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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从事编辑工作33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的一辈子不知要做多少种梦。身在不同时，就有不同梦。现今的人，梦想发财、升官、成名、提级、提职称、分住房，欲望形形色色，梦境五彩缤纷，可是，仅仅在二三十年前，十亿人的梦都是同一种血样的红色。那时，除了“革命”以外，谁还能抱什么非分之想？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哪怕你只是个未成年的学生，你的梦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那时的梦，简直荒唐得令人不堪回首面对，怯与外人言，只得讲给自己的孩子听。然而孩子的表情竟如听天书一般的木然，听神话一般的不屑。难道说，一场举国同做的大梦竟是那样一种不真实的、无意义的存在吗？
心理学的书上说，梦是人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人都离不开梦。即便是痴人，也不免要说梦的。
那么，就让我也做一次痴人，把我的一段旧梦从头说起吧。
（一）
“文革”时，我在北京上中学。那学校可以说是鼎鼎大名。这不为别的，只为它是曾经蔓延全国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它的一切都比别人早半拍：“文革”还没开始，它就先已停课；“红卫兵”这个词儿还没发明出来，它里面已有人带上红袖章；“拿起笔来做刀枪”的时代还没来临，校园内、教室里都已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这大概是因为，这所中学是某名牌大学的附中，独具的条件使它能够超前地复制大学里的一举一动，使他的学生特别早熟。
那时，“革命”是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字眼儿，无论是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还是吊儿郎当不务学业的痞子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谁能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所以运动一来，我们这些刚入初中不久的毛头小子便模仿着高中生的样子闹了个天翻地覆。把老师揪出来批斗，可又提不出什么能够上纲上线的问题，于是便体会那种“换了人间”的快感，也颇觉惬意；把教室的桌椅翻过来摞起，上面糊满大字块，算是与过去的时代一刀两断，又得意非凡。只是那大字写得歪歪斜斜，间有错别字，为此又惹来麻烦。有一次，有人用大字块写“毛主席万岁”，结果把“席”字写成了“度”，引来了一伙高中生瞪圆了眼睛大发雷霆，吓得全班同学都低下头去大气不敢出。终于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学被揭发出是那大字块的作者，被老鹰捉小鸡一般强扭到一旁严格地盘查了祖孙三代，幸好他属于无疵无瑕的“红五类”，高中生将他臭骂一通，让他滚蛋算是了事。可是我们，却由此忽然发现原来在学生里面，也可以有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之分。而且，这种分别还常常与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有关。
果然，没过几天，学生开始分化。一批干部和军人的子弟率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名曰“红旗”，他们一个个着“国防绿”，扎武装带，佩红袖章，出出进进都是一帮一伙的，打着红旗人带人地骑车，呼啦啦的一群，在校园里一圈一圈地转，一遍一遍地呼口号，算是示威。他们看起别人来，眼神儿都不太对劲儿了。仿佛这样一招摇，“革命”的专利就被他们注册走了。“狗崽子”的说法就是在这时出现的，我和相当一批同学也就是在这时失去了“乱说乱动”的权利。
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狗崽子”的。
我家住在“文革”中闹腾得很凶的一所大学里。父亲是教授，又是教外语的，1957年虽然没戴“帽子”，也算是有一点“前科”，到了这时，真是没法说理了。你是教授，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有“前科”，肯定是“漏网右派”，你教外语，不是“外国特务”还能是什么呢？
记得家门口的电线杆上安装高音喇叭的头一天，我们都兴冲冲地跑去围观，洗耳恭听“革命”的声音。万万没有想到，喇叭里播放批判校长、书记的大字报，讲着讲着，竟然讲出了一段揭露当权派包庇我父亲的事。我看见父亲顿时面如土色，低头离开人群。回家后，他除了摇头叹气就是沉默不语，直到吃晚饭时，才口气沉重地对我和姐姐说：“看来，我又得挨批了，但你们别受我的影响。就算是我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你们也还得干革命。懂吗？”我心头感到一片压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默默点头。
可是，到哪里去干革命呢？那时，我还没有读过 《格瓦拉日记》，否则只身出去闯江湖打游击，或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学校里已没有我革命的位置，那些依仗爹妈的红色经历而耀武扬威的同学，既令我羡慕，又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失落。
接下来的重要节目就是抄家了。我现已记不清我家被抄过几次，反正大学里造反派的各派组织都曾光顾，谁也少不了过一回瘾。每次扬长而去之前，总免不了勒令父亲交钱、交出窝藏的枪支或者变天帐，有时还在屋里刷上大字报、最后通牒之类，让我们全家对着它反省。
一次，一伙红卫兵把我家里里外外翻掉了底。父亲的藏书扔了满地，每一页都翻过了。他们在各屋之间出出进进地翻找，直到抽水马桶的水箱和废弃不用旧煤球炉的炉膛都掀开来看，也没发现一点线索。他们不甘心，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几个男女把我叫进一间小屋隔离起来，对我百般诱导。他们先亲切地称我为小弟弟，充分肯定了我属于革命队伍的一员，将我引为同道，然后归入正题，问：“你爸爸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你家有没有蒋介石的照片？”纠缠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以一连串的“不知道”和“真的不知道”回答了他们。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撒谎，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怎么会知晓那么多大人的事情？老实说，在那种情形下，如果我父亲真有什么发报机，或许我会主动抱着交出去，立上一大功的。谁让那是“革命需要”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谁让那些红卫兵把我也当作革命者看待了呢？革命者大义灭亲的事迹，我从小听得太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那几个大红卫兵对我的认同和鼓励，我是一字不漏地领受了。我实在非常需要这些。因为这在当时，差不多可以代表我的全部价值。 （二）
真正使我受到强烈刺激和剧烈震动的要算是一次没有实施的抄家行动。
那天，我独自一人在家，忽而传来震耳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共三人，都带着红箍。他们也是来抄家的。我本能地拦住大门，猛然感到，这一回和以前不同。红卫兵们抄我父亲，和我没关，他是他，我是我。但这次，这几个家伙是冲着我来的。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忿忿之气。“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我问。“因为你是反动家属。”领头的同学回答。“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你胡说！”我急了，声色俱厉，顿时显得凶悍无比。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底的，因为我在学校从未敢告诉他们我父亲的现状，他们至多只知道他算是个资产阶级教授而已。果然，他们软了几分，其中一个男孩问道：“那你说，你是什么出身？”“职员。”我平静地回答。“高级职员还是低级职员？”对方追问。“低级职员。”我理直气壮地说。“那你爷爷呢？”对方还是穷根究底。我已经失去了耐性，立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我爷爷是老贫农！”随即“咣当”一声撞上大门。事后回想，我自己颇以为好笑，因为我爷爷到底是干什么的，该怎么定成分，至今我父亲都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不是老贫农。我记得，当时情急之下的一句谎言发生了奇效，我从窗口望见那几位红卫兵同学先是站在紧闭的门前嘀咕了一通，然后便悻悻然离去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前两天还在一起厮混，玩在一处、笑在一处的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得如此水深火热？不就是因为他们戴上了红箍吗？难道这红箍他们能戴我就不能戴吗？
可我真的没有那种荣幸。没过几天，我忽然患了一场几乎置我于死地的大病。往轻里说，是长了一个小小的毒瘤儿，说得重一点儿，就是患了癌症。从此我整整半年没去过学校。病中，同班一位外号叫“大个儿”的同学来看望我。他有点口吃，结结巴巴地向我神侃了不少学校里的事。我得知，反动“血统论”已经遭到批判，学生中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红卫兵组织，参加者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他本人也是“狗崽子”，但现在已俨然是“井冈山兵团”在我们班级里的小头头。这一信息立时对我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学校从此又变得令我神往。我想，这太好了，我也终于有机会戴上红袖章了，那该是多神气、多威风？我实在太想过一把这“史无前例”的运动瘾了，实在不能忍受眼前这种与轰轰烈烈的生活完全隔绝的日子。我想，让我去“革命”吧，哪怕是死，我也会甘心的。何况，我现已得了这种绝症，医书上说，患这种病的，“一般生存时限为四至六年”。他妈的，什么“生存时限”，不就是说我要死吗，何不死得壮烈些呢？在当时，我常常听到高音喇叭播放一首歌曲，那歌词是“副统帅”的语录，其中有这样几句：“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这首歌听来真是悲壮得很，我总觉得，那不就是我的真实写照吗？于是，病不看了，把放射治疗用的小本子一扔，我背着父母哼着“副统帅”的语录歌偷偷地潜回学校。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暴跳如雷地揪住我问：“你疯了吗？”但我意已决，谁又能奈我何？是的，当时我真的疯了，可疯的并不止我一个人。整个时代整个社会不是都疯了吗？
用今天的保命哲学来衡量，我当初是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的。“革命”，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条最真实的理由，可同时也是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足以掩饰一切。谁也不知道，我内心本来是另有隐衷的。自从父亲被揪被斗，家庭气氛变得窒息难耐。父亲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他担心挨斗“坐飞机”时顶不住，会遭到毒打，每天回到家里，都躲在一个角落，偷偷摆好“坐飞机”的姿势，呆上个把钟头，锻炼适应能力。每见此情此景，我心中就如翻了五味瓶，滋味不可言喻。后来父亲被劳改，时常半夜不归。而那些日子，正是轻生者层出不穷之时。我家附近的开满荷花的池塘，三天之内就有六七个人下水“自绝于人民”。母亲天天晚上对钟而坐，惶惶不安，口里不住地念叨：“哎呀，都这么晚了，你爸他可别……”我便只有蹬上自行车四处寻找，当然，免不了先要到池塘边上去转转……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的压力，无法正视和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我的唯一选择只有逃离，哪怕是小命都不要了。
岂知，等待我的仍然是失望。回到学校，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的“班车”已经开过了。各红卫兵组织该成立的早已成立，其成员早都有相对稳定的团体，现在人家都在忙着自己的活动，我完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被忽视的存在。我找到“大个儿”，说我想参加“井冈山”，他正伏案写批判稿，头也没抬，就说：“‘井冈山’不是早、早、早就发展完了吗？”因为口吃，那“早”字就好像被他特地强调一样。我难过得几乎哭出来，难道我豁出命来风风火火地赶回学校，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果吗？不是“革命不分先后”吗？他妈的，你们这些“狗崽子”自己入了红卫兵，就不管别人死活吗？我气极了，真想痛骂他一顿，但转念又觉得，犯不上。没有他的臭鸡蛋就做不了槽子糕吗？
（三）
我把注意力转移了方向。
不久，我发现外班级的一伙“井冈山”红卫兵住在宿舍楼里，相当活跃。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他们都迷上了围棋，“口诛笔伐”之余，经常端着棋盘棋子四处摆摊。虽然我的棋艺属于“臭棋”一类，但和他们也算半斤八两。于是我先是在校园里棋摊上围观，为他们“支着儿”、助威、出谋划策，进而便跟着他们争着吵着说着笑着进了寝室。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不分彼此。他们不知我的底细，对我也没有戒心，似乎以为我天生就是“井冈山”的成员。没有谁问过我是否加入过他们的组织，反正日子久了，我在他们之中的地位便得到了默认，他们的一切“革命”斗争连同派性活动我都一概参与不误。他们去刷大字报，我给拎着浆糊桶；他们进行两派组织大辩论，我跟着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他们突击审讯“黑帮”，我拿着记录本在审讯室彻夜不眠；他们组织批斗会，我押着“黑帮”上台“坐飞机”。我有意将自己混同为他们的一分子，以至后来受到他们这一伙住读生的邀请，我这个走读生把被褥从家里搬到学校，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在他们眼里，我成了地地道的“井冈山”的“铁杆儿”；在对立派看来，我是可恶之极应当受到“教训”的人物。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作为一个红卫兵的感觉。我成功了。 可成功了又有新的麻烦。我心里明白，我现在尽管看起来和那些正宗的红卫兵差不多，其实却根本不同。我这红卫兵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事，让派性眼光很强的人来看，也算是胆大妄为。我很担心，万一被人揭露，我可能因此而被声讨，那我简直是没法活下去了。这等事，想下去是怪可怕的。因为胆战心惊，夜晚就做起恶梦来。有一次，我甚至梦见我被拉上台去挨斗，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投机分子”，然后是我的名字，还被画上了红“×”。以往的“战友”们都朝我啐唾沫，嘴里骂着：“骗子”“骗子！”我猛然醒来，吓出一身冷汗，枕巾都湿了。再也睡不着，我就极力为自己的“投机革命”寻找理由。终于想到鲁迅曾经和共产党并肩作战，才踏实了几分，竟觉得自己有点像党外“布尔什维克”了。
不论怎样自我安慰，“混入革命队伍”这件事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平生头一次，我被一种犯罪感折磨，那滋味，就像是做贼偷了人家什么东西，可那东西对我又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平时可以浑然不觉，甚至可以自我欺骗，一到集会之时就有些麻烦了。人家都有红袖章，而我的胳膊上空空的。一旦有人问起，便只能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我忘了戴”或者“我那袖章丢了”，惹得“井冈山”的小头头对我翻白眼。幸亏那人粗心，对我没有引起什么怀疑，只是批评我组织观念不强而已。但说假话一旦说开了头，日后便无法反悔，我就只能一遍一遍重复下去。而且，毕竟由于心有所虚，底气不足，我还需要表现得比别人更激烈、更“铁杆儿”，以证实我对“井冈山”的忠诚。每当批斗会召开之前，我总是争着抢着去押解“黑帮”，为此先要厚着脸皮向别人借红袖章，也在所不惜。斗争会上，我押着“黑帮”往台上一立，极力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用我的手把“黑帮”制服，这似乎是很能引以为自豪的事。
从这时起，我变得不那么厚道，也不那么善良了。我开始享受那种红卫兵所特有的优越感。学校里，过去的“师道尊严”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的“兵道尊严”，老师见了学生，如同秀才见了兵，总有几分发怵。我就恶作剧般地拿老师开心。给一些老师安了引人发笑的外号不说，我还专门发明了一个戏弄老师的办法。有时在校园里遇上一位老师，我故意向他点头微笑， 那老师自然笑容可掬。此时我忽而把脸一板，改成怒目而视的神情，那老师一时不知所措，神色慌乱尴尬。于是我和红卫兵的“战友”们便自以为得计，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但我从不打人。有一次，我押的那个“黑帮”极不“老实”，一上台，他便两腿一软瘫倒在地，如一摊烂泥。台下群情激愤，连声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还有人大喊：“打他！”“揍死他！”我自然也有几分恼羞成怒。因为此情此景无疑预示着我的无能。我随着喊叫声已然举起拳头，但却莫名其妙鬼使神差地缩了回去。只把他重新提起来站回原位。现在回想，那大概是一种潜意识在发生作用，因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的父亲为了躲避批斗时挨打自己回家练习“坐飞机”的情景。
（四）
我的愿望差不多已然满足了，但是我的心病却没有治愈。
别人不知道，我有一个克星，他就是“大个儿”。他既对我知根知底，又和我现在混迹其中的“井冈山”的一伙人相熟。每逢他到我们寝室聊天，我就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最后只得悄悄躲出去。我深怕他有意无意甚至是一不留神揭了我的老底，那将使我无地自容。他在寝室里呆多久，我的心就要突突地跳上多久，他走后我回到寝室，还要先察言观色一番，直到看见大家的表情没有异样，才算放心。如果大家神情严肃，都板着脸，那可就坏了，我可能要花不少功夫，才能小心翼翼地侦察出眼前这不妙的情况并不是针对我的。就这样过了不少疑神疑鬼的日子。有一天，“大个儿”又来了，恰巧我们的小团伙的头头也在座。他们一本正经地谈起了工作。我心里打鼓，坐不住了，正要开溜，忽听我们的小头头对“大个儿”说，“你们班‘井冈山’的力量不弱吧？你看，你们把他输送给我们，他很能干嘛！”我回头一看，他们俩都在望着我。我脑海里顿时嗡的一声，心想，这下完了！谁知“大个儿”只是温和地笑笑，什么也没说。我心底立时涌起一片感激，觉得“大个儿”是在有意保护我，他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过去，我由于“大个儿”没有发展我加入“井冈山”对他所产生的那一点点嫉恨，到此已然烟消云散了。
无论怎么说，以我的“革命”精神而论，我取得“井冈山”的信任是合情合理的事。我和他们喜在一起，忧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中坚力量。武斗猖獗之时，他们甚至发给我一把刺刀，让我用以防身，搞“文攻武卫”。那是一把日式“三八大杆”步枪上的刺刀，刀身乌黑发亮，嵌在钢制的刀鞘里面，连刀柄，足有一尺半长。只是从那以后，没再发生过武斗，对立面的人相遇，不过是相互怒目而视、啐唾沫，顶多是对骂几声而已，没有再发展到拳脚相加、兵刃相向的程度。否则，我那把刺刀弄不好也可能搞出人命来。我想，这大概算是老天爷留给我的一点幸运。
1968年秋，伟大领袖一声令下，红卫兵们都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了。我虽然握有医生开出的“免体免劳”证明，却最终拒绝不了“广阔天地”的诱惑和“井冈山”“战友”们的情谊，背着父母偷转了户口，到东北去插队。偏巧，“大个儿”也和我分在一个集体户里。临行前，大家把“井冈山”总部里的“财产”胡乱装了一箱，随车托运。到农村后，开箱一看，里面有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印有毛体的“井冈山兵团”五个大字。于是大家就拿它做门帘，算是给平静的农村带来了一点带火药味的气息。可是老乡来了，见到这面旗，这个摸一下，那个扯一把，总是把旗子当话题，让我们谈论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大个儿”在场，我依然战战兢兢，总觉得自己的小辫子抓在他手里，不仅不敢放肆，而且浑身不自在。心想人家没端你的底，你就不要不知趣儿了，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结果这面旗又时时勾起我的心病，仍然显得触目惊心。就这样又过了两年，直到“大个儿”被军体队抽调去打篮球时，我才算彻底安下心来。
（五）
岁月悠悠，二十年过去了。 我已辗转回到北京，在一家大出版社当了编辑。再回想起这段往事，忽然发现当初的心病不知从何时已不治而愈。那时只有我和“大个儿”两个人知道的秘密，早已变得没有丝毫的意义。时过境迁，我已不再需要那“红卫兵”的身份来证明我个人的价值了，因为社会不但不再承认这一点，甚至相反，如果我对人说我是当年的红卫兵，那么这顶头衔给我带来的可能不是荣誉而是耻辱。或许我该为当初没有机会入红卫兵而庆幸。我不由得慨叹人世之沧桑。
忽一日，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大个儿”，他在二十年中音讯全无，现在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急切地想和我见面。我按时赴约，与他开心畅谈。
自然免不了要回顾“井冈山”时代。那时神圣庄严的故事，如今变成了滑稽的笑料，两人捧腹不止。兴味正浓时，我忍不住想告诉他我当初的心事。
我说：“那些年里，我一直非常感激你暗中保护我呀。”
没想到，他两眼直发愣，好像听得莫名其妙。
我只得提醒他，说：“那个时候，我没入‘井冈山’却跟着‘井冈山’一起胡混，你没有揭露我，不就算是保护我了吗？”
他更加诧异了，瞪大了眼睛，甚至有些激动，急切地说：
“你、你、你怎么会说你不是‘井冈山’呢？”那眼神，简直是在怀疑我否定历史有什么别样的目的。
我于是费力地帮他回忆，我当初生病，错过了加入“井冈山”的机会，没有填上表。
谁知他哈哈大笑，说：“哪有那么回事，谁、谁也没有填过表嘛！”
真是怪事，现在轮到我莫名其妙了。问：“那你们是怎么入的‘井冈山’？”
“嗨！”“大个儿”把手一摆，说：“那个时代哪有那么认、认真的事儿！‘井冈山’是最、最后成立的，我们就是在班里开了个会，宣布说，凡没、没有参加过其他组织的，都算是井、井冈山的成员。”
我顿时听傻了眼。原来竟是这样，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秘密根本就不存在！真令人匪夷所思。我说不清楚当时自己获得的感觉到底是遭到愚弄的沮丧还是如释重负的解脱，也许两者都有。反正我被弄得哭笑不得。他妈的，命运总是这样拿人开玩笑吗？
荒唐！这真像是一场梦啊，我想。
此时，“大个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对了，我记得你当时得、得了一种要命的病，现在怎么样？”
“早好了。”我轻松地说。
“彻底吗？”他问。
“彻底。我下乡以后，医生就叫我不必再去复查了”，我说。
“真、真可以说是个奇迹了。”他感叹道。
“嗨！人的心情好了，病也自然就好了。”我用一种很玄乎的说法回答。他望望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猜他并不能完全懂得我这话的意思，可我没有再解释。不过，我心里清楚，若是没有这场半真半假、亦真亦幻的红卫兵经历，或许我这条命真的要丢在医书上说的那“四至六年”里了。
（选自《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李昕 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10月版）
人的一辈子不知要做多少种梦。身在不同时，就有不同梦。现今的人，梦想发财、升官、成名、提级、提职称、分住房，欲望形形色色，梦境五彩缤纷，可是，仅仅在二三十年前，十亿人的梦都是同一种血样的红色。那时，除了“革命”以外，谁还能抱什么非分之想？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哪怕你只是个未成年的学生，你的梦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那时的梦，简直荒唐得令人不堪回首面对，怯与外人言，只得讲给自己的孩子听。然而孩子的表情竟如听天书一般的木然，听神话一般的不屑。难道说，一场举国同做的大梦竟是那样一种不真实的、无意义的存在吗？
心理学的书上说，梦是人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人都离不开梦。即便是痴人，也不免要说梦的。
那么，就让我也做一次痴人，把我的一段旧梦从头说起吧。
（一）
“文革”时，我在北京上中学。那学校可以说是鼎鼎大名。这不为别的，只为它是曾经蔓延全国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它的一切都比别人早半拍：“文革”还没开始，它就先已停课；“红卫兵”这个词儿还没发明出来，它里面已有人带上红袖章；“拿起笔来做刀枪”的时代还没来临，校园内、教室里都已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这大概是因为，这所中学是某名牌大学的附中，独具的条件使它能够超前地复制大学里的一举一动，使他的学生特别早熟。
那时，“革命”是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字眼儿，无论是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还是吊儿郎当不务学业的痞子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谁能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所以运动一来，我们这些刚入初中不久的毛头小子便模仿着高中生的样子闹了个天翻地覆。把老师揪出来批斗，可又提不出什么能够上纲上线的问题，于是便体会那种“换了人间”的快感，也颇觉惬意；把教室的桌椅翻过来摞起，上面糊满大字块，算是与过去的时代一刀两断，又得意非凡。只是那大字写得歪歪斜斜，间有错别字，为此又惹来麻烦。有一次，有人用大字块写“毛主席万岁”，结果把“席”字写成了“度”，引来了一伙高中生瞪圆了眼睛大发雷霆，吓得全班同学都低下头去大气不敢出。终于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学被揭发出是那大字块的作者，被老鹰捉小鸡一般强扭到一旁严格地盘查了祖孙三代，幸好他属于无疵无瑕的“红五类”，高中生将他臭骂一通，让他滚蛋算是了事。可是我们，却由此忽然发现原来在学生里面，也可以有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之分。而且，这种分别还常常与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有关。
果然，没过几天，学生开始分化。一批干部和军人的子弟率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名曰“红旗”，他们一个个着“国防绿”，扎武装带，佩红袖章，出出进进都是一帮一伙的，打着红旗人带人地骑车，呼啦啦的一群，在校园里一圈一圈地转，一遍一遍地呼口号，算是示威。他们看起别人来，眼神儿都不太对劲儿了。仿佛这样一招摇，“革命”的专利就被他们注册走了。“狗崽子”的说法就是在这时出现的，我和相当一批同学也就是在这时失去了“乱说乱动”的权利。
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狗崽子”的。
我家住在“文革”中闹腾得很凶的一所大学里。父亲是教授，又是教外语的，1957年虽然没戴“帽子”，也算是有一点“前科”，到了这时，真是没法说理了。你是教授，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有“前科”，肯定是“漏网右派”，你教外语，不是“外国特务”还能是什么呢？
记得家门口的电线杆上安装高音喇叭的头一天，我们都兴冲冲地跑去围观，洗耳恭听“革命”的声音。万万没有想到，喇叭里播放批判校长、书记的大字报，讲着讲着，竟然讲出了一段揭露当权派包庇我父亲的事。我看见父亲顿时面如土色，低头离开人群。回家后，他除了摇头叹气就是沉默不语，直到吃晚饭时，才口气沉重地对我和姐姐说：“看来，我又得挨批了，但你们别受我的影响。就算是我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你们也还得干革命。懂吗？”我心头感到一片压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默默点头。
可是，到哪里去干革命呢？那时，我还没有读过 《格瓦拉日记》，否则只身出去闯江湖打游击，或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学校里已没有我革命的位置，那些依仗爹妈的红色经历而耀武扬威的同学，既令我羡慕，又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失落。
接下来的重要节目就是抄家了。我现已记不清我家被抄过几次，反正大学里造反派的各派组织都曾光顾，谁也少不了过一回瘾。每次扬长而去之前，总免不了勒令父亲交钱、交出窝藏的枪支或者变天帐，有时还在屋里刷上大字报、最后通牒之类，让我们全家对着它反省。
一次，一伙红卫兵把我家里里外外翻掉了底。父亲的藏书扔了满地，每一页都翻过了。他们在各屋之间出出进进地翻找，直到抽水马桶的水箱和废弃不用旧煤球炉的炉膛都掀开来看，也没发现一点线索。他们不甘心，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几个男女把我叫进一间小屋隔离起来，对我百般诱导。他们先亲切地称我为小弟弟，充分肯定了我属于革命队伍的一员，将我引为同道，然后归入正题，问：“你爸爸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你家有没有蒋介石的照片？”纠缠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以一连串的“不知道”和“真的不知道”回答了他们。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撒谎，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怎么会知晓那么多大人的事情？老实说，在那种情形下，如果我父亲真有什么发报机，或许我会主动抱着交出去，立上一大功的。谁让那是“革命需要”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谁让那些红卫兵把我也当作革命者看待了呢？革命者大义灭亲的事迹，我从小听得太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那几个大红卫兵对我的认同和鼓励，我是一字不漏地领受了。我实在非常需要这些。因为这在当时，差不多可以代表我的全部价值。 （二）
真正使我受到强烈刺激和剧烈震动的要算是一次没有实施的抄家行动。
那天，我独自一人在家，忽而传来震耳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共三人，都带着红箍。他们也是来抄家的。我本能地拦住大门，猛然感到，这一回和以前不同。红卫兵们抄我父亲，和我没关，他是他，我是我。但这次，这几个家伙是冲着我来的。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忿忿之气。“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我问。“因为你是反动家属。”领头的同学回答。“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你胡说！”我急了，声色俱厉，顿时显得凶悍无比。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底的，因为我在学校从未敢告诉他们我父亲的现状，他们至多只知道他算是个资产阶级教授而已。果然，他们软了几分，其中一个男孩问道：“那你说，你是什么出身？”“职员。”我平静地回答。“高级职员还是低级职员？”对方追问。“低级职员。”我理直气壮地说。“那你爷爷呢？”对方还是穷根究底。我已经失去了耐性，立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我爷爷是老贫农！”随即“咣当”一声撞上大门。事后回想，我自己颇以为好笑，因为我爷爷到底是干什么的，该怎么定成分，至今我父亲都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不是老贫农。我记得，当时情急之下的一句谎言发生了奇效，我从窗口望见那几位红卫兵同学先是站在紧闭的门前嘀咕了一通，然后便悻悻然离去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前两天还在一起厮混，玩在一处、笑在一处的同学，怎么现在就变得如此水深火热？不就是因为他们戴上了红箍吗？难道这红箍他们能戴我就不能戴吗？
可我真的没有那种荣幸。没过几天，我忽然患了一场几乎置我于死地的大病。往轻里说，是长了一个小小的毒瘤儿，说得重一点儿，就是患了癌症。从此我整整半年没去过学校。病中，同班一位外号叫“大个儿”的同学来看望我。他有点口吃，结结巴巴地向我神侃了不少学校里的事。我得知，反动“血统论”已经遭到批判，学生中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红卫兵组织，参加者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他本人也是“狗崽子”，但现在已俨然是“井冈山兵团”在我们班级里的小头头。这一信息立时对我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学校从此又变得令我神往。我想，这太好了，我也终于有机会戴上红袖章了，那该是多神气、多威风？我实在太想过一把这“史无前例”的运动瘾了，实在不能忍受眼前这种与轰轰烈烈的生活完全隔绝的日子。我想，让我去“革命”吧，哪怕是死，我也会甘心的。何况，我现已得了这种绝症，医书上说，患这种病的，“一般生存时限为四至六年”。他妈的，什么“生存时限”，不就是说我要死吗，何不死得壮烈些呢？在当时，我常常听到高音喇叭播放一首歌曲，那歌词是“副统帅”的语录，其中有这样几句：“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这首歌听来真是悲壮得很，我总觉得，那不就是我的真实写照吗？于是，病不看了，把放射治疗用的小本子一扔，我背着父母哼着“副统帅”的语录歌偷偷地潜回学校。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暴跳如雷地揪住我问：“你疯了吗？”但我意已决，谁又能奈我何？是的，当时我真的疯了，可疯的并不止我一个人。整个时代整个社会不是都疯了吗？
用今天的保命哲学来衡量，我当初是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的。“革命”，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条最真实的理由，可同时也是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足以掩饰一切。谁也不知道，我内心本来是另有隐衷的。自从父亲被揪被斗，家庭气氛变得窒息难耐。父亲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他担心挨斗“坐飞机”时顶不住，会遭到毒打，每天回到家里，都躲在一个角落，偷偷摆好“坐飞机”的姿势，呆上个把钟头，锻炼适应能力。每见此情此景，我心中就如翻了五味瓶，滋味不可言喻。后来父亲被劳改，时常半夜不归。而那些日子，正是轻生者层出不穷之时。我家附近的开满荷花的池塘，三天之内就有六七个人下水“自绝于人民”。母亲天天晚上对钟而坐，惶惶不安，口里不住地念叨：“哎呀，都这么晚了，你爸他可别……”我便只有蹬上自行车四处寻找，当然，免不了先要到池塘边上去转转……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的压力，无法正视和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我的唯一选择只有逃离，哪怕是小命都不要了。
岂知，等待我的仍然是失望。回到学校，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的“班车”已经开过了。各红卫兵组织该成立的早已成立，其成员早都有相对稳定的团体，现在人家都在忙着自己的活动，我完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被忽视的存在。我找到“大个儿”，说我想参加“井冈山”，他正伏案写批判稿，头也没抬，就说：“‘井冈山’不是早、早、早就发展完了吗？”因为口吃，那“早”字就好像被他特地强调一样。我难过得几乎哭出来，难道我豁出命来风风火火地赶回学校，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果吗？不是“革命不分先后”吗？他妈的，你们这些“狗崽子”自己入了红卫兵，就不管别人死活吗？我气极了，真想痛骂他一顿，但转念又觉得，犯不上。没有他的臭鸡蛋就做不了槽子糕吗？
（三）
我把注意力转移了方向。
不久，我发现外班级的一伙“井冈山”红卫兵住在宿舍楼里，相当活跃。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他们都迷上了围棋，“口诛笔伐”之余，经常端着棋盘棋子四处摆摊。虽然我的棋艺属于“臭棋”一类，但和他们也算半斤八两。于是我先是在校园里棋摊上围观，为他们“支着儿”、助威、出谋划策，进而便跟着他们争着吵着说着笑着进了寝室。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不分彼此。他们不知我的底细，对我也没有戒心，似乎以为我天生就是“井冈山”的成员。没有谁问过我是否加入过他们的组织，反正日子久了，我在他们之中的地位便得到了默认，他们的一切“革命”斗争连同派性活动我都一概参与不误。他们去刷大字报，我给拎着浆糊桶；他们进行两派组织大辩论，我跟着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他们突击审讯“黑帮”，我拿着记录本在审讯室彻夜不眠；他们组织批斗会，我押着“黑帮”上台“坐飞机”。我有意将自己混同为他们的一分子，以至后来受到他们这一伙住读生的邀请，我这个走读生把被褥从家里搬到学校，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在他们眼里，我成了地地道的“井冈山”的“铁杆儿”；在对立派看来，我是可恶之极应当受到“教训”的人物。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作为一个红卫兵的感觉。我成功了。 可成功了又有新的麻烦。我心里明白，我现在尽管看起来和那些正宗的红卫兵差不多，其实却根本不同。我这红卫兵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事，让派性眼光很强的人来看，也算是胆大妄为。我很担心，万一被人揭露，我可能因此而被声讨，那我简直是没法活下去了。这等事，想下去是怪可怕的。因为胆战心惊，夜晚就做起恶梦来。有一次，我甚至梦见我被拉上台去挨斗，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投机分子”，然后是我的名字，还被画上了红“×”。以往的“战友”们都朝我啐唾沫，嘴里骂着：“骗子”“骗子！”我猛然醒来，吓出一身冷汗，枕巾都湿了。再也睡不着，我就极力为自己的“投机革命”寻找理由。终于想到鲁迅曾经和共产党并肩作战，才踏实了几分，竟觉得自己有点像党外“布尔什维克”了。
不论怎样自我安慰，“混入革命队伍”这件事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平生头一次，我被一种犯罪感折磨，那滋味，就像是做贼偷了人家什么东西，可那东西对我又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平时可以浑然不觉，甚至可以自我欺骗，一到集会之时就有些麻烦了。人家都有红袖章，而我的胳膊上空空的。一旦有人问起，便只能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我忘了戴”或者“我那袖章丢了”，惹得“井冈山”的小头头对我翻白眼。幸亏那人粗心，对我没有引起什么怀疑，只是批评我组织观念不强而已。但说假话一旦说开了头，日后便无法反悔，我就只能一遍一遍重复下去。而且，毕竟由于心有所虚，底气不足，我还需要表现得比别人更激烈、更“铁杆儿”，以证实我对“井冈山”的忠诚。每当批斗会召开之前，我总是争着抢着去押解“黑帮”，为此先要厚着脸皮向别人借红袖章，也在所不惜。斗争会上，我押着“黑帮”往台上一立，极力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用我的手把“黑帮”制服，这似乎是很能引以为自豪的事。
从这时起，我变得不那么厚道，也不那么善良了。我开始享受那种红卫兵所特有的优越感。学校里，过去的“师道尊严”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的“兵道尊严”，老师见了学生，如同秀才见了兵，总有几分发怵。我就恶作剧般地拿老师开心。给一些老师安了引人发笑的外号不说，我还专门发明了一个戏弄老师的办法。有时在校园里遇上一位老师，我故意向他点头微笑， 那老师自然笑容可掬。此时我忽而把脸一板，改成怒目而视的神情，那老师一时不知所措，神色慌乱尴尬。于是我和红卫兵的“战友”们便自以为得计，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但我从不打人。有一次，我押的那个“黑帮”极不“老实”，一上台，他便两腿一软瘫倒在地，如一摊烂泥。台下群情激愤，连声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还有人大喊：“打他！”“揍死他！”我自然也有几分恼羞成怒。因为此情此景无疑预示着我的无能。我随着喊叫声已然举起拳头，但却莫名其妙鬼使神差地缩了回去。只把他重新提起来站回原位。现在回想，那大概是一种潜意识在发生作用，因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的父亲为了躲避批斗时挨打自己回家练习“坐飞机”的情景。
（四）
我的愿望差不多已然满足了，但是我的心病却没有治愈。
别人不知道，我有一个克星，他就是“大个儿”。他既对我知根知底，又和我现在混迹其中的“井冈山”的一伙人相熟。每逢他到我们寝室聊天，我就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最后只得悄悄躲出去。我深怕他有意无意甚至是一不留神揭了我的老底，那将使我无地自容。他在寝室里呆多久，我的心就要突突地跳上多久，他走后我回到寝室，还要先察言观色一番，直到看见大家的表情没有异样，才算放心。如果大家神情严肃，都板着脸，那可就坏了，我可能要花不少功夫，才能小心翼翼地侦察出眼前这不妙的情况并不是针对我的。就这样过了不少疑神疑鬼的日子。有一天，“大个儿”又来了，恰巧我们的小团伙的头头也在座。他们一本正经地谈起了工作。我心里打鼓，坐不住了，正要开溜，忽听我们的小头头对“大个儿”说，“你们班‘井冈山’的力量不弱吧？你看，你们把他输送给我们，他很能干嘛！”我回头一看，他们俩都在望着我。我脑海里顿时嗡的一声，心想，这下完了！谁知“大个儿”只是温和地笑笑，什么也没说。我心底立时涌起一片感激，觉得“大个儿”是在有意保护我，他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过去，我由于“大个儿”没有发展我加入“井冈山”对他所产生的那一点点嫉恨，到此已然烟消云散了。
无论怎么说，以我的“革命”精神而论，我取得“井冈山”的信任是合情合理的事。我和他们喜在一起，忧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中坚力量。武斗猖獗之时，他们甚至发给我一把刺刀，让我用以防身，搞“文攻武卫”。那是一把日式“三八大杆”步枪上的刺刀，刀身乌黑发亮，嵌在钢制的刀鞘里面，连刀柄，足有一尺半长。只是从那以后，没再发生过武斗，对立面的人相遇，不过是相互怒目而视、啐唾沫，顶多是对骂几声而已，没有再发展到拳脚相加、兵刃相向的程度。否则，我那把刺刀弄不好也可能搞出人命来。我想，这大概算是老天爷留给我的一点幸运。
1968年秋，伟大领袖一声令下，红卫兵们都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了。我虽然握有医生开出的“免体免劳”证明，却最终拒绝不了“广阔天地”的诱惑和“井冈山”“战友”们的情谊，背着父母偷转了户口，到东北去插队。偏巧，“大个儿”也和我分在一个集体户里。临行前，大家把“井冈山”总部里的“财产”胡乱装了一箱，随车托运。到农村后，开箱一看，里面有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印有毛体的“井冈山兵团”五个大字。于是大家就拿它做门帘，算是给平静的农村带来了一点带火药味的气息。可是老乡来了，见到这面旗，这个摸一下，那个扯一把，总是把旗子当话题，让我们谈论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大个儿”在场，我依然战战兢兢，总觉得自己的小辫子抓在他手里，不仅不敢放肆，而且浑身不自在。心想人家没端你的底，你就不要不知趣儿了，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结果这面旗又时时勾起我的心病，仍然显得触目惊心。就这样又过了两年，直到“大个儿”被军体队抽调去打篮球时，我才算彻底安下心来。
（五）
岁月悠悠，二十年过去了。 我已辗转回到北京，在一家大出版社当了编辑。再回想起这段往事，忽然发现当初的心病不知从何时已不治而愈。那时只有我和“大个儿”两个人知道的秘密，早已变得没有丝毫的意义。时过境迁，我已不再需要那“红卫兵”的身份来证明我个人的价值了，因为社会不但不再承认这一点，甚至相反，如果我对人说我是当年的红卫兵，那么这顶头衔给我带来的可能不是荣誉而是耻辱。或许我该为当初没有机会入红卫兵而庆幸。我不由得慨叹人世之沧桑。
忽一日，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大个儿”，他在二十年中音讯全无，现在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急切地想和我见面。我按时赴约，与他开心畅谈。
自然免不了要回顾“井冈山”时代。那时神圣庄严的故事，如今变成了滑稽的笑料，两人捧腹不止。兴味正浓时，我忍不住想告诉他我当初的心事。
我说：“那些年里，我一直非常感激你暗中保护我呀。”
没想到，他两眼直发愣，好像听得莫名其妙。
我只得提醒他，说：“那个时候，我没入‘井冈山’却跟着‘井冈山’一起胡混，你没有揭露我，不就算是保护我了吗？”
他更加诧异了，瞪大了眼睛，甚至有些激动，急切地说：
“你、你、你怎么会说你不是‘井冈山’呢？”那眼神，简直是在怀疑我否定历史有什么别样的目的。
我于是费力地帮他回忆，我当初生病，错过了加入“井冈山”的机会，没有填上表。
谁知他哈哈大笑，说：“哪有那么回事，谁、谁也没有填过表嘛！”
真是怪事，现在轮到我莫名其妙了。问：“那你们是怎么入的‘井冈山’？”
“嗨！”“大个儿”把手一摆，说：“那个时代哪有那么认、认真的事儿！‘井冈山’是最、最后成立的，我们就是在班里开了个会，宣布说，凡没、没有参加过其他组织的，都算是井、井冈山的成员。”
我顿时听傻了眼。原来竟是这样，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秘密根本就不存在！真令人匪夷所思。我说不清楚当时自己获得的感觉到底是遭到愚弄的沮丧还是如释重负的解脱，也许两者都有。反正我被弄得哭笑不得。他妈的，命运总是这样拿人开玩笑吗？
荒唐！这真像是一场梦啊，我想。
此时，“大个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对了，我记得你当时得、得了一种要命的病，现在怎么样？”
“早好了。”我轻松地说。
“彻底吗？”他问。
“彻底。我下乡以后，医生就叫我不必再去复查了”，我说。
“真、真可以说是个奇迹了。”他感叹道。
“嗨！人的心情好了，病也自然就好了。”我用一种很玄乎的说法回答。他望望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猜他并不能完全懂得我这话的意思，可我没有再解释。不过，我心里清楚，若是没有这场半真半假、亦真亦幻的红卫兵经历，或许我这条命真的要丢在医书上说的那“四至六年”里了。
（选自《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李昕 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