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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的机智颇像当年的王朔。甚至他的小说语句,也有些王朔式的流气,如“温饱思淫欲,淫完搞文艺”。类似的语句越多,小说整体的美感就越少。仿佛一套西装喷上了墨水花,韩寒难道喜欢穿这样的西装出门吗?
28岁的韩寒,2010年8月至12月陆续在台湾出版了四本书:小说《他的国》《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杂文《青春》《出发》。一个大陆作家密集地在台湾出版四本书确非寻常(台湾作家也少有此密度),而且每本发行量少者近万册,多者万余册,显见“韩寒现象”已从大陆延烧至台湾,有了基本读者群。
韩寒以长篇小说《三重门》成名,这本抨击教育制度的成长小说2002年在台出版。出道迄今11年,韩寒出版了17本书,近几年更因博客点阅率高及屡获赛车冠军等事迹,成为大陆知名度颇高的青年偶像。
在韩寒之前,大陆也曾有三个作家红火一时,但作品延烧至台湾后境遇有别。其一是1988年后掀起“王朔现象”的王朔,由于其小说有浓厚的京油味与痞子味,不为台湾读者所喜,市场反应平淡。其二是苏晓康。其三是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系列。前述三个作家和韩寒的许多前辈作家一样,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政治历练,作品的氛围紧绷、沉重,人物迭遭剧变,故事几乎都以悲惨的结尾收场。但韩寒的时代与他们已迥然不同。对于早前的政治苦难,他采取擦边球的叙述角度;比起前行代作品的沉重,他的小说主旋律显得较为轻缓而活泼。
韩寒1982年出生时,改革开放政策已获确立,并在他成长受教育的年代开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国上下努力搞活经济,人民生活改善了,政治气氛也由紧转松,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屡遭破坏。《他的国》与《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都环绕着上述的生活背景与延伸而出的社会议题,以闲散的笔调书写小人物的闲散梦想,在旁敲侧击或冷嘲热讽的叙述与对白中进行现实批判。
韩寒虽以网络博客闻名,但他这两部长篇的题材都贴近生活现实,没有网络世界那些空幻缥缈的神鬼传奇。他擅用幽默的语法嘲讽自我与嘲讽世界,也在字里行间“绵里藏针”,隐藏敏感的社会意涵,让识者会心一笑或心里一紧。他的嘲讽充满80后愤青的不屑。这样的智慧与功力,在80后的两岸作家里也是少有的。
《他的国》是一出工业污染荒谬剧,背景在韩寒的家乡亭林镇。亭林镇人口不足十万,却是“工业强镇”。他自称《他的国》书名来自纪念切·格瓦拉的一篇文章——《他的国,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书以全知观点进行,连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郭敬明的出版人黎波、韩寒自己的杂文集《毒》都在这个“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污染故事里扮演反讽的要角。
《他的国》男主角是自诩为“孤胆英雄”的左小龙,在亭林镇一个荒废的雕塑园任管理员。那片广大的园林原拟成立“亚洲最大的雕塑园”,却因资金没到位而停摆。左小龙闲来没事,喜欢和切·格瓦拉一样骑着摩托车四处游荡。除了举发噪音、环保问题,他也发现工厂废水污染导致龙泉河的小龙虾“长到了普通小龙虾的三倍大”。后来波波印刷厂用特种纸张印韩寒的《毒》,接触到印刷厂废水的动物也都体积变大:青蛙如牛蛙,麻雀如老鹰,土鸡像火鸡……引来了无数好奇的观光食客与新闻媒体。然而,“所有食用过变异大动物的人,在三个月后,全都失明了”,而那个残存着孔子、孙中山、美国自由女神雕像的园林,“终于也要变成工厂了”。那些深具意涵的雕像全遭机器砸碎,左小龙于是决定:“环游亭林镇一圈,然后道别。”——道别之后何处去,韩寒留给读者思索。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一段漫长的救赎之路。这部小说谈了很多比环保更复杂的问题。地理背景换成亭新乡,叙述观点改为第一人称的“我”,交通工具是一辆1988出厂的破汽车。1988年,台湾歌星娃娃唱的《尘缘》(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曲)很流行,还在读小学的“我”则崇拜着“高大魁梧”、“血气方刚”、“总是能挺身而出”的邻居丁丁哥哥。要去友谊桥接朋友出狱的“我”,童年的梦想是做个“不死鸟”。“我”已三十岁,采访过不少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新闻,因不能适应“有偿新闻”的污染,愤而辞去记者工作,但“不死鸟”的梦想仍未死灭。出发第一天,住宿时有个芬兰浴技师来敲“我”的门。她坦承意外怀孕已三个月,兼做性服务是想多赚点钱把孩子生下来,并想去找她猜想是孩子爹的孙老板,听说他住在318国道末端的城市。这个叫娜娜的小姐,从此一路相随。千里迢迢抵达终点,“我”接到的是朋友的骨灰包。回程途中,娜娜还没找到孙老板,“我”看她身体有异,送她到医院检查,她获知结果后不知所踪。
韩寒的肩上没有“反右”与“文革”的政治苦难,作品不像他的前行代作家那么沉重与沉痛。他的小说特色是语气闲散、可读性高、故事人物与诉求议题能相呼应。但闲散不能等同于松散。他的叙述语句有时过于松散,成为结构败笔。
另外,这两部长篇的男主角不止追求个人梦想,也有救人救世的英雄性格。但英雄不是凭空而降,形成背景必须清晰且合理。《他的国》里的左小龙,从未提到其父母和家人,第72页却突然出现:“他想到,自己的亲哥哥麦大麦对自己说过……他恨不能对他消失不见的哥哥说一句。”孤零零的两句,对“左小龙”的亲哥哥为何叫“麦大麦”,为何消失不见,竟无丝毫的延伸叙述;好像这亲哥哥是路边的石头,看一眼就冷漠闪过。
韩寒的机智颇像当年的王朔。甚至他的小说语句,也有些王朔式的流气,如“温饱思淫欲,淫完搞文艺”(《他的国》81页)。类似的语句越多,小说整体的美感就越少。仿佛一套西装喷上了墨水花,韩寒难道喜欢穿这样的西装出门吗?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28岁还很年轻。未来的韩寒是否能在喧哗中沉潜自我,写出更深厚饱满的小说,这是两岸文坛与出版界的期待,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大挑战。——毕竟,作品的量多,未必代表作品的质好;小说的幽微铺陈,也与博客的直面论述不同。社会群众崇拜的也许是“意见领袖”韩寒,文学读者则将以更清澈的眼光检验韩寒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著,台湾大块文化公司,2010年11月)
28岁的韩寒,2010年8月至12月陆续在台湾出版了四本书:小说《他的国》《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杂文《青春》《出发》。一个大陆作家密集地在台湾出版四本书确非寻常(台湾作家也少有此密度),而且每本发行量少者近万册,多者万余册,显见“韩寒现象”已从大陆延烧至台湾,有了基本读者群。
韩寒以长篇小说《三重门》成名,这本抨击教育制度的成长小说2002年在台出版。出道迄今11年,韩寒出版了17本书,近几年更因博客点阅率高及屡获赛车冠军等事迹,成为大陆知名度颇高的青年偶像。
在韩寒之前,大陆也曾有三个作家红火一时,但作品延烧至台湾后境遇有别。其一是1988年后掀起“王朔现象”的王朔,由于其小说有浓厚的京油味与痞子味,不为台湾读者所喜,市场反应平淡。其二是苏晓康。其三是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系列。前述三个作家和韩寒的许多前辈作家一样,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政治历练,作品的氛围紧绷、沉重,人物迭遭剧变,故事几乎都以悲惨的结尾收场。但韩寒的时代与他们已迥然不同。对于早前的政治苦难,他采取擦边球的叙述角度;比起前行代作品的沉重,他的小说主旋律显得较为轻缓而活泼。
韩寒1982年出生时,改革开放政策已获确立,并在他成长受教育的年代开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国上下努力搞活经济,人民生活改善了,政治气氛也由紧转松,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屡遭破坏。《他的国》与《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都环绕着上述的生活背景与延伸而出的社会议题,以闲散的笔调书写小人物的闲散梦想,在旁敲侧击或冷嘲热讽的叙述与对白中进行现实批判。
韩寒虽以网络博客闻名,但他这两部长篇的题材都贴近生活现实,没有网络世界那些空幻缥缈的神鬼传奇。他擅用幽默的语法嘲讽自我与嘲讽世界,也在字里行间“绵里藏针”,隐藏敏感的社会意涵,让识者会心一笑或心里一紧。他的嘲讽充满80后愤青的不屑。这样的智慧与功力,在80后的两岸作家里也是少有的。
《他的国》是一出工业污染荒谬剧,背景在韩寒的家乡亭林镇。亭林镇人口不足十万,却是“工业强镇”。他自称《他的国》书名来自纪念切·格瓦拉的一篇文章——《他的国,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书以全知观点进行,连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郭敬明的出版人黎波、韩寒自己的杂文集《毒》都在这个“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污染故事里扮演反讽的要角。
《他的国》男主角是自诩为“孤胆英雄”的左小龙,在亭林镇一个荒废的雕塑园任管理员。那片广大的园林原拟成立“亚洲最大的雕塑园”,却因资金没到位而停摆。左小龙闲来没事,喜欢和切·格瓦拉一样骑着摩托车四处游荡。除了举发噪音、环保问题,他也发现工厂废水污染导致龙泉河的小龙虾“长到了普通小龙虾的三倍大”。后来波波印刷厂用特种纸张印韩寒的《毒》,接触到印刷厂废水的动物也都体积变大:青蛙如牛蛙,麻雀如老鹰,土鸡像火鸡……引来了无数好奇的观光食客与新闻媒体。然而,“所有食用过变异大动物的人,在三个月后,全都失明了”,而那个残存着孔子、孙中山、美国自由女神雕像的园林,“终于也要变成工厂了”。那些深具意涵的雕像全遭机器砸碎,左小龙于是决定:“环游亭林镇一圈,然后道别。”——道别之后何处去,韩寒留给读者思索。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一段漫长的救赎之路。这部小说谈了很多比环保更复杂的问题。地理背景换成亭新乡,叙述观点改为第一人称的“我”,交通工具是一辆1988出厂的破汽车。1988年,台湾歌星娃娃唱的《尘缘》(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曲)很流行,还在读小学的“我”则崇拜着“高大魁梧”、“血气方刚”、“总是能挺身而出”的邻居丁丁哥哥。要去友谊桥接朋友出狱的“我”,童年的梦想是做个“不死鸟”。“我”已三十岁,采访过不少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新闻,因不能适应“有偿新闻”的污染,愤而辞去记者工作,但“不死鸟”的梦想仍未死灭。出发第一天,住宿时有个芬兰浴技师来敲“我”的门。她坦承意外怀孕已三个月,兼做性服务是想多赚点钱把孩子生下来,并想去找她猜想是孩子爹的孙老板,听说他住在318国道末端的城市。这个叫娜娜的小姐,从此一路相随。千里迢迢抵达终点,“我”接到的是朋友的骨灰包。回程途中,娜娜还没找到孙老板,“我”看她身体有异,送她到医院检查,她获知结果后不知所踪。
韩寒的肩上没有“反右”与“文革”的政治苦难,作品不像他的前行代作家那么沉重与沉痛。他的小说特色是语气闲散、可读性高、故事人物与诉求议题能相呼应。但闲散不能等同于松散。他的叙述语句有时过于松散,成为结构败笔。
另外,这两部长篇的男主角不止追求个人梦想,也有救人救世的英雄性格。但英雄不是凭空而降,形成背景必须清晰且合理。《他的国》里的左小龙,从未提到其父母和家人,第72页却突然出现:“他想到,自己的亲哥哥麦大麦对自己说过……他恨不能对他消失不见的哥哥说一句。”孤零零的两句,对“左小龙”的亲哥哥为何叫“麦大麦”,为何消失不见,竟无丝毫的延伸叙述;好像这亲哥哥是路边的石头,看一眼就冷漠闪过。
韩寒的机智颇像当年的王朔。甚至他的小说语句,也有些王朔式的流气,如“温饱思淫欲,淫完搞文艺”(《他的国》81页)。类似的语句越多,小说整体的美感就越少。仿佛一套西装喷上了墨水花,韩寒难道喜欢穿这样的西装出门吗?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28岁还很年轻。未来的韩寒是否能在喧哗中沉潜自我,写出更深厚饱满的小说,这是两岸文坛与出版界的期待,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大挑战。——毕竟,作品的量多,未必代表作品的质好;小说的幽微铺陈,也与博客的直面论述不同。社会群众崇拜的也许是“意见领袖”韩寒,文学读者则将以更清澈的眼光检验韩寒的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著,台湾大块文化公司,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