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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未完成的采访
再过多少年，我也不会忘记这次采访，因为我们仨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三个多小时，拍摄的带子都没法带回台里。
贴满邮局存根的本子
那是1995年的五六月间，当时《焦点访谈》还在军事博物馆办公。一天，来了个上访的，叫马忠英，甘肃省广河县人，反映他们村的支书，把村里的校舍给占了作为宅基地。
对于每天接到成百上千举报信的《焦点访谈》来说，这不算什么大事。但是，马忠英随身携带的一个通讯记录本，却着实感动了我。
他在上面记满了所有找过单位的电话和名称，足有上千个。其中在第一页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印象特深，竟然是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还有一个电话，是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家里的电话，甚至还有珠海市环保局、深圳市教育局这种机关。
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又非常固执，他一直认为只要是政府机关，就应该有人来管这个事。
他卖皮毛卖到深圳，就在那儿四处打电话；到河北，就打所有河北党政机关的电话，凡是他知道的，都要反映。他包里还有厚厚的一个本子，贴满了邮局的存根，是他反映情况的挂号信的存根，大概有几千张。因为，他见到一个单位，总不是直接把信送进去，而是写一封信，到附近的邮局寄，特意留一个存根，像是集邮一样。
马忠英说正是因为他自己没文化，所以对孩子没有学上的事，特别于心不忍，因此他一告就是两年，每次做生意赚来的三四千块钱就用于四处告状，前后把几万块钱都扔进去了。
不知是怎么回事，听完马忠英的讲述，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武训的形象。我感觉马忠英就像当年武训兴办义学，只要给钱办学堂，人家吐一口唾沫，或者踹两脚都可以。小事里透着草根阶层的精神，我觉得这个事值得采访。
只要一说话，他们就拽你一把
然而，进村第一天采访就遇到麻烦。那个姓沙的支书，说是开会去了，其实村里已经知道有人来采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先采访对支书强占小学有意见的村民，核实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也发现，也有少数的村民，是站在支书的角度，指责反映情况的人无理取闹。
这个村子是个大行政村，大概有将近2000人，原来小学是这个行政村的中心小学，有200多学生，发了一场大火，烧了几间房，后来农民出工出力，把房子重建起来了。但学校的后面，就是沙书记的家，他觉得不安全，最后，按不满支书这一方群众的话来说，他就把学校占了。
当时我们首先想的是，这个学校到底是不是一个该撤的学校？撤的理由是什么？通过了解得知，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学校，大部分村民认为不应该撤，一撤，将近200个孩子就要分散到附近其他学校。这个村子紧临国道，孩子上学要穿过公路，有被撞死的，因此，好多孩子辍学了。
我们下午找到镇上主管教育的部门，他们称这个村子只有几十个孩子，从政府的角度觉得不需要了，原来撤校是经过行政部门同意的。
于是我们又回到村里来核实究竟能有多少学生。当然，不可能一户一户去查，正好村里有一个清真寺，寺里有孩子在念书，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孩子，马上就能推算，我们在门口和负责人打了招呼，进去以后发现，里面基本都是女孩子，将近七八十个。按照一般性别的比例，那应该至少还有七八十个男孩，两者相加有150多人，再加上一些没到这里来的孩子，应该有200多个适龄的学生。
数清楚之后，我们返回镇里，但主管教育的干部辩称，在他们那里，上学的事女孩子不算数，不过到了后来，他们也承认了撤校时没有数准人数。
接下来，我们需要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地是不是应该给支书，他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变成他自己的？但这只能找到书记本人，不找到他，就没有办法去搞清楚这地是不是他家的？房屋现在的性质是集体的，还是他个人的？
第二天我们找到镇里管教育的干部陪我们去。刚进村，就发现已经有几辆小汽车停在村里，显然是“上边”来人了，但并没有人出来说话。管教育的干部去敲门，还是不让进。
这时，支书家的几个邻居冲了出来，几下把我们扯到一个院子里，说你们不要光采访校舍的事，你们应该采访养牛。还有人说他们家的婆媳不和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应该给调解。
我们讲我们不采访这些问题，这都是你们家自己的事。他们说：“你们就是马忠英出钱请来的，为什么他说的事你采访，我的事你不采访？”有人就拿链条把门锁上，把我们分隔在不同的屋子，限制起我们的人身自由，声称要么你就走，都不采访；要采访，你就先采访我们家的事。我们当时不能再回答他们什么问题，因为只要一说话，他们就拽你一把，搡你一下。
这次拍摄的节目带都没拿回来
那时外出采访还没有手机，无法和外界联系，外面对支书不满的群众也很紧张，我们被困在里面，他们怕我们出事。三点多钟，外面就骚动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你们真不知道深浅，这样闹会闹出很大的问题，马忠英现在带了一帮人要过来，会有冲突。这个人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如果真出了事，他们要扣屎盆子也很容易。于是就跟副主任出去了。门外，一边二三十人，另一边大概有几百人，剑拔弩张。我当时就爬上一个土坡，讲话说我们不会偏心，请大家全部散去，不要影响记者的采访。
我刚一走下来，支书的邻居们又纠缠说，必须把他们的问题给解决了。显然，这是精心设计的无理取闹。无奈之下，我只好说，不采访了，我们要找县领导沟通，他们才放我们走。
来到县政府，只有办公室主任在，但是不到40分钟，办公室的人跟我们说，有村民已经把政府给围了，你们出不去了。县办的同志说，到这来真应该小心点，前两天一个河道旁边，发现一具死尸，根本就查不出凶手来。
当时我们还真的挺害怕，赶紧打了一个长话给制片人，告诉他我们现在的位置，汇报了采访不是很顺利的情况。这话其实是说给县办的同志听的：在这个时间段我是在你这里，如果出了事，你是要负责的。
僵持到8点钟，村支书的连襟进来了，说：“哎呀，村里已经闹开锅了，要烧这个，烧那个。”当时我识破他是在制造恐慌气氛，便说：“我们在等县领导，如果群众有什么意见，可以请代表进来谈。”连襟出去找了3个人进来，指责我们如何如何，我们当场就把带子回放给他们看，解释我们这一路拍摄的内容。这时候已经快9点了，县办的同志说：“这样，带子留下，便于说明，我们来做群众的工作。”
我当时已经明显感到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如果我们不把拍摄的带子拿出来，恐怕很难脱身。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当时只好答应，让他写了一个收条。
那些人撤了之后，我们决定马上回兰州，到了兰州已是凌晨了。
这次拍摄的节目带都没拿回来，节目自然是没法做了。后来，《中国青年报》不知从哪获得了这个强占校舍的线索，与《中国教育报》的记者联合发了一篇报道，国务院领导做了批示，被占的学校又划出来了，回归成了集体的财产。
但是从此以后，马忠英也没能在村里呆着，一直在新疆给人收棉花。
再过多少年，我也不会忘记这次采访，因为我们仨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三个多小时，拍摄的带子都没法带回台里。
贴满邮局存根的本子
那是1995年的五六月间，当时《焦点访谈》还在军事博物馆办公。一天，来了个上访的，叫马忠英，甘肃省广河县人，反映他们村的支书，把村里的校舍给占了作为宅基地。
对于每天接到成百上千举报信的《焦点访谈》来说，这不算什么大事。但是，马忠英随身携带的一个通讯记录本，却着实感动了我。
他在上面记满了所有找过单位的电话和名称，足有上千个。其中在第一页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印象特深，竟然是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还有一个电话，是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家里的电话，甚至还有珠海市环保局、深圳市教育局这种机关。
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又非常固执，他一直认为只要是政府机关，就应该有人来管这个事。
他卖皮毛卖到深圳，就在那儿四处打电话；到河北，就打所有河北党政机关的电话，凡是他知道的，都要反映。他包里还有厚厚的一个本子，贴满了邮局的存根，是他反映情况的挂号信的存根，大概有几千张。因为，他见到一个单位，总不是直接把信送进去，而是写一封信，到附近的邮局寄，特意留一个存根，像是集邮一样。
马忠英说正是因为他自己没文化，所以对孩子没有学上的事，特别于心不忍，因此他一告就是两年，每次做生意赚来的三四千块钱就用于四处告状，前后把几万块钱都扔进去了。
不知是怎么回事，听完马忠英的讲述，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武训的形象。我感觉马忠英就像当年武训兴办义学，只要给钱办学堂，人家吐一口唾沫，或者踹两脚都可以。小事里透着草根阶层的精神，我觉得这个事值得采访。
只要一说话，他们就拽你一把
然而，进村第一天采访就遇到麻烦。那个姓沙的支书，说是开会去了，其实村里已经知道有人来采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先采访对支书强占小学有意见的村民，核实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也发现，也有少数的村民，是站在支书的角度，指责反映情况的人无理取闹。
这个村子是个大行政村，大概有将近2000人，原来小学是这个行政村的中心小学，有200多学生，发了一场大火，烧了几间房，后来农民出工出力，把房子重建起来了。但学校的后面，就是沙书记的家，他觉得不安全，最后，按不满支书这一方群众的话来说，他就把学校占了。
当时我们首先想的是，这个学校到底是不是一个该撤的学校？撤的理由是什么？通过了解得知，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学校，大部分村民认为不应该撤，一撤，将近200个孩子就要分散到附近其他学校。这个村子紧临国道，孩子上学要穿过公路，有被撞死的，因此，好多孩子辍学了。
我们下午找到镇上主管教育的部门，他们称这个村子只有几十个孩子，从政府的角度觉得不需要了，原来撤校是经过行政部门同意的。
于是我们又回到村里来核实究竟能有多少学生。当然，不可能一户一户去查，正好村里有一个清真寺，寺里有孩子在念书，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孩子，马上就能推算，我们在门口和负责人打了招呼，进去以后发现，里面基本都是女孩子，将近七八十个。按照一般性别的比例，那应该至少还有七八十个男孩，两者相加有150多人，再加上一些没到这里来的孩子，应该有200多个适龄的学生。
数清楚之后，我们返回镇里，但主管教育的干部辩称，在他们那里，上学的事女孩子不算数，不过到了后来，他们也承认了撤校时没有数准人数。
接下来，我们需要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地是不是应该给支书，他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变成他自己的？但这只能找到书记本人，不找到他，就没有办法去搞清楚这地是不是他家的？房屋现在的性质是集体的，还是他个人的？
第二天我们找到镇里管教育的干部陪我们去。刚进村，就发现已经有几辆小汽车停在村里，显然是“上边”来人了，但并没有人出来说话。管教育的干部去敲门，还是不让进。
这时，支书家的几个邻居冲了出来，几下把我们扯到一个院子里，说你们不要光采访校舍的事，你们应该采访养牛。还有人说他们家的婆媳不和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应该给调解。
我们讲我们不采访这些问题，这都是你们家自己的事。他们说：“你们就是马忠英出钱请来的，为什么他说的事你采访，我的事你不采访？”有人就拿链条把门锁上，把我们分隔在不同的屋子，限制起我们的人身自由，声称要么你就走，都不采访；要采访，你就先采访我们家的事。我们当时不能再回答他们什么问题，因为只要一说话，他们就拽你一把，搡你一下。
这次拍摄的节目带都没拿回来
那时外出采访还没有手机，无法和外界联系，外面对支书不满的群众也很紧张，我们被困在里面，他们怕我们出事。三点多钟，外面就骚动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你们真不知道深浅，这样闹会闹出很大的问题，马忠英现在带了一帮人要过来，会有冲突。这个人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如果真出了事，他们要扣屎盆子也很容易。于是就跟副主任出去了。门外，一边二三十人，另一边大概有几百人，剑拔弩张。我当时就爬上一个土坡，讲话说我们不会偏心，请大家全部散去，不要影响记者的采访。
我刚一走下来，支书的邻居们又纠缠说，必须把他们的问题给解决了。显然，这是精心设计的无理取闹。无奈之下，我只好说，不采访了，我们要找县领导沟通，他们才放我们走。
来到县政府，只有办公室主任在，但是不到40分钟，办公室的人跟我们说，有村民已经把政府给围了，你们出不去了。县办的同志说，到这来真应该小心点，前两天一个河道旁边，发现一具死尸，根本就查不出凶手来。
当时我们还真的挺害怕，赶紧打了一个长话给制片人，告诉他我们现在的位置，汇报了采访不是很顺利的情况。这话其实是说给县办的同志听的：在这个时间段我是在你这里，如果出了事，你是要负责的。
僵持到8点钟，村支书的连襟进来了，说：“哎呀，村里已经闹开锅了，要烧这个，烧那个。”当时我识破他是在制造恐慌气氛，便说：“我们在等县领导，如果群众有什么意见，可以请代表进来谈。”连襟出去找了3个人进来，指责我们如何如何，我们当场就把带子回放给他们看，解释我们这一路拍摄的内容。这时候已经快9点了，县办的同志说：“这样，带子留下，便于说明，我们来做群众的工作。”
我当时已经明显感到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如果我们不把拍摄的带子拿出来，恐怕很难脱身。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当时只好答应，让他写了一个收条。
那些人撤了之后，我们决定马上回兰州，到了兰州已是凌晨了。
这次拍摄的节目带都没拿回来，节目自然是没法做了。后来，《中国青年报》不知从哪获得了这个强占校舍的线索，与《中国教育报》的记者联合发了一篇报道，国务院领导做了批示，被占的学校又划出来了，回归成了集体的财产。
但是从此以后，马忠英也没能在村里呆着，一直在新疆给人收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