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游艺活动中属于体育性质的运动已经在上篇进行了专题探究，对于下篇将集中探讨契丹族开展的游艺性质的活动。契丹族的日常生活较为丰富，除了消耗体力的打猎、射箭和马球等运动，契丹族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在室内进行的游艺活动，如棋类游戏等。在这一部分将集中论述契丹族丰富的棋类游戏和观赏类的游艺活动。
　　●   棋类游艺活动
　　1.围棋
　　围棋为我国古代君子六艺之一，它根植于中原沃土，向四周传播，亚洲各国几乎都受到我国围棋文化的影响，甚至不少东亚、南亚国家现在仍然热衷于围棋这种棋类游戏。辽代的契丹族人亦是如此，他们开放包容、广泛汲取中原文化，围棋无疑是契丹族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具体体现。《契丹国志》中有：“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洗鹰。”（1）从史料的记载中体现出契丹人在游牧过程中的娱乐生活，他们在毡帐旁简易的场地上“手谈”，既表明了契丹族对于围棋的热爱，也表明了他们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全辽文》中《耶律琼神道碑》记载了一位契丹族雅士耶律琼“逮至天授、天顺二帝之朝，优游自得，不拘官爵，而乐之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丘。”（2）这位耶律琼就是位喜爱围棋的契丹贵族。契丹族从建国后开始逐渐汉化，到了中期汉化基本完成，“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3）在这样包容的辽代大环境下契丹族围棋活动越来越兴盛，不少契丹贵族热衷于下围棋，他们在死去之后在墓室壁画中也绘制有围棋图陪伴自己长眠，不仅如此，许多辽代契丹贵族还随葬有围棋实物，如赤峰博物馆藏辽代围棋就是契丹族喜爱围棋活动的实证。这副围棋为1965年内蒙古赤峰市毛布沟辽墓出土，共有棋子95枚，每枚棋子形制规整，分为黑白二色，用铁框棋篮盛装，可惜没有棋盘一起出土，棋子也略有散佚。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现有辽代围棋，这也成为研究辽代围棋文化的窗口。
　　2.双陆
　　双陆也是契丹族喜爱的一种游艺活动，相较于围棋，双陆的博弈性质更强。其发展历史较早，关于来源有本土说，也有西来说，两种说法各有依据，至今未有定论。契丹在唐时渐渐内附，随着与唐朝的频繁交往，他们将双陆学了过去，使得双陆在契丹族地区流传开来。史书中也记载了萧太后击打双陆的史实，“丁酉，契丹萧太后如韩德让帐，厚加赏赉，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4）由此可知当时很多大臣应该都喜爱并很擅长击打双陆，否则不可能“分朋双陆”还能“以尽欢”。到了兴宗时候双陆之风更盛，《辽史》中也记载有兴宗和太弟重元之间的城邑棋局，“又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一日复博，罗衣（伶官）轻指其局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帝始悟，不复戏。 ”（5）这些史料表明契丹族尤其是上层贵族对待中原的文化是包容兼收的，不仅在典章礼法，且在娱乐游艺上也渐渐向汉族士大夫靠拢。当前出土的辽代契丹族的双陆实证不少，从内蒙到辽宁都有双陆出土，表明了在辽代契丹族统治的疆域内双陆的流传状况，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双陆博弈的热爱。赤峰地区作为契丹族的龙兴之地，经过考古和史料的互证，也是辽代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目前也发现有辽代双陆棋子，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契丹族上层对于它的热爱，同时也给今人还原了辽代双陆的真实面貌。
　　3.象棋
　　象棋为我国古代典型的游艺活动，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较成熟的棋类游戏。《楚辞》中就有象棋之名和玩法的介绍，随着朝代更迭象棋在下法和棋子、棋盘形制上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如楚河汉界这是汉代之后才增加的內容。象棋发展到了宋代基本定型化，契丹族也在与唐、宋的交流中吸收了象棋这种古老的棋艺活动，而赤峰博物馆藏辽代象棋无疑是契丹族学习象棋文化的实证。这副象棋共有棋子30枚，略有散佚，棋盘可能为木制所以没有流传于世。通过这副象棋可以想见当时的契丹族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游艺活动的多样性。
　　●   具有赌博性质的游艺活动
　　1.叶格子戏
　　叶格子戏属游艺活动的一种，它的材质或为木质或纸质，但应该较薄，否则不能称之为“叶”，且还得具备一定的硬度。《辽史》中有：“穆宗应历十九年（969）春正月‘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6）表明当时叶格子戏已成为比较常见的游艺活动。《全辽诗话》收录的《陆长春辽宫词》中亦云：“闲铺叶格花间戏，输去同心七宝钗。”（7）叶格子戏论输赢，较为吸引人参与其中。赤峰博物馆藏辽代后唐德妃墓出土文物中就有博具筹码，有可能是当时契丹贵族之间在玩叶格子戏或双陆时计算输赢的筹码。契丹族豪爽、喜宴饮聚会，酒酣之时，这些带有“博”性质的游戏也许就是契丹族用于助兴的游艺活动。
　　2.掷骰子
　　掷骰子（即色子）的游戏，从古至今都较受人们的欢迎。骰子的产生历史也较早，其源头很可能是历史上的“樗蒲”简化而来。樗蒲是在我国古代六博（赌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名掷卢，玩法像是掷骰子，但远比骰子要复杂得多，相传为“老子如西戎，造樗蒲。樗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为樗蒲卜。”（8）可见樗蒲根源在于西戎，最初用于占卜，也许是在传入之后吸收了六博的特点，发展成了樗蒲，蒲即博也，点明了樗蒲的性质就是赌博。但樗蒲也因玩法复杂，只能流行于上层贵族，对于下层民众和北方游牧民族来说难以掌握，于是在流传中继续简化，很可能最后简化成了骰子，保留了掷出大小取胜的简便玩法，进而在下层民众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广为流传。到了辽代晚期，“帝（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9）各自掷骰子证明当时的契丹官场内部这种游艺已经普及，所以人人擅长，成为了契丹族不可或缺的游艺活动之一。
　　●   观赏类游艺活动
　　除了亲自参与的游艺活动，契丹族也有很多观赏类的游艺活动，如杂耍、驯兽等都是契丹族较为喜爱的。辽代杂技种类众多，比较庞杂，从《辽史》或出土的辽墓壁画和存世辽代文物的纹饰上可知的辽代杂耍类游艺活动就有鱼龙曼衍戏、驯象、驯猴、驯虎、驯狮等观赏项目。 　　1.杂耍类
　　鱼龙曼衍戏，类似于幻术，《辽史》中记载辽圣宗于太平元年（1021）十月“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10）一个“再幸”突出了辽圣宗对于此戏法的喜爱。鱼龙曼衍戏法在我国汉代时候就是一个很成熟的戏法，《汉书》记载有“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户、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11）经过一千年的发展在辽代时期发展得更为成熟，也变得更具观赏性。
　　跳丸、武术、缘竿类。此类杂耍大都源于中国本土，属中原地区传入进而在辽地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像是武术类为辽地本来就有的。中原地区的杂耍技艺和契丹民族本身所特有的杂技与周边部族、属国的技艺在相互碰撞中发展出新的技艺特色，使得这些杂技在表演方面更上一层，进而在北地广受欢迎。
　　2.驯兽类
　　驯兽是传统的马戏表演，它因惊险、刺激备受人们欢迎。在我国古代发展最早的驯兽表演应属驯猴。猴子机灵、活泼，又是中国本土较为普遍的一个种群，其本就聪慧，稍加驯化就能表演。在契丹族游牧地区也应分布有猴子族群，所以驯猴有可能契丹族本身就有，只是不如中原地区技法多样而已。但是大象、狮子却不是契丹族属地所特有的动物。狮子多通过西域一带输入，大抵是在契丹族控制西域诸国，由西域胡商带入或是西域诸国进贡而来。驯象源于宋朝馈赠，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正月“辛巳，宋遣使來贺，馈驯象。”（12）赤峰巴林右旗庆州白塔上也刻绘有西域胡人牵象的场景，表明在辽代时驯象极可能有两种输入方式，一种是宋地传入，一种是西域地区传入，无论是哪种传入方式都在辽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否则不会在佛塔上留下驯象的身影。同时，辽地还有驯虎表演，这在北京房山云居寺浮雕的伎乐图上已经得到实证。驯马，为辽地契丹族最擅长的一种杂耍。契丹族本就是游牧起家，马是生活中的伙伴，所以辽地马匹易寻，驯马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辽地还有许多的杂耍和驯兽表演，但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言。
　　总之，契丹族的日常活动十分丰富，既有体育性质的，也有游艺性质的，且在进行游艺活动时，契丹族男女老幼共同参与其中，甚至很多的契丹族女性成为游艺活动中的佼佼者。相信在今后随着更多考古资料问世，契丹族会有更多的游艺活动将被还原，进而让我们重新认识契丹族这个消失的民族。
　　 （作者工作于赤峰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辽文化）
　　注释：
　　（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26;
　　（2）陈述辑校，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85;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3412;
　　（4）（5）（6）（9）（10）（12）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页、第1480页、第87页、第1416页、第189页、第247页;
　　（7）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508 页;
　　（8）晋张华，博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页;
　　（1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93页。