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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在话语中正在被抛弃。制造业升级缓慢,外需市场萎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趋弱等等,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一系列的时代变量。
这是一个复杂的年代。看不到宏大背景,叙事难免不着力。
在这个背景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在话语中正在被抛弃,制造业升级缓慢,外需市场萎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趋弱等等,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一系列的时代变量;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在缓慢地到来,这也意味着机会正在到来,内需市场扩大,城镇化大力推进,医疗、社保制度逐步建立,新兴产业潮起……
高速的增长可能将渐行渐远,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力量,既依赖于时代,亦推动时代的变革。
但同时,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在失真,垄断行业地位牢固,民间资本突破有限,企业伦理机制不成熟。这似乎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的边界、企业的边界仍需去厘清。
变量
“这是迄今为止对‘十二五’规划的最佳解读之一。”针对新华社刊载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解读,美国《华尔街日报》如此评价说。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统筹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的一种方式。
李克强指出,眼下的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国际因素的变化。“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瓶颈制约明显加大,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传统模式的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
中国经济的出路则在于,“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惠民生更多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他说。
2009～2010年,在全面通脹时代到来的阴影之下,资源型产品价格在不断飙升,人力成本亦在增长,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而言,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也可能逐渐远去。
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产能过剩,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进一步优化的障碍,今年以来,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更为强硬的措施治理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甚至于新能源行业领域,各地方政府都在承担着削减产能的硬性指标。
来自环保的成本压力可能更大,在5年前,内地省市政府还在向沿海企业推销环保的宽松政策,但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事件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也让政府疲于应付。节能减排现在被当成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近两个月以来,多地拉闸限电,为此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了影响。
长期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的不同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畸型,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做出改变,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企业的抱怨
“我认为大家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11月15日的一场演讲中说。他的民营汽车公司是在“行政规划”下的中国汽车业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是的,你要判断这个时代的变量,眼睛不能仅仅盯着欧美市场经济体的潮流与价值观,还需要它在中国落地。
当出口退税率下调的时候,大量依靠出口的外贸加工型制造业开始抱怨政府不再重视这个行业了,传统制造业向更广阔的内地转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来自外资企业的抱怨也越来越多,欧盟商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变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资源、人力、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以低成本、高利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到中国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沿海的地方政府不再把这些外资当成高贵的座上宾,虽然他们的政府公关技术仍然很出色。
2007～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了统一,自2010年12月起,将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新华社则发文奉劝那些外资企业,不要再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内外资企业已站到了统一的竞争环境中。
但与此同时,娃哈哈的宗庆后对阵达能、黄光裕对抗贝恩资本这样以“民族企业”取悦于国民的言论亦不再受到一味追捧。而对于汇源果汁这样在无奈的竞争中委身于外资的民营资本生存环境却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在过去的两年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被认为享受了大量的政策红利,得到了最多的银行信贷支持和财政资金补贴,并将这些资金大量投入企业并购和扩张,民营企业抱怨这种现象并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
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地方的国有企业却在抱怨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门槛太低,环保、职工权益要求不严格,地方国有企业也认为强制性的产能淘汰太过于武断,没有考虑企业的退出成本和区域市场的独特性。
在制造业受抑的同时,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资产泡沫在逐渐累积。政府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可能还有即将出台的“房产税”,这些在过去的年代里尽享快速城镇化和政策庇护的企业暴利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
种种生存环境发生的变量,事实上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中间,有必然的发展规律,也有人为的调整。但在中国,这却是企业生存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命题。要么因为看不清规律在竞争中落后,要么在行政主导式的调整中将被“出局”。
转变的根本
“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中国互联网门户三巨头之一的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他说。
可以看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诸多的产业政策和推动方式都带着行政主导的色彩和影子,不论是“产业振兴规划”、“治理产能过剩”还是“产业转移”。在这样的主导下,企业的抱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简单地理解为“产业转移”,而并非追求技术进步,对传统的改造和升级。这样的产业转移只不过是在内地城市重复走着沿海城市的发展路径,在制造业,仍然难以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同时,集中在各个部委手中的专项扶持基金,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活动等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而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打破二元结构,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难以扩大内需市场,不对经济、教育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就难以产生真正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组织。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寻租,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法律工具、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这才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根本。
正是基于中央政府对问题的透彻了解,所以“十二五”才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很多转变已经开始或正在酝酿中,只是其完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企业来说,不管外企、国企还是民企,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认清时代变量,知道哪些困境是外部造成的,是暂时的,哪些困境是自身弱点造成的,需要尽快转变的,才是生存的根本。
这是一个复杂的年代。看不到宏大背景,叙事难免不着力。
在这个背景中,中国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在话语中正在被抛弃,制造业升级缓慢,外需市场萎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人口红利趋弱等等,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一系列的时代变量;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在缓慢地到来,这也意味着机会正在到来,内需市场扩大,城镇化大力推进,医疗、社保制度逐步建立,新兴产业潮起……
高速的增长可能将渐行渐远,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力量,既依赖于时代,亦推动时代的变革。
但同时,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在失真,垄断行业地位牢固,民间资本突破有限,企业伦理机制不成熟。这似乎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的边界、企业的边界仍需去厘清。
变量
“这是迄今为止对‘十二五’规划的最佳解读之一。”针对新华社刊载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解读,美国《华尔街日报》如此评价说。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统筹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的一种方式。
李克强指出,眼下的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一系列国内国际因素的变化。“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瓶颈制约明显加大,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传统模式的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
中国经济的出路则在于,“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惠民生更多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他说。
2009～2010年,在全面通脹时代到来的阴影之下,资源型产品价格在不断飙升,人力成本亦在增长,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而言,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也可能逐渐远去。
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产能过剩,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进一步优化的障碍,今年以来,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更为强硬的措施治理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煤化工等行业,甚至于新能源行业领域,各地方政府都在承担着削减产能的硬性指标。
来自环保的成本压力可能更大,在5年前,内地省市政府还在向沿海企业推销环保的宽松政策,但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困难,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事件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也让政府疲于应付。节能减排现在被当成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近两个月以来,多地拉闸限电,为此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了影响。
长期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的不同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畸型,让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做出改变,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企业的抱怨
“我认为大家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11月15日的一场演讲中说。他的民营汽车公司是在“行政规划”下的中国汽车业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是的,你要判断这个时代的变量,眼睛不能仅仅盯着欧美市场经济体的潮流与价值观,还需要它在中国落地。
当出口退税率下调的时候,大量依靠出口的外贸加工型制造业开始抱怨政府不再重视这个行业了,传统制造业向更广阔的内地转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来自外资企业的抱怨也越来越多,欧盟商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变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资源、人力、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以低成本、高利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到中国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沿海的地方政府不再把这些外资当成高贵的座上宾,虽然他们的政府公关技术仍然很出色。
2007～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了统一,自2010年12月起,将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新华社则发文奉劝那些外资企业,不要再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内外资企业已站到了统一的竞争环境中。
但与此同时,娃哈哈的宗庆后对阵达能、黄光裕对抗贝恩资本这样以“民族企业”取悦于国民的言论亦不再受到一味追捧。而对于汇源果汁这样在无奈的竞争中委身于外资的民营资本生存环境却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在过去的两年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被认为享受了大量的政策红利,得到了最多的银行信贷支持和财政资金补贴,并将这些资金大量投入企业并购和扩张,民营企业抱怨这种现象并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
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地方的国有企业却在抱怨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门槛太低,环保、职工权益要求不严格,地方国有企业也认为强制性的产能淘汰太过于武断,没有考虑企业的退出成本和区域市场的独特性。
在制造业受抑的同时,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资产泡沫在逐渐累积。政府出台了严厉的“限购令”,可能还有即将出台的“房产税”,这些在过去的年代里尽享快速城镇化和政策庇护的企业暴利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
种种生存环境发生的变量,事实上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这中间,有必然的发展规律,也有人为的调整。但在中国,这却是企业生存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命题。要么因为看不清规律在竞争中落后,要么在行政主导式的调整中将被“出局”。
转变的根本
“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中国互联网门户三巨头之一的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他说。
可以看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诸多的产业政策和推动方式都带着行政主导的色彩和影子,不论是“产业振兴规划”、“治理产能过剩”还是“产业转移”。在这样的主导下,企业的抱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简单地理解为“产业转移”,而并非追求技术进步,对传统的改造和升级。这样的产业转移只不过是在内地城市重复走着沿海城市的发展路径,在制造业,仍然难以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
同时,集中在各个部委手中的专项扶持基金,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活动等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而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打破二元结构,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难以扩大内需市场,不对经济、教育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就难以产生真正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组织。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减少行政干预、减少市场寻租,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法律工具、发挥公共服务职能,这才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不断得以改善的根本。
正是基于中央政府对问题的透彻了解,所以“十二五”才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很多转变已经开始或正在酝酿中,只是其完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企业来说,不管外企、国企还是民企,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认清时代变量,知道哪些困境是外部造成的,是暂时的,哪些困境是自身弱点造成的,需要尽快转变的,才是生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