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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受难”、“牺牲”获得“救赎”是战后犹太作家经常描绘的一类文学人物，受难、牺牲以救赎他人、救赎自我的意识也成为犹太人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美国犹太小说家在其作品中以或“写实”、或“意象化”的方式探索着人类生命中的负罪、牺牲与救赎所呈现的问题，刻画出一个个形象各异的、祈求以“牺牲”获得“救赎”的“受难者”文学人物形象。
关键词：美国犹太小说牺牲—救赎受难者
引言
“牺牲—救赎”是犹太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宗教神学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人对上帝负罪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旧约·圣经》的犹太布教书《米德拉西》就宣扬弥赛亚诞生于犹太神殿的毁灭之日，因此就有了“苦难”（或牺牲）与被“救赎”这样的观点，即通向天国的道路荆棘丛生，人必须要受尽各种磨难与挫折，抑或堕落，才能盼得弥赛亚的降临。受难是犹太人以牺牲获得救赎一种重要现世、现实方式。美国犹太作家在其小说中以各自的方式刻画出一个个以牺牲求救赎的受难者的文学人物形象。
一“受难”的“傻瓜”形象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文坛上出现的诸多犹太作家，艾·巴·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等均以写实的手法记述了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境遇、文化变迁和对犹太性的坚持，同时，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类“傻气”、常被捉弄、逆来顺受、又惯于自我解嘲的“傻瓜”型“受难者”、“牺牲者”文学人物形象。这类人物通常都是犹太文学中的“小人物”、“反英雄”、“异化人”,甚至是“局外人”、“边缘人”。他们都受尽生活的磨难，但常常是性情纯真、善良质朴，总是善意地看待事物、信任他人、信任世界，毫无抱怨地接受命运、他人对自已的安排和不公待遇，“傻傻”地以忍受苦难和行善期望受到了上帝的特殊眷顾与恩宠，救赎他人和自己。
“傻瓜”型的“受难者”这一人物类型，是艾·巴·辛格的作品中最富有犹太性、最典型、最重要的人物类型之一。《傻瓜吉姆佩尔》主人公吉姆佩尔是个孤儿。在学校里，周围的人送给他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亚麻头、呆子、苦人儿、笨蛋和傻瓜。”虽然知道别人在撒谎，但每次到头来他仍说服自己相信，因为他认为，“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而且，拉比也告诉他，“做一生的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吉姆佩尔便把这番告诫信奉为座右铭。
镇里的人联合起来，强迫吉姆佩尔娶了镇上的妓女埃尔卡为妻，那时她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婚后埃卡尔仍然欺骗他，跟镇上别的男人私通，之后还常常跟她的孩子打吉姆佩尔，但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傻性”，他告诫自己：“今天你不相信你的老婆，明天你就会不相信上帝。”吉姆佩尔二十年婚姻生活的“受难”与“牺牲”，最终“救赎”了埃尔卡堕落、丑恶的灵魂。临死前，埃尔卡向吉姆佩尔坦白了自己的罪过，并恳求他对自己的宽恕。
傻瓜吉姆佩尔在人世间的欺骗中，始终保持自己纯朴、善良的美好品质，一心向善，逆来顺受地忍受种种磨难，普阅人生众生相，不仅救赎了他人，同时提升了自我、救赎了自我，最终，“傻瓜吉姆佩尔”成为“智者吉姆佩尔”。
二“受难”的“倒霉蛋”形象
“受难”的“倒霉蛋”这一文学小人物形象在许多二战后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马拉默德的作品《伙计》中的莫里斯就是受苦受难的犹太人中的一个典型。小说主人公莫里斯·鲍勃是一个年过花甲的犹太移民。他在纽约市开了一家小杂货店，辛辛苦苦经营了21年，但却一直生意惨淡，勉强维持生计。21年辛苦劳作、每天16个小时被“禁锢”在狭长、阴湿、昏暗、类似坑道的小杂货店里，让鲍勃的身体变得十分的羸弱、疾病缠身。尽管莫里斯已经濒临破产，难以维持生计，但他还是赊账给社区“醉婆娘”的女儿，而且“没存过收回的希望”。
当发现弗兰克无家可归时，莫里斯不顾妻子的反对把他收留了下来。但弗兰克却伙同其他人抢劫莫里斯的杂货店，莫里斯后来虽然发现了弗兰克的抢劫者身份，但他并没有揭穿，而是默默地原谅了弗兰克。弗兰克在杂货店当伙计的期间，偷吃过店里的面包，偷过莫里斯的钱，还偷窥莫里斯的女儿海伦洗澡，甚至后来对海伦施暴。弗兰克一再使莫里斯失望，但莫里斯却总能以巨大、坚忍的毅力去接受、承担遭遇的一切苦难，信念坚定，忠实、和善地对待生活。弗兰克·阿尔品的良知终于因莫里斯·鲍伯的“牺牲”良知被唤醒，他去行了“割礼”，“成了犹太人”（马拉默德，2008：232），灵魂得到了“救赎”。对于莫里斯来说，“受苦”是为了得到“赎救”：既赎救“受苦者”本人，又在不同程度上赎救“受苦者”为其受苦的人。
当弗兰克问莫里斯为什么受苦时，莫里斯平心静气地回答：“我为你而受苦”，这句话蕴含着深意。如果从莫里斯的“人子”身份来看，他便是耶稣的化身。耶稣作为圣子，来到世上为人类“赎罪”，作为耶稣的化身，莫里斯也深陷贫穷的苦难之中，受尽各种磨难，为自己身边的人“受苦”，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魏啸飞：2009:169）在马拉默德看来，世俗的犹太人想保持犹太身份和传承“犹太性”，就要以坚忍的毅力去承受“苦难”，做出必要的“牺牲”。“受苦”或“牺牲”具有残酷、血淋淋，但却积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对于“苦难者”或“牺牲者”的“赎救”作用。
三“受难”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受难”抑或“牺牲”不仅仅是历来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也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命运程式：在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下，潜藏着一股股暗流，混乱和邪恶充斥着这个堕落的世界，战争和屠杀只不过是种极端的爆发。从单纯意义上讲，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笔下一个个的“受难者”并非仅仅只有种族歧视的“牺牲者”、世界的“仇恨者”、抱怨不幸人生命运的“怨天尤人者”，还有“人文主义者”。
完全走向现代主义的索尔·贝娄对犹太人“牺牲—救赎”的命运程式的认知及象征化的处理与马拉默德较“直接”的描写不同。贝娄以其特有的哲学气质，对传统犹太人“牺牲—救赎”的命运进行了一种形而上性的处理，使其有了对一般人类命运的思考。
贝娄的长篇小说《赫佐格》着重描绘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动乱及各种不安定因素给人们，尤其是“人文主义者”带来的精神及肉体上的痛苦，表现了贝娄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刻关注和思考。
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大学教授赫佐格试图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出去，因为他陷入了人际关系的巨大漩涡之中：他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而结束；他的第二任妻子竟与他的一个好友同居，婚姻带给他巨大的伤害，而他在以后与其他女人交往的过程也都不顺利。不但如此，他在与同性交往时，也总是四处碰壁。心理医生对他物化，对他采取了“我-它”的态度和方式；好友更是毫不顾及赫佐格的感受；法官、警察、律师等也都只当他为工作的对象，人与人之间推心置腹、赤诚相见的“我-你”关系完全不属于赫佐格的世界，至于他的个人感情和思想意识，更是没有人会去关注。
另外，马拉默德的《基铺怨》，E·L·多克托罗的《丹尼尔之书》，以及索尔·贝娄的《受害者》等无一例外表达了这一人文主义者的观点。纵然现实很残酷，他们笔下“人文主义者”却在默默忍受苦难中，领悟到了犹太人生命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表现出这代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辛酸经历和他们在苦难中坚定不渝地追求以“受难”、“牺牲”以求“救赎”的道德法则及心路历程。
四犹太女性——犹太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者”与“救赎者”
在犹太教看来，女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像男性一样学习新事物，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有自己的感情，不能走出家庭，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她们唯一的事情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犹太女性作为犹太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者”与“救赎者”的人物形象在多个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都可见到。
著名美国犹太女作家欧茨的“牺牲—救赎”观与马拉默德作品宣扬的“只有爱才能照亮世界”的犹太救赎观，以及索尔·贝娄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救赎观不同。欧茨从战争、暴力等受害者的经历去寻求犹太身份的认同，进而展现犹太女性性别、种族——处于主流文化包围之下“他者”的苦难情感历程。《掘墓人的女儿》中瑞贝卡的一生就是犹太弱者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求主体位置的一生。
作品着重表述了瑞贝卡作为犹太女性的双重弱者地位，女性主义的印记在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父亲曾对瑞贝卡说：“你是在这里（美国）出生的，他们不会伤害你。”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相反，瑞贝卡的世界既有种族歧视的伤害，也见证了诸多男性的暴力行为。
在小说的开端，成年后的瑞贝卡被一位举止文雅的男士所蒙蔽，两人开始交往。到小说结尾，瑞贝卡才得知他是一个连环杀手，令她不寒而栗；而在瑞贝卡的童年时期，父亲在变故后性情大变，家庭中不时出现因争吵引发的冲突，继而将母亲安娜枪杀；成家后，瑞贝卡又遭受丈夫无端的殴打，居无定所的窘迫生活带来的生存压力等都让她难以承受。一连串的打击与灾难纷至沓来，将瑞贝卡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击得粉碎，伤口永远难以愈合，而她所能做的只是一次次的逃离，把秘密深藏心底。犹太女性的弱势地位一目了然。
在辛格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女性人物，她们或固守犹太传统，忠贞坚定，深为犹太传统文化的崇洋；或遭受犹太宗教的压抑，精神抑郁，自杀身亡；或饱受“二战”的创伤，精神迷失，不知所终。从这些女性人物的影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犹太女性在犹太历史上所经历的各种经历和遭遇；同时，还可以看出“她们对犹太男人精神成长、事业成功的作用以及她们为维系犹太社区的生存或稳定所作出的牺牲”。
结语
犹太人遵循上帝的旨意，在自己的超验生活和经验生活中，默默地接受一份份的“苦难”和一次次的“牺牲”，似乎这些“苦难”和“牺牲”业已成为他们在生活中必须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一份使命，换言之，接受、忍受“苦难”已成为犹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于人生的认知方式，一种沉淀到犹太民族“潜意识”中的具有代表意义的犹太式的人生观、文化传统。受难的犹太主人公可能是个“傻瓜”，可能是“倒霉蛋”，可能是“人文主义者”，也可能是犹太女性，但他们不退缩，不玩世不恭，不消隐自身，心中怀抱信仰，相信人生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的胜利，变成了一个个活的“牺牲—救赎”的符号。
关键词：美国犹太小说牺牲—救赎受难者
引言
“牺牲—救赎”是犹太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宗教神学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人对上帝负罪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旧约·圣经》的犹太布教书《米德拉西》就宣扬弥赛亚诞生于犹太神殿的毁灭之日，因此就有了“苦难”（或牺牲）与被“救赎”这样的观点，即通向天国的道路荆棘丛生，人必须要受尽各种磨难与挫折，抑或堕落，才能盼得弥赛亚的降临。受难是犹太人以牺牲获得救赎一种重要现世、现实方式。美国犹太作家在其小说中以各自的方式刻画出一个个以牺牲求救赎的受难者的文学人物形象。
一“受难”的“傻瓜”形象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文坛上出现的诸多犹太作家，艾·巴·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等均以写实的手法记述了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境遇、文化变迁和对犹太性的坚持，同时，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类“傻气”、常被捉弄、逆来顺受、又惯于自我解嘲的“傻瓜”型“受难者”、“牺牲者”文学人物形象。这类人物通常都是犹太文学中的“小人物”、“反英雄”、“异化人”,甚至是“局外人”、“边缘人”。他们都受尽生活的磨难，但常常是性情纯真、善良质朴，总是善意地看待事物、信任他人、信任世界，毫无抱怨地接受命运、他人对自已的安排和不公待遇，“傻傻”地以忍受苦难和行善期望受到了上帝的特殊眷顾与恩宠，救赎他人和自己。
“傻瓜”型的“受难者”这一人物类型，是艾·巴·辛格的作品中最富有犹太性、最典型、最重要的人物类型之一。《傻瓜吉姆佩尔》主人公吉姆佩尔是个孤儿。在学校里，周围的人送给他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亚麻头、呆子、苦人儿、笨蛋和傻瓜。”虽然知道别人在撒谎，但每次到头来他仍说服自己相信，因为他认为，“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而且，拉比也告诉他，“做一生的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吉姆佩尔便把这番告诫信奉为座右铭。
镇里的人联合起来，强迫吉姆佩尔娶了镇上的妓女埃尔卡为妻，那时她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婚后埃卡尔仍然欺骗他，跟镇上别的男人私通，之后还常常跟她的孩子打吉姆佩尔，但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傻性”，他告诫自己：“今天你不相信你的老婆，明天你就会不相信上帝。”吉姆佩尔二十年婚姻生活的“受难”与“牺牲”，最终“救赎”了埃尔卡堕落、丑恶的灵魂。临死前，埃尔卡向吉姆佩尔坦白了自己的罪过，并恳求他对自己的宽恕。
傻瓜吉姆佩尔在人世间的欺骗中，始终保持自己纯朴、善良的美好品质，一心向善，逆来顺受地忍受种种磨难，普阅人生众生相，不仅救赎了他人，同时提升了自我、救赎了自我，最终，“傻瓜吉姆佩尔”成为“智者吉姆佩尔”。
二“受难”的“倒霉蛋”形象
“受难”的“倒霉蛋”这一文学小人物形象在许多二战后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马拉默德的作品《伙计》中的莫里斯就是受苦受难的犹太人中的一个典型。小说主人公莫里斯·鲍勃是一个年过花甲的犹太移民。他在纽约市开了一家小杂货店，辛辛苦苦经营了21年，但却一直生意惨淡，勉强维持生计。21年辛苦劳作、每天16个小时被“禁锢”在狭长、阴湿、昏暗、类似坑道的小杂货店里，让鲍勃的身体变得十分的羸弱、疾病缠身。尽管莫里斯已经濒临破产，难以维持生计，但他还是赊账给社区“醉婆娘”的女儿，而且“没存过收回的希望”。
当发现弗兰克无家可归时，莫里斯不顾妻子的反对把他收留了下来。但弗兰克却伙同其他人抢劫莫里斯的杂货店，莫里斯后来虽然发现了弗兰克的抢劫者身份，但他并没有揭穿，而是默默地原谅了弗兰克。弗兰克在杂货店当伙计的期间，偷吃过店里的面包，偷过莫里斯的钱，还偷窥莫里斯的女儿海伦洗澡，甚至后来对海伦施暴。弗兰克一再使莫里斯失望，但莫里斯却总能以巨大、坚忍的毅力去接受、承担遭遇的一切苦难，信念坚定，忠实、和善地对待生活。弗兰克·阿尔品的良知终于因莫里斯·鲍伯的“牺牲”良知被唤醒，他去行了“割礼”，“成了犹太人”（马拉默德，2008：232），灵魂得到了“救赎”。对于莫里斯来说，“受苦”是为了得到“赎救”：既赎救“受苦者”本人，又在不同程度上赎救“受苦者”为其受苦的人。
当弗兰克问莫里斯为什么受苦时，莫里斯平心静气地回答：“我为你而受苦”，这句话蕴含着深意。如果从莫里斯的“人子”身份来看，他便是耶稣的化身。耶稣作为圣子，来到世上为人类“赎罪”，作为耶稣的化身，莫里斯也深陷贫穷的苦难之中，受尽各种磨难，为自己身边的人“受苦”，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魏啸飞：2009:169）在马拉默德看来，世俗的犹太人想保持犹太身份和传承“犹太性”，就要以坚忍的毅力去承受“苦难”，做出必要的“牺牲”。“受苦”或“牺牲”具有残酷、血淋淋，但却积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对于“苦难者”或“牺牲者”的“赎救”作用。
三“受难”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受难”抑或“牺牲”不仅仅是历来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也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命运程式：在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下，潜藏着一股股暗流，混乱和邪恶充斥着这个堕落的世界，战争和屠杀只不过是种极端的爆发。从单纯意义上讲，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笔下一个个的“受难者”并非仅仅只有种族歧视的“牺牲者”、世界的“仇恨者”、抱怨不幸人生命运的“怨天尤人者”，还有“人文主义者”。
完全走向现代主义的索尔·贝娄对犹太人“牺牲—救赎”的命运程式的认知及象征化的处理与马拉默德较“直接”的描写不同。贝娄以其特有的哲学气质，对传统犹太人“牺牲—救赎”的命运进行了一种形而上性的处理，使其有了对一般人类命运的思考。
贝娄的长篇小说《赫佐格》着重描绘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动乱及各种不安定因素给人们，尤其是“人文主义者”带来的精神及肉体上的痛苦，表现了贝娄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刻关注和思考。
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大学教授赫佐格试图从现实生活中逃离出去，因为他陷入了人际关系的巨大漩涡之中：他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而结束；他的第二任妻子竟与他的一个好友同居，婚姻带给他巨大的伤害，而他在以后与其他女人交往的过程也都不顺利。不但如此，他在与同性交往时，也总是四处碰壁。心理医生对他物化，对他采取了“我-它”的态度和方式；好友更是毫不顾及赫佐格的感受；法官、警察、律师等也都只当他为工作的对象，人与人之间推心置腹、赤诚相见的“我-你”关系完全不属于赫佐格的世界，至于他的个人感情和思想意识，更是没有人会去关注。
另外，马拉默德的《基铺怨》，E·L·多克托罗的《丹尼尔之书》，以及索尔·贝娄的《受害者》等无一例外表达了这一人文主义者的观点。纵然现实很残酷，他们笔下“人文主义者”却在默默忍受苦难中，领悟到了犹太人生命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表现出这代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辛酸经历和他们在苦难中坚定不渝地追求以“受难”、“牺牲”以求“救赎”的道德法则及心路历程。
四犹太女性——犹太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者”与“救赎者”
在犹太教看来，女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像男性一样学习新事物，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有自己的感情，不能走出家庭，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她们唯一的事情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犹太女性作为犹太传统宗教文化的“牺牲者”与“救赎者”的人物形象在多个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都可见到。
著名美国犹太女作家欧茨的“牺牲—救赎”观与马拉默德作品宣扬的“只有爱才能照亮世界”的犹太救赎观，以及索尔·贝娄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救赎观不同。欧茨从战争、暴力等受害者的经历去寻求犹太身份的认同，进而展现犹太女性性别、种族——处于主流文化包围之下“他者”的苦难情感历程。《掘墓人的女儿》中瑞贝卡的一生就是犹太弱者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求主体位置的一生。
作品着重表述了瑞贝卡作为犹太女性的双重弱者地位，女性主义的印记在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父亲曾对瑞贝卡说：“你是在这里（美国）出生的，他们不会伤害你。”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相反，瑞贝卡的世界既有种族歧视的伤害，也见证了诸多男性的暴力行为。
在小说的开端，成年后的瑞贝卡被一位举止文雅的男士所蒙蔽，两人开始交往。到小说结尾，瑞贝卡才得知他是一个连环杀手，令她不寒而栗；而在瑞贝卡的童年时期，父亲在变故后性情大变，家庭中不时出现因争吵引发的冲突，继而将母亲安娜枪杀；成家后，瑞贝卡又遭受丈夫无端的殴打，居无定所的窘迫生活带来的生存压力等都让她难以承受。一连串的打击与灾难纷至沓来，将瑞贝卡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击得粉碎，伤口永远难以愈合，而她所能做的只是一次次的逃离，把秘密深藏心底。犹太女性的弱势地位一目了然。
在辛格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女性人物，她们或固守犹太传统，忠贞坚定，深为犹太传统文化的崇洋；或遭受犹太宗教的压抑，精神抑郁，自杀身亡；或饱受“二战”的创伤，精神迷失，不知所终。从这些女性人物的影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犹太女性在犹太历史上所经历的各种经历和遭遇；同时，还可以看出“她们对犹太男人精神成长、事业成功的作用以及她们为维系犹太社区的生存或稳定所作出的牺牲”。
结语
犹太人遵循上帝的旨意，在自己的超验生活和经验生活中，默默地接受一份份的“苦难”和一次次的“牺牲”，似乎这些“苦难”和“牺牲”业已成为他们在生活中必须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一份使命，换言之，接受、忍受“苦难”已成为犹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于人生的认知方式，一种沉淀到犹太民族“潜意识”中的具有代表意义的犹太式的人生观、文化传统。受难的犹太主人公可能是个“傻瓜”，可能是“倒霉蛋”，可能是“人文主义者”，也可能是犹太女性，但他们不退缩，不玩世不恭，不消隐自身，心中怀抱信仰，相信人生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的胜利，变成了一个个活的“牺牲—救赎”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