但对于英语受众而言，基本没有传递任何信息，基本没有吸引力。但是，具有文化传播意识与能力的翻译者将会翻译成“Chinese Romeo and Juliet”（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借用了莎士比亚爱情剧的名字，能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而乐于阅读。这种归化策略表现看在标题上失了文化特征，但英语读者却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体验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再比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以借用英语谚语“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意义能够得到准确的传达，但文化色彩尽失，若翻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liang. the master mind”，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并且通过注释“the master mind ”向英语受众传递了“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智者”这一文化信息。再比如，在政治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如果直译为“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没学过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就无法理解，美国历史不过三百多年，而中国成立已经70年，无法被认知为“新”，所以译为应该翻译成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更見略些就可以翻译成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或Since 1949这样才准确地传达了我们的信息。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准确地传播中国文化和宣扬中国政策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历史，我们对无数对翻译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们心生无限敬意，展望未来，我们倍感任重而道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一带一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沿线国家语言、文化不尽想通，必将需要大量的翻译与语言服务，将翻译推到了更明显的位置，中国的国际文化传播每一个翻译者责无旁贷。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面临的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做得好，说不好！”或者“会做不会说，说了人家也听不懂！“一带一路”建设走多远，我们的语言服务的任务就有多重。翻译届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有多强，“一带一路”就能走多远。因此我们作为翻译专业的人才，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俞婷，丁浚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脉络和当代构建[J] . 思想教育研究2019，（02）：48-51
[2]赵应吉，刘寅齐，陈思莹.2019机器翻译研究进展对翻译职业化的影响[J].外国语文，2019，（01）：111-117
[3]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5.
[4]黄友义.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得新时代[J].中国翻译，2018，39（03）：5-8
[5]徐代.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分析[J].海外英语，2018（23）：163-164
[6]姚琦.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J].河南农业，2018，（12）：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