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理论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存在并需要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其中国形态的理论之产生和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基础和依据。本文主要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视角，浅显地解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B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5-0385-0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点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并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上就是一个相结合的过程，这个相结合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实现，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现实环境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基础主要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植于中国的根基是双重的，既有儒家文化的根基，又有小农传统文化的根基，[1]而儒家文化传统是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儒家哲学传统是相契合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大同”社会的憧憬和“圣人”境界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2]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动的、实践的，而儒家哲学主张君子当自强不息地积极入世、刚健有为，[3]两者都认为哲学主体应该是积极进取的，是能动的，同时也是实践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与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相似，都强调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观点。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等都存在相通之处。关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崇尚矛盾观，儒家文化推崇“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以及阴阳变化观；关于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联系发展的观点，儒家哲学文化坚持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观点。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诸多相契合之处，两者所提倡的、所追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想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中国，进而开启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客观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得社会现实的形态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改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化是时代发展变化和社会现实形态改变的需要和选择。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形态的变化，而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从时代变化形态和社会现实形态出发，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找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一）时代变化
　　哲学形态的变化与时代主题、时代重大事件、时代的历史条件从来都是辩证互动的，[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更具典型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无产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坚决抵抗和斗争，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社会由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会对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产生推陈出新的要求，以往封建传统的中国哲学已不能完全贴合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在时代变化和设计形态更替间，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被创立的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决定了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解决劳资矛盾激化问题的理论，从表面上看并不适用于我国当时青黄不接的社会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和远大憧憬是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通过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被作为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由此，由时代变化衍生的我国新型社会形态对作为新的社会发展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演变的要求，只有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适用于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
　　（二）现实需要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对中国民众的剥削和对中华民族的侵犯与欺凌达到最高潮，国内各先进阶级为了国家的命运探索出路，“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最大、最现实的客观需要。要救亡图存，必然需要理论的指导，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已不完全贴切与现实之时，中国人不得不转向西方，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并不断尝试着用这些思想理论去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马克思曾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它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并顺应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
　　三、结语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动荡分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相对于西方，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议会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只得选择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即首先以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以政权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苏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理论法宝，有效地解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问题：反帝反封建，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后，中国社会生活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动荡分裂的社会转变为相对安定团结的社会，原来用于指导暴力革命的理论也应转变为指导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换的理论，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转变是不成功的。当时的中国并没能立即从以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社会主义建设一度误入歧途。[6]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才开始重新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主题、现实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需要，重新定位了中国发展的新方向，进而重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社会发展指导理论继续中国化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被我们不断地加以理解并做出新的解释，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完全适合于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对其产生的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始终以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作为发展依据。
　　参考文献
　　[1] 吕世荣.周宏.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M].人民出版社.2006.316.
　　[4] 吴元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8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M].11.
　　作者简介
　　孙晶晶，1988年1月5日，辽宁鞍山人，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瑊，1989年7月23日，江西南昌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