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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开远了，孤独的树，还是孤独地站立在那里。夕阳正在它枯瘦的枝桠之间衔着，映照得整棵树似乎都在燃烧。那一刻，它老树成精，仿佛成了神话中的一个孤胆英雄。
严峻日子里的女友
契诃夫在他的剧本《万尼亚舅舅》里，借工程师阿斯特罗夫的口，一再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思想，即：森林能够教会人们领悟美好的事物。森林是我们人类的美学老师。
契诃夫的后辈，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森林的故事》里，将契诃夫这一思想阐释得更为淋漓尽致，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森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庄严的美丽和自然界的雄伟，那美丽和雄伟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这给森林添上特别的魅力，在我们的森林深处产生着诗的真正的珠宝。” 他借用普希金诗说森林是“我们严峻日子里的女友”。
也许，只有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国家的人们，才会和森林有着那样密切彻骨的关系，才会对森林产生那样发自心底的向往和崇敬。拥有森林很少而且越来越少的我们，离美也就越来越远。对于森林，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实用价值，最好把伐下来的木头统统直接变成房子和家具。我們严峻日子里的女友，也就变成了灯红酒绿时分风情万种的女人。
树的语言
我常常想起完达山。其实，我只进山伐过一次木。在北大荒的时候，只要天气好，我几乎天天可以望见完达山，它好像离我们不远，但望山跑死马呀。渴望进山看看，是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的愿望。
那一次是冬天，我们坐着爬犁去的，几匹马拉着，爬犁飞快地跑着，可以和汽车比赛，雪地上飞起飞落着小巧玲珑的雪燕，那情景有些像童话，仿佛我们要赶去参加森林女王举办的什么晚会。
对于森林，对于树木，我从来都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它们都是有生命的，这是不用说的了，它们的生命都刻进它们的年轮里。只是它们不会说话，虽然风吹过时它们的树叶也会飒飒地响。但是，它们如果真的成了精，会说话了，还会有今天这样童话般的感觉吗？我相信是没有了。
有时候，看见它们尽情地摇摆着枝叶的样子，总让我想起聋哑人的手语，尽管他们说不出话来，但那无限丰富的表情与表达，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会说话的语言，他们在手指间，在带动的整个手臂的舞动中，多么像是风中树木摇曳多姿的枝条。
我相信那就是树的语言。或者说，聋哑人的手语就是从树的语言中演变过来的。
黄檗罗
在北大荒的七星河畔，有一片原始的林子，那里林深草密，杂树丛生。它什么时候就生在那里了，谁也说不清，老人只是说闹日本鬼子时期，那里因为林子密实就有土匪出没。
到北大荒第一年夏天，正赶上麦收，队里给每个新来的知青发了一个镰刀头，却没有发镰刀把儿。队上的一个老农对我说：走，我带你找个把儿去！我跟着他第一次到了这片林子里，在一棵高有十几米的大树前，他用刀砍下一根枝子，恰到好处有个弧度，他随坡就弯，用刀子削了削，递给我说：看合不合适？握在手里，还真合适，而且，它的树皮很厚，很柔软，剥去表皮，木栓层那种鲜黄的颜色，让我眼睛一亮，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黄得灿烂如金的树木。中间的木质部分，依然是黄色，只是淡了一些，不过那种柠檬一般的黄色，让人感到是那样的清新而纯净。
这就是黄檗罗。我第一次见到它。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树。它每年五月春末时候开花，黄绿色，并不起眼，但到了冬天，万木凋零，一片大雪皑皑，它那种鲜亮的黄色，真是跳跃得格外明目养眼。
那把用它做的镰刀把儿一直在我手里用，镰刀头换了好几个，镰刀把儿却一直没舍得换。
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的时候，找了好几块两米多长的黄檗罗的板子，带回北京做了一个写字台。虽然式样老了些，但结实，不变形，我敢说满北京城找不到这样一个用黄檗罗做的写字台。
树在河边
树在河边，比树在路旁要让人感到合适。
树在路旁是为他人而活着的。树为他人遮荫，树为他人排队，树为他人开花，树为他人披挂上满身节日的彩灯闪烁。
树在河边是为自己而活着的。河水里有树的影子，并不是为了顾影自怜，而是写着自己的心事与心情。河水荡漾的涟漪，把树写得满满的信笺传去，化为了一缕缕湿润的诗行。
哪怕河水结冰了，照不出树的影子;树的叶子也落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有河在身边，冰层下面涌动着水流，在树的根系下也会有交流和相逢。河永远在树的身旁，就像是树也永远不会离开河一样，而不会像路旁过往的行人，和树相会在匆匆之中，也相忘在匆匆之中。
人向往的是明天。路向往的是远方。树向往的是水。
椴树
椴树，在北大荒非常常见。夏天刚到来的时候，椴树开满一树细如米粒的小花，白中泛着浅浅的绿，在阳光的照射下，满树像是披挂上细碎的银片，风吹来，枝条上飞满闪闪发光的小精灵，带动得树都要飞起来似的。如果是一棵一棵的椴树连成了一片林子，遮天蔽日的白花飞舞着，那种轻舞飞扬的样子，更是一种壮观。那是椴树一年四季最辉煌的时候。
这时候，北大荒的老乡们常常会放蜂群到树林子去采椴树蜜。椴树的花不香，蜜却很甜。而且有股子独特的清新味。可以说，椴树蜜是北大荒的一大特产。夏天，老乡常常用椴树蜜冲水，把瓶子吊进井水里，这是那时“冰镇”的土法子。收工后，我们常常去井边偷喝一瓶子这样的椴树蜜水，那是那时的可口可乐。
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回了一趟北大荒。在我们队里的烘炉前，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烘炉的老孙，他把手里的活儿交给徒弟，一把拉着我的手到了他家，赶紧叫他的老婆给我拿水喝。他老婆端上来一瓶子水，还没喝，一股子清香味就从瓶口溢了出来，瓶子的清凉已经通过我的手心渗进我的心里。是刚刚从井水里打上来的椴树蜜水。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喝过这样的椴树蜜水。我再也没见过椴树。
柞树
在北大荒冬天里看柞树，是非常漂亮的。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得光秃秃了，只有它还会飘着叶子，任再寒冷的朔风怎么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是不肯落下枝头。它那种顽强的劲儿，总让我忍不住想起在电影《保尔·柯察金》里看到的保尔，在朱可来的一次次拳击下倒地，一次次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接着再打的样子。这是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涌起的联想和比喻。
柞树的叶子火红火红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它也不显得怎么特别的红，但到了下雪天，它就像经过了化学反应似的，一下子变得红得耀眼，像是蹿起来的一团团炽烈的火苗，和被风狂吹乱舞的雪花尽情调情似的抖动着自己的身段，与雪花共舞一场《卡门》里的斗牛士之歌——当然，这是现在的联想和比喻。
在那时远离北京而格外想家的日子里，我们常常把它当成香山的红叶，和东来顺的涮羊肉、稻香村的芙蓉饼、信远斋的秋梨膏、六必居的八宝酱瓜之类搅合一起，来一番精神会餐，进行自我安慰。
如今，它已经成为了我青春的一种象征，我回忆里一种撩人的色彩。
垂柳的等待
七叶派的老诗人郑敏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做《走在深冬的垂柳下》：“匆忙赶路的人，/ 走在深冬的垂柳下 / 那悬挂的棕色细条 / 无聊地在寒风中晃荡。/ 它顽皮地将行人的绒线帽 / 掛住、摘下、耍弄，/ 露出那满头青黑的发丝，/ 这就是它们在等待吧 / 刮乱、抚弄那春天的头发吧 / 用它们冬天的，只剩下 / 指骨细长的手指，/ 渴望、渴望，/ 一次深冬里和春天的拥吻。”
或许，等待是一切生命的天性，树当然也不例外。
或许，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一次次的等待。
在等待中，生命一点点地延伸乃至完成。在等待中，生命被不断产生的想象和向往所滋润，而有了张力与弹性。在等待中，生命有了被时间所磨砺出的水滴石穿一般的力量。在等待中，生命有了被渴望所蔓延出的水漫金山一般的色彩。
只是，树在漫长冬天的等待中需要一点点地回黄转绿。要有耐心。
等待，就需要耐心。一点点的，才终于看到了那一丝丝萤火虫般一闪一闪的绿意出现了，却很可能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样的绿意。别慌，就再等待一下吧。
孤独的树
在田野里，在山坡上，在远离森林的地方，常常能够看到孤独的树立在那里，大多是一些老树，盘根错节，枝干遒劲，苍老的枝条在风中抖动着，无声电影一样显得那样的哀婉苍凉，让人想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想起悠长逝去的岁月。
特别是茫茫的戈壁滩上，如果见到这样孤独的树，你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一种突然的怦然心动，因为在四周一片荒无人烟的寂寥包围中，它就是唯一的生命，伸展着枝条，告诉你即使是在浩瀚无边的荒凉之中，也有着生命的召唤和守候。
那一次，车子在青海的戈壁滩上整整跑了一天，窗外除了浑黄还是浑黄一片，单调得犹如魔鬼一样死死缠着你。这时候，突然看到前方的左侧出现了一棵大树，树枝上没有一片叶子，光秃秃的，黑黝黝的，不知是死还是活着。但是，它的出现，让昏沉了一天的人们立刻都兴奋起来，仿佛意外地和自己的什么亲人或伙伴邂逅相逢。
车子开远了，孤独的树，还是孤独地站立在那里。夕阳正在它枯瘦的枝桠之间衔着，映照得整棵树似乎都在燃烧。那一刻，它老树成精，仿佛成了神话中的一个孤胆英雄。
老枣树
到杭州，专门看盖叫天故居 “燕南寄庐”。阔大的后院，是先生当年练功的场地。院子中央，有两棵老枣树，非常奇特，相互歪扭着沧桑的枝干，交错在了一起。
站在空荡荡的后院里，望着这两棵沧桑的老枣树，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1934年，盖叫天46岁，演出《狮子楼》时，一个燕子掠水的动作从楼上跳下，不慎跌断了右腿，仍然坚持演出到最后。后来，庸医接错断骨，盖叫天为能重登舞台，竟然自己将腿撞断在床架上，硬是重新接骨而成。
盖叫天78岁，被押在车上游街批斗，他不服，硬是从车上跳下，被人生生打断了腿。
如此两次断腿，对于盖叫天而言，真是条汉子，对得起陈毅当年给他的题词：“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不知道这两棵老枣树，是什么时候开始渐渐长成眼前这样子的。心想，和盖叫天扭曲却也顽强的人生，倒是暗合。
树的性格，就是人的性格。
皂荚树
看古树，一定要到北京来。北京如今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就有三万多棵。
在北京，古树不仅在故宫、天坛、潭柘寺这些皇家园林或寺庙里，在老四合院里，也有很多古树。在上斜街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里，有一棵老皂荚树，两人环抱才能够抱得过来，真粗，树皮皴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一百多年前，沈家本先生住在这里时，这棵老皂荚树就有了。
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真有点儿惊心动魄的感觉，让我想起沈家本本人，这位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吏大臣，我们法学的奠基者正直耿直的形象，和这棵皂荚树的形象是那样的吻合。据说，在整个北京城，这是屈指可数最粗最老的皂荚树之一。
这是我十几年前看到的情景。前几天，我路过金井胡同，吴兴会馆被翻建一新，改造成了沈家本故居，供人参观。我进去先找那棵皂荚树。可是，已经找不到了。我找到年轻的工作人员，一问摇头三不知。
古树，是历史存活到今天的一本打开的古书。
树的敬畏
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羞愧于情欲的私缠而想跪拜在神的面前忏悔，他没有去到教堂的十字架前，就跪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他的诗《变形记》中所写的菲德勒和包喀斯那一对老夫妇，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变成别的什么，只要变成守护神殿的两棵树：一棵橡树，一棵椴树。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树是那样的让人敬畏。
如今，我们还有这样对树的敬畏之心吗？
也不能说真的一点也没有了。没听说不少的城市把远离百里千里之外的古树移栽到城里的事情吗？从而不少人从事着这样找树移树的中间商的工作。我们以为把古树请到城里来，就是一种对树的敬畏，好像它们再也不用在荒郊野外去餐风饮露了，可以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但是，纵使我们天天为它们浇水施肥，再加以护栏保护，它们很多还是很快会死掉的。
以为请来古树就会增加城市的文化与历史的厚重，本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是为了自己打算而不是为了树的利益着想。而那些疯狂去找树移树的人，不过像是以前为皇帝或富贵人家找妃子一样，为了钱而不顾树的生命。
在商业时代，在缺乏信仰的时代，树只是一种商品，而不再是一种自然之神。我们再也不会跪倒在一棵树下，或希望死后变成一棵树。
严峻日子里的女友
契诃夫在他的剧本《万尼亚舅舅》里，借工程师阿斯特罗夫的口，一再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思想，即：森林能够教会人们领悟美好的事物。森林是我们人类的美学老师。
契诃夫的后辈，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森林的故事》里，将契诃夫这一思想阐释得更为淋漓尽致，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森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庄严的美丽和自然界的雄伟，那美丽和雄伟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这给森林添上特别的魅力，在我们的森林深处产生着诗的真正的珠宝。” 他借用普希金诗说森林是“我们严峻日子里的女友”。
也许，只有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国家的人们，才会和森林有着那样密切彻骨的关系，才会对森林产生那样发自心底的向往和崇敬。拥有森林很少而且越来越少的我们，离美也就越来越远。对于森林，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实用价值，最好把伐下来的木头统统直接变成房子和家具。我們严峻日子里的女友，也就变成了灯红酒绿时分风情万种的女人。
树的语言
我常常想起完达山。其实，我只进山伐过一次木。在北大荒的时候，只要天气好，我几乎天天可以望见完达山，它好像离我们不远，但望山跑死马呀。渴望进山看看，是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的愿望。
那一次是冬天，我们坐着爬犁去的，几匹马拉着，爬犁飞快地跑着，可以和汽车比赛，雪地上飞起飞落着小巧玲珑的雪燕，那情景有些像童话，仿佛我们要赶去参加森林女王举办的什么晚会。
对于森林，对于树木，我从来都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它们都是有生命的，这是不用说的了，它们的生命都刻进它们的年轮里。只是它们不会说话，虽然风吹过时它们的树叶也会飒飒地响。但是，它们如果真的成了精，会说话了，还会有今天这样童话般的感觉吗？我相信是没有了。
有时候，看见它们尽情地摇摆着枝叶的样子，总让我想起聋哑人的手语，尽管他们说不出话来，但那无限丰富的表情与表达，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会说话的语言，他们在手指间，在带动的整个手臂的舞动中，多么像是风中树木摇曳多姿的枝条。
我相信那就是树的语言。或者说，聋哑人的手语就是从树的语言中演变过来的。
黄檗罗
在北大荒的七星河畔，有一片原始的林子，那里林深草密，杂树丛生。它什么时候就生在那里了，谁也说不清，老人只是说闹日本鬼子时期，那里因为林子密实就有土匪出没。
到北大荒第一年夏天，正赶上麦收，队里给每个新来的知青发了一个镰刀头，却没有发镰刀把儿。队上的一个老农对我说：走，我带你找个把儿去！我跟着他第一次到了这片林子里，在一棵高有十几米的大树前，他用刀砍下一根枝子，恰到好处有个弧度，他随坡就弯，用刀子削了削，递给我说：看合不合适？握在手里，还真合适，而且，它的树皮很厚，很柔软，剥去表皮，木栓层那种鲜黄的颜色，让我眼睛一亮，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黄得灿烂如金的树木。中间的木质部分，依然是黄色，只是淡了一些，不过那种柠檬一般的黄色，让人感到是那样的清新而纯净。
这就是黄檗罗。我第一次见到它。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树。它每年五月春末时候开花，黄绿色，并不起眼，但到了冬天，万木凋零，一片大雪皑皑，它那种鲜亮的黄色，真是跳跃得格外明目养眼。
那把用它做的镰刀把儿一直在我手里用，镰刀头换了好几个，镰刀把儿却一直没舍得换。
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的时候，找了好几块两米多长的黄檗罗的板子，带回北京做了一个写字台。虽然式样老了些，但结实，不变形，我敢说满北京城找不到这样一个用黄檗罗做的写字台。
树在河边
树在河边，比树在路旁要让人感到合适。
树在路旁是为他人而活着的。树为他人遮荫，树为他人排队，树为他人开花，树为他人披挂上满身节日的彩灯闪烁。
树在河边是为自己而活着的。河水里有树的影子，并不是为了顾影自怜，而是写着自己的心事与心情。河水荡漾的涟漪，把树写得满满的信笺传去，化为了一缕缕湿润的诗行。
哪怕河水结冰了，照不出树的影子;树的叶子也落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有河在身边，冰层下面涌动着水流，在树的根系下也会有交流和相逢。河永远在树的身旁，就像是树也永远不会离开河一样，而不会像路旁过往的行人，和树相会在匆匆之中，也相忘在匆匆之中。
人向往的是明天。路向往的是远方。树向往的是水。
椴树
椴树，在北大荒非常常见。夏天刚到来的时候，椴树开满一树细如米粒的小花，白中泛着浅浅的绿，在阳光的照射下，满树像是披挂上细碎的银片，风吹来，枝条上飞满闪闪发光的小精灵，带动得树都要飞起来似的。如果是一棵一棵的椴树连成了一片林子，遮天蔽日的白花飞舞着，那种轻舞飞扬的样子，更是一种壮观。那是椴树一年四季最辉煌的时候。
这时候，北大荒的老乡们常常会放蜂群到树林子去采椴树蜜。椴树的花不香，蜜却很甜。而且有股子独特的清新味。可以说，椴树蜜是北大荒的一大特产。夏天，老乡常常用椴树蜜冲水，把瓶子吊进井水里，这是那时“冰镇”的土法子。收工后，我们常常去井边偷喝一瓶子这样的椴树蜜水，那是那时的可口可乐。
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回了一趟北大荒。在我们队里的烘炉前，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烘炉的老孙，他把手里的活儿交给徒弟，一把拉着我的手到了他家，赶紧叫他的老婆给我拿水喝。他老婆端上来一瓶子水，还没喝，一股子清香味就从瓶口溢了出来，瓶子的清凉已经通过我的手心渗进我的心里。是刚刚从井水里打上来的椴树蜜水。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喝过这样的椴树蜜水。我再也没见过椴树。
柞树
在北大荒冬天里看柞树，是非常漂亮的。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得光秃秃了，只有它还会飘着叶子，任再寒冷的朔风怎么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是不肯落下枝头。它那种顽强的劲儿，总让我忍不住想起在电影《保尔·柯察金》里看到的保尔，在朱可来的一次次拳击下倒地，一次次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接着再打的样子。这是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涌起的联想和比喻。
柞树的叶子火红火红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它也不显得怎么特别的红，但到了下雪天，它就像经过了化学反应似的，一下子变得红得耀眼，像是蹿起来的一团团炽烈的火苗，和被风狂吹乱舞的雪花尽情调情似的抖动着自己的身段，与雪花共舞一场《卡门》里的斗牛士之歌——当然，这是现在的联想和比喻。
在那时远离北京而格外想家的日子里，我们常常把它当成香山的红叶，和东来顺的涮羊肉、稻香村的芙蓉饼、信远斋的秋梨膏、六必居的八宝酱瓜之类搅合一起，来一番精神会餐，进行自我安慰。
如今，它已经成为了我青春的一种象征，我回忆里一种撩人的色彩。
垂柳的等待
七叶派的老诗人郑敏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做《走在深冬的垂柳下》：“匆忙赶路的人，/ 走在深冬的垂柳下 / 那悬挂的棕色细条 / 无聊地在寒风中晃荡。/ 它顽皮地将行人的绒线帽 / 掛住、摘下、耍弄，/ 露出那满头青黑的发丝，/ 这就是它们在等待吧 / 刮乱、抚弄那春天的头发吧 / 用它们冬天的，只剩下 / 指骨细长的手指，/ 渴望、渴望，/ 一次深冬里和春天的拥吻。”
或许，等待是一切生命的天性，树当然也不例外。
或许，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一次次的等待。
在等待中，生命一点点地延伸乃至完成。在等待中，生命被不断产生的想象和向往所滋润，而有了张力与弹性。在等待中，生命有了被时间所磨砺出的水滴石穿一般的力量。在等待中，生命有了被渴望所蔓延出的水漫金山一般的色彩。
只是，树在漫长冬天的等待中需要一点点地回黄转绿。要有耐心。
等待，就需要耐心。一点点的，才终于看到了那一丝丝萤火虫般一闪一闪的绿意出现了，却很可能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样的绿意。别慌，就再等待一下吧。
孤独的树
在田野里，在山坡上，在远离森林的地方，常常能够看到孤独的树立在那里，大多是一些老树，盘根错节，枝干遒劲，苍老的枝条在风中抖动着，无声电影一样显得那样的哀婉苍凉，让人想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想起悠长逝去的岁月。
特别是茫茫的戈壁滩上，如果见到这样孤独的树，你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一种突然的怦然心动，因为在四周一片荒无人烟的寂寥包围中，它就是唯一的生命，伸展着枝条，告诉你即使是在浩瀚无边的荒凉之中，也有着生命的召唤和守候。
那一次，车子在青海的戈壁滩上整整跑了一天，窗外除了浑黄还是浑黄一片，单调得犹如魔鬼一样死死缠着你。这时候，突然看到前方的左侧出现了一棵大树，树枝上没有一片叶子，光秃秃的，黑黝黝的，不知是死还是活着。但是，它的出现，让昏沉了一天的人们立刻都兴奋起来，仿佛意外地和自己的什么亲人或伙伴邂逅相逢。
车子开远了，孤独的树，还是孤独地站立在那里。夕阳正在它枯瘦的枝桠之间衔着，映照得整棵树似乎都在燃烧。那一刻，它老树成精，仿佛成了神话中的一个孤胆英雄。
老枣树
到杭州，专门看盖叫天故居 “燕南寄庐”。阔大的后院，是先生当年练功的场地。院子中央，有两棵老枣树，非常奇特，相互歪扭着沧桑的枝干，交错在了一起。
站在空荡荡的后院里，望着这两棵沧桑的老枣树，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1934年，盖叫天46岁，演出《狮子楼》时，一个燕子掠水的动作从楼上跳下，不慎跌断了右腿，仍然坚持演出到最后。后来，庸医接错断骨，盖叫天为能重登舞台，竟然自己将腿撞断在床架上，硬是重新接骨而成。
盖叫天78岁，被押在车上游街批斗，他不服，硬是从车上跳下，被人生生打断了腿。
如此两次断腿，对于盖叫天而言，真是条汉子，对得起陈毅当年给他的题词：“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不知道这两棵老枣树，是什么时候开始渐渐长成眼前这样子的。心想，和盖叫天扭曲却也顽强的人生，倒是暗合。
树的性格，就是人的性格。
皂荚树
看古树，一定要到北京来。北京如今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就有三万多棵。
在北京，古树不仅在故宫、天坛、潭柘寺这些皇家园林或寺庙里，在老四合院里，也有很多古树。在上斜街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里，有一棵老皂荚树，两人环抱才能够抱得过来，真粗，树皮皴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一百多年前，沈家本先生住在这里时，这棵老皂荚树就有了。
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真有点儿惊心动魄的感觉，让我想起沈家本本人，这位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吏大臣，我们法学的奠基者正直耿直的形象，和这棵皂荚树的形象是那样的吻合。据说，在整个北京城，这是屈指可数最粗最老的皂荚树之一。
这是我十几年前看到的情景。前几天，我路过金井胡同，吴兴会馆被翻建一新，改造成了沈家本故居，供人参观。我进去先找那棵皂荚树。可是，已经找不到了。我找到年轻的工作人员，一问摇头三不知。
古树，是历史存活到今天的一本打开的古书。
树的敬畏
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羞愧于情欲的私缠而想跪拜在神的面前忏悔，他没有去到教堂的十字架前，就跪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他的诗《变形记》中所写的菲德勒和包喀斯那一对老夫妇，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变成别的什么，只要变成守护神殿的两棵树：一棵橡树，一棵椴树。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树是那样的让人敬畏。
如今，我们还有这样对树的敬畏之心吗？
也不能说真的一点也没有了。没听说不少的城市把远离百里千里之外的古树移栽到城里的事情吗？从而不少人从事着这样找树移树的中间商的工作。我们以为把古树请到城里来，就是一种对树的敬畏，好像它们再也不用在荒郊野外去餐风饮露了，可以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但是，纵使我们天天为它们浇水施肥，再加以护栏保护，它们很多还是很快会死掉的。
以为请来古树就会增加城市的文化与历史的厚重，本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是为了自己打算而不是为了树的利益着想。而那些疯狂去找树移树的人，不过像是以前为皇帝或富贵人家找妃子一样，为了钱而不顾树的生命。
在商业时代，在缺乏信仰的时代，树只是一种商品，而不再是一种自然之神。我们再也不会跪倒在一棵树下，或希望死后变成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