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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战略决策之后，进一步作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此前清晰勾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发展新蓝图基础上，又详尽拟定了新形势下继续突破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通读《决定》可以发现，这不仅是以新的发展理念指导的一项推动“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重大工作部署，也是适应时代进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所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综合变革。正如国内有关“三农”问题权威人士所认为，这个《决定》在认识上有新高度，政策上有新突破，制度上有新安排，举措上有新实招，实践上会有新效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认为，它既是针对当前我国城乡差别显著拉大作出的政策性调整安排，同时也是保证我国城乡能顺利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一轮更长周期繁荣的战略抉择。现对此作如下浅议：
当前着力农村改革发展的宏观意涵
近年来，我国经济尽管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但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十分严重。表现在：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福利保障相差悬殊，特别是我国目前仍有近1500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中4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些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落后等一系列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有专家指出，我国城乡显著拉大的这些差距，已导致国家出现若干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迹象。因此，党中央此时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导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既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刺激国内需求、防范经济衰微、保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期繁荣的需要。若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此一决策其实富含着许多经济学的宏观意蕴：
着力农村改革发展是对凯恩斯“需求理论”的新借鉴。必将对国家当下整个经济增长产生循环拉动效应。《决定》在深刻分析我国农村正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深层次矛盾后，得出结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中央这“三个最”的结论，决定了自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展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基本建设决不会停止、放慢，而必将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大量公共建设工程和基础改善工程，比如农村道路的等级化通达、农居环境的公益性改造，现代公共设施的覆盖、村民活动场所的修建，农户的改水、改灶、改厕，等等。这些建设既需要大量国家投资，同时还会拉动农村居民投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这种基础建设性投资会显著拉动对投资品的需求，这就必然引致投资品生产和供给的增加，其直接效应便是就业率上升，就业量增加，城乡居民货币收入也随之增加：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同时意味着购买力增强，会刺激增加对消费品的购买，进而又引致消费品生产和供给的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量，增加城乡居民的货币化收入，并导致更大的消费需求，最终使经济进入按乘数效应增长的良性循环。此外，在现代化生产技术条件下，每增加一元钱消费品的消费。会增加生产消费品的更多投资。这种基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增加的消费能力，会对投资产生进一步的加速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能够沿着政府投资加农村居民投资带动GDP增长，从而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和国家税收收入增加，进而带动政府和农村居民投资进一步增加，又引发GDP进一步增长的良性循环，那就充分实现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循环拉动效应。
着力农村改革发展是对经济学“边际效应”理论的新运用。必将对激活更大市场消费需求起到关键作用。说到底，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主要应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这“三农”问题。而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增收问题。故此《决定》在阐明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时，写上了唯一一项量化指标，即“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毫无疑问，以此为重点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将为农民增收尤其是增加货币化收入提供更多机会。根据《决定》的要求，在此轮农村改革发展中，除了必须遵循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等原则外，还特别强调了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原则。《决定》明确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就意味着，未来农村发展，在注重提升农村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更注重农村基础生产设施、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更注重农村新产业、新经济组织的衍生，更注重农村各类服务体系的建立，国家、社会和农民自己的投资都可能会比以往更多地留在农村，从而复又成为乡镇企业的生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有的还成为农村人群的设施性、福利性甚而政策性、体制性保障。这样，农村的资本积累、农民的货币收入都有了现实实现途径，农民也就会有更好的收入“预期”，进而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经济学的乘数理论告诉我们，边际消费倾向能够决定乘数的大小。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就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强劲；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乘数就越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越小。而农村人口的庞大和当前消费层次的落差，决定了其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大高于当前城市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带来的农民货币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对整个城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拉动将是不可估量的、
着力农村改革发展是对“就业弹性系数”理论的新实践，必将为我国庞大产业后备军提供更理性的途径选择。统计表明，1979～1996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在9.7％以上，就业年平均增长近4％。但是在1997～2003年，GDP年平均增长仍高达8％以上，而就业年平均增长下降为1％，就业弹性系数从原来的0.477下降到0.177。到2007年，这一系数更是掉到了0.16以下，且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由此可见，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工业也即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在进一步降低。现在的问题是，就业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城镇人口和高校毕业生，而是更多地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我国13亿人口有61％的比例在农村，达8亿之多，其中农业劳动力就有5亿人。按照市场需求、技术、耕地的水平、农田设施等等核算，农业劳动力大体有1亿人就够了 因此，不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将超过4亿人，而这是眼下 的城市根本无法承受的。特别在当前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不仅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恐怕原有的城市就业也面临着裁减的风险。恰在此时，党和国家果断决策，在全国范围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无疑将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愿留在家乡参与新农村建设，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非农化或多元化创造条件，这也就能极大地缓解当前全国城市受累于全球金融危机而面临的就业压力，使新一轮的产业发展能够避免因就业压力而重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老路。
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价值
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对我国经济全局的整体宏观效应、但上面的分析，仍较重于外延因素的增长，即只是较多地看到了新农村建设对需求、投资和就业的刺激与拉动、而宏观经济学对内涵式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强调，则让我们看到了此轮农村改革发展对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由“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困扰着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2005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就曾指出，“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如今3年过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作的判断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这里权且以“十五”为例，我国GDP年均增长达到12.4％，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7.6％，且到2005年底，全国农民人均实际年纯收入仅为3255元，即使到2007年底也只有4140元，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实惠显著落后于GDP的增长数据。可以说，这样一种没有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收入水平和福利的提高放到应有位置的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党和国家确定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明确“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包括农村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共享，同时更加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充分表明我国正在谋求更加全面地转变增长方式。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落实扩大内需方针的必然选择。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当三驾马车比例协调、齐头并进时，经济增长的质量最高，持续发展的周期最长。从我国当前发展现状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和出口带动，市场发展虽然比较活跃，但内需拉动明显不足。具体分析，一是我国城乡人口分布比例为5：8，超过80％的农村人口的收入大大低于城市人口，收入偏低、保障不足使得人们不敢花钱、不敢消费；二是在社会分配结构上。20％的人占有了80％的收入分配，使得广大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不足，大大影响了内需增长。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为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曾数度提出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方针，但很难见效。现在人们终于逐渐看到问题的症结了。其实，落实这一方针的关键，就在于要有效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对此已有印度经济学家提出了“金字塔底层消费”理论，意即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群一旦启动消费。即使他们的购买力不强，但也会由于他们人口基数的庞大而导致社会需求的大幅扩张。因此，聚焦“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各项改革，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8亿农民的收入，必将成为提高农村消费能力、落实扩大内需方针的实现途径，成为化解我国目前的强大生产能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拉动力的必然选择。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实现城乡社会安定和谐的客观要求。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实现内涵式增长的方式，也包括必要的制度创新。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会有竞争自由、机会均等的良好环境，才会实现社会的广义进步，也才能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科教与人文环境。就此而言，中央决定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实为我们谋求这样的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为《决定》内容博大，本身就已将坚持和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积累的5条经验之一，又被列为新时期农村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准则。广大农民是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群众基础，农村的富裕安康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安定强盛。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改革，在加快农业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加强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更多增加农民福祉；加强农村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努力满足农民期待，从而在农村形成和谐稳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为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国家经济更长周期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
基于微观的农村改革发展实施要略
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与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有明显不同。从本质上讲，这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是理念转变、模式调整、制度创新、机制再造的过程；从经济理论来看，则是从增长经济学的导向全面转为发展经济学指导的过程，即不仅要关注农村生产能力的提高，更要关注农村发展中经济、管理、制度等各类问题的解决。因此，从当前实践操作的微观层面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目的，以农民增收为重点，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基础，以“三农”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人群素质的全面进步为目标，抓住关键，因地制宜，循序推进。
以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创新农村经济内生发展的活力机制。农村发展的根本。必须依靠农村内部蕴藏的活力和动力。激发活力和动力，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农村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农村相关的各项改革滞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健全，农村经济社会组织不理想，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农民放不开手脚，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压抑，形不成内生的发展活力。因此，除必须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深化以费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外，可以说。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确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 功的关键。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来革除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取消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才能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创业潜能，营造适宜创业的环境氛围，鼓励农民敢于创业、成功创业，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以优化资源配置为重点。创新农业生产发展体系。强农富农是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目的。农村的改革发展必须始终以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中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一方面。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为着力点，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科技转化能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在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水产等养殖产品，发展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发展木本粮油、食用菌等林特产品，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等健康食品，提高农产品效益和质量安全水平。同时，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以农产品为原料，增加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发展精深加工业，培育国内外知名品牌，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保证农民得实惠。
以工业化为依托，创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反哺机制。迄今为止，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方式实现的。这是产业递进转移的自然过程。但是，长期过多地转移农业积累。会加剧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失调。在基本走完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有必要利用日益强大的工业实力反哺农业、建设农村。用工业化积累反哺农村，通过工业企业收取农业发展基金、工农产品比价调整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性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加大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积极改组改造原有布局和村容村貌；用工业企业的产业链带动农业，按照市场导向、优势整合、产业融合的要求，鼓励更多的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业，推进农业基地化生产，支持更多的以农业资源为原材料的工业企业，拉长产业链，用T-,_lk化方式加速农业产业化：采用农村城镇化的途径，加速传统分散的农民非农化转移，加快城镇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布局调整集中，推动农村人口非农化就业，以产业联合、城乡融合的思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以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契机。创新财政倾斜扶持机制。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改善结构、调整关系，提供一种惠及社会的公共产品。应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应该更加关注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领域，更加关注“三农”问题。在财政政策上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积极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就是要加大国家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少取就是要继续取消不应该由农民承担的各种摊派负担，在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曾明确提出农村发展要做到“三个高于”、“三个终结”、“三个强化”和“三个加快”，在今年10月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他又提出了“三个大幅度”的要求，核心就是在增加公共财政增量用于支农助农和护农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引导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自觉投资“三农”，做大总量，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撑，农村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建设就一定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推进。
责任编辑：金 重
当前着力农村改革发展的宏观意涵
近年来，我国经济尽管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但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失衡十分严重。表现在：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福利保障相差悬殊，特别是我国目前仍有近1500万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中4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些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落后等一系列问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有专家指出，我国城乡显著拉大的这些差距，已导致国家出现若干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迹象。因此，党中央此时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导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既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刺激国内需求、防范经济衰微、保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期繁荣的需要。若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此一决策其实富含着许多经济学的宏观意蕴：
着力农村改革发展是对凯恩斯“需求理论”的新借鉴。必将对国家当下整个经济增长产生循环拉动效应。《决定》在深刻分析我国农村正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深层次矛盾后，得出结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中央这“三个最”的结论，决定了自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展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基本建设决不会停止、放慢，而必将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大量公共建设工程和基础改善工程，比如农村道路的等级化通达、农居环境的公益性改造，现代公共设施的覆盖、村民活动场所的修建，农户的改水、改灶、改厕，等等。这些建设既需要大量国家投资，同时还会拉动农村居民投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这种基础建设性投资会显著拉动对投资品的需求，这就必然引致投资品生产和供给的增加，其直接效应便是就业率上升，就业量增加，城乡居民货币收入也随之增加：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同时意味着购买力增强，会刺激增加对消费品的购买，进而又引致消费品生产和供给的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量，增加城乡居民的货币化收入，并导致更大的消费需求，最终使经济进入按乘数效应增长的良性循环。此外，在现代化生产技术条件下，每增加一元钱消费品的消费。会增加生产消费品的更多投资。这种基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进而增加的消费能力，会对投资产生进一步的加速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能够沿着政府投资加农村居民投资带动GDP增长，从而带动城乡居民收入和国家税收收入增加，进而带动政府和农村居民投资进一步增加，又引发GDP进一步增长的良性循环，那就充分实现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循环拉动效应。
着力农村改革发展是对经济学“边际效应”理论的新运用。必将对激活更大市场消费需求起到关键作用。说到底，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主要应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这“三农”问题。而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增收问题。故此《决定》在阐明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时，写上了唯一一项量化指标，即“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毫无疑问，以此为重点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将为农民增收尤其是增加货币化收入提供更多机会。根据《决定》的要求，在此轮农村改革发展中，除了必须遵循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等原则外，还特别强调了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原则。《决定》明确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就意味着，未来农村发展，在注重提升农村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更注重农村基础生产设施、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更注重农村新产业、新经济组织的衍生，更注重农村各类服务体系的建立，国家、社会和农民自己的投资都可能会比以往更多地留在农村，从而复又成为乡镇企业的生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有的还成为农村人群的设施性、福利性甚而政策性、体制性保障。这样，农村的资本积累、农民的货币收入都有了现实实现途径，农民也就会有更好的收入“预期”，进而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经济学的乘数理论告诉我们，边际消费倾向能够决定乘数的大小。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就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强劲；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乘数就越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越小。而农村人口的庞大和当前消费层次的落差，决定了其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大高于当前城市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带来的农民货币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对整个城乡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拉动将是不可估量的、
着力农村改革发展是对“就业弹性系数”理论的新实践，必将为我国庞大产业后备军提供更理性的途径选择。统计表明，1979～1996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在9.7％以上，就业年平均增长近4％。但是在1997～2003年，GDP年平均增长仍高达8％以上，而就业年平均增长下降为1％，就业弹性系数从原来的0.477下降到0.177。到2007年，这一系数更是掉到了0.16以下，且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由此可见，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工业也即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在进一步降低。现在的问题是，就业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城镇人口和高校毕业生，而是更多地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我国13亿人口有61％的比例在农村，达8亿之多，其中农业劳动力就有5亿人。按照市场需求、技术、耕地的水平、农田设施等等核算，农业劳动力大体有1亿人就够了 因此，不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将超过4亿人，而这是眼下 的城市根本无法承受的。特别在当前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不仅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恐怕原有的城市就业也面临着裁减的风险。恰在此时，党和国家果断决策，在全国范围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无疑将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愿留在家乡参与新农村建设，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非农化或多元化创造条件，这也就能极大地缓解当前全国城市受累于全球金融危机而面临的就业压力，使新一轮的产业发展能够避免因就业压力而重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老路。
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价值
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对我国经济全局的整体宏观效应、但上面的分析，仍较重于外延因素的增长，即只是较多地看到了新农村建设对需求、投资和就业的刺激与拉动、而宏观经济学对内涵式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强调，则让我们看到了此轮农村改革发展对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由“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困扰着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2005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就曾指出，“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如今3年过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作的判断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这里权且以“十五”为例，我国GDP年均增长达到12.4％，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7.6％，且到2005年底，全国农民人均实际年纯收入仅为3255元，即使到2007年底也只有4140元，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实惠显著落后于GDP的增长数据。可以说，这样一种没有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收入水平和福利的提高放到应有位置的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党和国家确定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明确“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包括农村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共享，同时更加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充分表明我国正在谋求更加全面地转变增长方式。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落实扩大内需方针的必然选择。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当三驾马车比例协调、齐头并进时，经济增长的质量最高，持续发展的周期最长。从我国当前发展现状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和出口带动，市场发展虽然比较活跃，但内需拉动明显不足。具体分析，一是我国城乡人口分布比例为5：8，超过80％的农村人口的收入大大低于城市人口，收入偏低、保障不足使得人们不敢花钱、不敢消费；二是在社会分配结构上。20％的人占有了80％的收入分配，使得广大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不足，大大影响了内需增长。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为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曾数度提出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方针，但很难见效。现在人们终于逐渐看到问题的症结了。其实，落实这一方针的关键，就在于要有效提高农村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对此已有印度经济学家提出了“金字塔底层消费”理论，意即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群一旦启动消费。即使他们的购买力不强，但也会由于他们人口基数的庞大而导致社会需求的大幅扩张。因此，聚焦“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各项改革，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8亿农民的收入，必将成为提高农村消费能力、落实扩大内需方针的实现途径，成为化解我国目前的强大生产能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拉动力的必然选择。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实现城乡社会安定和谐的客观要求。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实现内涵式增长的方式，也包括必要的制度创新。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会有竞争自由、机会均等的良好环境，才会实现社会的广义进步，也才能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科教与人文环境。就此而言，中央决定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实为我们谋求这样的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为《决定》内容博大，本身就已将坚持和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积累的5条经验之一，又被列为新时期农村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准则。广大农民是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群众基础，农村的富裕安康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安定强盛。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改革，在加快农业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加强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更多增加农民福祉；加强农村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努力满足农民期待，从而在农村形成和谐稳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为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国家经济更长周期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
基于微观的农村改革发展实施要略
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与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有明显不同。从本质上讲，这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是理念转变、模式调整、制度创新、机制再造的过程；从经济理论来看，则是从增长经济学的导向全面转为发展经济学指导的过程，即不仅要关注农村生产能力的提高，更要关注农村发展中经济、管理、制度等各类问题的解决。因此，从当前实践操作的微观层面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目的，以农民增收为重点，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基础，以“三农”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人群素质的全面进步为目标，抓住关键，因地制宜，循序推进。
以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创新农村经济内生发展的活力机制。农村发展的根本。必须依靠农村内部蕴藏的活力和动力。激发活力和动力，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农村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农村相关的各项改革滞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健全，农村经济社会组织不理想，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农民放不开手脚，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压抑，形不成内生的发展活力。因此，除必须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深化以费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外，可以说。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确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 功的关键。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来革除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取消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才能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创业潜能，营造适宜创业的环境氛围，鼓励农民敢于创业、成功创业，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以优化资源配置为重点。创新农业生产发展体系。强农富农是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目的。农村的改革发展必须始终以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中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一方面。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为着力点，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科技转化能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在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水产等养殖产品，发展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发展木本粮油、食用菌等林特产品，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等健康食品，提高农产品效益和质量安全水平。同时，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以农产品为原料，增加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发展精深加工业，培育国内外知名品牌，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保证农民得实惠。
以工业化为依托，创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反哺机制。迄今为止，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方式实现的。这是产业递进转移的自然过程。但是，长期过多地转移农业积累。会加剧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失调。在基本走完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有必要利用日益强大的工业实力反哺农业、建设农村。用工业化积累反哺农村，通过工业企业收取农业发展基金、工农产品比价调整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性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加大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积极改组改造原有布局和村容村貌；用工业企业的产业链带动农业，按照市场导向、优势整合、产业融合的要求，鼓励更多的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业，推进农业基地化生产，支持更多的以农业资源为原材料的工业企业，拉长产业链，用T-,_lk化方式加速农业产业化：采用农村城镇化的途径，加速传统分散的农民非农化转移，加快城镇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布局调整集中，推动农村人口非农化就业，以产业联合、城乡融合的思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以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契机。创新财政倾斜扶持机制。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改善结构、调整关系，提供一种惠及社会的公共产品。应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应该更加关注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领域，更加关注“三农”问题。在财政政策上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积极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就是要加大国家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少取就是要继续取消不应该由农民承担的各种摊派负担，在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曾明确提出农村发展要做到“三个高于”、“三个终结”、“三个强化”和“三个加快”，在今年10月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他又提出了“三个大幅度”的要求，核心就是在增加公共财政增量用于支农助农和护农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引导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自觉投资“三农”，做大总量，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撑，农村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建设就一定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推进。
责任编辑：金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