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让我们高山仰止。早年陶先生办晓庄学校，开生活教育之先河，如果陶先生今天做四星级中学校长，恐怕也相当艰难与无奈。作这么一个设想是想说，一个教育家的成长需要教育行政的理解与认同、接纳与支持，倘若他的头上也顶着经费、升学率、安全等一把把利剑，晓庄学校的历史也许要重写。杜威是实用主义教育家，现代教育的开山鼻祖。杜威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是杜威教育理论的检验所。今天我们的实验学校很多，假如杜威来做今天某一实验学校的校长，会如何?杜威要办一所具有“实验室”意义的“实验学校”，这所学校不要升学率，请问哪一级教育主管部门能允许这样的学校存在?杜威的实验学校要参加中考和高考，倘若考不好，实验学校一夜之间会人去楼空，家长并不关心你的“实验”，不关心你的“学校教育与生活脱节”、“所教科目在儿童经验中有积极价值和真正意义”、“教学中心是儿童而不是教材”等等，关心的是能不能升重点大学、重点中学。今天的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教师的观念，然而教育行政的统摄与控制丝毫没有改变。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视导都是一把尺子，无论什么样的学校都要接受上级部门的各类检查、评比、评优。杜威的“实验学校”也不能例外，一样评分、公布、奖惩、发牌子。如果你是另类，对不起，三次排名通报就让你抬不起头。没有牌子，没有升学率，家长不满意，你任何的教育实验都会变得一文不值。现在家长很现实：一个孩子实在是让你“实验不起”。作这个假想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家长、社会人士的教育追求与教育家文化核心价值追求能有较高的契合度，即以学生“生长”为最高追求能够成为家长、社会人士的共识，这是教育家成长的重要因素。
　　考察一下当下比较成功的学校，杜郎口、洋思，东庐……都是清一色的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当年都曾面临撤并的厄运，不可否认这些学校遇上了一位智慧校长，成全了他们的今天。但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学校都是置死地而后生的学校，“死马当作活马医”，想怎么“摆乎”就怎么“摆乎”，校长反倒能放开手脚，大胆开拓。上面放权，校长大胆尝试，少一些控制，少一些干预，少一些捆绑，这些学校都成功了。笔者认为今天的一些大校、优校其实不缺乏崔其升、蔡林森、陈康金这样的校长，更多的是缺支持性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教育家要教育主管部门、社会给予更多的真服务、真松绑。
　　教育家的成长固然需要外部支持性的环境，呼唤良好的生存状态，但关键(核心)因素还是自身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律、自觉、自主、自为是教育家成长的内因。搞教育的人应该是最爱学习的人，要始终坚持学习与思考，要有厚实的积淀；其次，要坚守教育规律，用“草根”精神去艰苦地探索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生长”新的教育目标，并为之乐此不疲；三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毅内质，坚韧不拔，有主心骨，不怕困难、挫折、失败。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学校，只要自己拥有一方试验田，就要以爱智爱仁之心，守住清贫与寂寞，与时俱进，自我开发。努力建构学校发展力，要以舍我其谁的人格力量，肩负起创造一方社会环境、影响和改变社会环境，引领社会风气前行的责任。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家，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的校长这一辈子不大可能成为教育家。
　　我们永远在路上，心有多远，路就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