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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很早以前就有逢五排十祭奠故人的风俗。1997年3月12 日,刘绍棠病逝，时年61岁,英年早逝令人不胜惋惜。
不改初衷
我常想，一个人一生中有点挫折，并非都是坏事，至少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挫折与困苦比一帆风顺的经历宝贵得多。50年代被誉为“四小天鹅”的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又经历了十年的浩劫，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梅开二度更鲜艳，刘绍棠便是其中之一。
1979年，我调入北京文联，从事司机的职业，由于工作的关系与不久前平反的刘绍棠有着频频的接触和交往。此时刘绍棠精神焕发文思泉涌，除了夜以继日埋头创作之外，还要抽时间参加社会活动。一个个开幕式、一个个首发式、一个个研讨会、一个个基金会和评委会，不一而足，都邀请他参加。刘绍棠为人热情、重情重义，所以有请必到，从不让大家失望，到创作讲习班和高校讲课培育后人，更是义不容辞。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多得数不胜数。为了不辜负人民的重托，他都尽可能地参加，乃至常年超负荷的运转造成中风偏瘫8年，亦是如此。那时，市人大会议时常在怀柔民主与法制培训中心召开，路上需要行驶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我和刘绍棠老师有长时间交谈的机会。不甘寂寞的刘绍棠总是话题广泛，滔滔不绝于耳，谈古论今名人轶事如数家珍，使我大开眼界增长知识。他的话多，我的话少，然而谈得很投机，关系融洽。
有一次我怀着好奇之心把话题转到了他当年划右的问题上，他感慨而谈，这件事对他来说真是一场塌天大祸。小时他在家百般被娇宠，年节瓜果糕点和压岁钱总是给他双份，家里的长辈，没人敢管他，这使他很任性、狂妄，自视特殊。21岁前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不懂人情世态，把他划右，虽不是罪有应得，却也是个性悲剧的咎由自取。这是多深刻的反思啊！
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迎来了第二春天，文坛上曾流行以突破禁区而取胜的说法。而刘绍棠却大谈、特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些不合时宜的论调实在是逆潮流而动，遭到冷淡和反对。他不趋炎附势，而是坚决反对辱骂毛泽东来表现思想解放的背叛行经。他说不是心有余悸，不是政治投机。虽被骂为“认‘左’为母”或“老观念太多”，但他并不懊悔，他说他实在是经过进一步深刻认识，更加信仰他的文艺思想。虽受22年的磨难，但却对党的痴情不改。他热情赤诚地维护和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我记得有位领导同志问他对《废都》怎么看时，他回答说：“毛主席说《红楼梦》好，贾宝玉尊重妇女，《金瓶梅》不好，西门庆侮辱妇女。”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中国文坛上敢于写文章指出他的文艺思想中策略性部分已经过时者，唯有刘绍棠犯言直谏，才惹得老人家大为生气，赐刘绍棠为“大反社会主义三大典型之一，”他哪里想到，他过世后正是这个冒犯龙颜的刘绍棠，热烈赤诚地维护和实践他的文艺思想。
我想这就是刘绍棠的可贵之处，他不计较个人恩怨，他不趋炎附势，不朝秦暮楚，不是墙头草随风倒，贪小利而忘大义。这就是他的文格，这就是他的人格。
出访东欧
我清晰地记得，1982年金秋，北京作协的4位作家——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张志民应邀参加中国作协组团，赴东欧进行外事文化交流活动。当时，作为工作人员，我一大早就赶往机场送他们登机。我接上刘绍棠之后，又到东四六条的张志民家时，周到体贴的张志民夫人付雅雯大姐，不但为我准备了一份早点，还为另外一辆车上的工作人员也准备了早点。在候机楼等候登机的四位作家，他们的冤案先后得到平反昭雪，容光焕发，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从维熙和张志民穿的是什么服装，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明显的打眼之处，所以我记不清了；印象较深的是邓友梅西装笔挺，脚上的皮鞋锃亮，白衬衫的领子下边系着一根紫红色的小尼龙绳，绳子上还串了个精致的玉坠，随身佩玉有吉祥如意之说，究竟邓作家是不是取其意，那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一位便是体壮如牛的刘绍棠，虽已年届50，却满头黑发，不见一星霜花，头上脚下充满了活力。唯独他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脚蹬内联的千层底布鞋，虽说令人注目，但时下正是西装热，大有不合时宜之嫌。
“刘老师为什么不穿西装？”我不解地问道。他脱口而出：“中山服是我们的国服，布鞋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产品，老外见了照样羡慕不已。”
刘绍棠此言不虚，约是20天后，我们又到机场接出访归来的四位作家。刘绍棠一上车仍是滔滔不绝地和我讲国外见闻，其中又提到了他的中山装和布鞋，他说，“我这身中山装在异国的大街上特别引人瞩目，好多老外常常驻足观望。尤其在南斯拉夫的文艺座谈会上，见到了曾经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而走红的男主角，他说他喜爱中国，更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夸我是地道的中国人。谈到我脚上穿的布鞋，这位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男主角更是兴趣盎然，他说他参加过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的首映式和观众见面会，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回国时，在中国朋友的陪同下还特意到大栅栏的内联买了好多双千层底布鞋，以备送给亲朋好友。他还告诉我，他们国家只有上层人物在社交场合时才穿中国布鞋，布鞋是上层人物的时尚。”至此，绍棠脸上流露着引以为荣的神色，他不无幽默地说：“难怪在大街上有好几次拦住我的老外要用崭新的皮鞋换我的布鞋。早知如此我不如多备几双布鞋，能换几双好皮鞋呢。”
1992年，在文联党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文联内的名人积极配合、共同呼吁，第三期宿舍楼终于破土动工了，两年后竣工，文联的名人和干部们的居住条件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趣的是这座宿舍楼被刘绍棠称为红帽子楼。对附近的老百姓而言似乎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红帽子楼
红帽子楼，位于和平门路口北侧黄金地段，楼西邻北京市急救中心，东邻尚未竣工的北京市文艺中心，闹中取静。这座高层公寓是米黄瓷砖贴面，红瓦罩顶，颇有威仪。
楼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楼内住着不少作家，于是便称它作家楼；作家楼里的住户对它倒有自己的见解。这座高楼红瓦覆顶，很像前清一品大员身穿朝服临街而站，因此楼里的刘绍棠便叫它“红顶子楼”。他的随笔集《如是我人》中有一辑就名为《红顶子楼漫语》。
楼中一位80多岁的老红学家，在文章中给这座公寓取名“和平红楼”。刘绍棠闻言忍俊不禁。他说，“老先生嗜红成迷，犹如贾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何来钗红黛绿？称之‘红楼’名不正言不顺嘛！转念一想，我给起名 ‘红顶子楼’，也名不副实：楼内虽有不少退位高干，但是没有一个够得上‘正一品’或‘正二品’，也就不配戴‘红顶子’，身穿‘黄马褂’，则何来‘红顶子楼’之称呢？”当然，这都是戏言。恰在这时，燕山出版社编一本刘绍棠随笔集子，他那些有感而发，即兴而作的文字，都收进了这集子。这些文字大多数写于这座公寓内的书房，树有根水有源，产品有出处，这些随笔似乎也应标明“产地”。他灵机一动，从“红顶子”想到“红帽子”。“红顶子”是正经被归入历史陈迹的前清官冕，“红帽子”却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标志。而自己所居住的这栋公寓红瓦罩顶，也恰似带了一顶红帽子。于是把随笔集定为《红帽子楼随笔》，这座公寓也由此被称为红帽子楼了。
在刘绍棠老师居住红帽子楼的日子里，我初次来到他的寓所，只见门首挂着一张硬纸片，上面是刘绍棠笔走龙蛇般的手迹：
老弱病残，四类俱全
伏枥卧槽，非比当年
整理文集，刻不容缓
下午会客，四时过半
谈话时间，尽量缩短
读后不由得动容，对这位红帽子楼里的作家更多了一层敬意。
刘绍棠谢世之后，家人为了纪念他，依然保留着他的书房，房内的陈设还和他生前一般模样。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一直就在这个书房里日夜辛劳，整理刘绍棠未完成的10卷文集。文集将近1000万字，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作品，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刘绍棠生活和创作的那个世纪也随他而去，然而红帽子楼还安然耸立，绍棠的文字世界会比红帽子楼更长久地树立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
巧对联语
今年春节前夕，我参加了钟声社区居委会为社区孤寡老人送温暖的活动，送春联便是其中的一项，我不禁想起了作家刘绍棠巧对乾隆联一事。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当龙舟沿着大运河行至南通，他触景生情，道出一句上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他先是让当地的文武官员对下联，一时面面相觑，沉默无语。万岁爷只好让刘爱卿应对。才高八斗的刘墉脱口而出：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据说和也不甘示弱，他的下联是：东便门西便门东西便门便东西。于是，同是乾隆上联，下联便有两种版本，一时传为佳话，而且流传至今。
少年时代的刘绍棠更偏爱乾隆和刘墉的两句联语，他又觉得联虽好，可是皆因下联中的“当”字不吉，“便”字不雅，数百年来难登吉庆之堂，深感惋惜，而引发了灵感。于是，他也应对了一句下联：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虽然对仗不整，但这副对联却有了喜庆色彩，而且还突出了地方特色。可喜的是，村里的写联先生首先看中了，便以肥腴华美的颜体字写出，也是首次堂而皇之地张贴在门框上。从此，这副对联总算在吉庆的春联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堪称有地方色彩的佳句。
也许是缘分，在刘绍棠英年早逝的第四年，也就是2001年春节前夕，北京市文联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中，我有幸和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又来到了距刘绍棠故乡一箭之遥的通州区梨园镇高楼金村写春联。在写了多副洋溢着祥和祝福的春联中，唯独缺少通州地方特色的对联，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绍棠巧对乾隆的联语，便向书法家侯双亭先生建议拾遗补缺。他欣然命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顷刻之间跃然纸上，又使刘绍棠少年时代的文采旧景重现。
这副对联一出手，便博得了村民的喜爱，纷纷争着要，侯先生应接不暇，忙了个不亦乐乎。后来还是在村委会负责同志的倡议下,请侯先生又写了一副4尺的墨宝联语，并署“刘绍棠巧对乾隆联”才收场。负责同志明确表示，装裱之后要永久悬挂在村委会的会议室内，以缅怀大运河之子刘绍棠。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刘绍棠谢世之后，人们仍然记住他的文字，仍然怀念他，我想，绍棠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了。
编辑/王文娜
不改初衷
我常想，一个人一生中有点挫折，并非都是坏事，至少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挫折与困苦比一帆风顺的经历宝贵得多。50年代被誉为“四小天鹅”的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又经历了十年的浩劫，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梅开二度更鲜艳，刘绍棠便是其中之一。
1979年，我调入北京文联，从事司机的职业，由于工作的关系与不久前平反的刘绍棠有着频频的接触和交往。此时刘绍棠精神焕发文思泉涌，除了夜以继日埋头创作之外，还要抽时间参加社会活动。一个个开幕式、一个个首发式、一个个研讨会、一个个基金会和评委会，不一而足，都邀请他参加。刘绍棠为人热情、重情重义，所以有请必到，从不让大家失望，到创作讲习班和高校讲课培育后人，更是义不容辞。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多得数不胜数。为了不辜负人民的重托，他都尽可能地参加，乃至常年超负荷的运转造成中风偏瘫8年，亦是如此。那时，市人大会议时常在怀柔民主与法制培训中心召开，路上需要行驶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我和刘绍棠老师有长时间交谈的机会。不甘寂寞的刘绍棠总是话题广泛，滔滔不绝于耳，谈古论今名人轶事如数家珍，使我大开眼界增长知识。他的话多，我的话少，然而谈得很投机，关系融洽。
有一次我怀着好奇之心把话题转到了他当年划右的问题上，他感慨而谈，这件事对他来说真是一场塌天大祸。小时他在家百般被娇宠，年节瓜果糕点和压岁钱总是给他双份，家里的长辈，没人敢管他，这使他很任性、狂妄，自视特殊。21岁前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不懂人情世态，把他划右，虽不是罪有应得，却也是个性悲剧的咎由自取。这是多深刻的反思啊！
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迎来了第二春天，文坛上曾流行以突破禁区而取胜的说法。而刘绍棠却大谈、特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些不合时宜的论调实在是逆潮流而动，遭到冷淡和反对。他不趋炎附势，而是坚决反对辱骂毛泽东来表现思想解放的背叛行经。他说不是心有余悸，不是政治投机。虽被骂为“认‘左’为母”或“老观念太多”，但他并不懊悔，他说他实在是经过进一步深刻认识，更加信仰他的文艺思想。虽受22年的磨难，但却对党的痴情不改。他热情赤诚地维护和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我记得有位领导同志问他对《废都》怎么看时，他回答说：“毛主席说《红楼梦》好，贾宝玉尊重妇女，《金瓶梅》不好，西门庆侮辱妇女。”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中国文坛上敢于写文章指出他的文艺思想中策略性部分已经过时者，唯有刘绍棠犯言直谏，才惹得老人家大为生气，赐刘绍棠为“大反社会主义三大典型之一，”他哪里想到，他过世后正是这个冒犯龙颜的刘绍棠，热烈赤诚地维护和实践他的文艺思想。
我想这就是刘绍棠的可贵之处，他不计较个人恩怨，他不趋炎附势，不朝秦暮楚，不是墙头草随风倒，贪小利而忘大义。这就是他的文格，这就是他的人格。
出访东欧
我清晰地记得，1982年金秋，北京作协的4位作家——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张志民应邀参加中国作协组团，赴东欧进行外事文化交流活动。当时，作为工作人员，我一大早就赶往机场送他们登机。我接上刘绍棠之后，又到东四六条的张志民家时，周到体贴的张志民夫人付雅雯大姐，不但为我准备了一份早点，还为另外一辆车上的工作人员也准备了早点。在候机楼等候登机的四位作家，他们的冤案先后得到平反昭雪，容光焕发，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从维熙和张志民穿的是什么服装，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明显的打眼之处，所以我记不清了；印象较深的是邓友梅西装笔挺，脚上的皮鞋锃亮，白衬衫的领子下边系着一根紫红色的小尼龙绳，绳子上还串了个精致的玉坠，随身佩玉有吉祥如意之说，究竟邓作家是不是取其意，那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一位便是体壮如牛的刘绍棠，虽已年届50，却满头黑发，不见一星霜花，头上脚下充满了活力。唯独他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脚蹬内联的千层底布鞋，虽说令人注目，但时下正是西装热，大有不合时宜之嫌。
“刘老师为什么不穿西装？”我不解地问道。他脱口而出：“中山服是我们的国服，布鞋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产品，老外见了照样羡慕不已。”
刘绍棠此言不虚，约是20天后，我们又到机场接出访归来的四位作家。刘绍棠一上车仍是滔滔不绝地和我讲国外见闻，其中又提到了他的中山装和布鞋，他说，“我这身中山装在异国的大街上特别引人瞩目，好多老外常常驻足观望。尤其在南斯拉夫的文艺座谈会上，见到了曾经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而走红的男主角，他说他喜爱中国，更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夸我是地道的中国人。谈到我脚上穿的布鞋，这位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男主角更是兴趣盎然，他说他参加过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的首映式和观众见面会，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回国时，在中国朋友的陪同下还特意到大栅栏的内联买了好多双千层底布鞋，以备送给亲朋好友。他还告诉我，他们国家只有上层人物在社交场合时才穿中国布鞋，布鞋是上层人物的时尚。”至此，绍棠脸上流露着引以为荣的神色，他不无幽默地说：“难怪在大街上有好几次拦住我的老外要用崭新的皮鞋换我的布鞋。早知如此我不如多备几双布鞋，能换几双好皮鞋呢。”
1992年，在文联党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文联内的名人积极配合、共同呼吁，第三期宿舍楼终于破土动工了，两年后竣工，文联的名人和干部们的居住条件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趣的是这座宿舍楼被刘绍棠称为红帽子楼。对附近的老百姓而言似乎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红帽子楼
红帽子楼，位于和平门路口北侧黄金地段，楼西邻北京市急救中心，东邻尚未竣工的北京市文艺中心，闹中取静。这座高层公寓是米黄瓷砖贴面，红瓦罩顶，颇有威仪。
楼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楼内住着不少作家，于是便称它作家楼；作家楼里的住户对它倒有自己的见解。这座高楼红瓦覆顶，很像前清一品大员身穿朝服临街而站，因此楼里的刘绍棠便叫它“红顶子楼”。他的随笔集《如是我人》中有一辑就名为《红顶子楼漫语》。
楼中一位80多岁的老红学家，在文章中给这座公寓取名“和平红楼”。刘绍棠闻言忍俊不禁。他说，“老先生嗜红成迷，犹如贾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何来钗红黛绿？称之‘红楼’名不正言不顺嘛！转念一想，我给起名 ‘红顶子楼’，也名不副实：楼内虽有不少退位高干，但是没有一个够得上‘正一品’或‘正二品’，也就不配戴‘红顶子’，身穿‘黄马褂’，则何来‘红顶子楼’之称呢？”当然，这都是戏言。恰在这时，燕山出版社编一本刘绍棠随笔集子，他那些有感而发，即兴而作的文字，都收进了这集子。这些文字大多数写于这座公寓内的书房，树有根水有源，产品有出处，这些随笔似乎也应标明“产地”。他灵机一动，从“红顶子”想到“红帽子”。“红顶子”是正经被归入历史陈迹的前清官冕，“红帽子”却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标志。而自己所居住的这栋公寓红瓦罩顶，也恰似带了一顶红帽子。于是把随笔集定为《红帽子楼随笔》，这座公寓也由此被称为红帽子楼了。
在刘绍棠老师居住红帽子楼的日子里，我初次来到他的寓所，只见门首挂着一张硬纸片，上面是刘绍棠笔走龙蛇般的手迹：
老弱病残，四类俱全
伏枥卧槽，非比当年
整理文集，刻不容缓
下午会客，四时过半
谈话时间，尽量缩短
读后不由得动容，对这位红帽子楼里的作家更多了一层敬意。
刘绍棠谢世之后，家人为了纪念他，依然保留着他的书房，房内的陈设还和他生前一般模样。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一直就在这个书房里日夜辛劳，整理刘绍棠未完成的10卷文集。文集将近1000万字，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作品，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刘绍棠生活和创作的那个世纪也随他而去，然而红帽子楼还安然耸立，绍棠的文字世界会比红帽子楼更长久地树立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
巧对联语
今年春节前夕，我参加了钟声社区居委会为社区孤寡老人送温暖的活动，送春联便是其中的一项，我不禁想起了作家刘绍棠巧对乾隆联一事。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当龙舟沿着大运河行至南通，他触景生情，道出一句上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他先是让当地的文武官员对下联，一时面面相觑，沉默无语。万岁爷只好让刘爱卿应对。才高八斗的刘墉脱口而出：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据说和也不甘示弱，他的下联是：东便门西便门东西便门便东西。于是，同是乾隆上联，下联便有两种版本，一时传为佳话，而且流传至今。
少年时代的刘绍棠更偏爱乾隆和刘墉的两句联语，他又觉得联虽好，可是皆因下联中的“当”字不吉，“便”字不雅，数百年来难登吉庆之堂，深感惋惜，而引发了灵感。于是，他也应对了一句下联：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虽然对仗不整，但这副对联却有了喜庆色彩，而且还突出了地方特色。可喜的是，村里的写联先生首先看中了，便以肥腴华美的颜体字写出，也是首次堂而皇之地张贴在门框上。从此，这副对联总算在吉庆的春联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堪称有地方色彩的佳句。
也许是缘分，在刘绍棠英年早逝的第四年，也就是2001年春节前夕，北京市文联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中，我有幸和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又来到了距刘绍棠故乡一箭之遥的通州区梨园镇高楼金村写春联。在写了多副洋溢着祥和祝福的春联中，唯独缺少通州地方特色的对联，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绍棠巧对乾隆的联语，便向书法家侯双亭先生建议拾遗补缺。他欣然命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顷刻之间跃然纸上，又使刘绍棠少年时代的文采旧景重现。
这副对联一出手，便博得了村民的喜爱，纷纷争着要，侯先生应接不暇，忙了个不亦乐乎。后来还是在村委会负责同志的倡议下,请侯先生又写了一副4尺的墨宝联语，并署“刘绍棠巧对乾隆联”才收场。负责同志明确表示，装裱之后要永久悬挂在村委会的会议室内，以缅怀大运河之子刘绍棠。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刘绍棠谢世之后，人们仍然记住他的文字，仍然怀念他，我想，绍棠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了。
编辑/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